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他们，轮船已经在我的指挥下夺了回来，现在就泊在港口，他们一会儿就能看见。他们的新船长已经为自己的罪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们会看到他被吊在横桅杆臂上。
至于他们，我倒想知道他们能说出什么理由来让我不把他们当作被抓了现行的海盗处死，鉴于我的职权，他们根本无从置疑我处死他们的权力。
有人站出来代表众人答话说，他们也没什么好说的，只是他们被俘时，船长曾经答应饶他们不死。他们低声下气地恳求我的宽恕。可是我告诉他们，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宽恕他们，因为我已经决定带着所有的手下离开小岛，跟船长一起回英格兰去。而船长不能把他们带回英格兰，除非把他们当囚犯关起来，并以暴乱和劫船的罪名送去受审。他们也知道，其结果必然是送他们上绞架，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对他们最好，除非他们有意留在岛上，听凭命运的安排。要是他们想留下来，我倒没什么意见，反正我也要离开这里了。要是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在岛上自谋生路，我倒有意饶了他们的性命。
他们对此似乎非常感激，说宁可冒险留在这里，也不愿意被带回英国绞死。于是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但是，船长做出一副不太情愿的样子，好像不怎么放心让他们留在岛上。于是，我假装对船长有点儿生气，对他说，他们都是我的俘虏，不是他的俘虏，既然我已经答应对他们施恩，就不会食言。要是他有意见，我就把他们放了，权当没有抓过，他不满意的话不妨自己再去抓回来。
听到这番话，他们表示非常感激。于是，我释放了他们，并叫他们退回原来那片丛林，还给他们留下一些武器弹药，如果他们愿意听，我还可以指导他们怎么才能过得很好。
接着，我开始做登船准备。不过，我告诉船长，我要再待一个晚上准备自己的东西，想让他先回船上去，确保船上一切正常，并在第二天派小船来接我。我吩咐他一定要把那个被打死的新船长吊在桅杆顶上示众。
船长走后，我派人把那几个人带到我的住处，然后就他们的处境非常严肃地跟他们谈了一次。我告诉他们，我认为他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如果船长带上他们一起走，他们肯定会被吊死。我把吊在帆桁上的新船长指给他们看，然后告诉他们，他们的下场也好不到哪儿去。
他们纷纷表示愿意留在岛上，于是，我把自己在这里的生活情况讲给他们听，并教他们怎么才能把日子过得更舒适。我把这个地方的历史以及我来到岛上的经历全都告诉了他们，又把我的堡垒指给他们看，并教他们做面包、种粮食、晒制葡萄干。总而言之，凡是能让他们过得舒适的必要知识全都传授给了他们。另外，我又把那十六个将会到岛上来的西班牙人(我给那些人留了一封信)的事说给他们听，并要求他们承诺会对那些人一视同仁。
我把武器留给了他们，其中包括五支火枪、三支鸟枪和三把剑，另外还留下一桶半火药，因为除了头一两年外，我火药用得很少，而且一点儿都没浪费。我又告诉他们怎么照料山羊，怎么挤羊奶，怎么把山羊养肥，怎么做黄油和奶酪。
总而言之，我把自己的经历一五一十地讲给他们听，又告诉他们，我会劝船长再给他们留两桶火药和一些菜籽——换成是我，我肯定会对那些菜籽求之不得。此外，我还把船长送给我吃的那袋豌豆也给了他们，叮嘱他们拿去当种子持续播种下去。
处理好这些事情之后，我第二天就离开他们上了轮船。我们原打算即刻开船，可是到了晚上都没有起锚。第二天一大早，那五个人中有两个朝船舷游过来。他们用最可怜的语调向我们诉苦，哀求我们看在上帝的分上收留他们，不然他们会被那三个人杀死。他们哀求船长让他们上船，就算马上把他们吊死也甘愿。
见此情景，船长假装没有我的同意他无权做出决定。我们为难了他们半天，又让他们郑重发誓痛改前非，才让他们上了船。上船后每人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鞭子，此后果然成了安分守己的家伙。
此后过了不久，潮水涨了上来，我吩咐把我答应给那三个人的东西用小船送上岸，又向船长求情，把他们的箱子和衣服也一起给他们运了过去。他们拿到东西后感激涕零。我又勉励了他们一番，说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不会忘记派船来接他们的。
离开小岛的时候，我把自己那些纪念品都带上了轮船，包括我自己做的那顶羊皮帽，还有雨伞和鹦鹉。此外，我没有忘记把我之前说的那些钱也带上。那些钱放了那么久没用，现在都锈迹斑斑了，直到稍加擦拭和处理才认得出是银币，我从失事的西班牙轮船上找到的那些钱也一样。
就这样，我于1686年12月19日(根据船上的日历)离开了这座海岛，一共在岛上住了28年2个月19天。第二次脱困的日子跟我第一次乘坐长艇从萨累的摩尔人手中逃出来的日子是同一天。
我坐着那艘船，经过长途航行，终于于1687年7月1日抵达英国。算起来，我离开故土已经足足三十五年了。
回到英国后，谁都不认识我，好像从来没有人认识过我似的。我那位替我保管钱财的恩人和忠实的管家还活着，但是她的遭遇非常不幸，再嫁之后又成了孀妇，日子过得十分凄惨。我让她不要把欠我钱的事儿放在心上，并一再告诉她，我决不会为难她。相反，为了报答她以前对我的关心和忠诚，我还尽自己微薄的财力去接济她。当时我财力着实有限，帮不了她多少。不过我一再向她保证，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以前对我的情分，等以后有力量帮助她的时候也决不会把她忘掉，后来也确实如此，这是后话了。
后来，我去了约克郡，但是我的父亲已经过世，母亲和所有亲戚也都不在了，只找到两个妹妹和二哥生的两个侄儿。大家都以为我死了，就没有给我留任何财产。总而言之，我找不到任何在经济上对自己有帮助的东西，而我身上那点儿钱根本不够我安身立命。
没想到，刚好碰到有人对我感恩图报。我侥幸救下的那位船长，带着我侥幸救下的轮船和货物，把我怎样救下他们那些人和那艘船的情形告诉了那些船主，言语间不吝赞美之词。船主们听了，便邀请我去跟他们和几个相关的生意人会面。他们对我的行为大加赞赏，又送了我两百英镑作为酬谢。
我认真思考了一下自己的处境，觉得靠这点儿钱实在难以安身立命，便决定到里斯本去，看看能不能打听到我在巴西的那座种植园和那位合伙人的情况。我猜他可能以为我早就死了。
我怀着这个目的搭上开往里斯本的轮船，于第二年四月抵达那座城市。当我这样东奔西跑的时候，我的星期五始终忠心耿耿地跟在我身边，无论何时何地，都不愧为我最忠心的仆人。
到里斯本之后，让我欣喜万分的是，经过多方打听，我居然把我的老朋友，也就是当初在非洲沿海救了我一命的那位船长给找到了。现在他已经上了年纪，把儿子安置到船上就不去航海了。他儿子也不年轻了，仍然在跑巴西的生意。老人家一时没有认出我来，老实说我也差点儿没认出他来，不过我很快就记起了他。我告诉他我是谁之后，他也很快记起了我。
我们激动地叙了一会儿旧，我就问起了我的种植园和合伙人。老人家告诉我，他已经有九年没去过巴西了，不过他向我保证，他离开巴西的时候我的合伙人还活着，但是，同他一起照管我那份产业的那两位受托人已经死了。不过，他相信我肯定能拿到那座种植园收益的详细账目，因为大家都以为我船毁人亡了，两名受托人便将我在那座种植园的股份应得的收益账目报给了地方检察官，地方检察官做出了如下安排：假如我不去索还，就把其中三分之一划归国王，三分之二划归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用于救济贫民和教化印第安人信奉天主教。但是如果我去索要，或者有人申请我的遗产，那就必须发还。只有每年用于慈善事业的收益是不能发还的。但是他向我保证，国王的土地税管理者和修道院的管事一直都非常用心，确保我的合伙人每年都如实申报收益账目，并上缴我应得的部分。
我问他是否知道种植园发展到什么水平了，照他看值不值得我去照管。又问他，如果我去那里把自己那份财产收回来，会不会遇到什么阻碍。
他告诉我，种植园具体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他也不是很清楚。不过他知道，我那个合伙人仅仅享有种植园一半的权益，就已经成了巨富。仔细回想起来，当时他就听说，划归国王所有的那三分之一股(似乎是拨给了某个修道院或者宗教机构)，每年收益都多达两百摩伊多。而且，顺利收回这份产业也完全不成问题，因为我的合伙人还活着，可以证明我的股权，而我的名字也在那个国家进行过登记注册。此外，他还告诉我，我那两位受托人的后人都是非常正派的人，而且非常有钱，他相信我不但能在索还财产时获得他们的帮助，还会从他们手中拿到一大笔属于我的钱，那是农场在他们父亲受托保管期间上缴前的收益，据他回忆，他们受托后十二年才开始上缴。
我听了这番话有点儿忧心忡忡。我问老船长，我的受托人明知道我立下了遗嘱，指定他这位葡萄牙船长为我的绝对继承人，怎么会这样处理我的财产？
他告诉我，虽则如此，但是没有证据证实我死了，他就不能作为我的遗嘱执行人行事，除非能证明我的死亡。何况，他也不愿意卷入这远隔重洋的事。他确实去登记了我的遗嘱，也提出了继承遗产的要求。要是能提供我的死亡证明，他早就根据代理权接管我那座“因戈尼奥”(他们称制糖作坊为“因戈尼奥”)，并派现在在巴西的儿子去处理此事了。
“可是，”老人家接着说，“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对你来说，这件事可能不像其他的事那么容易接受，那时候大家以为你死了——所有的人都这么认为，你的合伙人和受托人就以你的名义把头六七年的收益交给了我，我也收下了。不过当时开支太大，又是扩建厂房，又是建制糖作坊，还要买奴隶，进账远远比不上后来。不过，我会把自己一共收到多少，又是如何处置的，列一份详细的账单。”
我和这位老朋友又商讨了几天。几天后，他把种植园最初六年的收益账单拿给了我，上面还有我的合伙人和那两位受托人的签名。当时交的都是现货，有成捆的烟叶和成箱的糖，还有朗姆酒、糖浆等制糖作坊的副产品。从那份账目上来看，我的收入每年都有显著的增长，不过正如前面说的那样，刚开始开支很大，结余并不多。不过，老人家告诉我，除了四百七十个金币外，他还欠我六十箱糖和十五大捆烟叶。我离开巴西十一年后，他回里斯本途中轮船失事，那些货物全没了。
接着，那个善良的好人开始向我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说他是万不得已才拿我的钱去弥补损失，跟人合股买了一条新船。他说：“不管怎么说，我的老朋友，我不会让你缺钱用的，这些钱你先拿着，等我儿子回来就可以全部还给你了。”
说着，他取出一个破旧的荷包，给了我一百六十个葡萄牙金币，还把他儿子开去巴西的那艘船的股权让渡书给了我(那艘船他有四分之一的股份，还有他儿子四分之一的股份)。他把两张股权凭证塞到我手里，说是作为其余欠款的担保。
这个正直而善良的可怜人让我深受感动，都不忍心再听他说下去。想起他以前为我做的种种，想起他是如何把我从海上救起来，对我又是如何慷慨，特别是，现在对我又是多么真诚友善，听着他对我说的那些话，我忍不住潸然泪下。我问他，以他目前的状况，拿不拿得出这么多钱，拿出这笔钱会不会让他手头拮据。他说，拮据肯定会拮据一些，但那是我的钱，我可能比他更需要这笔钱。
这个善良的人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是为我着想的。听着他的话，我感动得泪流满面。总而言之，我只收了一百个金币，还叫人拿出笔和纸，给他写了一份收据，然后把剩下的钱还给他，并告诉他，只要我能把种植园收回来，就把这些也还给他——后来我也确实做到了；至于他对他儿子那艘船的股份契约，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要的。如果我需要那笔钱，我相信他肯定会给我。如果我不需要那笔钱，能把他让我认为我能拿得回来的那份产业拿回来，那么我永远都不会再跟他要一分钱。
此后，老人家开始问我，要不要他替我想办法把种植园收回来。我告诉他，我打算亲自去一趟。他说，要是我想去，倒不妨走一趟；要是不想去，也有的是办法确保我的权益，并立刻让他们把收益拨给我用。而且，里斯本河上正好有几艘船准备去巴西，他劝我到官方登记处去登记自己的名字，再附上他的书面陈词，宣誓申明我还活着，并声明当初申购土地建种植园的正是我本人。
我请公证处对陈词做了公证，然后附上一份委托书。他叫我把他的一封亲笔信和这些文件一起寄给他在巴西行商的一个熟人，然后建议我住在他家里静候回音。
这次的委托业务办理得再磊落不过了。不到七个月的工夫，我就收到了那几个受托人的后人寄来的邮件(我就是为了那几个受托人才出的海)，里面鼓鼓囊囊地装着下述信件和文件：
第一，从他们父辈跟我这位葡萄牙老船长结算的那年算起，种植园的产物收益流水账，时间一共有六年，从账面上看应该给我1174摩伊多。
第二，政府提出接管之前(对被称为“公民权死亡”的失踪人员采取的做法)，由他们保管的那四年的账目和结余数额。随着种植园的扩建，这四年共结余38892克鲁扎多[63]，折合3241摩伊多。
第三，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的账目。他一共拿到十四年的收益，但是他正大光明地宣称，除了医院方面用掉的钱，他手里还有872摩伊多没有分配出去，这笔钱就在我的账上。至于划归国王的那部分，什么都没有归还。
还有一封我的合伙人写来的信，他亲切地祝贺我还活着，并向我解释我们产业发展得怎么样，每年有多少产出，土地面积具体有多少平方米或者多少英亩，以及是怎样种植的，有多少奴隶。他画了二十二个十字为我祈福，并告诉我，他一遍又一遍地念着“福哉马利亚”，为我活在人间而感谢圣母。他热情地邀请我亲自去收回我的产业，同时要我告诉他，如果我不亲自去巴西，他该把我的财产交给什么人。最后，他代表自己和全家向我致以亲切的问候，还送给我七张豹皮，看样子是他派去非洲的另一艘船带给他的，看来那艘船的航程比我幸运多了。他还送给我五箱蜜饯和一百枚比摩伊多略小的、没有铸过的金币。
我那两位受托人的后人还让那支船队给我运来了一千两百箱糖、八百捆烟叶以及折成金币的其他所有收益。
现在，我可以说，我这个约伯晚景胜过从前了[64]。巴西的船只向来都是结成船队来的，给我带来那几封信的船队把货物也运来了，信送到我手上之前，那些财物就已经平安抵达港口了。当我看到这些信的时候，特别是发现所有这些财富就在眼前的时候，心里的激动简直难以形容。总而言之，我脸色苍白，人也难受起来，要不是老人家连忙跑去给我拿了点儿甘露酒来，这场突如其来的惊喜肯定会让我神志颠倒，并当场要了我的命。
不仅如此，就是喝了酒之后，我还难受了几个小时，直到请来了医生，问明我突然病倒的真实原因，又给我放了血，我才松快下来，渐渐好转。不过，我完全相信，要是我那种激动的情绪不用这种方法排解，肯定会要了我的命。
现在我突然间成了五千英镑的主人，而且可以说在巴西还有一份产业，每年都有一千多英镑的出息，跟在英国拥有一份田产一样可靠。总而言之，我现在的处境连自己都不知道该怎样理解，该怎样安下心去享受它。
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答我最初的恩人，那位善良的老船长。起初我遇难时他就对我非常厚道，我创业之初又对我十分体贴，到最后对我又这么真诚。我把我收到的东西全都给他看，并对他说，我能有今天，除了主宰一切的上帝外，多亏了他。现在轮到我回报他了，我会百倍地报答他的恩情。首先，我把他给我那一百摩伊多还给了他，然后派人去请公证人，让他写一份免责书，把船长声称欠我的那四百七十摩伊多以最彻底、最坚决的方式全部免除。然后，我又让他写了一份委托书，指定船长为我那座种植园年收益的管理人，让我的合伙人向他报告账目，把我应得的收益交给常年往返巴西和里斯本的船队带给他。委托书最后一款内容是，老船长在世期间，每年从我的收益中抽取一百摩伊多给他，等他过世后，每年从其中抽取五十摩伊多给他儿子，直到他儿子过世为止。就这样，我总算报答了我的老朋友。
现在我需要考虑一下以后该朝哪个方向发展，该如何处置上天赐给我的这份产业。比起岛上的孤寂生活，我现在要操心的事更多了。在岛上，除了所拥有的，我什么都不需要；除了所需要的，我什么都没有。而现在我肩负重任，我的职责就是把那些钱安置妥当。现在没有山洞给我藏钱，没有不用上锁就可以随便放钱，就算那些钱长了霉、生了锈也没人去动的地方。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我都不知道该把它们放在哪里，托付给谁。我的资助者、那位船长是个正直的人，也是我唯一可以托付的人。
其次，我在巴西的权益似乎在召唤我前去，可是，不把事情安排好，把我的收益交给可靠的人保管，我又怎么能盘算到那里去的事？我最先想到我那位老朋友，那个孀妇，我知道她为人正直，会对我很公道，但她上了年纪，又很穷，而且据我所知，多半还欠了债。总而言之，我无奈之下只能亲自带着自己的财产回英国去。
然而，我过了几个月才把这件事定下来。我已经彻底报答了老船长的恩情，他对此也非常满意。于是，我又想到那个可怜的孀妇，她的丈夫是我第一位恩人，而她也曾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全心全意地替我管过钱，指导过我。所以，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里斯本的一位商人写信给他在伦敦的代理人，请他帮我把汇票兑成现款，然后把她找到，替我给她一百英镑，并告诉她，我有生之年会继续接济她，安慰她不要害怕贫困。另外，我还给了我那两个在乡下的妹妹一人一百英镑，她们虽然算不上贫困，但是日子过得也不大好。其中一个成了孀妇，另一个虽然丈夫在世，对她却不怎么好。可是，在所有这些亲戚朋友当中，我找不出一个人，可以让我放心地把全部财产托付给他，毫无后顾之忧地到巴西去。这让我一筹莫展。
我一度想过到巴西去安家落户，因为我曾经入过巴西籍，但是我对宗教问题有点儿顾虑，这让我踌躇不决，关于这个问题，一会儿我会详细说明。不过，当时阻碍我到巴西去的，并不是宗教问题。以前生活在巴西那些人中间的时候，我已经毫无顾忌地公开皈依了巴西的宗教，所以当时也没有什么顾虑，只是最近才对这个问题考虑得比以往多，每当想到我会在他们中间生活并老死，我就开始后悔自己做了天主教徒，觉得以天主教徒的身份死去可能不是最佳选择。但是，正如我所说的，这倒不是那时候阻碍我到巴西去的主要问题，当时的主要问题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把我的财产托付给谁。最终我决定带上这些财产回英国去，回去后可以交一些朋友，或者找到忠实于我的某个亲戚。就这样，我准备带上所有的财富回英国。
为了赶在回国之前把事情处理好，兼之巴西的船队马上要启程，我决定先写几封信，答复从那边寄来的公道而忠实的情况说明。我首先给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院长写了封感谢信，衷心感谢他们公道的处理方法和主动提出把那872枚没有用掉的摩伊多归还给我的行为。我想把其中500摩伊多捐给修道院，剩下那372摩伊多随院长的意思捐给贫民，并希望好心的院长为我祈祷，诸如此类。
接着，我又给我的两位受托人写了信，称赞他们的公道和诚实。我想送他们一些礼物，可是又想着他们什么都不缺。
最后，我给我的合伙人写了一封信，称赞他在种植园的发展中付出的辛勤劳作，以及在工厂的扩建中体现出的廉洁精神，我拜托他继续管理我的那部分产业，并按照我赋予老船长的权力，将我应得的收益全部寄给老船长，如有变动，我会另行通知。同时，我还向他保证，我不仅打算去看他，还打算在那里度过我的余生。这封信之外，我又送了一份大礼给他的太太和两个女儿(船长的儿子告诉我，他和太太生了两个女儿)，除了一些意大利丝绸，还有两匹我在里斯本能弄到的最好的英国绒面宽幅毛织料、五块台面呢和一些价值不菲的法兰德斯蕾丝。
就这样，我把事情料理好，把货物卖掉，把所有的财物都换成了可靠的汇票，接下来的难题就是该走哪条路回英国。其实我早就适应了海路，但是这次对走海路回英国有种莫名的抵触情绪。虽然说不出所以然来，但是这种情绪越来越强烈，以至于有一次我把行李都搬上船后又改变了主意。而且不止一次，有两三次都是这样。
的确，我在海上的运气实在太差了，这或许也是一部分原因。但是，在这种时候，不管是谁，都不该忽视自己内心那种强烈的冲动。我挑出来的两艘轮船，我的意思是说，我特意挑选出来的两艘船，其中有一艘，我把行李都搬上去了，另一艘，我跟船长都讲好了。我是说，我挑出来的那两艘船都出了事，一艘被阿尔及利亚人掳去了，另一艘在托贝附近的斯塔特失事，全船人中只有三个人逃了出来。总之，不管我坐哪艘船都会倒霉，至于坐哪艘船最倒霉，那就不好说了。
为此，我心里特别烦，我的老船长(我什么事都会跟他说)坚决反对我走海路，他劝我走陆路到拉科鲁尼亚，然后渡过比斯湾到拉罗谢尔，再从拉罗谢尔走陆路到巴黎，然后再到加来和多佛；或者先到马德里，再一路走陆路穿过法国。
总而言之，我对走海路已经有了一种先入为主的抵触情绪，只能接受从加来到多佛那段路。为此，我决定全部走陆路。反正我不着急，也不在乎花钱，走陆路自在多了。为了让我的行程更愉快，我的老船长给我找来一位英国绅士，是里斯本一位商人的儿子，他很愿意跟我结伴同行。此后，我们又挑了两个英国商人和两个葡萄牙年轻人，那两个葡萄牙人打算只到巴黎。这么一来，我们一共有六名旅伴和五名仆人。两名商人和两个葡萄牙人为了节约费用，都是两人合用一名仆人。至于我，除了星期五之外，我又找了一名英国水手在路上听从差遣，因为星期五对这个地方一无所知，在路上无法做听差。
就这样，我从里斯本出发了。我们都骑着好马，全副武装，组成了一支小小的部队。他们都尊称我队长，一来是因为我年纪最大，二来是因为我有两个仆人，又是这次旅行的发起人。
既然之前没有把航海日记拿来让读者生厌，现在也就不拿陆行日记来烦读者了。但是，这趟令人疲惫的艰苦旅行中，我们碰到了几件惊险的事，倒是不能不提。
我们到马德里后，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来西班牙，便想逗留一段时日，参观一下西班牙皇宫和其他值得参观的地方，可此时已经到了夏末，我们不得不在十月中旬匆匆离开马德里，继续前行。可是，到了那瓦尔边境的时候，我们在沿路几座城镇听人说，法国那边的山上下了很大的雪，有几个试图冒险穿越山区的旅客，纷纷被迫返回潘普洛纳。
我们到达潘普洛纳后发现情况确实如此。我习惯了热带气候，特别是那些连衣服都穿不住的地带，有点儿受不住这里的严寒。其实，我们的惊诧更甚于痛苦，仅仅十天前，我们离开老卡斯提尔的时候，天气还很暖和，甚至有点儿热，现在凛冽的寒风突然从比利牛斯山脉刮来，冷得叫人难以忍受，简直要把我们的手指和脚趾都要冻麻、冻掉了。可怜的星期五这辈子都没见过雪、受过冻，现在突然看到满山大雪，碰到这么寒冷的天气，简直吓坏了。
更糟糕的是，我们抵达潘普洛纳后，暴雪还一直下个不停。人们说，今年冬天来得特别早。道路本来就难走，这下更是走不了了，因为有些地方雪太深，我们根本过不去，而且又不像在北方，积雪冻得结结实实的，在这里每走一步都有被活埋的危险。我们在潘普洛纳待了将近二十天。我看到冬天即将来临，而且情况没有好转的迹象(因为当年冬天是人们记忆当中全欧洲最严寒的冬天)，便建议转道富恩特拉比亚，然后坐船前往波儿多，走一小段海路。
就在我们考虑这件事的时候，突然来了四位法国绅士，他们曾经在法国那边遇到大雪阻路，就像我们现在在西班牙这边受阻一样。后来他们找到一名向导，那名向导带着他们从朗格多克顶端绕过那一带，然后一路翻山越岭，都不曾受到大雪的阻碍。而且据他们说，就算在积雪很厚的地方，也冻得很坚硬，足以承受人和马的重量。
我们派人去把那位向导找来，他对我们说，他可以从原路带着我们过去，沿路不会受到大雪的阻碍，但是我们得有充足的武器装备保护自己，以防遭到野兽袭击。他说，现在雪下得太大，有些狼频繁在山脚下出没，因为积雪覆盖大地，它们找不到吃的，都饿坏了。我们告诉他，我们对防备这类野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只要他保证我们不会遇到两脚狼就没问题。有人告诉我们，对我们来说最危险的就是两脚狼，特别是在法国那边的群山上。[65]
向导告诉我们，我们要走的那条路不会有这种危险。于是，我们马上同意跟他走，另外有十二位绅士带着仆人，其中有法国人，也有西班牙人，也都要跟他走。我之前说过，他们曾试着走过几次，都被迫退了回来。
于是，11月15日那天，我们一行人便跟着向导从潘普洛纳出发了。我非常惊讶地发现，他没有带着我们往前走，而是径直掉过头，沿着我们从马德里来的那条路往回走了二十多英里，然后渡过两条河，走上一片平原，气候便再次暖和了起来，而且风景宜人，根本看不见雪。可是，向导突然向左一转，从另一条路朝山上走去。尽管一路上峰峦叠嶂，悬崖峭壁看上去十分可怕，但是他左转右转，曲折迂回，带着我们不知不觉翻过山顶，一路上都没有遇到大雪的阻碍。突然间，他就将风景明媚、物产丰富的朗格多克省和加斯科涅省呈现在我们眼前，只见树木葱茏，一片苍翠。但是距离还很远，我们还有一段崎岖的道路要走。
然而，我们渐渐不安起来，因为雪纷纷扬扬地下了一天一夜，简直寸步难行了。不过他叫我们不要担心，说很快就会走完这段路。我们的确发现每天都在往下走，而且越走越靠北，于是就放心跟着向导继续往前走了。
距离天落黑还有两个小时，向导走在我们前面，身影时隐时现，这时，左近密林深处的山坳里突然窜出来三只恶狼，后面还跟着一头熊。两只狼径直朝向导扑去，他要是在我们前面半英里远的距离，等不及我们去救，就被吃掉了。这时，其中一只狼紧紧咬住他的马不松口，另一只朝他猛扑过去，以至于他没有时间或者没有想到去拔枪，而是拼命地朝我们大喊大叫。当时星期五就在我身边，我吩咐他催马上前去看看出了什么事。星期五一看见向导，便跟着拼命叫唤起来：“主人!主人!”不过，作为一名勇士，他立刻策马朝那个可怜的人冲过去，并拔出手枪，对着那只正在攻击向导的狼的头部就是一枪。
可怜的向导运气还不错，幸亏碰上的是星期五。星期五在家乡已经习惯了这种野兽，一点儿都不害怕，所以才能像刚才说的那样，径直冲到跟前朝那只狼开枪。换了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会站在比较远的地方开枪，搞不好不是打不中那只狼，就是把人给打伤。
不过，这足以让比我胆子更大的人心惊肉跳了。老实说，当时我们一行人全都吓坏了，因为星期五枪声一响，我们便听到两边的狼群发出一片最凄惨的嚎叫声，声音在山谷里回**，此起彼伏，仿佛有成千上万只狼在嚎叫，说不定真的不止这么几只，否则我们就没什么好害怕的了。
星期五杀掉那只狼之后，另一只咬着马不放的狼也马上松开嘴逃走了。幸亏它咬住的是马头，笼头上面的铁圈卡住了它的牙齿，马才没有受重伤。可是向导受了重伤，因为那只恶狼咬了他两口，一口咬在胳膊上，一口咬在膝盖上面一点儿的地方。星期五策马过去把狼打死的时候，他差点儿被受惊的马给摔下马背。
不消说，听到星期五的枪声，我们立刻加快步伐，以那条崎岖难行的道路允许的最快速度催马上前，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一转过那片遮挡了视线的树林，我们就把那番情形看得一清二楚了，还看到星期五是怎样救了那位可怜的向导，不过当时还看不清楚他打死的究竟是什么野兽。
紧接着，星期五和那只熊之间以令人意外的方式，爆发了一场最大胆的搏斗。我们大家刚开始大吃一惊，并为他担心不已，最后却开怀大笑了一场。熊体形庞大，动作笨拙，跑起来不像狼那么轻快，所以它的行动有两大特点：第一，它通常并不会把人类当猎物，我是说，通常情况下，因为我也不敢说在极端饥饿的时候，就比如现在遍地积雪的情形下，它会怎么做。一般情况下它不会攻击人类，除非人类先攻击它。相反，你在丛林里碰到熊如果不去惹它，它也不会来惹你。不过，你必须特别小心，对它客客气气的，给它让路，因为它是一位很讲究的绅士，就算是遇到王子，它也不会让路的。如果你特别害怕，最好的办法就是眼睛望着别处，继续走你的路。有时候，要是你停下脚步，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睛盯着它，它就会认为是一种侮辱。要是你向它丢什么东西，还打中了它，哪怕是一根手指粗细的小树枝，它也会认为是一种侮辱。那它就会把所有的事情都丢到一旁，一心找你报仇，非要把面子争回来才心满意足。这是它的第一大特点。第二大特点是，一旦受到侮辱，它就会不分昼夜地跟着你，一直到报了仇才肯罢休，哪怕绕上很多路，也要追着赶上你。
星期五救了我们的向导，我们走到他跟前的时候，他正扶着向导下马，因为向导不只受了伤，还受了惊吓，而且后者更甚于前者。这时，一头熊突然从树林里走了出来。它体形异常庞大，是我生平见过的最大的熊。看到它的时候，大家都吃了一惊，可是星期五看到它，脸上反而流露出欢喜不尽和无所畏惧的神情。“噢!噢!噢!”他一连叫了三声，然后指着那头熊说，“主人，请允许我离开片刻，我要去和它握握手，我要叫你开怀大笑。”
看到这家伙这么高兴，我觉得很奇怪。“你这个傻蛋，”我说，“它会吃掉你的。”“吃掉我，吃掉我!”他一连说了两遍，“我还要吃掉它哩。我要叫你们开怀大笑。你们全都待在这里，我叫你们看个笑话。”说着，他坐下来，脱掉靴子，换上他揣在口袋里的便鞋(我们称之为平底鞋)，把马交给我另一名仆人，然后带上他的枪，一阵风似的飞跑了过去。
那头熊正慢条斯理地往前走，没打算招惹任何人。可是星期五走到近前，大声朝它嚷嚷，仿佛它能听懂似的。“你听着，你听着，”星期五说，“我在跟你说话呢。”我们远远地跟在后面。现在已经到了加斯科涅这边，我们正沿着山坡往下走进一片大森林。这一带虽然到处零零星星长着树，但是地势平坦，而且很开阔。
再说星期五紧跟在那头熊后面，很快就赶了上去。他捡起一块大石头，朝熊丢过去，正好砸在它脑袋上，可是就像砸在一堵墙上似的，一点儿都没伤到它。这下星期五算是达到了目的，因为那个捣蛋鬼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他这么做纯粹是为了让熊来追他，好让我们看一场笑话。大熊感觉有石头打它，又看到星期五，便转过身来追星期五。只见它迈开可怕的大步，摇摇摆摆地奔过来，速度和马儿小跑着差不多。星期五撒腿就跑，看样子好像要跑到我们这边来求救。大家立刻准备开枪打死那头熊，救下我的仆人。我非常恼怒，因为那头熊好端端地走着自己的路，他却跑去把它引了过来。尤其让我生气的是，他把熊引到我们这边，自己却跑开了。我高声骂道：“你这个狗东西，这就是你叫我们看的好戏吗？快走开，给我上马，我们要打死那个畜生。”听到我的话，他高声叫道：“不要开枪，不要开枪，站着别动，好戏还在后面。”那个身手敏捷的家伙跑两步，那头熊才跑出一步，只见他突然转了个弯，朝旁边跑开了。看见那边有一棵合适的大橡树，他便一面招呼我们跟上，一面加快步子，来到树下，把枪放在离树根五六码远的地上，然后敏捷地爬上了树。
那头熊也很快跑到树下，我们远远地跟在后面。只见它在枪跟前停下来闻了闻，但是没有去动，而是往树上爬去，别看它又笨又重，爬起树来却像猫一样敏捷。我对星期五这种愚蠢的行为感到十分诧异，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好笑的。看见熊爬上了树，我们大家也都催马上前。
我们来到树下的时候，星期五已经爬到一根大树枝的树梢上，而那头熊也爬到了半中间。熊刚刚爬到树枝比较柔软的地方，星期五就对我们说：“哈，你们瞧我教熊跳舞。”说着，他就在那根树枝上又是跳又是摇树枝，把熊摇得左摇右摆，摇摇欲坠，熊只好站住不动，还回过头去，想看看怎么才能退回去。见此情形，我们果然开怀大笑起来。但是星期五逗熊的把戏还多着呢。他看到熊站着不动了，便又冲它叫起来，仿佛觉得熊会说英语似的：“你怎么不过来了？快过来啊!”他不再跳了，也不摇树枝了，熊仿佛听懂了他的话，又往前爬了几步。这时，星期五又跳起来，熊又站住不动了。
我们觉得现在正是好时机，可以开枪打爆熊的头，于是我大声吩咐星期五站着别动，告诉他我们要开枪打熊了。可是他急切地说：“别，别，不要开枪，我后会儿开枪。”他是说，他过会儿开枪。长话短说吧，星期五又摇又晃，熊站在上面东歪西倒，看得我们乐不可支，可还是猜不出星期五究竟要干什么。开始我们以为他要把熊给摇下来，可是我们发现那头熊非常狡猾，它用硕大的脚掌牢牢地抓住树枝，所以我们实在想不出这事儿会怎么了结，这场恶作剧会如何收场。
星期五又摇又晃，熊站在上面东歪西倒，看得我们乐不可支。
但是星期五很快就替我们解开了疑团。他见那头熊紧紧抓住树枝，再也不肯往前走一步，便说：“好吧，好吧，你不过来，我就过去。你不到我这里来，我就到你那里去。”说着，他爬到树梢最末端的地方。树梢被他的体重压得弯了下去，把他缓缓地往下放，他便顺势从树枝上滑下去，等到离地面不远的时候一下子跳下去，然后飞奔过去把枪捡起来，站在那里静静地等着。
我对他说：“嗯，星期五，你想干什么？为什么不开枪打死它？”星期五说：“别打，先别打。我先不杀它。我等着，要再让你们乐一乐。”你一会儿就会看到，他确实做到了。熊看到敌人走了，便沿着那根树枝往回退。只见它不紧不慢，每走一步，都要回头望一眼，一直退到树干上，然后继续倒着往后，不紧不慢地沿着树干往下爬，每次只挪一只爪子。就在它的后爪将要落地的当儿，星期五抢上前去，将枪口塞进它的耳朵，一枪就打死了它。
这时候，那个捣蛋鬼转过身来，想看看我们有没有笑。看到我们脸上都带着笑容，他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我们那里就是这样杀熊的。”星期五说。“你们这样杀熊，你们不是没有枪吗？”我说。“没有，没有枪，用很长很长的箭射。”他说。
这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一次不错的消遣。可是我们现在还在荒山野地，向导又受了重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狼群的嚎叫声充斥着我的大脑，老实说，除了那次在非洲海岸听到的嚎叫声(这件事我在前面讲过)，我从来没听过比这更叫我毛骨悚然的声音。
鉴于上述这些情况，兼之暮色四合，我们不得不匆匆离开，否则肯定会按照星期五的意思，把那只巨兽的皮剥下来，倒是很值得保存。可是，我们还有三里格的路要赶，向导也一直催我们快走，我们只好丢开它，继续赶路。
地上仍然被积雪覆盖，只不过没有山上那么深、那么危险。我们后来听说，那些猛兽饿极了，便跑到树林里和平原上来觅食，并在村子里制造了很多灾祸，它们袭击村民，咬死很多羊和马，还伤了人。
我们还要经过一个危险的地方。向导告诉我们，如果这一带有狼，那我们肯定会在那里遇见。那是一片小小的平川，四周树林环绕，只有一条又长又窄的小径。我们只能从那条小径穿过树林，然后才能抵达准备投宿的村庄。
我们走进第一片丛林的时候，离太阳落山只剩半小时了；等走上那片平川，太阳已经落下去一小会儿了。我们在第一片丛林里什么都没碰见，只在林中一片两浪见方的空地上看见五只大狼飞快地穿过小路，一只接一只飞奔过去，好像在追赶什么猎物，而那个猎物就在它们视野里。它们没空理会我们，只管往前跑，一会儿工夫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见此情形，我们的向导(顺便说一下，他是个胆小如鼠的可怜虫)叮嘱我们时刻做好准备，因为他相信还会来更多的狼。
我们手里紧紧握着枪，警惕地留神着四周，可是一只狼都没看到，直到穿过那片将近半里格宽的丛林，走上平川。刚踏上那片平川，我们就看到了足以引起警惕的情况：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一匹死马，我是说，一匹被狼群咬死的马，至少有一打的狼在那里大吃特吃，其实都不能说是吃，只能说是在啃骨头，因为肉已经被它们吃光了。
我们觉得不应该去打搅它们的盛宴，而且它们也没怎么注意我们。星期五本来想朝它们开枪，我根本不可能答应，因为我们多半还有很多麻烦，有些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那片平川还没走完一半，我们就已经渐渐开始听到左边丛林里传来的狼嚎声，声音非常可怕。不一会儿，我们便看见上百只狼一窝蜂朝我们扑来，它们大多数都排成单列，就像经验丰富的军官带的部队一样整齐。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对付它们，最后发现除了靠拢在一起并排成一行之外，别无办法。于是，我们马上紧紧排成一排。为了不让火力中断太久，我下令采取间隔一人开枪的做法，第一轮过后，另一批没有开枪的人站在那里做好准备，要是狼群继续朝我们前进，就立刻朝它们开第二轮枪。第一轮开枪的人先不要忙着给长枪装弹，要站在那里准备用手枪射击，因为我们大家都有一杆长枪和两把手枪。用这种办法，我们可以连续开上六轮，每次一半人开枪。然而，当时我们根本没必要这么做，因为第一轮枪响之后，我们的敌人就被枪声和火光吓得马上停止了前进。有四只狼头部中弹栽倒了，还有几只受了伤，流着血跑开了，雪地上看得到血痕。我看到它们只是停下来，却没有马上撤退，突然记起来有人告诉我，就算是最凶猛的野兽都害怕人类的声音，便叫大家一起拼命呐喊。我发现这个说法并非毫无道理，因为狼群听到我们的呐喊声后开始撤退，并转过身准备走了。于是，我下令在它们背后再开一轮枪，这下群狼才撒开腿，朝树林里跑去。
我们这才有工夫给枪装弹，为了抓紧时间，一边装弹一边往前走。我们刚刚给长枪装好子弹，做好准备，便听见左边那片树林里传出可怕的叫声，不过这次是从我们去路的前方传来的。
夜幕即将降临，光线逐渐昏暗起来，这对我们更加不利。那片叫声越来越响，一听就知道是恶狼们的嗥叫声。突然，我们看到三群狼，一群在我们左边，一群在后面，还有一群在前面。看来，我们被包围了。不过，趁狼群还没有发起进攻，我们拼命催马往前跑。道路很不好走，马只能一路小跑。跑着跑着，我们便看见了丛林的入口。要穿过那个口子，才能走到平川的尽头。可是，我们靠近那条小径时大吃了一惊，只见密密麻麻的狼群站在丛林入口处，多得数也数不清。
突然，丛林另一个入口处传来一声枪响，我们朝那边望去，只见一匹马戴着笼头、背着马鞍从里面冲出来，一阵风似的疾驰而去，同时有十六七只狼在它身后紧追不舍，全速奔去。其实，那匹马比它们跑得快得多，但是我们估计它很难一直维持那个速度，到最后肯定会被那几只狼追上。
我们在那里看到一副惨绝人寰的景象。当时，我们策马朝那个入口奔去，结果看到一匹马的尸体，还有两个人的尸骸，都是被恶狼咬死吃掉的。毫无疑问，其中有一个就是刚刚开枪的那个人，因为他身边丢着一支刚开过火的枪。可是，此人的头部和上半身已经被吃掉了。
这副情形看得我们心惊肉跳，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可是那群野兽很快就逼得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因为它们聚集在周围，打算把我们当猎物。我相信那群狼绝对不下三百只。幸好离树林不远的地方丢着几根夏天砍伐的大木材，估计是等着运走的。我率领自己的小分队跑到木材中间，在一根长长的木材后面排成一排。我叫大家都下马，把那根木材当胸墙躲在后面，站成三角形，把我们的马围在中央。
幸亏我们这么做了，因为那群野兽对我们采取的攻势之猛，在当地都闻所未闻。它们怒吼着朝我们扑过来，冲上那根被我们充当胸墙的木料，仿佛饿虎扑食一般。它们这种怒气，似乎主要是冲着我们身后的马去的，那才是它们猎捕的目标。我下令我的手下像刚才那样分轮射击，大家瞄得很准，第一轮就打死了好几只。可是，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地开枪，因为它们犹如恶魔一般，前仆后继地朝我们扑来。
第二轮长枪放完之后，它们好像停了一下，我以为它们肯定会走开，哪知道它们只停了一会儿，后面的就紧跟着拥了上来。于是，我们又开了两轮手枪，这四轮一共杀了十七八只狼，打伤的有两倍多，可是群狼还是蜂拥而来。
我不肯着急忙慌地把最后两轮枪都放光，便叫来仆人——不是星期五，因为星期五还有更重要的任务(我们一边开枪，他一边以惊人的速度给我和他自己的长枪装弹)。我是说，我叫来另一个仆人，给了他一角弹药，叫他沿着那根大木头把火药撒成一条长线。他把火药撒好，刚刚抽身离开，群狼就扑了上来，甚至有几只还跳上了木头。我立刻抓起一支没有装弹药的燧火枪，贴着火药开了一枪。木头上面那几只狼马上被烧焦了，还有六七只被火焰的威力掀翻下来，落到我们中间。我们立马结束了它们的性命。此时夜幕已经降临，火焰在夜色中越发显得可怕，剩下那些狼总算被火光吓得往后退了几步。
见此情形，我下令全体人员打光最后一轮手枪，枪声一落，我们便跟着齐声呐喊起来。群狼这才零零落落地掉头跑走，我们马上冲出去，用手中的剑对着那二十几只受了伤在地上挣扎的狼一阵乱砍。这个办法确实奏效，因为那些狼更能听懂同类发出的惨叫声，它们终于四散逃窜，丢下我们跑走了。
从头到尾，我们一共打死了六十多只狼，要是在白天，打死得会更多。就这样，战事结束了，我们继续前行，因为还有近一里格的路要走。沿路有几次都听到恶狼在丛林里扯着嗓子嚎叫，好像不时还看到几只，可是雪光刺得人眼睛发花，所以不是很确定。就这样，又过了一个小时，我们终于抵达了那座准备投宿的小镇，结果发现镇上的居民惊惶异常，人人都拿着武器，据说头天晚上狼群和几只熊闯进了村里，把他们吓坏了，只好日夜守卫，特别是夜间，以保护牲畜，其实还有镇上的居民。
第二天，我们的向导伤势恶化，由于两处伤口溃烂，四肢都肿了，根本无法上路。我们只好在当地另雇了一名新向导，带着我们前往图卢兹。图卢兹气候温暖、物产丰富、风景宜人，既没有雪，也没有狼之类的东西。我们在图卢兹把自己的经历讲给别人听，人们听了之后告诉我们，在山脚下的森林里，这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特别是积雪覆盖大地的时候。可是，他们一再追问我们请了什么样的向导，居然敢在这么严寒的季节带着我们走那条路，还说，我们没有被狼群吃掉真是够幸运的。他们听到我们怎样列队把马匹围在中间，顿时不停地责备我们，还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把命丢了真是万幸，因为狼之所以那么凶狠，就是因为看到了自己的猎物——那几匹马。若在平时，它们确实怕枪，可是当它们饿极了，饿得发狂的时候，就一心只顾着扑向马群，什么危险都顾不上了。要不是我们不停地放枪，最后又用火药设下防火线把它们吓倒，就很有可能被撕成碎片。但是，如果当时我们稳稳地骑在马上，像骑士那样向它们开枪，它们看到马背上有人，就不会那么理所当然地把马当作自己的猎物了。此外，他们还说，万不得已时，要是我们挨在一起，丢开马匹，它们也会一心去吃马，我们就可以平安地过去了，特别是我们手中都有武器，又有那么多人。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如此深刻地体会过危险的滋味。当我看见三百多只恶狼怒吼着向我们扑来，张着大嘴要吃掉我们，而我们既无处可躲，也无路可退的时候，我以为自己性命休矣。我相信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过那几座山了，我觉得我宁可走一千里格的海路，哪怕一个星期碰上一次风暴。
我经过法国那一路上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可记，就算有，也都是其他的旅行家们写过的，而且肯定比我写得好。从图卢兹到巴黎后，我没有耽搁多久，就去了加来[66]，然后于1月14日在多佛平安登陆，整整走了一个寒冬。
现在，我终于抵达了这次航行的终点。我花了几天时间，把带来的几张汇票兑了现，新得的财产就全部在我手中了。
我的人生向导和私人顾问，也就是那位心地善良的老孀妇，衷心感谢我托人带钱给她。她愿意兢兢业业为我服务，我把一切都完全托付给她之后，总算对自己的财产安全放下了心。我从始至终都非常欣赏那位夫人廉洁正直的品行。
现在我开始考虑把财产托付给那位夫人保管，然后出发去里斯本，再转道前往巴西。可是，现在又有新顾虑使我裹足不前，那就是宗教问题。早在海外的时候，特别是孑然一身的时候，我就对罗马教产生了一些疑问。因此我知道，除非我决定毫无保留地崇信罗马天主教，或者决定为了自己的原则而牺牲，成为殉道者，死于异端裁判所，否则就不能去巴西，更别提在那里定居了。因而，我决定留在本国，如果能找到办法，就把种植园卖掉。
为此，我写了一封信给我那位里斯本的老朋友。他回信告诉我，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种植园卖掉。要是我允许他把我的意思告诉住在巴西的那两个商人，也就是我那两位受托人的后人，他相信他们一定肯买，并且他毫不怀疑，他们会多出四五千西班牙银币。他们就住在当地，完全知道那座种植园值多少钱，也都很有钱。
我便答应了，吩咐他告诉他们我要卖种植园，他也依言照办了。大约八个月之后，去巴西的那艘船回来了，他向我报告说，那两个人接受了我的卖价，已经汇了三万三千银币给他们在里斯本的代理人，叫他照付。
我在他们从里斯本寄来的那份卖契上签了字，寄给我的老朋友。我的老朋友便把卖得的三万两千八百银币汇票寄给了我。我依然按照之前的承诺，在那位老人有生之年每年给他一百摩伊多，此后在他儿子有生之年每年给他儿子五十摩伊多，而这笔钱原本是从种植园每年的收益中支取的。我已经叙述完我幸运人生和冒险人生的第一部分。我这一生犹如造物主的棋盘格，其变化多端世所罕见，开始的时候愚昧无知，最终结束的时候却比任意一段人生赋予我的期望都要幸福得多。
大家肯定都以为，在这种错综复杂却又好运当头的情况下，我肯定不会再去冒险。如果换了其他情形确实不会，可是我深受流浪生活的吸引，兼之没有家室，也没几个亲戚，尽管有钱也没结识几个朋友，所以，虽然已经把巴西的产业卖掉了，我却依旧对那个地方念念不忘。我很想再度远游，尤其想去我的那座小岛看看，了解一下那些可怜的西班牙人是否上了岛，我留在岛上的那几个坏蛋对他们如何。
我真正的朋友，那位孀妇，竭力劝我不要再去，而且也说服了我。几乎整整七年时间，她都阻止我跑到外面去。在此期间，我把两个侄儿(二哥的两个孩子)养在身边，大的那个很有出息，我把他培养成了上流人士，他本来就有家产，我另外又给他留了一份遗产。小的那个我托付给了一位船长，五年后发现他长成了一个明白事理、有胆量、有魄力的年轻人，便给他弄了一艘好船，让他航海去了。后来，那个年轻人竟然把我这个年纪一大把的人忽悠进了新的冒险旅途。
在此期间，我在国内也初步安定了下来。首先，我结了婚，婚后生活只能说马马虎虎，然后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可是没多久妻子就去世了。当时，我的侄儿正好从西班牙航行回来，获利颇丰。我本来就很想去出海，再加上他又总是缠着我求我去，我便以个人贸易者的身份，搭上他的船往东印度群岛去了。那是1694年的事。
这次航行中，我去看我那座小岛上的新殖民地，看望了我那些西班牙继承者，又听他们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我留在那里的那几个恶棍的故事，说那几个人最初是如何欺负这些西班牙人，最后双方又是如何时而和好，时而争执，如何分分合合，以及最终西班牙人又是如何被迫使用武力对付他们，他们又是如何臣服于西班牙人，西班牙人是如何公道地对待他们，等等。这段经历如果写下来，肯定会像我自己的经历一样变幻莫测，充满令人称奇的意外事件，特别是他们跟数次登陆小岛的那些加勒比部族之间打仗的情形，以及他们怎样派了五个人去攻打那片大陆，抓回来十一个男人和五个女人的故事。我这次去，发现岛上已经有二十来个孩子了。
我在岛上逗留了二十来天，把各种必需品都留给了他们，特别是枪支弹药、衣服和工具，还有两名从英国带来的工匠，一个木匠、一个铁匠。
此外，我和他们把岛上的土地分成若干块，自己仍保留整座岛的土地所有权，只是根据他们达成的一致协议，把土地分配好。我替他们把问题全都搞定，又嘱咐他们不要离开小岛，之后便离开了。
我从那里去了巴西，在巴西买了一艘帆船，又往岛上送了一些人。除了供应品外，我还送去了七个女人，有几个我觉得适合干活儿，有几个我觉得适合给那些愿意娶她们的人做老婆。至于那几个英国人，我答应他们，只要他们辛勤耕作，我就从英国给他们送几个女人和大批的必需品过来，后来我也的确实现了这一诺言。那几个人被收服后，分到了特地留给他们的财产，后来竟然都成了诚实勤勉的人。我还从巴西给他们送去了五头牛(其中三头肚子里怀着小牛)、几只羊、几头猪，后来我再去的时候，岛上已经牛羊成群了。
不过，所有这些事情，以及后来三百名加勒比人怎样侵袭他们，毁掉他们的种植园；他们怎样前后两次跟那些人激战，第一次落败，并死了三人，后一次风暴摧毁了敌人的独木舟；他们把剩下那些敌人几乎全部饿死、消灭，并重新收复了种植园，继续在岛上生活，所有这些，以及我自己后十年探险中的惊人遭遇，说不定以后会接着写下去。
[1] Kreutznaer这个德国名字既蕴含宗教寓意“nearer the cross”，即“离十字架更近”，又暗示了克鲁索喜欢漂泊漫游的天性，“to cruise, to journey”，即“乘船去旅行”。——译注(如无特别说明，本书中注释均为译注。)
[2] 威廉·洛克哈特爵士是苏格兰士兵、外交官，先在保皇党军队中服役，后效忠克伦威尔。1656—1658年期间任驻巴黎大使，负责促进英法对抗西班牙的联盟。1658年，他率领英法联军围困敦刻尔克，直到6月15日西班牙投降。克鲁索的哥哥多半是在西班牙投降前那场被称作“沙丘战役”的大决战中阵亡的。
[3] 这番谈话应该发生在克鲁索18岁那年，也就是1650年，克鲁索离家去航海的前一年，而沙丘战役爆发于1658年。此处自相矛盾，要么是克鲁索记错了，要么是作者写错了。
[4] 海浪翻滚，锚索被拽紧，以致船头被拽到波浪下面进了水。船长担心船走锚，便下令放备用锚。备用锚是船上最大的锚，只在紧急情况下使用。把两根锚索都放到头儿，可以降低走锚的风险。
[5] 砍倒桅杆以减少船身在吃水线以上的面积，从而减少风力的影响。
[6] 英里，长度单位，1英里等于1609.34米。
[7] 英尺，长度单位，1英尺等于0.3048米。
[8] 见《旧约·约拿书》第一章：“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施去……”约拿是耶罗波安二世在位时期的一位先知，上帝命他去亚述京都尼尼微城向当地人传讲悔改弃恶之道，但是他抗命不尊，跑到约帕，登上商船逃往他施。罕见的风暴袭击了商船，约拿知道是由于自己的缘故，便让水手们把他扔进大海，海面顿时风平浪静了。
[9] 贩奴之旅的委婉语。
[10] 克鲁索学会了通过测量正午时分太阳在地平线上的角度——子午圈高度来计算纬度，后来还学会了使用太阳相对于赤道的角度(偏角)全年日变化的数学运算表。直到18世纪后期才有推断经度位置的可靠方法，而克鲁索当时学的是被称作“船位推测法”的办法，亦即，从固定位置出发后，综合船的航线和速度、天气条件、海面状况、水流以及影响航行的各种因素来推断每天的航程。
[11] 5磅9盎司：大约2.5千克。
[12] 萨累：位于摩洛哥大西洋海岸的拉巴特附近，曾以“海岛之城”著称，强盛时期甚至成为独立的“布里格里格共和国”，不接受摩洛哥朝廷的管制。摩洛哥朝廷只要能敛到税金，就对海盗活动听之任之。
[13] 里格：长度单位，多用于航海，1里格约等于3英里或3海里。
[14] 英担：计重单位，1英担等于112磅。
[15] 当时的毛瑟枪口径在10到20之间，也就是说，其直径可以安装重量在1/10磅到1/12磅之间的铅弹。其射程大约为240码，也就是220米。
[16] 佛得角和佛得角群岛之间的距离大约有360英里，也就是600公里，克鲁索声称看到这番景象事实上不合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