那次跑步后的第二天早晨，我比平常早出门，绕到街区的另一头，搭乘另一辆公共汽车去镇上。我没有告诉自己这是为什么。晚上我还是坐这辆公共汽车回家。生平第一次，我没有走路看书。我没有走路。我还是没有告诉自己这是为什么。另一个变化是我也没有按时跑步。不得不这么做，万一他又出现在水库公园里呢。如果你认真跑步，是个跑长跑的人，来自某个地方、有某种信仰，那么你得硬着头皮把整个一大片区域都纳入你的计划路线，否则留给你的只有受宗教地缘限制的路线，这意味着你不得不绕着一片小得多的区域反复跑，才能得到差不多的运动效果。虽然我喜欢跑步，但兜圈子跑步单调乏味，会让我怀疑自己对跑步是否真有那么喜欢。所以我整整七天没有跑步，而且似乎永远都不会再跑了。直到有一天，我又抑制不住地想跑步。第七天晚上，我决定再去一次水库公园，这次让我的三姐夫陪我一起去。
三姐夫不像大姐夫。他比我大一岁，我从小就认识他：他疯狂锻炼身体，在街头疯狂斗殴，总之是个在各方面都很疯狂的人。我喜欢他。其他人也喜欢他。人们一旦适应了他，就会喜欢上他。他从来不说别人的闲话，从来不说下流话，不用下流话讥笑别人，他不讥笑任何人。他也不会问一些颐指气使、多管闲事的问题。实际上，他几乎不怎么提问。至于打架，这个男人只打男人，从来不打女人。在社区居民的眼里，他精神异常：他认为女人勇敢强悍，富有启发性，甚至是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形象。他认为女人应该和他激烈争吵，还应该或多或少地反对他——这想法很不寻常，却是他对女人不可撼动的准则之一。如果一个女人没有表现出神秘感或者如上品质，他对她会变得有些独裁，迫使她往那个方向改进。这样做他自己也难受，但是他深信：在他即兴施展的暴政的帮助下，她会想起自己是谁，愤怒地要求拿回自己被剥夺的不只是跟身体有关的东西。“那就不怎么平衡了。”这里的一些男人说，或许是这里的所有男人都这么说。“但如果非要存在某种不平衡，”这里的所有女人说，“那还是让他就这样继续下去比较好。”所以，他凭借对一切雌性生物非典型的高度尊重，在女人中深受欢迎，而且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受她们欢迎——这使他更受欢迎。这也带来了现实的好处——我是指给我，眼下正被送奶工纠缠不休的我——因为这里的所有女人都这么看待姐夫，不只是一个女人、两个女人，或者三个、四个女人。如果只是少数几个女人，除非她们和我们这里有权势的男人——我指我们这里的准军事组织——有关系，包括他们的妻子、母亲、骨肉皮，以及有其他某种关系的人，否则她们无法指挥公众行动，或引导公众形成对自己有利的看法。但是，如果当地妇女都联合起来，做她们极少会做的事情——站起来反对公民、社会或者当地的环境，就能展示出一种令人惊讶的可怕力量，致使其他一些通常被认为更可怕的力量反而别无选择，只能认真对待。这些女人会一同感激她们的支持者，这意味着她们会保护这个人。这就是他和女人的关系。至于他和这里的男人之间的关系——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大部分人也喜欢并尊重三姐夫。他惊人的体格以及对这个地区的男性斗殴准则出于本能的理解，为他赢得了他们的信赖，尽管他对女人的重视，在男人的眼里，已经到了极其疯狂的地步。因此，在这里，各种各样的人都接受他，我也一样。过去有段时间，我经常和他一起跑步，但后来有一天我不和他跑了。他的锻炼方式比我自己的锻炼方式更加暴虐。他的方式显然太急于求成、太勉为其难、太不符合客观规律。但如今我决定重新开始和他一起跑步，并不是因为送奶工会被他的体格吓退，会害怕姐夫找他打架。他确实不如姐夫年轻，也不如他强壮，可年轻和强壮不能说明一切，反而往往什么都说明不了。比如你要开枪，就不需要多年轻，也不需要能跑步，我确信送奶工轻而易举就能开枪。我认为是三姐夫的群众基础——无论男女都给予他的爱戴——或许能让送奶工望而却步。如果他对姐夫在我身边感到不满，那么他要面对的不仅是整个当地社区的谴责，他作为一名高级别、高威望的反政府者的声誉也会一落千丈。他会被赶出藏身之地，被赶到军队巡逻车会经过的道路上，就好像他不是一位带来深刻影响的英雄人物，而是与我们敌对的政府警察中的一员、来自海对岸的敌方士兵，甚至是来自马路对面与我们敌对的政府捍卫者准军事组织的成员。作为一名严重依赖当地社区的反政府派，我想他不会为了我让自己与社区产生隔阂。这就是我当时的计划，一个还不错的计划。这个计划让我充满信心，我很遗憾自己没能在七天六晚前就想到它。但至少我现在想到了，接下来就是实施计划。我穿上我的运动服，出发去三姐夫家。
三姐夫家就在去水库公园的路上。我到了那里，一切都跟预想的一样：姐夫穿着运动服，正在他家的花园小路上做热身运动。他喃喃地骂着脏话，我觉得他并没意识到自己在骂脏话。他先伸展右腿腓肠肌，接着伸展左腿腓肠肌，同时嘴里轻声骂着“操、操”。他伸展左右两条腿的比目鱼肌，同时又骂了更多的“操”。我还没跟他说我来了以及时隔多日我想重新开始和他一起跑步，他却先开口了。由于拉伸时需要全神贯注，他侧着脸对我说：“我们今天跑八英里。”“好的。”我说。“是八英里。”我令他震惊。我知道他以为我会皱着眉头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绝不该跑八英里，然后用某种将帝国主义的霸权和漂亮女性的迷人糅合在一起的方式，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要跑多少英里。可当时我的心思都在送奶工身上，不在乎跑多少英里。他挺起身子，看着我。“妹妹，你听见我说话了吗？我说的是九英里。十英里。不，十二英里，这就是我们要跑的距离。”又一次，他暗示我应该提出异议，跟他争辩。通常情况下，我早已顺从他的心意，但在那一刻，就算我们跑遍全国，直至最微弱的一声咳嗽——甚至是旁人的咳嗽——就能让我们腿软跌倒，我也无所谓。不过，我还是努力了一下。“啊，不行，姐夫，”我说，“不能是十二英里。”“好，”他说，“那么就十四英里。”很明显，我的努力还不够。更糟糕的是，我作为女人天性里无所谓的态度已经彻底惹恼了他。他紧紧地盯着我，也许在想我是不是病了之类的。我永远不会知道姐夫在想什么，但我知道他想的肯定不是他自己其实不想跑十四英里，也跑不了十四英里。无论对想要被反驳的他而言，还是对满脑子都是送奶工的我而言，全世界最无关紧要的就是跑多少英里了。我没有声色俱厉地逼迫他，这才是问题所在。他说：“我不喜欢逼迫别人。”这句话意味着接下来免不了一场旷日持久、实力悬殊的争吵。然而就在这时，他的妻子，也就是我的三姐，走上了花园小路。
“跑步!”她咕哝道。这个姐姐穿着细腿裤，踩着夹趾拖鞋，每个脚指甲都涂成了不同的颜色。当时，除了古埃及人，人人都把脚指甲涂成不同颜色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一杯布什米尔威士忌在她一只手里，一杯百加得朗姆酒在她另一只手里，她仍在犹豫第一口该喝哪杯。“你们两个杂种，”她说，“变态控制狂，鸡蛋里挑骨头的疯子——再怎么讲，哪种畜生会去跑步？”她说完就不管我们了，因为她的五个朋友出现在家门口。其中两个人一脚踹开小房子外面的小栅栏门。她俩腾不出手，因为怀里抱着一堆酒瓶子。另外三个人穿过树篱进来，这意味着树篱又被踩得乱七八糟。树篱很矮，只有一英尺高，我姐姐把它叫作“别致小景”，但其实它不可能别致，因为人们总是忘记它的存在，不是把它踢翻，就是把它压扁，姐姐的三个朋友眼下正在这么干。几个女人穿过树篱，踏上草坪。这片郁郁葱葱的草木，又一次被践踏，又一次被扯得变形。她们簇拥着走进小房子前，和往常一样，先要把我们两个跑步的人捉弄一番：从我俩身边经过时，轻轻地推得我俩没法儿继续拉伸肌肉——这是她们每次撞见我俩认真地摆出热身姿势时的传统惯例。在她们关上大门前，我俩终于跃过树篱，开始跑步。那时我已经闻到了从客厅里飘来的烟味，听到从那里传来的笑声和脏话，以及高举着酒瓶把酒倒进深深的杯子里的汩汩声。
我们沿着上游水库跑步，离我上次和送奶工一起沿着那里跑步已经过去了七天。三姐夫继续自顾自地轻声骂着脏话，而我依然留心着那个骚扰我的人有没有出现，尽管我并不想让那个人待在我的脑海。我想让准男友待在我的脑海，他之前一直待在那个地方，温暖舒适，直到送奶工给我带来的不安将他赶了出去。今天是星期二，等到我跑完步，晚上我就会去见他，到时候他也已经修补完了他最新到手的一辆老爷车。我把那辆车叫作“灰”，而他把它叫作银色的0-x-什么什么的。他把他修好的一辆白色汽车放在一边，立即腾出时间来拯救那辆灰色老爷车。不过，我上周二走进他的客厅时，地板上还放着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汽车部件。我说：“你把车放在地毯上。”他说：“没错，我知道，是不是很高明？”接着，他解释说他们所有人——指那些一起工作的小伙子——刚刚沉浸在一场**里，因为有一辆超级与众不同的汽车，出自某位能让人兴奋到产生幻觉的制造商之手，扔进了他们的修车铺中央，也扔进了他们的裤裆中央——“他们什么都不要!屁都不要!白送我们的!”他大喊大叫。“你能想象吗？”他说，“不要豆子!也不要香肠!”他指的是钱，指的是车主什么也不要。他震惊得几乎缓不过神来，因此我不太清楚遇到这辆梦幻般的汽车究竟是好是坏。我刚想问他，但他还没说完。“带这辆车来的人，”他说，“他还说，‘你们这些伙计可以用我们用坏的炉灶、我们的冰箱零件、我们的脱水机，还有旧地毯，东西还不错，只是有点发臭。洗一下可以放在厕所里。你们还可以拿走我们所有的碎玻璃、煤渣块和几袋子碎砖，用作玻璃房的碎渣地基。’于是我们心想，”准男友说，“这些可怜的老家伙把我们这里当成了坟场而不是汽车修理铺。看样子或许不该把这台风驰[1]从他们手里拿走，因为他们脑子糊涂了，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可能也不知道这辆车——即便是这种品相——值多少钱。我们中的一些人用胳膊肘轻轻地推了推另一些人，压低声音说：‘什么都别说了。他们想扔掉，我们收下就是了。’但我们中的另一些人还是讲了点什么——又是精神问题那老一套，当然，为了不伤感情，他们换了种说法。”他说这对夫妇相互低语几句，然后对他们说：“你们是在说我们很蠢之类的？你们是在说我们很可怜之类的？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哪一类的？”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如果你们这帮杂种认为我们疯了，我们会带上我们的白色家具、我们的碎砖、我们丢弃的杂货、我们的宾利风驰、我们的地毯，所有这些我们好心带给你们的好东西，离开这里。带走还是留下，我们根本无所谓!”“我们当然要收下。”准男友说。这时，我开口问他什么是——但他打断我说“赛车”，这样说可能是为了让我更容易理解。通常他不会说一些让我更容易理解的话——不会有意这样说，但此刻他已经忘乎所以，尽管他又一次草率地判断了他的听众，每次我听他谈论汽车，他都会这样。他不停地说，对每一个破折号和逗号都进行了超出必要、毫无帮助的技术分析，但我明白他必须利用我，因为这辆车让他很兴奋，而我又是这个房间里唯一的人。当然，他并没打算让我把他的话都记下来，就好像我不会因为有一次在高度兴奋的状态下跟他说起《卡拉马佐夫兄弟》《项狄传》《名利场》和《包法利夫人》，就要求他把这些书都背出来。即便我们是准男女朋友的关系，不是那种有明确的承诺和发展方向的正经关系，但我们还是允许一方怀着兴奋之情，把想讲的全都讲出来，而另一方至少也要努力听进去一部分。再说了，我也不是什么都不懂。我看得出来修车铺里发生的事情让他有多开心，我也知道宾利是辆车。
他深深迷恋着它，迷恋着此刻在他家客厅地毯上的这个部件。他站在它旁边，低头凝视着它，满脸散发着笑容的光芒。他就是这个样子——我由此感到兴奋，他由此让我感到兴奋——每当他全神贯注、自然而然、浑然忘我地修理旧车时，脸上总是充满爱和专注。他告诉自己，这辆可怜的老爷车正处在报废的边缘，它可能永远无法摆脱这种困境，除非他精心修理。生活中，有些人会耸耸肩说，对于生活，“哦，没必要尝试，不会有用的，我们只能放弃，为迎接痛苦和失望作好准备”。但准男友会说：“也许会有用的，我觉得会有用的，我们试试看，怎么样？”就算最后没用，他至少没有试都不试就让自己堕入悲哀。如果没用，他会从失望中振作起来，寻回热情，抱着他“能”的信念，即使他并不能，抬头挺胸地走向下一个任务。好奇、专注、渴望——由于**，由于抱负，由于希望，由于我。就是这样。和我在一起时，他也一样，不会算计，澄澈透明，全无欺骗，永远保持本色，不装酷，毫无保留，不会设局，没有那种时而聪明、一贯刻薄、让人痛苦的操纵。不会暗算，不玩把戏。他不这么干，他不在乎，也没兴趣。“那是些疯狂的东西。”他说。为了保护自己的心灵，他拒绝考虑那些侧边突袭的卑劣手段。因此他很强大，又洁身自好。不在小事上堕落，大事也得以牢牢把握。这就是非凡独特。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被他吸引。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站在这里。他看着车，把他的好奇和思考都大声说出来。而我看着他，我已经湿了，而且——
“你在听我说话吗？”他问。“在听。”我说，“听你说的每句话。你在说里面的部件。”
我是指房子里面地毯上的部件，但他说他得再说一遍，因为看样子我还没理解基本原理。我这才知道，房子里面的这个部件是一个外面的部件，它被安装在车头。他又说，这个部件所在的原车刚来修车铺的时候，完全是一堆废铜烂铁。“你知道吗？那是辆报废车，状态糟透了，有个蠢货没有加入足够的机油，把引擎烧坏了。主要部件没了，差速器也不见了，活塞把气门顶杆盖戳穿了。准女友，那整个儿就是场灾难。”由于地上这个部件看上去没什么特别，只是个普通玩意儿，我只能根据我听到的来判断，这是一辆众人向往、产于二十世纪初、激动人心、粗野、速度快、噪声大、刹车有点问题的车。“难以拯救。”准男友说。他指的是维修，他依然低头对它微笑。他说他和其他人争论了很久，大家僵持不下，最后投票决定把剩下的都拆了。他们把它分成若干份，通过抽签，准男友最后拿到了现在放在地毯上的这个部件，也就是此刻正在给他输送纯粹幸福感的这个部件。
“超级增压机。”他说。而我说：“嗯。”他说：“不，准女友，你没明白。配备超级增压机的车极少，所以这是一种先进技术。这辆车之所以能够所向披靡，全靠这个。”他指着地上的部件。“嗯嗯。”我又说了一遍，接着产生了一个疑问，“谁拿到了汽车座椅？”他听了大笑说：“这可不是个好问题，亲爱的。你过来。”他把手指——哦，上帝——伸到我的脖子后面。这很危险，一直都很危险。每次手指伸到那里——在我的脖子和头颅的交界处——我就会忘记一切——不只是手指触碰前一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而是一切——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所有的记忆，关于一切的一切，除了这一刻，在这里，和他一起。接着他把手指揉进去，揉进凹槽里，那个颈窝，凹凸不平的骨头上柔软的部分，甚至更危险。此时此刻，由于心情舒畅，由于时光错乱，我的心神慢了一拍。我后来才想到，哦，如果他的手指揉在那里怎么办？我会化成果冻，他不得不抱住我不让我滑下去，而我只能允许他这么做。但是，即使那样，我们还是会在顷刻间重重地倒在地上。
“别再想座椅了，”他喃喃地说，“座椅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这个才最重要。”我不清楚他依然在想着“车”，还是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我身上。我怀疑依然是车，但有时候你不能停下来争辩。于是我们亲吻，他说他已经发动了，问我是不是还没有发动，我说他能不能别看我现在的样子。他喃喃地问这是什么，我喃喃地问什么是什么。他把一件我此前忘在这里的东西塞进我手里，原来是果戈理的《外套》。他说他要把它放在那里，他指的是桌子。他放下书，没受影响。就在我们要去地毯上或是长沙发上或是别的什么地方时，传来了人们说话的声音。他们沿着门外的小路朝他家走来，跟着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一群男人站在门阶上，是他的邻居。他们来他家是因为有关宾利风驰的消息已经传开，大家都不信，都想亲眼证实。他们人多势众，又决意要看，所以现在不是那种可以说“眼下有点忙，能否请你们过会儿再来？”的时候。他们似乎比我们更兴奋、更迫不及待、更紧张。他们一边解释来这里的原因，一边在门阶上不停地往前推搡，踮着脚尖，想用假动作晃开准男友，透过他的肩膀上方，瞥一眼那辆珍贵的汽车。准男友不得不解释——因为谁都知道他把汽车放在他家里，放在他家的里面——这次不是一整辆车，只是从车上卸下来的超级增压机，但这似乎也足以成为一条惊天动地的消息了。他们毫无疑问地想进来，哪怕只是一小会儿，只为了好好看一眼这件惊人而又罕见的高级货。他放他们进来。这些人挤满了客厅，满怀敬畏地盯着地上的部件，渴望变成了沉默。
“不同寻常!”接下来有人说——他说的肯定是事实，因为他用了一个我们的日常词汇中从没出现过的词。还有其他一些差不多的词，比如“非凡无比!”“精彩绝伦!”“令人惊艳!”“美妙至极!”“叹为观止!”“无与伦比!”“顶呱呱!”“了不得!”“毋庸置疑!”“完美!”“钻石般闪耀!”“奇光异彩!”“超凡脱俗!”——甚至包括“虽则”和“诚然”。虽然我自己和我的小妹妹们也会说“虽则”和“诚然”——这是一个含有感情色彩的词，太过浓重的渲染，太过野心勃勃，太做作；基本上属于那种典型的“海对岸”的语言，“典范”也是那一类词。在这里用这些词，几乎没有一次不会令当地人感到难堪、尴尬或害怕，于是另一个人说：“操，谁能想到!”这种说法更低调温和，更能为当地社会所包容。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社会的包容，更多人来拍窗户，更多人来敲门。很快，这房子里塞满了人，我被挤到了墙角。那些车迷不停地谈论着经典车、古董车、异类车、性能车、肌肉车、软壳车，有很多闪光灯的车，还有相当粗糙的车，这种车永远不需要整修，始终保持一副它们该有的样子。接着他们又开始谈论引擎马力、清晰流线、初始爆发力、原始加速度、附加加速度、制动不足(优点)、剧烈颠簸(又一个优点)，让人像是被钉在座椅靠背上，能带来“暴爽的感觉”!谈论仍在继续，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我看着时钟心想，我的果戈理在哪儿？等到他们开始谈论那些晦涩的辅音字母组合、编号名称、字母数字混合编码——NYX、KGB、ZPH-0-9V5-AG——这些准男友自己也喜欢的东西时，我已经不堪重负，必须把自己和《外套》弄出这房间。就在我刚想往外挤的时候，某个人，一个年轻人，准男友的一位邻居，特意选在人们争夺房间里的制高点的过程中稍事停顿的间歇发表了一番评论。他的评论让我停下了脚步，也让我们所有人都停了下来。“邻居啊，拥有这个所谓的经典部件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位邻居说，“固然不错。我不是想故意搞笑或者弄出点别的什么，只是——”他说到这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警惕着攻击的来临，接着他说，“你们修车铺里的谁抽中了这个上面贴有旗帜的部件？”
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地方，每当涉及政治问题，包括炸弹、枪支、死亡和重残，普通民众会说“他们那边干的”，或“我们这边干的”，或“他们的宗教信仰干的”，或“我们的宗教信仰干的”，或“他们干的”，或“我们干的”，而这实际上是指“政府捍卫者干的”，或“反政府派干的”，或“政府干的”。有时候，我们也会努力把“捍卫者”或“反政府派”说出口，但只是为了方便外来人员理解。只有我们自己人在场时，基本上不用这样费心。使用“我们”和“他们”，是人的第二天性：方便、熟悉、内部，这些词可以即兴发挥，没有死记硬背的压力，不必顾及遣词造句和社交上的礼貌得体。依据我们心照不宣的约定——外来人员无法领悟，除非这也是他们自己私底下的权宜之计——所有人一致认为，这里每个人所使用的“我们”和“他们”、“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我们的宗教信仰”这类区分部落的人称，无须赘言，都不能按字面理解为我们所有人和他们所有人。那是笼统的说法。出于天真？传统？现实？战争仍在继续，人们忙不过来？理由随你挑选，但往往答案是最后一个。在早些日子里，在那些比黑暗更黑暗的日子里，没有时间留给词汇的看门狗、政治上的正确和害羞的自我，比如“人们会不会认为我很坏如果我——”，或者“人们会不会认为我很偏执如果我——”，或者“我是不是在支持暴力如果我——”，或者“我看起来会不会像是在支持暴力如果我——”，每个人——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普通民众也掌握了最基本的标准，用以判断什么是被允许的和什么是不被允许的，什么是中性的、是可以从偏好选项、命名法、符号象征、观点看法中得到豁免的。描述这种心照不宣的规定和规则的最佳方法之一，就是针对人名的课题稍加探究。
有一对夫妇手里握着一份我们这个地区禁用的人名列表。列表上的人名不是由他俩决定的，而是由社区的灵魂人物通过按时复审，决定哪些名字可以用，而哪些名字不可以用。看管禁用人名列表的这两个人，一个男办事员和一个女办事员，他们定期登记、管理和更新列表上的名字，想以此证明自己的工作颇有成效，可社区居民却将其看作接近精神异常的征兆。他们的努力毫无必要，因为我们这些居民本能地遵守着这份列表——默默接受它，但不去深思。毫无必要还因为这份列表，早在这对肩负使命的夫妇出现前几年，就已经具备了自我永续、更新和保存数据的出色能力。看管列表的这对夫妇分别叫作某个普通的男人名字和某个普通的女人名字，但社区里的人都用奈杰尔和杰森来指代他俩。这对天性温和的夫妇丝毫不受这个玩笑的影响。被禁用的那些名字之所以被禁用是因为它们太像“海对岸”那个国家的名字，尽管有些并非起源于那个国家，只是被那块土地上的人侵占了、使用了而已。人们明白，这些禁用的名字已经被注入了能量、历史的力量、古老的冲突、责令和禁令，以及那个国家很久以前在这个国家所颁布的遭到抵抗的不合理规定；被注入了如今根本不再构成威胁的人名的原始国籍。禁用的人名包括：奈杰尔、杰森、杰斯珀、兰斯、帕西瓦尔、威尔伯、威尔弗雷德、佩里格林、诺曼、阿尔夫、雷金纳德、锡德里克、欧内斯特、乔治、哈维、阿诺德、威尔伯林、特里斯特拉姆、克莱夫、尤斯塔斯、奥伯龙、费利克斯、佩弗里尔、温斯顿、戈弗雷、赫克托，包含休伯特——赫克托的变体——也被禁用。还有兰伯特、劳伦斯、霍华德，和另一个拼法的劳伦斯，莱昂内尔、伦道夫，因为伦道夫像西里尔，西里尔像拉蒙特，拉蒙特像梅雷迪斯、哈罗德、阿尔杰农和贝弗利。迈尔斯也同样被禁用。还有伊夫林、艾弗、莫蒂默、基思、罗德尼、罗杰、鲁珀特伯爵、威拉德、西蒙、马里爵士、西庇太、昆汀——现在或许昆汀也不能用了，这要怪那段时期那个电影制作人在美国混得还不错——还有艾伯特，特洛伊，巴克利，埃里克，马库斯，塞夫顿，马默杜克，格雷维尔，还有埃德加，因为所有那一类的名字都被禁用。克利福德是另一个被禁用的名字。莱斯利也不可以。佩弗里尔被禁用了两遍。
至于女孩名字，那些来自“海对岸”的名字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女孩名字——除非也应该是庄重威严的，那另当别论——不涉及政治争论，所以有自由的空间，不会牵扯到任何法律法规。女孩起错名字，不会和男孩起错名字一样被人们奚落嘲笑，被长期纠缠，被不断追溯，被说成“我们不该忘记”，永远遭人唾弃。但是，如果你支持对立的信仰，你来自“马路对面”，那么你可以任由自己使用所有我们被禁用的名字。当然，你也不会允许自己取任何一个在我们的社区里很受欢迎的名字，但因为在你自己的社区里这也是本能反应，你不会为此失眠。所以，拉迪亚德、埃德温、贝特伦、利顿、卡思伯特、罗德里克，以及那些名字里的最后一个——某公爵，在我们这边，在我们的列表上，都被禁用，所有这些人名都由奈杰尔和杰森看守。不过不存在可用人名列表。每个居民都应该基于哪些名字是不可用的，推测出哪些名字是可用的。你给孩子取名时，如果你率性大胆、思想前卫、**不羁，纯粹出于某个始料未及的人性因素，决定冒个险，尝试一个还未被确立的、还未被合法化的新名字，就算当时它不在禁用人名列表上，那还是要等到将来的某个适当的时候，你和你的孩子才能知道你的决定到底是不是一个错误。
这种政治心理的氛围——以及它关于忠诚维护、部落认同、允许什么和不允许什么的各种规定——并没有止步于“他们的名字”和“我们的名字”，“我们”和“他们”，“我们的社区”和“他们的社区”，“马路对面”“海对岸”和“边界那边”。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也受到政治方向的影响。有些来自“海对岸”或者来自“边界那边”的态度中立的电视节目，“马路这边”和“马路那边”的所有人都会收看，不会在任何一边的社区挑起对政府的不忠。而有些电视节目，在马路这边，人们可以收看，不会背上叛徒的罪名，但在“马路对面”会遭到人们的厌恶和反感。有些电视许可证检查员、人口普查员、在非平民环境中工作的平民和公务员，他们在这个社区里可以被容忍，可一旦踏足于那个社区就会被击毙。还有食物和饮料。正确的黄油和错误的黄油，忠诚的茶和背叛的茶。还有“我们的商店”和“他们的商店”。某些地名。你上哪所学校。你念哪种祷词。你唱哪首赞美诗。你怎么念“haitch”和“aitch”[2]。你去哪里工作。当然还包括公共汽车站。实际上，你每去一个地方，每做一件事情，都在发表政治宣言，虽然你并不想这样。还有一个人的外貌，因为人们相信仅凭一个人生理上的长相，就可以判断他是“来自马路那边的他们那种人”，还是“来自马路这边的你们这种人”。以及对墙上的装饰画、习俗传统、新闻报纸、国歌、“特殊日子”、护照、货币、警察、公民权、军队和准军事组织的选择。在不允许往事成为往事的年代，关于政治上的从属关系，有着举不完的例子和许许多多的微妙差异。介于两者之间的，是中立的和被豁免的，而在准男友家里，他的邻居——在其他所有在场邻居的见证下——却将注意力移到了逻辑实证主义和具有煽动性的象征主义上。
他将注意力移到了那面旗帜的议题上，也就是旗帜和徽章那类议题，满是出自本能的冲动和热烈的情感，因为发明旗帜就是冲着出自本能的冲动和热烈的情感——经常是病态自恋的情感——他想说来自“海对岸”的国家的那面旗帜，就是来自“马路对面”的社区的那面旗帜。这不是在我们社区受欢迎的旗帜。我们社区根本不欢迎旗帜。跟马路这边没有任何关联，一丁点儿也没有。我不了解汽车，但我听得懂旗帜和徽章，看来准男友的邻居是指“海对岸”那个国家生产的那些经典复古的宾利风驰汽车，贴着旗帜，从“海对岸”那个国家来到这里。言下之意是，准男友当下的行为，他暗示说，不只是通过抽签赢得一个贴着旗帜的部件；他当下的行为，根本就是通过抽签赢得如此一个——可以是任何部件，无所谓有没有旗帜——含有“海对岸”的爱国热情和国家特质的象征物？历史性的不公，他说。专制的立法，他说。实践和影响，他说。人为的界线，他说。腐败的支柱，他说。未经控诉的逮捕，他说。宣布宵禁，他说。不经审讯的关押，他说。剥夺集会权，他说。禁止尸检，他说。对主权和领土的制度化侵犯，他说。忽冷忽热的待遇，他说。所有一切，他说。以法律和秩序的名义。他就说了这些。但即使在那一刻，他也没有说出他真正的想法。在所有关于对那面旗帜的阐释的掩盖下，他想说的其实是另一件事，即来自“海对岸”的那面旗帜就是来自“马路对面”的那面旗帜。在我们社区里的人看来，“马路对面”比实际中的“海对岸”还要“海对岸”。人们注意到飘扬在那里的旗帜，尽其所能地展现出它所属的那片土地就从未能聚起的如此逼迫眼前、蔚为壮观的气势。身处马路这边——我们这边——却把那面旗帜带进来，这会挑起分裂，显示出对国家的不忠、对他国的卑躬屈膝，这是最丑陋的背叛，那种人的自尊心连告密者和与异族通婚者都不如。这当然只是政治上常会遇到的问题，这里的人们，比方说我，最不想介入的就是这种问题。但几句话里可以传递这么多具有煽动性的暗示，也真是惊人。即便如此，那个哥们儿还没说完。
“我就是实话实说，”他说，“别误会我，也别搞出些别的什么。我说这些话显然是站在谦卑的立场上。并不是说我曾经渴望背叛自己的社区，做出一些比如说得到一个贴着那种旗帜的部件，把它带回家，在这里为拥有这种东西感到骄傲而不是在这里为拥有这种东西感到羞耻之类的事情。我完全不想在任何事情上、对任何人播撒怨恨的种子，我不是一个喜欢践踏规则、搬弄是非的人，也不是一个喜欢归纳各种结论的人。专家我不是，煽动者、盲从者我也都不是。实际上，我一无所知，犹豫着要不要说出自己的意见，然而……”——他把他那一套又全部重复了一遍，说无论这个贴着旗帜的东西多么出名、多么受到追捧，他自己绝不会低头承认这面代表着压迫、悲惨、暴政的旗帜的合法性，更别提因为丢脸——与其说是在“海对岸”的国家面前丢脸，倒不如说是在“马路对面”的社区面前丢脸——而在嘴里留下的苦涩滋味。更要命的是，他说，把那面旗帜带进一个坚决反政府的地区，会被指控叛徒罪和告密罪。所以，是的，旗帜充满热烈的情感。自古如此。至少在这里是这样的。
所以，这就是他想说的——准男友是个卖国贼——就在这时，准男友的朋友们开始替他辩护。“他没什么贴着旗帜的部件，”他们说，“谁都看得出来那个超级增压机上没有旗帜。”他们对此感到愤怒，而不是不屑一顾，因为无论这面旗帜多么不可能出现在“马路这边”“海岸这边”，问题在于，这是一个被迫害妄想症的时代，是一个前途未卜的时代、原始本能的时代。你怀疑我，我怀疑你。你和别人在这里愉快地聊了一小会儿，离开后你心想，我刚才在那里毫无防备地跟别人愉快地聊了一小会儿——至少在你后来在脑海中回放这段谈话之前，你会这么想。等到你回放时，你开始担心你刚才说的“这个”或“那个”，并不是因为“这个”或“那个”本身有任何争议，而是因为就算在和平年代，人们也总会很快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横加意见，所以你很难理解没有手指指着你和没有意见横加给你到底意味着什么；而且在动**的年代里被说三道四，最终导致的不是你发现自己遭受非议并为此感到难过，而是一群人戴着巴拉克拉瓦头套或万圣节面具，提着已上膛的枪，半夜出现在你家门口。眼下，准男友的朋友们指着超级增压机，很明显那上面并没有旗帜。“无论如何，”他们说，“并不是每一辆汽车过来时都贴着旗帜。”“而且，”一位邻居壮着胆子说——其他人现在已经陷入了沉默，与他们之前的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位邻居可以说是个勇敢的人——“因为它是这样一件不寻常的东西，因为它很稀有，所以你看这样可不可以——如果抽中了就收下，就算它是贴着旗帜而来。把它带回家，用一张轰炸机贴纸，比如B-29超级空中堡垒恐怖乔西号，或超级空中堡垒‘没穿啥衣服的小妞’号[3]，或者B-17堡垒‘蕾丝小姐’号，或者米妮、奥利弗、冥王星，甚至是你妈的一张小照片，或者玛丽莲·梦露的一张大一点的照片，把旗帜贴掉？”他这位外交家使劲强调要参考特殊情况，那些特许项目，那些在这里能够远离偏执、摆脱偏见、不受排斥的个人和案例。包括摇滚歌星、电影明星、文化名人、运动员，那些赫赫有名或者取得某种最高个人成就的人。有没有可能，他委婉地说，宾利风驰的超级增压机也能算在跨越界限的那一类里？既受追捧又稀有，他劝说道，是否足以让超级增压机获得自由？还是说，那面旗帜构成了极大的障碍，让分裂的一方——这里是指我们这一方——无法忽视或放手？
他不知道答案，我觉得其他人也不知道，除了那个人。我看向他，所有人也都看向他。“我只想说，”他说，“当我想要某个汽车部件，无论它有多特别，如果它肆无忌惮地隐含着它的民族自豪感，如果它把我们认同自己的国家、民族和宗教的权利变成了次要的，那么即使那辆特定的车并不是所有的型号和系列都这样，我也有可能会放弃。令我大惑不解的是，”他强调说，“我们‘马路这边’的所有人都会让自己对汽车部件的欲望压倒回避来自对面的象征和标志物的本能反应。如果当地的小伙子听到了，”他指的是反政府派，指的是这些人会听到，因为他要尽义务告诉他们，“把那面旗帜带进来的人也许会发现自己将面临严峻的街道审判。有没有想过那些死去的人，那些迄今为止死于政治问题的人？他们都白白牺牲了？”
听他讲话让人觉得，一个人只要下定决心，就可以为任何事物辩护——他成功论证了把那面旗帜带进来是不正常的。好吧，他说得没错，是不正常。但是话又说回来，并不是准男友把它带进来的。整个过程中，准男友什么都没说。但他脸上蒙着乌云，一层阴影，准男友的脸上很少有阴影，他总是灵活机敏、行动力强、幽默风趣，这是他吸引人的另一个原因。就像二十分钟前只有他和我在房间里时那样。这个超级增压机让他心满意足，他也表现出心满意足，甚至在这些人进来后，他依然将这种心满意足表现出来，只是不再展示他刚才和我在一起时安心流露的骄傲和兴高采烈。与他们在一起时，他总是很谨慎——不仅仅出于礼貌和低调，也因为人们会嫉妒，突然针对你，想要报复你，没别的理由。现在是战利品时间，没错，但拿下战利品时要表现得谦虚，这就是为什么准男友和他的邻居们要压抑他们极度兴奋的心情。我看得出来，这里面有他的固执，遇到他不尊重的人，他经常不作任何解释，眼下他又这样了。我认为他用同样的方法对待这件事是很蠢的，因为旗帜和徽章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所以我很高兴他的朋友们能站出来为他说话。他自己天生不擅长争论，在打架斗殴上也没什么脑子。只在一种情况下他会真的发怒并动手打架，那就是厨子——他从小学结交到现在最久的朋友——被别人故意刁难时。此时此刻，他看着他的邻居。这人耸耸肩，做了邻居不该做的事情——他来到准男友家，自说自话和其他人一起进入他家，然后说出那种话，打破友好之道，挑起事端，心生嫉妒。所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不足为奇了：他刚要再说一遍那句“我完全不想”，鼻子上就挨了一拳。准男友的一个朋友揍了他。那个人性格冲动，不喜欢别人说他总是头脑发热，虽然所有人都知道他甚至会为了自己高兴的事情打架。那个哥们儿却没有还手，只是在一阵肾上腺激素分泌的刺激下冲了出去，将准男友用那面旗帜玷污他和社区的事情抛在了脑后。“不出意外，”他大喊大叫，“你们会为此付出代价。”他跑出门外，在门阶上和厨子撞了个满怀。厨子下了班，刚来到准男友家，被这突如其来的冲撞吓得一脸错愕。
房间里弥漫着一种谁都不愿承认的气氛：不安、凶险、灰暗，不可能再恢复如初，因为热情已经消失，断送了围绕汽车的讨论。虽然有人尝试了一下，但还是没能再重拾话题。准男友结交到现在最久的朋友，一如既往在几秒内就将房间里的气氛一扫而空。这就是厨子——一个真正神经质的男人。在这里我指的是纯粹的神经质、彻底的神经质、戏剧化的神经质，一直飙升到高音哆，百分百超出平均值。他意志坚定、面无笑容、眼眶凹陷，永远筋疲力尽，甚至在当厨子的想法还没进入他的脑袋之前就已经是这副样子。事实上，他没当成厨子，虽然他经常在喝醉时说要去烹饪学校学习当厨子。他是个泥瓦匠。他在男人不应该喜欢烹饪的年代里喜欢烹饪，工地上的人便开始半开玩笑地称他为厨子，这名字也就从那时起固定了下来。对他在别的方面也有一些固定的嘲弄——他敏锐的味觉，他带着烹饪书上床，他迷恋胡萝卜最深处的天性，还有他如同女人般的过分整洁和精致。但是他们，这些工友，永远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欺负到他，因为从早晨到达工地的那一刻起，直到晚上回家，厨子无论怎样，看上去都是一副当然是受了欺负的样子。甚至在参加工作之前，还在学生时代，他看上去就很没男子气概。这让一些男孩想跟他打架，跟他打架就好像是成长必经的仪式。三天两头发生这种事情，直到有一天，准男友在操场上开始保护他。厨子不知道有人在保护自己，甚至在被揍了无数次后，仍然没意识到自己需要被保护。但在准男友插手此事并将他的朋友们也拉进来之后，那些总想找机会揍厨子的人几乎都退缩了。甚至现在，每次打架斗殴前，总有人会先莫名其妙地爆出一句：“问候你家洋蓟球？”如果要找厨子，我会去准男友家的厨房——有时候他独自一人，但更多时候是和准男友在一起——照料他最近又被反同性恋者弄出来的伤口。至于当厨子这个想法本身，在准男友生活的地方，也在我生活的地方，存在这样一种观念：不需要男厨子，也不会被社会接受，尤其是制作小油酥糕点、小茶点、花色小蛋糕和小糖果这些被控诉为“甜品”的男厨子，而这里的这位厨子做的正是这些。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地方所讲的厨子，在这里男人可以专职做饭，但最好去船上、男子战俘营，或者其他一些全是男人的地方。否则他就是个厨子，就意味着他是个同性恋，强烈地想要招募其他的男性异性恋进入他的同性恋阵营。这些厨子，如果他们存在，会是隐蔽起来的物种，数量极少。这里的这位厨子，是我在方圆百万里唯一知道的一个——尽管他其实并不是唯一的。还有他对于一些傻乎乎的东西，比如量杯和勺子，不带丝毫羞涩或怒气所展示出来的边界模糊、成分复杂的情感状态。通常在深夜，更多时候在周末，他如果不是在为食物和厨房用品黯然神伤，就是在某个角落里，喝着饮料，轻轻地喃喃自语：“石榴糖浆，橙花水，焦糖蛋奶，橘子黄油薄卷饼，热烤阿拉斯加。”他谈论食物，阅读食物，把烹饪书借给(把我吓坏了)准男友，而准男友(也把我吓坏了)会看这些书。他用食物做试验，整天认为自己是个正常人，却没有一个正常人也这么认为，甚至包括那些真心喜欢他的工友。眼下他来了。准男友的客厅里散布着令人不自在的沉默，他走了进去，他的个性力量一旦出现，就能为这紧张不安的气氛推波助澜。
换个角度来看，也许并非如此。这次，人们刚开始跟往常一样，一边想着“哦，不——别是厨子!”，一边准备散开，但是他们紧接着第一次意识到，在这种时候看到他反而带来了一种安慰。相比刚才那场关于旗帜的争论，那绝对还是情愿看到他。在他进来之前，准男友的邻居们从无拘无束地谈论汽车切换到了关于“我们和他们”的老掉牙的政治话题，并且开始逐渐疏远准男友，因为这里虽然有超级增压机，可是也有袋鼠法庭、勾结、背叛和告密。但厨子一出现，就让所有人都啪的一下立刻恢复了原样。他跟平常一样，没注意到周围的气氛，没瞥见那台超级增压机，也没看见准男友邻居的鼻血在超级增压机周围洒下的血渍。他只是四下张望，对他看见的东西保持警惕。他将眉毛抬高一个八度。“没告诉我会来这么多人啊。你们有多少人？起码一百个。我才不数呢，数不清。”他摇摇头，“数不清。我要给你们每个人都准备吃的。”他搞错了。如果那个邻居没有提出那些问题，今天大概会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汽车讨论会，接下来会喝酒，然后放音乐，最后吃薯条店或咖喱店送来的能让人酩酊大醉的餐食。原本不需要厨子烹饪什么，也不需要他的小蛋糕。但是厨子已经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他不打算给他们做的美味餐前菜、他不打算给他们做的精致主菜，他也肯定不打算给他们做的甜品。于是邻居们立即起身表示：“厨子，你待在那儿就好。”他们说，这是他们所能假装出的最愉快的样子：“别担心，没问题。我们刚要离开。反正要走了。”这时他们朝着超级增压机望了最后一眼，现在的眼神更像是喜忧参半。也许，毕竟有些太过完美了？不出所料，没有人提出要买。他们只是跟准男友道别，接着跟他那些还要再多待上一小会儿的工友道别。有些人似乎又想起了什么，朝着角落里的我，点头告别。
废物。笨蛋。蠢货。低能。傻叉。滑头。我无心冒犯只不过。我只想说但是。我不想那样伤害你然而。这些是准男友的朋友们在那个邻居和其他人走后，用来形容那个爱挑事的邻居的一部分词汇。厨子、准男友、准男友的另外三个朋友以及我还留在客厅里。厨子说：“可他们要去哪里？他们为什么要走？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是不是指望我——”“别想了，厨子。”准男友说，但他心不在焉，因为其他人替他找给那个邻居的借口和托词搅得他心烦意乱。我知道尤其令他心烦意乱的是他们试图抹掉对旗帜的评论。他认为他们这么做正中那个邻居的下怀。其他人也都对厨子说“别想了”，接着有个心直口快的人提醒准男友要小心。“他爱管闲事，那个阴险的浑蛋想搞事情。”其他人点点头，准男友一开始也点头，但接着他说：“就算这样，你们也不应该打他。你们三个不应该受他的刺激，也不应该把我的事情告诉他。我的事情跟他没关系。我不需要争取他的支持，不需要说服他、得到他的批准。也不需要你们去说服他相信我。”其他人不喜欢听到这种话，很可能是因为受到了伤害，他们开始反驳，主要说的是准男友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当时就应该为自己辩解，他们说，只是不必跟那个哥们儿讲太多，因为毕竟他只是出于嫉妒。他应该站出来为其他人的利益说话，阻止谣言四起。准男友说，说到谣言，不需要说反驳或不反驳的话，甚至不一定要开口。“你们让我失去力量。”他说。于是他们继续吵，直到其中一个人说：“事情不会就这样结束了。”他的意思是如果最终传出了丑闻，我们谁都别惊讶。丑闻会声称准男友将不计其数的“那边”的旗帜带进来，超级增压机就是其中的一件。说到这里，他们笑了，这并不代表他们认为上述说法不可能出现。他不该那么固执，他们说。他们没带我一起讨论，所以我什么也没说，但同意他们的看法。与此同时，一直在做白日梦的厨子，在清点了他幻想中的食品储藏柜里的库存之后，回过神来说：“谁？什么？”其他人开始把他推来推去。“老伙计，”他们说，“又没跟上，每次都这样。”但厨子已经不在听了，在为大家准备吃的之前，他先上楼去洗澡。其他人对“固然不错只是”“我完全不想但是”“专家我不是然而”最后又揶揄了几句。那些充满民族偏见的看法，比起说出来的，他们大概保留了更多的没说——至少在我听起来是这样——然后就忙着搬汽车部件上楼去了。
这是他们经常要做的事情，因为准男友总把汽车放得到处都是——干活时的修车铺、他家这里、室内、室外、屋前、屋后、食品柜里面、食品柜顶上、家具上、楼梯的每一个台阶上、楼梯口以及楼梯口的平台四周；门阶上也有，还有每一个房间里，除了厨房和他的卧室——至少我待在那里的那些晚上没有发现。所以，他的房子与其说是房子，不如说是他挚爱的干完一件活儿接着再干另一件活儿的场所。他和他的朋友们正在整理房间，换句话说就是“腾出空间放更多的车”。“要来一辆新车了？”我问。“是好几辆，准女友。”准男友说，“但只是一些化油器，还有气缸、保险杠、冷却器、活塞杆、侧板、挡泥板之类的东西。”“嗯。”我说。“等我一分钟，”他边说边指着一些正在被搬运的汽车上的大块件，“这些暂时搬到我几个哥哥的房间里。”准男友有三个兄弟，他们都还活着，但都不和他一起住在这幢房子里。他们曾经住在这里，但这些年漂泊在外，住在别的地方。这时准男友和其他人都开始忙了起来，厨子在楼下，从发出的各种声音来看，他在厨房里也很忙。他又在自言自语，这没什么稀罕，他经常这样，我也经常听到他这样，因为厨子在准男友家过夜的次数可能比我还多。和往常一样，我听见他对着他想象中的某个人，估计是他的学徒，讲解他在做饭过程中的每一个动作。他经常会说一些像这样的话：“只管这样做。你知道，还有更简单的方法。记住，我们能创造一种特别的风格和技巧，不夸张，不矫情。”每当他说这些话，听上去都是如此温柔，比他在真实生活中与真实的人接触时亲切得多。他喜欢这个学徒，从厨子口中对他的赞扬和鼓励来看，他是个专心致志的好学生。“就要加这个了。不，这个。接着要做那个了，那个。要做得巧妙娴熟，记住——要干净整洁的堆叠，所以摘掉那片叶子。为什么是那片叶子？因为它不会增加质感、层次感，也不会成为新的要素。接下来我们要一一品尝。你想吃吃看吗？”有一次，他请他看不见的学徒吃吃看时，我往里偷看了一眼，只见他独自一人，拿起勺子，放进他自己的嘴里。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厨子做这种事情。他让我想起自己每次走路看书的同时，也会顺便在想象中给一些地标建筑打钩。我会读一页左右停下来，观察周围环境，偶尔也会专心为我脑子里刚刚跟我问路的某个人提供帮助。我想象自己指着前方说：“嗯，大方向是往那里。”我是指这个人需要在这个或那个街角转弯。“去那里，”我说，“只要转过那个街角。看见那个街角了吗？转过去，等你走到邮筒边的十字路口，来到十分钟区域的入口，你就继续往前走，直到老地方。”老地方是指我们的墓地，我用这种方式为一些迷了路但感恩图报的人指明方向。厨子在厨房里做的基本上也是同样的事情。没有歇斯底里的挥拳，没有发小孩子脾气，只有冥想，吸收，放松。这是在专属于他自己的感恩图报的人的陪伴下所享受到的乐趣。所以我随便他去，不想用他的幻想来羞辱他，因为在这个地方，玩乐带来的羞辱、放松警惕带来的羞辱，已经多得可怕。那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在读别人的心思——不得不这么做，否则事情会变得复杂。正如这里的大部分人为了保护自己，宁愿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当他们在某时某刻发现有人正在读自己的心思时，他们也会学着向那些人呈现出自己大脑最表层的想法，并在意识丛林的深处，悄悄告知自己真正在思考的是什么。于是，趁着准男友和其他人在楼上，趁着厨子和他的学徒在厨房里，我在长沙发上舒展身体，考虑接下来该怎么走。我指的是我对生活的选择，因为最近准男友问我要不要搬来和他一起住。当时我说这不现实，并提出了三个反对的理由。理由一，我认为我妈没法儿独自抚养小妹妹们，尽管在抚养小妹妹们的过程中我自己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我只是必须待在那里，随时待命，好像一种大背景下的缓冲，把她们的早熟、无拘无束的好奇心以及对任何失控状况的渴望阻挡在外。理由二，搬进来可能会破坏我和准男友之间已是脆弱得不堪一击的准关系。理由三，目前在这个地方的这种状态下，我怎么可能搬进来？
和准男友分手几年后，我看过一期电视节目，讲的是一些人不停地囤积东西，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虽然节目里没有人囤积汽车，但我还是忍不住发现了那些人在那几年里做的事情(那时已经步入了心理学启蒙的年代)和准男友当年做的事情(那时还不存在启蒙)之间的相似性。有一对夫妻，其中一个是囤积者(他)，另一个是她(非囤积者)。所有空间都被一分为二，满眼看到的都是他那一半，堆积如山，从地毯一直堆到天花板，每个房间他那一半空间都几乎被填满。过了一阵子，他的一些东西开始从顶上滑落，堆在她那边。他无法阻止自己，不断地增加东西。他自己的空间不可避免地用完了，不得不倾向于占用她的。准男友的房子里并没有什么地方像后来那些电视娱乐节目里看到的那样被塞得满满的，令人寸步难移。但确凿无疑的是，他也在不断地增加东西。至于我的反应，每次在那里过夜，我都可以忍受那种到处都堆着东西、“进来吧，欢迎你，但是你得稍微挤一下”的杂乱状态，因为厨房和他的卧室是正常的，浴室也是半正常的。不过，我能忍受这种状态，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停留在“准”的程度上，这意味着我没有正式和他住在一起，也没有正式对他作出过承诺。如果我们处在一段正经的关系里，我和他住在一起，并正式对他作出过承诺，那么接下来我不得不做的第一件事情将会是离去。
这是准男友的房子，一套完整的房子，当时对于二十岁的男人和女人——尤其对于还没结婚的男人和女人——来说，这不同寻常。不只是在他住的地方，在我住的地方也不同寻常。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他十二岁那年，当时他的几个哥哥分别是十五岁、十七岁和十九岁，他父母离家出走，全身心地投入了专业的交谊舞事业。起初几个儿子并没注意到父母走了，因为父母总是一声不吭地出门，在残酷无情、将人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交谊舞比赛中取胜。然而有一天，两个哥哥像平常一样下班回家，把从薯条店买来供四兄弟吃的晚饭匆匆摆上桌。老二坐在长沙发上，腿上放着盘子，转过脸对着坐在他身边的老大说：“好像哪里不大对劲，好像少了点什么。你不觉得少了点什么吗，哥？”“没错，是少了点什么。”老大同意道。“嘿，你们俩，”——这是在问两个弟弟——“是不是好像少了点什么？”“爸妈不见了，”老三说，“他们走了。”老三说完，继续吃饭看电视。最小的弟弟也一样，他七年后变成了我“交往了将近一年的准男友”。于是大哥说：“可他们是什么时候走的？又去参加他们回回都要报名的跳舞比赛了吗？”但这次不只是参加一场比赛。兄弟们最终从邻居那里得知，好几个星期前父母就已经走了。他俩写了张便条，邻居说，但忘了留下来；实际上是他们一开始就忘了写，在到达了他们没有透露的那个目的地之后才写了一张寄回来。他们也不是故意不透露，只是没时间，或者忘记了，或者根本不知道要在信封的上方写上寄信人的地址。从邮戳来看，那个国家不只是隔着一片海，而是隔着很多很多片海。他们把自己原来的住址也忘掉了，这房子他们自从结婚以来住了二十四年，直到若干个二十四小时前才离开。最后他们猜了一个地址，寄希望于信件在到达街道后能自动找到收件人。多亏了街道的随机应变，他俩如愿以偿。这封在几位邻居那里辗转了好几圈后终于到达几个兄弟手里的信上说：“抱歉，孩子们。照道理，我们根本不该生孩子。我们再也不回来了。再说一声抱歉，但起码你们都已经成年。”写到这里，他们又想了想，说，“这样吧，你们中还没成年的可以让已经成年的把你们带大——听着，请收下这里的一切，包括房子。”父母坚持让儿子们收下他们自己不想要的房子；他们只想要自己随身带着的东西——他们夫妻彼此、他们对跳舞病态的狂热、他们无数箱的华丽舞衣。信的结尾写道：“再见，大儿子。再见，二儿子。再见，三儿子。再见，小儿子。再见所有亲爱——的、可爱——的儿子们。”最后没有署名“父母”或“对你们又爱又冷漠的妈妈爸爸”，只签了“两位舞者”，后面跟着四个吻。从此以后，儿子们再也没收到过父母的消息。除了在电视上。这对夫妻越来越频繁地上电视，尽管人到中年，他们依然展现着非凡卓越、充满朝气的交谊舞冠军的风采。他们是世界级的舞者，技艺精湛，心无旁骛。也许是因为他们具有超凡的感染力，神采飞扬，并把国际巨星的荣耀和自己的国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究竟是哪个国家，“边界那边”还是“海对岸”，总能被巧妙地回避掉——不久便最为成功地超越了暗藏杀机的政治分裂。这意味着他们也成了例外中的一员——加入了这里的音乐家、这里的艺术家、舞台和影视演员以及运动员的行列。那些在这个社区里在众目睽睽之下成功赢得全体支持的人，同时也会招来那个社区的反对和死亡威胁。而这对夫妻，作为极少数的幸运儿，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他们被一致赋予高度的赞美和权利。他们不只在政治以及宗教信仰和反歧视的阵线上被赋予权利，在正常的舞蹈领域，人们也为他们鼓掌，因为他们给所有舞蹈爱好者的内心带来欢乐和神往。那些对交谊舞有全方位了解的人给予他们极大的尊重和肯定，尽管他们自己的儿子对交谊舞丝毫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不过，准男友有一次还是在电视上把他俩指给我看了。那天晚上，他在转换电视频道，这对国际知名夫妻出现时，他漫不经心地指给我看。当时里约热内卢正在举行万众狂热的世界冠军锦标赛，他俩要争夺双人赛冠军。播音员站在国际交谊舞委员会的面前大喊：“上帝啊!历史性的时刻!哦，历史性的时刻!”他提醒大家抓紧自己的帽子，因为接下来将有一场史无前例的华尔兹舞决赛表演。我想看比赛，我惊呼道：“不可能!她是你的……!那是你的……!她是你的……!她是……!那是……她是你妈!那是你妈!”我还叫道：“他是你爸!”尽管很明显，那眼睛，那面孔，那身体，动作，自信，感性，当然，还有那些舞衣，我是说这真的就是她，我非看不可!我绝对没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情，但准男友说他不想看。于是我全神贯注地坐着，张着嘴巴，瞪大眼睛，咬着指甲，惊呼道：“他长得跟她很像。他是不是长得跟她很像？他的背部是不是跟她一样？他父亲像她吗——我是说他——不，应该是他像他父亲吗？”而准男友只是继续修补他的车。
至于这幢房子，后来就变成了那种“男人聚居地”之一。几个哥哥无处可去时回到这里，以男孩子随心所欲的方式凑合着住上一晚。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朋友进进出出。他们无处可去，也凑合着住在这里。慢慢地还开始出现一些带来过夜的女孩子、为期一周的女朋友、为期一小会儿的女朋友。随着时光的流逝，三个哥哥各自搬了出去。他们离家漂泊，随遇而安。后来，这幢房子也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准男友的。再后来，汽车和汽车部件又让它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包含三个区域的修车铺。他让我和他一起住时，我提出了三个反对的理由，他针对其中的一个说：“我不是说住在这里，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在红灯街租一个地方住。”
红灯街所属的区域，在我的居住地的马路北端，在他的居住地的马路南端。之所以叫作红灯街，并不是因为那里做着红灯区的生意，而是因为不想结婚或者不想按传统安定下来的年轻情侣都去那里同居。他们不愿意像大部分还没到二十岁就当上父母的人那样，十六岁结婚，十七岁生孩子，然后陷在电视机前的长沙发里，一直到死。虽然他们自己也不太确定，但还是想试试别的方式。没有结婚的情侣们于是就在那里住下。甚至据说有两个男人也住在那里，我是指住在一起。后来又有两个男人在那里的另一幢房子住下——也是住在一起。女人们不住在一起，但众所周知有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同居在23号。大部分都是未婚男性和未婚女性，虽然只是一条街，但最近有新闻报道说它正在不断扩张，有可能威胁到下一条街，而那条街原本就闻名遐迩，因为之前那里住着混合信仰的情侣。与此同时，那里(不仅限于红灯街)的正常人，指结了婚的夫妇，正在陆续搬走。其中一些人对红灯街并不抵触，他们只是不想伤害老一代亲人的感情，比如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已经过世的祖先，还有过世多年的脆弱的列祖列宗。他们固执保守，容易被冒犯，尤其受不了那些媒体主流称之为“堕落、颓废、伤风败俗、散布悲观情绪、破坏社会规范以及违背法律与道德”的东西。还有一大疑问，新闻上说，这些婚前同居的情侣是否也赞成将各种信仰交融混合？那些因为担心老一代亲人的情感受到伤害而搬走的正常夫妇也开始在电视上露脸。“这么做是为了我妈咪，”一位年轻的太太说，“因为居住在一条人们不为婚姻宣誓的街上没有正直可言，我想我妈咪是不会高兴的。”“我不想说三道四，”另一位说，“但不结婚就应该被说三道四，而且要狠狠地，还应该被谴责。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吗？**？兽欲？失贞？这就是我们所培养的吗？”接着又谈论了更多的堕落、颓废、伤风败俗、散布悲观情绪、破坏社会规范以及违背法律与道德。“接下来，”另一对夫妇一边往他们的小货车上搬东西，一边说，“会出现一条半的红灯街，再接下来会有两条红灯街，最后整个社区都会变成红灯街，到处都能碰见‘三人行’。”“这么做是为了我妈咪。”另一位太太说，但她接着又说，“啊，我想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世界上是存在部落主义，也存在歧视偏见，但这些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形成；而性方面的事情却是日新月异，这意味着你只能被迫跟上时代的节奏。”她继续说，主要包括“我们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人不和人睡觉”“婚姻是国家的根基，仅次于领土问题”。她还特别提到：“要是我不搬走，那会要了我妈咪的命。”这就是电视上播出的内容。还有一些关注百姓之声的电台访谈和纸媒，也报道了未来可能发生的众多母亲不计其数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