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发现，这其中的好几股势力日后都成了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甚至反客为主定鼎中原，比如契丹（辽）、靺鞨（女真）、党项（西夏）、室韦（蒙古）。他们在唐代还羽翼未丰，正在唐的羁縻府州中做顺民。

唐太宗建立羁縻府州制度的意图，在他封被俘的突厥可汗突利为顺州都督时的一番意味深长的告诫中表露得比较明白：

尔祖启民挺身奔隋，隋立以为大可汗，奄有北荒，尔父始毕反为隋患。天道不容，故使尔今日乱亡如此。我所以不立尔为可汗者，惩启民前事故也。今命尔为都督，尔宜善守国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国久安，亦使尔宗族永全也！

遍布新疆、蒙古地区的草原石人其实是突厥人为善战的英雄人物留下的纪念雕像

这段话说得非常巧妙，既有雷霆手段，又有菩萨心肠，中心思想有两条：一、你们老实点儿，安安生生地过日子，咱们啥事没有；二、如果你们不肯安安生生地过日子，被灭族什么的是分分钟的事，我可保不了你们。

公元7世纪时，人类文明正处于青春期。这一时期，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战争，也像青春期少年之间的争斗般残酷无情，在战争中举国举族被灭，或为奴或被强迫同化、传教的比比皆是，无数文明和民族都被彻底消灭，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皇帝，李世民能对国家、民族、文明之间的关系有如此的认识，并发明出这么一套有利于改善民族关系、促进国家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早于苏俄一千六百多年），实在是难能可贵，充分体现了李世民本人的政治智慧和汉民族文明的早熟。

身着重甲，手持长槊，腰挂横刀、弓箭的唐朝精锐武士。强大的武力是唐太宗政治自信的来源

在李世民信心满满地为李唐子孙留下这一套自己非常满意的民族问题解决方案时，他一定没有想到一千多年后一个长着大胡子的德国学者在对人类历史进行研究后给出的结论：

游牧民族的全部历史乃是和邻居进行不断的战争及内部的封建混战的历史。这些战争是由封建贵族力图扩大自己的土地占有权、夺取新土地的欲望所引起的。[50]

李世民在考虑民族问题时，多是基于“信义”，这是典型的儒家道德观念。唐太宗的子孙也多沿袭他的思路，唐中宗就曾表示：“中国当以信结夷狄。”唐帝国对少数民族发动战争时绝大多数也是责备其“背信”，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不了解的表现。

当时，大多数游牧民族都处在野蛮的奴隶制时期，为了土地、子女和财物彼此征伐不休，骚扰和劫掠农耕民族，本来就是他们的天性和常态，以当时人的眼光看也无可厚非。但唐朝帝王偏要违背社会的发展规律，试图用中央集权帝国的道德哲学约束他们，这简直比强迫他们种地（“化胡虏为农民”）还要“乖违物性”。另一方面，唐太宗只注重“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即只注重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忽视了游牧民族的军事封建性和天然的侵略性，而仅仅以信义和强大的武力约束他们。这在国家安定统一、国力强大的时候当然行得通，当国家处于衰败和内乱阶段时就会出现问题。此外，羁縻府州使用与中原地区不同的律法，造成唐帝国出现“一国多法”的局面，严重影响了当时的司法公正。

因此，到天宝年间，这一套制度的弊病就逐渐显现出来，这也与唐玄宗本人的喜好有关。初唐时，少数民族中涌现出许多文才武将，唐帝国对他们不加歧视、一视同仁，他们也为唐帝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到玄宗时期，更多的少数民族官员进入唐帝国的朝廷服务，这其中有忠心耿耿、南征北战维护国家统一的忠臣，如高仙芝、李光弼、哥舒翰等，也有野心勃勃、不怀好意的投机分子，如安禄山、史思明。

唐代粟特人陶俑。安禄山的形象应该与此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