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特别是中国人和美国人，这两个在“二战”中与日本作战的主要国家的国民，在谈到日本帝国从19世纪后半叶到“二战”期间的一系列军事扩张活动时，几乎会条件反射式地将其与“武士道”联系在一起，前者的看法以戴季陶的《日本论》为代表，后者的看法则因本尼迪克特那本著名的《菊与刀》而几乎成为世界范围内公认的定论。

美国视大部分缴获的日军装备为垃圾，随意摧毁、丢弃，

唯独对军刀格外重视，收缴了约80万把，并精选了3~5万把带回美国，其余全部摧毁

中国人视“武士道”为日本侵华的思想根源，美国人则以相似的态度开始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族性格改造工程。战败的德国人和日本人成了美国人手中的白鼠，美国人以“从精神和气质上断绝军国主义根源”为指导思想，对二者进行了一种有趣的“文化阉割”，前者永远地失去了东普鲁士这块发祥地，以及一切与普鲁士相关的地名。后者则失去了约80万把日本刀（包括美军缴获的军刀和民间刀剑），一切与武士有关的体育活动也都被禁止，如剑道，直到1954年。

然而，在那本著名的《武士道》（Bushido：The Soul of Japan）问世十年前，比利时法学家德·拉维里拉（De·Lavilla）询问该书的作者新渡户稻造日本是如何进行道德教育的时候，新渡户稻造承认自己当时并未意识到日本有一种叫作“武士道”的道德传统，或者说，他并不认为武士道是一个可以代表当时日本大部分国民道德特征的道德体系。很显然，新渡户稻造是在与西方的接触中才逐渐产生了“武士道即日本国民道德准则”这一概念的。他在《武士道》一书中有意无意地将武士道与西方的骑士精神进行比较，使日本人在道德和人格上与当时的西方人获得了相对平等的地位，并且使这一点为许多西方人所接受，当涉及西方人难以理解的诸如“孝”之类的概念时，他便故意避而不谈。

1932年奥运会马术金牌得主西竹一男爵与其爱马“天王星”。

西竹一男爵因在硫黄岛战役中救治美军伤兵等一系列符合“骑士精神”的行为而被西方人幻想成完美的武士

西竹一男爵的儿子西泰德男爵在日美双方共同纪念硫黄岛战役的活动中在“西大佐战死碑”前讲话。

西竹一男爵虽给美军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因为被认为过度西化，他在日本陆军中遭到排挤，并不是当时的“武士道”典范

这不仅使明治时代日本的“脱亚入欧”进程异常顺利，即使在因为“九一八事件”而使日本备受排挤的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也有超过10万名美国观众为日本军人西竹一欢呼，因为后者表现出了被西方人认可的某些特质。1944年，西竹一大佐困守硫黄岛时，美军依然试图以骑士精神感召他有尊严地投降，但后者仍以武士的方式自杀了。由此可见，新渡户稻造为西方人营造的这种文化相似论错觉相当成功。然而，实际的情况显然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