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变化出现在安土桃山时代末期到江户时代这一阶段，由丰臣秀吉开创的士农工商“四民”制度被德川家康继承和完善之后，农民开始把贡租缴纳给藩主，藩主再以俸禄的形式将贡租分配给武士。战国时代那种兵荒马乱中的暴力劫夺消失了，农民和武士几乎完全脱离了经济上的联系，双方在战争中那种势同水火的关系也得到了缓解。在整个江户时代，农民造反的“一揆”[53]多针对的是收租的代官、领主，很少针对武士阶级本身，甚至也有同情农民的武士自愿加入一揆，反抗幕府，这大概就是电影《七武士》的原型了。

因此，作为“四民”制度的第一等人，武士阶级的文化和道德逐步确立其主导地位的过程，首先是以他们与农民的经济和解作为先决条件的。

其次，德川幕府为了巩固封建体制，也在有意识地推崇武士阶级的文化和道德，以其作为整个社会的准则，从而压制以京都为中心的天皇朝廷的贵族文化。但战国时代武士那种征战杀伐、拔剑生死，只有简单的主仆伦理的形象特征显然不适合作为和平时期的典范，于是“武士道”就出炉了。

因为武士的行为方式本身与当时东亚世界的普世价值观儒学相去甚远，根本不具备提炼理论体系的基础，所以外来的儒学和佛教就成了“武士道”的理论基础。前者以山鹿素行的《山鹿语类》中提出的“兵儒一致的武士道”，即“士道论”为代表；后者则以山本常朝和田代阵基的《叶隐闻书》为代表。前者的核心思想是“道的觉悟”，后者的核心思想是“死的觉悟”，这构成了日后武士道思想的两极。

武士道经儒学和佛教加持后，迅速成为德川幕府对庶民进行道德教育的素材，武士被推崇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标杆，武士阶级成为其他三个阶级争相模仿的对象，这从当时社会上的流行语“人必武士，花必樱花”中可见一斑。在长达二百五十年的和平时期，幕府通过遍布全国各地的“寺子屋”和“乡校”将儒学作为庶民教育的主要内容，使庶民阶级和武士阶级在儒学上取得了道德共识。庶民以儒学作为道德标准，以幕府推崇的武士典范为道德标杆，逐步形成了一套被全社会认可的道德观念。因为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加之没有了科举制度的阻碍，德川幕府治下的日本，普通民众的识字率高达40%~50%，远超同时代的清朝。武士道逐步由武士阶级的道德准则转化为整个日本民族的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庶民教育实现的儒学普及，既是实现武士道全民化的前提，也是实现武士道全民化的路径。

在这一过程中，位于京都的天皇朝廷几乎处于“隐身”状态。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几百年后，天皇会同时成为武士道最残暴的敌人和最狂热的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