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南希用安眠药使赛克斯先生入睡，为自愿承担的使命匆匆造访罗丝·梅利的那晚，有两个人正沿着北方大道[1]朝伦敦赶来。对这两人，本传记应当予以一定的关注。

那是一个汉子和一个妇人——或许称他们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更合适，因为男的四肢细长，两膝内拐，步履蹒跚，骨瘦如柴，是那种年龄难以确定的人——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像是发育不良的成人；差不多成年的时候，他们却像是发育过快的孩子。女的年纪还轻，但体格粗壮结实，似乎必须由她背负那个绑在她背上的大包裹。她的旅伴没有拿多少行李，只在肩上扛着一根棍子，上面挂着一个用普通手帕扎成的小包，显然很轻巧。因为这点，加上他长着两条奇长的腿，他无比轻松地走在旅伴前五六步远的地方，不时不耐烦地扭过头来，似在责怪她走得太慢，催她再使点劲儿。

他们就这样艰难跋涉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对眼前的风景毫不在意，只是偶尔闪到一旁，给从伦敦飞驰而来的邮车让路。直到穿过海格特拱门，走在前头的那人才停下脚步，焦躁地催促旅伴：“快跟上，行不行？你真是懒骨头，夏洛特。”

“说真的，背上的包太沉了。”女的走上前说，累得几乎喘不上气来。

“太沉？你在说啥？你是干啥吃的？”男的一边说，一边把自己扛的小包换到另一侧肩上，“噢，瞧你，又想休息了!哎呀，真不知道还有谁比你更让人心急的!”

“还有很远吗？”女的靠在路旁的土堤上，脸上汗水直淌，抬头问道。

“远什么!差不多已经到了。”这个长腿的徒步旅行者指着前方说，“瞧那里!那就是伦敦的灯火。”

“至少还有足足两英里呀。”女的垂头丧气地说。

“别管是两英里还是二十英里，”诺厄·克莱波尔说。那男的就是他。“给我站起来接着走，不然我就踢你了，我先警告你。”

诺厄气得鼻头更红了，边说边从路对面走过来，好像真要将威胁付诸行动。女的一声不吭地站起来，拖着沉重的脚步，在他身边继续往前走。

“你打算在哪儿过夜，诺厄？”走出几百码后，女的问。

“我怎么知道？”诺厄答道，因为长途跋涉，他的脾气更火暴了。

“我希望就在附近。”夏洛特说。

“不，不在附近。”克莱波尔先生答道，“听着!不在附近，你想都别想。”

“为什么不？”

“我告诉你我不打算做某件事，这就够了，别问我为什么。”克莱波尔先生威严地答道。

“哎呀，也犯不着发这么大的火嘛。”他的旅伴说。

“如果我们在城外一见到客店就住进去，让索尔伯里追上来，发现我们的踪迹，把我们铐起来，装到大车上拉回去，那就好玩了，是不是？”克莱波尔先生讥讽道，“不行!我要往前走，挑个最窄的小巷钻进去，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找到最偏僻的客店之前，我是不会停下来的。天啊，你应该感谢你的运气，我是个有脑子的人。要不是我们一开始故意走错路，穿过田野折回来的话，你在一个礼拜前就已经被严严实实地关起来了，我的女士。但果真如此的话，也是你活该，谁叫你那么傻呢。”

“我知道我没你机灵。”夏洛特应道，“但你也不能把罪责都推在我身上，还说我会被关起来。反正我被关起来了，你也跑不了。”

“是你从钱柜里拿的钱，你知道是你干的。”克莱波尔先生说。

“诺厄，我是为了你才拿的，亲爱的。”夏洛特应道。

“钱难道在我身上？”克莱波尔先生问。

“不在。你信任我，让我把钱像宝贝似的带在身上。你也是我的宝贝呀。”那位女士说，轻轻拍了拍他的下巴，挽住他的一条胳膊。

这倒不假。不过，鉴于克莱波尔先生向来不会盲目而愚蠢地轻信任何人，倒应该替这位绅士说句公道话：他之所以如此信任夏洛特，是因为一旦他们被抓住，钱会从她身上搜出来，而他可以借机否认自己参与了盗窃，从而提高脱罪的可能性。当然，此时此刻，他不会解释自己的动机，于是两人继续亲亲热热地一同赶路。

按照这一周密的计划，克莱波尔先生一直走到伊斯林顿的天使客店才停下。路上行人如织，车水马龙，他据此做出英明的判断：他们终于抵达伦敦了。他驻足片刻，观察哪条街道最热闹，因此也最应当绕过，然后拐入圣约翰路，不久便进入格雷律师学院路和史密斯菲尔德之间杂乱、肮脏、阴暗的小巷。这里没有经过改建，是伦敦市中心最低俗、最糟糕的地区之一。

诺厄·克莱波尔拖着夏洛特在那些小巷中穿行，不时走到路边，将某家小客店的整个外观快速打量一遍，然后继续缓步前行——可能是觉得那里什么地方太显眼，不符合他的要求吧。终于，他在一家客店门口停下来——这里比他先前见过的所有客店都更寒碜、更肮脏——又到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将其仔细观察了一番，这才大发慈悲地宣布，今晚他打算住这里。

“把包裹给我。”诺厄说，把包裹从那女的肩上卸下来，背在自己身上，“除非问到你，不然别开口。这家客店叫什么名字？三——三什么来着？”

“跛子。”夏洛特说。

“三跛子。”诺厄重复道，“这招牌真不错。好啦!紧跟着我，进去吧。”吩咐完毕，他用肩膀撞开一扇嘎吱作响的店门，进入店内，身后跟着他的旅伴。

酒吧里只有一个年轻犹太人，两肘支在柜台上，看着一份脏兮兮的报纸。他紧盯着诺厄，诺厄也紧盯着他。

倘若诺厄仍穿着慈善学校的制服，犹太人把眼睛瞪得如此之大还有几分道理。可诺厄已经丢掉了外套和徽章，此刻是下身皮短裤、上身短罩衫的打扮。就这副形象而论，似乎没什么特别的地方足以在客店引起如此多的关注。

“这里是三跛子客店吗？”诺厄问。

“这正是本店的名号。”犹太人答道。

“我们打乡下来，路上碰见一位绅士，他介绍我们到这里来的。”诺厄说，用手肘轻轻碰了碰夏洛特，也许是为了提醒她留意这个赢得尊敬的绝妙主意，也许是为了警告她不要大惊小怪，“我们想在这里过夜。”

“这事我做不了主，”巴尼说，他就是这里的服务员，“不过我可以去问一下。”

“先带我们去酒吧，来点冷肉和啤酒，然后再去问，行不行？”诺厄说。

巴尼同意了，把他们领入一间小小的后屋，将他们要的食物摆到他们面前。他告诉这两位旅客当晚可以住这里，然后便退了出来，让这对可爱的男女进餐。

这间后屋就在酒吧后面，往下走几级台阶就到了。任何与这家客店有关系的人，只要拉开小窗帘，透过酒吧板壁上离地约五英尺的唯一玻璃窗，就可以看见下面房间中客人的一举一动，而且没有被发现的危险(窗子设在一个阴暗的墙角，窥视者必须挤在墙角和一根笔直的大柱子之间)。如果把耳朵贴在板壁上，还能相当清楚地听见客人的谈话内容。店主的眼睛离开那个窥视点还不到五分钟，巴尼告诉客人可以留宿之后也刚回来，晚上外出办事的费金就走进酒吧，打听他年轻徒弟的情况。

“嘘!”巴尼说，“隔壁屋里有生人。”

“生人？”老犹太低声重复道。

“是啊!相当可疑，”巴尼接着说，“说是从乡下来。不过，要是我没看错，也许跟你是同行。”

费金听到这个消息，似乎非常感兴趣。他站到一个凳子上，眼睛小心翼翼凑到窗前，从那个秘密的窥视点往下一看，只见克莱波尔先生正一边吃着盘中的冷牛肉，喝着壶里的黑啤酒，一边按照顺势疗法[2]的剂量，将酒肉一点点地分给夏洛特。后者老老实实地坐在一旁，克莱波尔先生给她多少，她就吃多少喝多少。

“啊哈!”老犹太转头对巴尼小声说，“我喜欢那小子的模样。他会对我们有用的，他已经懂得如何驯服那丫头了。像耗子一样别出声，亲爱的，让我听听他们在讲些什么——让我听听。”

老犹太又把眼睛凑到窗前，把耳朵转向板壁，凝神倾听，脸上露出老妖怪般又阴险又急迫的神情。

“所以，我打算做一个上等人。”克莱波尔先生把两条腿往外一伸，继续说道。费金来晚了，没能听到这段话开头的部分。“我再也不跟那些该死的旧棺材打交道了，夏洛特，我要过上等人的日子。你要是愿意的话，也可以做个上等女人。”

“我非常愿意，亲爱的，”夏洛特应道，“但不是天天都有钱柜可以偷，也不是每次偷了都能把追捕的人甩掉。”

“去他妈的钱柜!”克莱波尔先生说，“除了钱柜，还有多得很的地方可以偷哩。”

“你这话什么意思？”他的旅伴问。

“口袋啦，女人的小提包啦，住宅啦，邮车啦，银行啦!”克莱波尔先生喝了啤酒，越说越带劲。

“可这么多地方，你偷不过来呀，亲爱的。”夏洛特问。

“总有人干得了，我要想办法入他们的伙。”诺厄答道，“他们会让咱们派上用场的。哎呀，你自个儿就顶得上五十个娘儿们。只要我放你去干，我还找不到像你这样狡猾、诡诈的丫头呢。”

“天啊，听你这样说话，我还真是高兴!”夏洛特惊叫道，在他那张丑脸上印了一个吻。

“哎呀，行啦，你可别太热情，小心把我惹火了。”诺厄说，一本正经挣脱出来，“我想当上一帮人的头儿，把他们收拾得服服帖帖的，还要偷偷跟踪他们，不让他们察觉。油水大的话，就正合我的意。只要能结识几个这样的人物，就是花掉你身上那张二十英镑的票据也划得来——何况我们也不太清楚怎么把这东西兑成钱。”

发表完这通见解之后，克莱波尔先生高深莫测地朝啤酒壶里看了看，拿起来使劲摇了摇，屈尊朝夏洛特点了点头，然后喝了一大口，似乎顿时精神大振。正盘算着再来一口时，门突然被推开，一个陌生人闯进来，打断了他的思绪。

这陌生人正是费金先生。老犹太看上去十分和蔼，上前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在最近的桌子旁坐下，吩咐咧嘴怪笑的巴尼给他来点喝的。

“这是个令人愉快的夜晚，先生，不过按时令来说还是冷了点。”费金搓着手说，“我看，你们是从乡下来的吧，先生？”

“你怎么看出来的？”诺厄·克莱波尔问。

“我们伦敦城里可没有那么多尘土。”费金答道，指了指诺厄的鞋子，又指了指他旅伴的鞋子，然后指了指他们的包裹。

“你这人倒是眼尖。”诺厄说，“哈哈!听听吧，夏洛特!”

“是啊，在伦敦城里，你非得眼尖手快不可，亲爱的。”老犹太压低嗓门，秘密地耳语道，“这是大实话。”

老犹太发表完感慨后，用右手食指在鼻子一侧敲了几下。诺厄试图模仿这个动作，但不是很成功，因为他的鼻子还不够大。然而，费金先生却把这一努力视为完全赞同他观点的表示，于是把巴尼端来的酒十分友好地敬向对方。

“真是好东西呀。”克莱波尔先生咂着嘴道。

“亲爱的!”费金说，“一个人要想经常喝好酒，非得去偷钱柜，要不然就去偷口袋啦，女人的小提包啦，住宅啦，邮车啦，银行啦。”

克莱波尔先生一听到对方引用的正是自己的高论，登时瘫倒在椅子里，面如死灰、惊恐万状地看看老犹太，又望望夏洛特。

“别紧张，亲爱的，”费金说，把自己坐的椅子挪近了些，“哈哈!幸亏只有我一个人偶然听见。幸亏只有我一个人。”

“钱不是我拿的，”诺厄结结巴巴地说，两条腿不再是像自由自在的绅士那样伸得老长，而是尽量缩到椅子底下，“都是她干的。钱在你身上，夏洛特，你知道在你身上。”

“无论钱在谁身上，无论是谁干的，都无关紧要，亲爱的!”费金说，却用鹰隼般犀利的目光扫了一眼那姑娘和两个包裹，“我跟你们都是那一路的，所以我喜欢你们。”

“哪一路？”克莱波尔问，情绪稍稍平静下来。

“同一个行当，”费金答道，“这店里的人也都干这个行当。你们真是来对了地方呀，这儿再安全不过了。全伦敦城再也找不到比跛子客店更安全的地方，不过，这得看我乐不乐意让它成为安全的地方。我喜欢你和这个姑娘，所以我才这么说话，你们大可以放宽心。”

听到这番保证，诺厄·克莱波尔倒是可以放宽心了，但身子却肯定不自在。他扭来扭去，变换着各种不雅的姿势，用夹杂着恐惧和疑虑的目光打量着他的新朋友。

费金对那个姑娘友善地点点头，还嘟哝着鼓励了几句，让她安下心来，接着又说：“我还可以告诉你，我有个朋友可以满足你的美好心愿，帮你走上正道。在他那里，你可以先在这个行当里选一个你觉得最合适的门类，其余的以后再学。”

“你说这话好像是认真的呀。”诺厄应道。

“我要是开玩笑，对我有什么好处？”费金耸了耸肩，问道，“走!我们到外面去说几句。”

“我们不必换地方，怪麻烦的。”诺厄说，腿又渐渐伸了出去，“可以让她趁我们谈话的工夫把行李拿到楼上去。夏洛特，包裹就交给你了!”

这道命令发布得威风凛凛，又毫无异议地得到了执行。夏洛特拿起行李急忙朝外走，诺厄开了门，目送她离开。

“她被我**得很听话，对不对？”他边问边回到老位子坐下，那口气像是个驯服了某种野兽的饲养员。

“对极了。”费金答道，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是个天才，亲爱的。”

“哎呀，我想，我要不是天才的话，也不会到这儿的。”诺厄应道，“不过，我说，你要是再磨蹭下去她就回来了哟。”

“好吧，你是怎么想的？”费金说，“如果你喜欢我的朋友，不如索性入伙一起干。”

“他在那行干得好不好，这才是关键!”诺厄眨着一只小眼睛答道。

“数一数二。”老犹太道，“他手下有一大帮人，都是这一行的高手。”

“都是地道的城里人吗？”克莱波尔先生问。

“里面一个乡下人也没有。要不是他最近特别缺人手，就算有我推荐，恐怕他也不会要你。”费金答道。

“我是不是应该先送点礼？”诺厄说，拍了拍他的马裤口袋。

“不送礼当然是办不成事的。”费金斩钉截铁地答道。

“二十英镑——那可是一大笔钱啊!”

“但如果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票据，就算不上大钱了。”费金反驳道，“失主恐怕已经记下号码和日期了吧？已经通知银行停止支付了吧？啊!这票据对我说的那人没多大价值。得把它弄到国外去，而且在市场上卖不到几个钱。”

“我什么时候可以见他？”诺厄满腹狐疑地问。

“明天上午。”

“夏洛特，包裹就交给你了!”

“什么地方？”

“这里。”

“嗯!”诺厄道，“报酬多少？”

“你可以像上等人一样生活——烟酒食宿一律免费——你赚的钱一半归你，那姑娘赚的一半也归你。”费金先生答道。

诺厄·克莱波尔是个不知餍足的人，如果他能自由选择，这样诱人的条件接不接受还不一定呢。可他转念一想，要是拒绝的话，这位新朋友就可以立刻把他扭送到法官那里(更不可思议的事情也曾发生过)，于是他的态度渐渐软化下来，表示这份工作还算合适。

“不过，你看，”诺厄说，“我的同伴能干许多活儿，所以我希望自己只做点很轻松的活儿。”

“做点轻松有趣的活儿？”费金逗引着他。

“啊!就是这么回事。”诺厄答道，“你看眼下我合适干什么？最好是不大费力气，又没什么危险的，你知道。我就只想做这样的事!”

“刚才我听你提到了跟踪别人的事，亲爱的。”费金说，“我的朋友急需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哎呀，我确实提到了这个，也不介意有时候干上一次。”克莱波尔先生慢悠悠地应道，“不过，这种事本身赚不到钱，你也是知道的。”

“这倒也是!”老犹太说，陷入了深思，或者说假装陷入了深思，“没错，恐怕确实赚不到钱。”

“那你怎么想呢？”诺厄问，焦急地看着他，“是不是可以干点偷鸡摸狗的事？只要十拿九稳，而且风险也不比待在家里大。”

“你觉得在老太太身上打主意怎么样？”费金问，“把她们手里的提包和袋子抢走，一拐弯就跑掉，倒是可以赚一大笔。”

“可她们会大喊大叫，有时还会在你身上乱抓乱挠，不是吗？”诺厄问，连连摇头，“我觉得这不中我的意，就没别的事可干吗？”

“有了!”老犹太说，一手搭在诺厄的膝盖上，“撂崽子。”

“那是什么意思？”克莱波尔先生问。

“‘崽子’，亲爱的，”费金说，“就是被母亲派去办事的小孩，身上往往带着六便士或一先令的银币；‘撂’，就是拿走他们的钱——他们总是把钱捏在手里——把他们推到阴沟里，然后若无其事地慢悠悠走开，就像他们是自己掉进沟里摔疼了一样。哈哈哈!”

“哈哈!”克莱波尔先生放声大笑，欣喜若狂地踢着双腿，“老天，这就是我想干的活儿!”

“当然是啦。”费金应道，“我们可以在卡姆登镇和巴特尔桥那一带给你找几块好地盘，那里总有小孩被派出来买东西。白天无论什么时候，你爱撂多少崽子都可以，哈哈哈!”

说着，费金用手指戳了戳克莱波尔先生的腰，两人一起狂笑不已。

“好吧，就这么办!”诺厄说，这时他已止住了笑，夏洛特也回来了，“明天约在什么时候见面？”

“十点怎么样？”费金问，见克莱波尔先生点头同意，他又补充道，“我跟那位好朋友说的时候，该怎样称呼你呢？”

“博尔特先生，”诺厄答道，他对这种紧急状况早有准备，“莫里斯·博尔特先生。这位是博尔特太太。”

“在下愿为您效劳，博尔特太太。”费金边说着边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样子颇为滑稽，“希望不久后能对博尔特太太有更多的了解。”

“这位绅士的话你听见没，夏洛特？”克莱波尔先生大吼道。

“听见了，诺厄，亲爱的!”博尔特太太答道，伸出一只手来。

“她叫我诺厄，是一种昵称。”如今的莫里斯·博尔特先生——从前的克莱波尔——转头对费金说，“你明白吗？”

“噢，我明白——完全明白。”费金答道，第一次讲了真话，“晚安!晚安!”

费金先生一再道别，又说了许多祝福的话之后，终于动身走了。诺厄·克莱波尔叫他的好太太集中注意力，然后便开始告诉她自己做出的安排。那不可一世、自命不凡的神气，不但无愧于他男子汉大丈夫的身份，而且彰显出他是一位高贵的绅士——这位绅士刚接受了去伦敦及其周边撂崽子的特别任务，并为此深感光荣。

[1]　连接伦敦和北方的爱丁堡之间的长途马车线。沿路有旅馆、马舍等设施。

[2]　18世纪末，德国医生萨缪尔·哈内曼提出的一种治疗方法，其理念是“以毒攻毒”，也就是说，在一个健康人身上引起某种疾病症状的极小剂量的物质，就能缓解一个病人身上的类似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