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再计算星期。我来的时候是冬天，榴弹爆炸的时候冰冻的土块几乎和弹片一样危险。现在树木已经再次抽芽。我们的生活在前线与营房之间转换。我们已经有点习惯了，战争是和癌症与结核病、流感与痢疾一样的一种死因。只是死亡发生得更加频繁，更加多样和残酷。

我们的思想是黏土，经由岁月变迁的塑造——我们休息的时候是好的，我们上战场的时候它就死了。里里外外都是弹坑。

大家都是这样，不只是我们这里是这样——以前通行的东西，现在你不再真的理解了。教养与教育上的差异几乎都被抹掉了，无法辨认。有时候它们也给了你在某种环境下利用它们的优势，但它们也有自己的缺陷，它们会引起拘束，而这正是必须克服的。好像我们从前是不同国家的货币，人们把它们融在了一起，现在都变成了同一种纹样。如果你想看出区别，你就要检视材料。我们首先是士兵，然后才是一个人，以一种古怪而又羞耻的方式。

这是一种伟大的兄弟情义，带着民歌中的伙伴之情、犯人中的团结之情和绝望之人的互助精神的光辉，从注定死亡的境况奇特地变成了一种生活的阶段，在危险之中，来自死亡的紧张与荒芜，以某种并不崇高的方式。它既是英雄主义的，也是庸俗的，如果你要评价它——但谁想要这么做呢？

正是因为这一点，恰登在听说敌人进攻的时候才飞速吃完了他那碗放了肥肉的青豆汤，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一个小时以后是不是还活着。我们讨论了很久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卡钦斯基反对，因为他说你得考虑腹部中弹的情况，那时候肚子里塞满可比空着肚子危险。

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的问题，它们对我们来说十分严峻，不可能不是这样。这里的生活处在死亡的边缘，遵循这一条极为简单的路径，局限在必不可少的事物上，其他一切都沉入了沉闷的睡眠——那就是我们的原初与我们的救赎。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早就发疯了、逃跑了或是死掉了。这就像是去冰冻的地带探险——所有的活动只能服务于维持生存，而且只能被迫集中于这一点。所有的其他一切都被禁止，因为会消耗不必要的力量。这是唯一一种使我们获救的方法，我经常像面对一个陌生人一样面对自己，当早先平静时光的反光像一面模糊的镜子，将我现在的存在映照在我体外，我会好奇，这种名叫生活的难以形容的活跃东西，怎么就适应了这种形态。所有其他的外在活动都在冬眠，生活只是对死亡威胁的持续戒备；它把我们变成思考的动物，为了给我们本能的武器；它让我们充满麻木，不会在恐惧面前崩溃，而有着清楚自觉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却会被压倒；它唤起我们体内的战友情谊，让我们免于坠入孤寂的深渊；它赋予我们野兽的漠然，让我们在任何一刻都能感到某种积极因素，保留下来应对虚无的袭击。于是我们就过着一种封闭、隔绝的极其肤浅的生活。有时候会有一件事情闪出火光，然后会意料之外地爆发出庞大而可怕的渴望的火焰。

那些时刻是危险的，它们告诉我们那些适应仅仅是人为的，并不是简单的平静，而是为了平静的最艰难的紧张。我们生活形式的外观和野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野人可以一直都是这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样，至多通过他们的精神努力向前推进一些，但我们的情况正相反：我们内在的力量并不致力于发展，而是退化。他们是放松且自然而然的，我们却是经过了最艰巨的努力，是勉强的。

晚上你会感到惊恐，从睡梦中醒来，被那些涌来的面孔的魔力所征服，屈服于它，把我们和黑暗分开的落脚点和界限是多么稀薄——我们是微小的火焰，仅仅靠一道薄墙抵挡着毁灭与无义的风暴，我们的光芒在其中摇曳，有时候几乎被湮灭。然后战争沉闷的咆哮声会变成一个环，把我们围拢在里面，我们一起爬进去，睁大眼睛凝视着夜晚。

我们只能在战友的呼吸声中找到安慰，我们就这样等待着天明。

每一天，每个小时，每声榴弹作响和每个死者都在打磨这根纤细的落脚点，岁月很快就磨损了它。我看到它是如何在我周围渐渐倒塌。有个关于德特林的愚蠢故事。他是那种不爱和别人来往的人。他的不幸就是在一个花园里看到了一株樱桃树。我们刚好从前线回来，樱桃树在我们的新营地附近，在一条路的拐角上，在微光中令人惊异。它没有树叶，开满了白花。

傍晚德特林不见了。他最终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几枝樱桃花。我们开他的玩笑，问他是不是要去参加婚礼。他没有回答，而是把它们放到了**。晚上我听到他发出声响，好像在收拾东西。我预感到了不幸，就走向他。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对他说：“别干傻事，德特林。”

“唉——我只是睡不着。”

“你为什么要折下那些樱桃枝？”

“我想折樱桃枝就可以折。”他固执地答道。过了片刻又说：“我家里有一个种满樱桃树的大果园。樱桃开花的时候，从放干草的阁楼上望去就像一整块床单，那么白。现在正是开花的时候。”

“也许你马上就有假了。你这种农民还可能会被遣送回家呢。”

他点点头，却已经游离开了。这些农民激动起来有一种古怪的深情，就像牛和满怀渴望的上帝的结合，一半愚蠢，一半迷醉。为了引开他的思绪，我向他要一块面包。他没说什么就给我了。那很可疑，因为他一向很吝啬。所以我就一直醒着。什么也没有发生，早晨他又和往常一样了。

可能他已经察觉到了我一直在观察他。

但第三天早晨他走了。我看到了，却没说什么，想给他时间，也许他还能逃躲。已经有许多人逃到荷兰去了。

点名的时候人们发现他不在。一周以后我们听说他被战地宪兵，那种卑鄙的军事警察逮捕。他朝着德国的方向走了下去——当然毫无希望——他所做的一切当然也是同样愚蠢的。所有人本来都知道，他当逃兵只是因为思乡和一时的迷惘，但前线后一百公里的军事法庭又懂些什么呢？——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有关德特林的事。

但这种危险，这种压抑的东西有时也以其他的方式爆发出来，就像来自一个加热过度的锅炉。说一下贝格的结局就够了。

我们的战壕早就被摧毁了，现在有一条伸缩性的防线，因此我们实际上已经没有真正的阵地战了。进攻与反击来回进行的时候就只剩下一条破碎的战线与弹坑和弹坑之间的激烈战斗。前面的防线被突破了，各个小组到处建立阵地，战争在弹坑的罗网中间进行。

我们在一个弹坑里，英军从侧边包抄我们的侧翼，就要突入我们背后了。我们被包围了起来。要投降也不容易，烟雾在我们头上飘扬，没有人能看出来我们是不是要投降，也许我们也不想投降，在这样的时候你自己都说不好。我们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靠近了。我们的机关枪瞄成半圆形在前面扫射着。冷却水蒸发完了，我们匆忙地传递着盒子，每个人尿在里面，这样我们就又有水了，可以继续射击了。但我们后面枪声越来越近，再过几分钟我们就输了。这时第二把机关枪从最短的距离发射了。它架在我们旁边的弹坑里，贝格把它弄了过来，现在反攻从后面过来，我们得到了自由，和后方也取得了联系。之后我们在良好的掩蔽下躺着的时候，有个送饭的人讲起离这里两三百步路倒着一只受了伤的通信犬。

“在哪里？”贝格问。

那个人把地方描述给他。贝格站起来走了，想把狗带过来或者把它打死。半年以前他肯定不会管这种事，而是保持着理智。我们试着拦住他，但他真的要走的时候我们只能说：“你疯了!”就让他去了。因为这种前线的发作可能会很危险，如果你不立刻把那个人摔在地上紧紧按住。而贝格身高一米八，是整个连队最强壮的人。

他是真的疯了，因为他必须穿过火力网。

但这道在我们头顶潜伏的闪电击中了他，使他发了疯。别人也发了疯，开始狂叫、奔跑，有一个人用手、脚和嘴不断地挖土，想钻到地里面去。这种事情当然只是在模仿，但模仿也已经是个征兆了。想要打死那条狗的贝格在骨盆上中了一枪，有一个去抬他的人在抬他的时候腿肚子中了一弹。

默勒死了。人们从近处往他的腹部打了一发信号弹。他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又活了半个小时，痛得可怕。死前他把自己的皮夹交给我，把他的长筒靴送给了我——就是他从克梅里希那里得到的那双。我穿上它们，因为它们很合适。我死后这双靴子将给恰登，我已经答应他了。

尽管我们已经葬下了默勒，他却无法安眠太久。我们的战线正在后撤。那边有许多新来的英国和美国军团，有许多罐装牛肉和白面包，还有太多的新式大炮，太多的飞机。

但我们饿得消瘦。我们的伙食很差，掺了很多代用品，我们都病了。德国工厂的老板都成了有钱人——痢疾却使我们肠胃刺痛，厕所蹲架上总是挤得满满的——应该让祖国的那些人，来这里看看这些灰黄、悲惨、瘦削的面孔，看看这些蜷曲起来的身体。腹痛绞出了他们体内的鲜血，他们却还咧着扭曲、痛苦颤抖的嘴唇笑着说：“把裤子再拉起来也没什么意义……”

我们的炮击停止了——炮弹太少了，炮筒也磨损了，瞄得不准，有时候会掉到我们这边来。我们的马也太少了。我们新来的部队都是些贫血的、需要休息的孩子，连背包也背不动，但已经知道怎么去送死了。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他们根本不懂战争，只是冲上前让自己被打死。一个飞行员为了取乐，就把他们两个连队的人都打死了，他们才刚刚从火车上下来，根本不知道怎么掩护。

“德国很快就会变得空空如也。”卡钦斯基说。

我们不再抱有这一切还会结束的希望。我们根本没有想那么远。你可能中了一弹就死了，你可能受了伤就去了医院。如果你没有被截肢，那么你早晚会落到这样一个军医官的手里，他纽扣孔里佩着一枚战争功勋十字章，对你说道：“什么，一条腿短了一点？如果你有勇气，在前线你也不需要奔跑。这个人可用于作战。去吧!”

卡钦斯基讲了个故事，整个前线从孚日到佛兰德都在讲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军医官的，他念着体检名单上的名字，当一个人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连看也不看一眼就说：“可用于作战。我们那边需要战士。”一个装着木腿的人走到他面前，军医官又说：“可用于作战。”“于是，”卡钦斯基扬起嗓音，“那个人对他说：‘我已经有了一条木头腿，但如果我再回去被打掉了脑袋，我就去装一个木脑袋，就变成军医官了!’”——我们都很喜欢这个回答。

也许有好医生，也许还很多。但每一个士兵在上百次的检查中总有一次落到这些为数众多的英雄捕手那里，他们竭尽全力把名单上的“可用于工作”和“可用于防卫”尽可能都变成“可用于作战”。

有许多这样的故事，有时候还要苦涩得多。尽管如此，它们却与叛乱和诽谤毫不相干，它们只是诚挚的实事求是，因为军队里就是有许多欺骗、不公与卑鄙。尽管一个团又一个团地投入那越来越没有希望的战斗，尽管一次又一次进攻都伴随着越来越后退、越来越崩裂的防线，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坦克已经从嘲笑的对象变成了重型武器。它们装着铁甲，排成长列滚过来，对我们来说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能展现出战争的恐怖。

我们看不到向我们发出密集炮火的大炮，敌军的进攻行列也是像我们一样的人。但坦克是机器，它们的履带像战争一样无休无止，它们就是毁灭，当它们毫无感觉地滚进弹坑，再不可阻挡地爬上去，那是一队咆哮的、吞云吐雾的装甲，刀枪不入，是一些把死者和伤者碾碎的钢铁野兽。——在它们面前，我们在我们薄薄的皮肤下面皱缩成一团，在它们的庞大的重力面前，我们的手臂变成了稻草，我们的手榴弹变成了火柴。

榴弹、毒气与成群的坦克——碾碎，吞噬，死亡。

痢疾、流感与伤寒——阻塞，燃烧，死亡。

战壕、医院与群葬墓——没有其他的可能。

我们的连长贝尔廷克在一次进攻中阵亡了。他是最出色的前线军官之一，在所有危急的场合都冲在最前面，和我们作战的这两年里他从来没有负过伤，所以最后还是得发生点什么事。我们坐在一个弹坑里，被包围住了。油或汽油的恶臭和火药的烟气一起吹了过来。我们发现两个人带着火焰喷射器，一个人背上背着一只箱子，另一个人双手抓着一根软管，火从管子里喷出来。如果他们逼近，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就完了，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没有退路了。

我们向他们开火，他们却逼近了，这很糟糕。贝尔廷克和我们一起躺在弹坑里。当他发现我们没有打中，因为我们在猛烈的火力下必须十分注意掩蔽，他就拿起一支步枪，爬出弹坑，躺着把自己撑起来。他开了枪——在同一刻有一颗子弹打了过去，他被打中了。他仍然躺在那里再次瞄准——移动了一下位置，然后重新瞄准，终于开了枪。贝尔廷克让枪掉到了地上，说了一声：“好。”就滑了回来。两个带着火焰喷射器的人里面后面的那个受了伤，倒了下去，软管从另一个人手里滑了出来，火焰朝四处喷射，这个人被烧死了。

贝尔廷克胸部中了弹。过了一会儿，一块弹片削掉了他的下巴。这块碎片还有力量打裂了雷尔的屁股。雷尔呻吟着，用手臂支撑着自己，他流血流得很快，没有人能帮他。两三分钟以后，他就像一根流空的软管一样倒下了。他在学校里是那么出色的数学教师，但现在这又有什么用呢？

几个月过去了。1918年夏天是流血最多、最艰难的季节。日子就像金黄碧蓝的天使不可思议地立在毁灭的圆环上。这里人人都知道，我们输掉了战争。大家谈论得并不多，我们后退着，在这次大进攻之后我们不可能再进攻了，我们没有人员，也没有弹药了。但战争还是在继续——死亡还是在继续——1918年夏天——我们从未像现在这么渴望最基本的生活——我们营房草地上的红罂粟，草茎上光滑的甲虫，晦暗阴冷的房间里温暖的傍晚，薄暮时分神秘黝黑的树林，星星与流水，梦境与长眠——哦，生活，生活，生活!

1918年夏天——我们从来没有像重上前线的那一刻那样默默忍受。那令人激动的关于停战与和平传闻沸沸扬扬，此起彼伏，让我们内心凌乱，使得启程比任何时候都艰难!

1918年夏天——生活从未像这些炮轰的时刻这么痛苦、这么充满恐怖，当苍白的面孔躺在污泥里，双手**地抓着唯一的念头：不!不!不是现在!不是现在这最后一刻!

1918年夏天——希望之风吹过烧焦的田野，还有焦急与失望的狂热、最使人痛苦的对死亡的恐惧和一个无法理解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还不结束？为什么关于结束的传言四起？

这里有许多飞机，飞得都很平稳，追捕一个一个的人就像在追捕野兔。一架德国飞机会引来至少五架英国和美国飞机。战壕里一个饥饿疲惫的德国兵会引来五个强壮且生气勃勃的敌军。德国有一块军粮面包，那边就有五十听罐头肉。我们不是被打败的，因为我们是更优秀、更有经验的战士，我们就是被压倒性的强力压垮和逼退的。

我们度过了几周的雨天——灰暗的天空，灰暗的烂泥，灰暗的死亡。我们一走出去，雨水就淋透了我们的外衣与其他衣服——在前线的日子一直都是这样。我们身上就没有干过。还有长筒靴的人就把沙袋绑在上面，以使泥浆不那么快地渗进去。步枪生锈了，制服黏住了，一切都在流动、溶解，一块滴着水的潮湿而油腻的大地块，上面浑黄的池塘里漂着螺旋形的鲜红血痕，死者、伤者和幸存者都慢慢沉落。

暴风雨鞭笞着我们，弹片的冰雹冲破了一片灰黄，让伤者发出孩子般尖厉的呼叫，在晚上，支离破碎的生命在沉寂中艰难地呻吟。我们的手变成了泥土，身体变成了烂泥，眼睛变成了雨水的池塘。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活着。

然后热浪像一只水母，闷湿地坠入了我们的弹坑，在这样的暮夏的一天里，在一次送饭的时候，卡钦斯基倒下了。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给他包扎伤口，胫骨似乎被打碎了。子弹打到了骨头，卡钦斯基绝望地呻吟着：“就在现在——刚好是现在——”我安慰他：“谁知道这场灾难还要持续多久啊!你现在得救了——”

伤口开始大出血，不能把卡钦斯基一个人留下来而去尝试着取担架。我也不知道附近哪里有医疗站。

卡钦斯基不是很重，因此我把他背在背上，和他一起回到包扎的地方。

我们休息了两次。我背他的时候他痛得厉害。我们不太说话。我解开了我外衣的领子，大喘着气，全身出汗，脸因为背上的重量肿了起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催他继续走，因为这一地带很危险。

“再往前走走，卡钦斯基？”

“一定要，保罗。”

“那走吧。”

我把他扶起来，他用没有受伤的腿站着，倚靠在一棵树上。然后我小心地抓住他受伤的腿，他猛地一抖，我把那条好腿的膝盖也夹在臂下。我们的道路越发艰险，不时有一发榴弹打过来。我尽可能快速地前进，因为卡钦斯基的伤口往地上一滴滴地滴落着鲜血。我们在炮弹中没法好好保护自己，因为还不等我们找到掩蔽处，炮弹就停止了。为了等候，我们躺在一个小弹坑里。我从自己的军用水壶里倒了点茶给卡钦斯基。我们抽了一支烟。“好吧，卡钦斯基，”我忧伤地说，“现在我们还是要分开了。”

他沉默地看着我。

“你还记得吗，卡钦斯基，我们是怎样征服那只鹅的？你是怎样把我从灾难中救出来的，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新兵，是第一次负伤。那时我还哭了呢。卡钦斯基，差不多过去三年了。”

他点点头。

对独处的恐惧在我心里升起。卡钦斯基被送走以后，我在这里就一个朋友也没有了。

“卡钦斯基，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还要再见面的，或许在你回来之前，真正的和平就到来了。”

“你觉得我关节受了这样的伤，会不会再被列为‘可用于作战’？”他痛苦地问。

“你休息一阵就会痊愈的。关节没问题，也许可以康复。”

“再给我一支烟。”他说。

“也许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做点什么事情，卡钦斯基。”——我十分难过，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卡钦斯基——卡钦斯基，我的朋友，垂着双肩、留着稀薄而湿透的胡髭的卡钦斯基，我对他比对任何人都了解，我们一起度过了这些年月——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也许再也见不到卡钦斯基了。

“不管怎样，把你的地址给我，卡钦斯基。这是我的地址，我给你写下来。”我把地址抄在笔记本上。我已经是那么孤独，尽管他还坐在我身边。为了留在他身边，我该不该赶紧给自己的脚打一枪？卡钦斯基突然咕哝了几声，脸色变得青黄了。“我们继续走吧。”他吞吞吐吐地说。

我跳起来，热情地帮助他，我把他背了起来，开始奔跑，是那种稳重的、缓慢的长距离跑步，这样他的腿不会摆动得太厉害。

我的喉咙发干，眼前飞舞着红色和黑色，我顽强而毫不怜惜地跌绊着，终于赶到了医疗站。

我在那里膝盖一曲，但还有足够的力量倒在卡钦斯基那条好腿的一侧。几分钟以后我慢慢地站起来。我的腿和手都在发抖，我费了一番力气才找到我的军用水壶，我想喝一口水。

喝水的时候嘴唇也在颤抖。

但我微笑着——卡钦斯基安全了。

过了片刻，我便认出了耳朵里的嘈杂的嗓音。

“你本来可以省点力气的。”一个卫生员说。

我不解地望着他。

他指了指卡钦斯基。“他已经死了。”

我不懂。“他胫骨中了一弹。”我说。

卫生员还站在那里。“那也一样——”我转过身去。我的眼睛依然浑浊，我重新开始冒汗水，汗水流过了眼睑。我抹掉了汗水，望向卡钦斯基。

他静静地躺在那里。“晕过去了。”我很快地说道。

卫生员轻轻地嘘了口气：“这还是我懂得更多。他死了。我敢打赌。”

我摇了摇头：“不可能!十分钟前我还和他说过话。他是晕过去了。”

卡钦斯基的手是温热的，我抓住他的肩膀，想用茶水给他擦洗一下。然后我发现我的手指湿了。当我把手指从他脑后抽出来，它们已经鲜血淋漓。卫生员又从牙缝里嘘了口气：“你看——”

在半路上，卡钦斯基头上中了一弹，这我没有注意到。上面只有一个很小的洞，肯定是一片极小的流弹碎片。但那也够了。卡钦斯基死了。

我慢慢地站起身来。

“你要不要把他的薪资簿和其他东西拿走？”那个一等兵问我。我点点头，他把东西给了我。

卫生员很惊奇。“你们不是亲属吧？”不，我们不是亲属。不，我们不是亲属。我在走吗？我还有脚吗？我抬起眼睛，我让它们环视四下，我也跟着它们转动，一圈，又一圈，直到我停住脚步。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只是志愿军战士斯坦尼斯劳斯·卡钦斯基已经死了。别的我就都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