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统治这样一个饱经战火**、残破不堪，三种不同的经济模式交织在一起的国家，对一个喜爱征战远超治国的典型蒙古可汗来说，着实不易。而窝阔台可汗本人的性格，则与成吉思汗相当不同。窝阔台异常宽厚而慷慨，对来请求赏赐的人几乎有求必应，对各地进贡的物品不进行造册，就随手赏给前来求赏的人。波斯史学家志费尼在

《世界征服者史》中写道：

从未有人没有领到赏赐就从他的御前离开，也从来没有乞赏者从他嘴里听到过“不”字。

成吉思汗的几个儿子性格各不相同，他们的后代进行了持续多年的内战

在一个流传的故事里，窝阔台出门巡游，看见有人卖枣，就吩咐手下去买一巴里矢[52]的枣。结果，手下拿回来很多枣，窝阔台问：“怎么拿回来这么多？”手下回答：“枣不值钱，一巴里矢买这么多已经很公道了。”窝阔台说：“这卖枣的一生能遇到几个像我们一样慷慨的人，去把钱全给他。”

在另一个故事里，窝阔台要求皇后把珍珠耳坠赐给一个献上西瓜的穷人，皇后说：“这人很穷，拿到珍珠也会贱卖，不如明天让他到库里领些钱。”窝阔台答：“这人很穷，等不到明天。”坚持让皇后取下耳坠赐给他。

同时期的历史记载中记录了大量有关窝阔台挥金如土、肆意赏赐，遭到朝廷大臣反对和抱怨的事，以及一些奸诈小人利用窝阔台的慷慨骗到大量财富的故事。

从表面上看，窝阔台可汗是一个头脑简单、易上当受骗的“傻大户”，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窝阔台表现出的“慷慨”中暗含着极其精明的算计和很深的城府。这一点在他对西域商人的态度上表现得最明显。术兹扎尼在《纳昔儿史话》里记载道：

窝阔台是一位为人稳健、性格十分宽厚的杰出人物，他非常喜欢伊斯兰教徒，力求得到伊斯兰人的尊重。在他的时代，居住在他的国家的伊斯兰教徒们生活安乐并受到尊敬。

窝阔台曾一次性清空了国库进行赏赐，滥赏无度甚至造成了暂时的财政困难

成吉思汗对西域商人既防范又利用，对他们漫天要价和唯利是图的本性非常震怒。而窝阔台则不同，他对西域商人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慷慨，凡是来到其斡耳朵（汗庭）的商人，都能得到他出乎意料的慷慨赏赐。

波斯史学家志费尼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一个来自中亚的商人带着一只生病的鹰来到窝阔台的斡耳朵，想恳求一些鸡肉来治疗他生病的鹰，窝阔台吩咐手下给他一巴里矢。结果，司库官仅付给了商人几只鸡钱，引得窝阔台大怒，他说：“那个养鹰人不要鸡。他仅是以此为借口，要求给他点儿赏赐。来找我们的每个人……我们知道他们在设计不同的圈套，这瞒不过我们，但我们希望人人都能从我们这里得到快乐和安宁，以此让他们领取我们的一些财富，而我们装作不知道他们的把戏。”

可见，窝阔台对这些来求赏赐的人利用其慷慨骗取金钱的伎俩心知肚明，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故意配合他们演出这场“人傻钱多，速来”的戏呢？

根源就在于窝阔台清楚而深刻地认识到，落后的蒙古文明如果没有伊斯兰文明的外源性输入，被中原文明吞噬和同化只是早晚的事。他的“仁慈”和“慷慨”塑造出的“人傻钱多，速来”的印象，吸引一批又一批中亚、西亚甚至欧洲人来到他的斡耳朵，带来种种迥异于中原的商品和文化，借此来对抗中原商品和文化对蒙古贵族的侵蚀。

大量的穆斯林商人不远万里来到蒙古帝国的首都哈拉和林，

请求窝阔台的赏赐，并试图成为官方认可的斡脱商人

针对当时蒙古贵族和依附蒙古的汉族军阀轻视中亚、西亚的文化和商品，而以汉地的货物为贵的现象，窝阔台甚至组织了一场展销会，把来自西亚的货物同中原的同类货物进行比较，其中有“来自呼罗珊和伊拉克等地的各种珍宝，如珍珠、红玉和突厥碧玉等；织金料子和金光闪闪的织物；阿拉伯马；呼罗珊和大不里士制造的武器”。

这种比较显然是很不公平的，因为这些来自西亚的货物是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名的商品，而中原的同类货物，特别是武器和马匹，根本无法与之相比较。窝阔台命人做这种比较，显然是要刻意打压汉文化在其汗庭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