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突厥灭亡后，投降的部众有十多万，其他依附于东突厥，在靖边战争[49]中投降、被俘的“杂胡”更是不计其数，怎么处理这些人成了摆在唐朝君臣面前的一个大问题。朝臣在这个问题上分为两派，一派以中书侍郎颜师古、礼部侍郎李百药为代表，主张把这些胡人充实到河南、河北的府州去，“授以生业，教以耕种”，我们姑且可以称他们为鸽派。

宜悉徙之河南兖、豫之间，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以化胡虏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

另外一派以名臣魏徵为代表，持鹰派（姑且称之）观点。魏徵可谓是唐代的鹰派领袖，他反对非法移民，坚决主张把这些人遣送回原籍：

宜纵之使还故土，不可留之中国。夫戎狄人面兽心，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固其常性。

魏徵还举了晋代把匈奴残余和诸胡安置在中原地区导致五胡乱华、生灵涂炭的例子：

晋初诸胡与民杂居中国……后二十馀年，伊、洛之间，遂为膻裘之域。

夏州都督窦静也反对把突厥俘虏安置在中原地区，他认为这严重威胁了唐朝的安全：

置之中国，有损无益，恐一旦变生，犯我王略。

值得指出的是，两种态度相较之下，似乎魏徵让他们重获自由、回归家园的办法更加仁慈。实际上，当时东突厥适遭暴雪天灾，牲畜大量冻死，男性则在战争中大量阵亡，因此，在突厥俘虏中，老弱和妇孺占了一半还多，这时候如果强迫他们返回塞北，无异于借助大自然之手判了大多数人的死刑。

因此，唐太宗当堂驳斥了魏徵的意见，他说：“夷狄亦人耳……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

现在，有些半吊子历史学家说唐太宗是鲜卑人，因此才对游牧民族如此宽容和优待。这纯属胡说八道。李世民的鲜卑血统主要来自其母系，而古代中国人和世界上其他多数民族的谱系是只承认父系的（如欧洲的萨利克法）。而且，现代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也采用只研究Y染色体单倍体的方法来研究民族演变，因为只有Y染色体在遗传中能够保持稳定性（只有男性有Y染色体）。因此，李世民是毋庸置疑的汉人。他对于处理少数民族俘虏问题的考虑，也反映出一个汉族帝王基于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政治考虑。一方面，基于道家思想，他认为鸽派“化胡虏为农民”的同化政策“乖违物性”，也就是说，强迫游牧民族去种地是不尊重自然规律的。另一方面，基于儒家思想，他认为“杀降不祥”，更是坚决不同意采用魏徵所提的迫使俘虏返回塞北的变相种族灭绝政策。

有唐一代，统治者的自信、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在中国历史上是罕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