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摊上一桩好任务。我们八个人要去守卫一个村庄，它因为受到了太猛烈的攻击，已经搬空了。

我们主要是去守卫军粮库的，它还没被搬空。我们自己也要从这里得到补给。这件事我们正在行——卡钦斯基、阿尔贝特、默勒、恰登、雷尔、德特林，我们整个小组都在。无论如何海埃死了。但我们比其他小组的伤亡都少，这已经很幸运了。

我们挑选了一个混凝土地窖作为掩护，有一道台阶通向外面。入口还有一道特殊的混凝土墙来保护。现在我们做了许多工作。这是一个不仅可以休息身体，而且可以休息一下灵魂的机会。我们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因为我们的处境太过绝望，也不能长久地沉浸在感伤之中。只有在情况不太糟的时候才可以这样做。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正视事实。正视事实，直到过去的一瞬间、战前的一瞬间闯进我的脑海，我就感到悲痛。但持续的时间也不长。

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放松心态。因此我们利用所有的机会，直接、冷酷、毫无间隔地面对愚蠢的恐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以此支撑自己。现在我们也满怀热情地来创造一种田园生活，当然是一种大吃大睡的田园生活。小木屋里起初铺的是我们从另外几间房里拖来的垫子，士兵也喜欢柔软一些的座位。只有房间中间的地板**着。然后我们弄来了毛毯和羽绒被，豪华而柔软的东西。村子里什么都有。阿尔贝特和我找到了一张可以拆卸的桃花心木床，它有着蓝色的绸缎幔帐和带有花边刺绣的床罩。我们像猴子一样大汗淋漓地把它搬了过来，但你怎么能放过这样的东西呢，至少在一两天内它就肯定会被打得粉碎。

卡钦斯基和我到房屋中间巡逻，很快我们就有了一打鸡蛋和两磅相当新鲜的黄油。突然一个客厅里传来一声响动，一只铁炉子穿过墙壁，经过我们，离开我们一米以后又穿过了墙壁。两个孔洞。它是从对面的房子里来的，那里中了一发榴弹。“这里有猪。”卡钦斯基咧嘴笑道，我们继续找寻。我们突然竖起耳朵，快步走过去。我们就像中了魔一样站在那里：一个小猪圈里有两只活生生的小猪在跑来跑去。我们擦亮了眼睛，仔细看过去，它们确实还在。我们抓住了它们——毫无疑问，这是两只真正的小猪。

这可以做一顿豪华大餐了。离我们的掩护所十五步有一座小房子，过去是军官的住处。厨房里有一只巨大的炉灶，有两个炉栅、煎锅、煮锅和水壶。万事俱备，甚至一个棚屋里还有一堆劈成小片的木柴——真正的天堂。

从早晨开始，我们中间有两个人都在田野上找土豆、胡萝卜和小豌豆。我们变得富足起来，开始对军粮库里的罐头不屑一顾，我们想吃新鲜的东西。餐厅里已经有两棵花菜了。小猪已经宰杀了——是卡钦斯基干的。我们想要做点土豆饼来配烤肉，但我们没有找到刨土豆的刨子。不过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我们用钉子在一个罐头盖子上打了许多洞，这就是个刨子了。三个人戴上了厚手套，为了刨土豆的时候保护手指，另外两个人给土豆削皮，进展很快。卡钦斯基来处理猪肉、胡萝卜、豌豆和花菜，他甚至调了点白酱来配花菜。我来烤土豆饼，每次烤四个。十分钟以后我发现掂一掂锅就可以把一面烤好的土豆饼抛起来，让它在空中翻个，又落回锅里。小猪是整只烤的。所有人站在它们旁边的样子就像是在献祭。

这时候还有客人来访，两个电报员被邀请来吃饭。他们坐在客厅里，那里有一架钢琴。一个人弹琴，另一个人唱《威悉河上》。他唱得很有感情，但萨克森口音很重。尽管如此，当我们站在炉灶边准备佳肴的时候，它还是攫住了我们的心。

我们渐渐发现我们遭到了袭击。阻塞气球发现了我们烟囱里飘出来的烟，我们开始受到攻击。是那种该死的小喷射弹，只打出一个小洞却又可以散开。它们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但我们不能把吃的东西抛下不管。火力还在持续，有两三块弹片穿过厨房的窗户呼啸。我们很快就要烤完肉了，但土豆饼有点困难。进攻是那么紧密，弹片越来越频繁地打在厨房的墙上，从窗户里钻进来。每当我听到有点东西飞过来，我就拿着煎锅和饼蹲下来，躲在窗户旁边的墙后。然后又马上站起来烤土豆饼。

两个萨克森人停止了演奏，一块弹片飞进了钢琴。我们渐渐做完了事情，准备好车队。在下一次进攻之后两个人带着几罐蔬菜跑到了五十米外的掩护所里。我们看到他们消失了。

下一次射击。所有人都蹲了下去，然后又有两个人各自拿着一大壶顶级咖啡豆跑开了，在下一次射击之前到达了掩护所。

现在卡钦斯基和克罗普抓起那件杰作：那只装有棕褐色烤猪的大锅。一声号叫，一弯膝盖，很快就跑过了五十米空旷的田野。

我还在煎着最后四个土豆饼，有两次我不得不贴在地上——但我最终多煎了四个饼，这是我最喜欢吃的。然后我抓住那只高高堆着土豆饼的盘子，从房门出去。四下呼呼作响，我一路小跑，用双手将盘子托在胸前。我快跑到的时候，火力增强了，我像一只鹿一样狂奔，冲过水泥墙，弹片打在墙上，我从地窖的台阶上摔了下去，我的手肘摔破了，但我一个土豆饼也没有掉，盘子也没有碎。

两点左右我们开始用餐，一直吃到了六点。直到六点半的时候我们都在喝咖啡——从军粮库里拿的军官用的咖啡——抽军官的雪茄和香烟——也是从军粮库里拿的。六点半整我们开始吃晚餐。十点我们把小猪的骨头扔到了门前。然后喝干邑白兰地和朗姆酒，都是从那个有福的军粮库里拿的，抽缠着商标圈的粗雪茄。恰登宣称这里只少一样东西：军官妓院里的姑娘。

晚上我们听到了猫叫。一只小灰猫坐在门口。我们把它引进来喂它：这又勾起了我们自己的食欲。我们嚼着东西，躺下来睡觉。

但那一晚过得很糟糕。我们吃的油脂太多了，新鲜的小猪很难消化。掩护所里不断有人进进出出，总有两三个人脱下裤子坐在外面咒骂。我自己去了九次。凌晨四点左右我们创了一项纪录：所有的十一个人，卫兵和客人全都坐在外面。

燃烧的房屋在夜晚看上去就像火炬。榴弹扑腾着来去，运送弹药的车队从街上飞快地开过。街道一边的军粮库被炸开了，那些车队司机不顾弹片，一窝蜂地冲进去抢面包。我们也放任不管了，如果我们说点什么，很可能会挨打。因此我们没有这么做。我们解释说我们是卫兵，因为我们知道情况，我们就拿着罐头出来，交换我们缺少的东西。

那又有什么关系——很快一切都会被炸毁的。我们自己从仓库里拿了一些巧克力，一块一块地吃着。卡钦斯基说这对吃坏肚子的人有好处——十四天几乎就这样在大吃大喝和闲逛中度过了，没有人来打扰我们。村子在榴弹的轰炸下慢慢消失了，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只要军粮库还有一部分存在，我们就都无所谓，我们只希望在这里待到战争结束。

恰登已经变得奢侈起来，雪茄只抽半支。他趾高气扬地解释说这是他的习惯。

卡钦斯基也十分振奋。他每天早晨一起来就喊：“埃米尔，请把鱼子酱和咖啡送进来。”我们都表现得十足尊贵，每个人都把别人当成自己的勤务兵，使唤他，给他下命令。“克罗普，我的脚痒，请把虱子抓掉。”雷尔像一个女演员一样伸出腿，阿尔贝特就把这条腿拖上台阶。“恰登!”——“怎么了？”——“稍息，恰登，另外不要说‘怎么了’要说‘遵命’——那么，恰登!”恰登就以《葛兹·冯·贝利欣根》[1]里的著名台词回答他，这句话他已经可以脱口而出。

又过了八天，我们接到了调回去的命令。

欢乐的日子结束了。我们坐着两辆大车离开。车里高高堆着很多薄木板，但我和阿尔贝特把我们那张有蓝绸缎幔帐的床堆在了上面，还有床垫和两条带有花边刺绣的被罩。床头后面放了一袋最好的食品，我们时不时从里面掏出一些使我们欢呼的坚硬的瘦肉香肠、肝肠、罐头和香烟。每个人都拿了一袋这样的东西。

此外，克罗普和我还抢救出了两把红色的大安乐椅。它们就放在**，我们坐在上面就像坐在剧院包厢里。我们上面鼓胀着丝绸的幔帐，像一顶华盖。每个人嘴里都叼着一支长长的雪茄。我们就这样从高处俯视这一地带。

我们中间放着一只鹦鹉笼，这是我们给那只猫准备的。我们把它也带上了，它躺在里面，面前放着一盘肉，呼噜呼噜地叫着。车在街上慢慢地滚动着。我们唱着歌。榴弹的喷泉在身后完全荒废的村庄里此起彼伏。

几天以后我们被派出去撤离一个村落。我们在路上遇到了逃亡的居民。他们把所有家财放在手推车里、婴儿车里或者背在自己背上。他们弯腰驼背，脸上充满了愁苦、绝望、慌张和无奈。孩子们牵着母亲的手，通常有一个稍大一些的女孩领着几个小孩子，他们跌跌撞撞地向前走着，总是回过头看。有几个带着可怜的玩偶。所有人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都默不作声。

我们依然保持着行军的纵列，法国人当然不会攻击一个有村民居住的村庄。但几分钟后空气就开始咆哮，大地开始颤抖，尖叫声四起—— 一发榴弹击中了最后面的队伍。我们分散开来，扑倒在地，但在那一瞬间我感到我不再紧张了，这种紧张让我在炮火中总是能不自觉地做出正确的事，这种“你完了”的念头激起了令人窒息的可怕恐惧——在下一刻一次击打像鞭子一样掠过了我的左腿。我听到阿尔贝特在喊叫，他在我身边。

“走，起来，阿尔贝特!”我咆哮道，因为我们无遮无拦地躺在空旷的田野上。

他跌跌撞撞地起来奔跑。我跟在他身旁。我们必须翻过一道篱笆，它比我们还高。克罗普抓住树枝，我托住他的腿，他一声大叫，我就把他往上一抛，他翻了过去。我在他后面也跳了过去，摔进了篱笆后面的一个池塘里。

我们脸上沾满了浮萍和污泥，但这地方很隐蔽。于是我们就待在齐颈的水里。炮弹作响的时候我们就把头埋到水下。

这样做了十几次以后，我感到筋疲力尽。阿尔贝特也开始呻吟：“我们走吧，不然我会淹死的。”

“你哪里受伤了？”我问。

“我想是膝盖。”

“你能跑吗？”

“我觉得——”

“那走吧。”

我们跑到了排水沟里，弯着腰沿着水沟跑过去。炮火紧跟着我们。街道通往军火库。如果那里爆炸，我们谁都保不住脑袋了。因此我们改变了计划，开始斜穿田野。

阿尔贝特跑得越来越慢了。“你跑吧，我随后就来。”他说，倒了下去。

我拖起他的手臂摇晃着他：“起来，阿尔贝特，只要躺下来你就走不动了。起来，我扶着你。”

我们终于抵达了一个小小的掩护所。克罗普跌了进去，我给他包扎伤口。枪弹就在膝盖上面一点点。然后我观察自己的情况，裤子滴着血，手臂也是。阿尔贝特用他的急救包给我包扎弹孔。他的腿已经不能动了，我们两个都很奇怪我们到底是怎么跑到这里的。只可能是因为恐惧，甚至当我们的双脚都被打掉了，我们也可以奔跑——用我们的残肢。

我还可以爬行，我叫住了一辆开过的救护车，它载上了我们两个。车上装满了伤员。车上有一个一等兵护理员，他给我们的胸口打了破伤风针。

我们到了野战医院，收拾了一下就并排躺下了。他们给了我们一碗稀薄的汤，我们贪婪又轻蔑地舀着，因为我们虽然过惯了更好的日子，却也感到饥饿。

“现在可以回家了，阿尔贝特。”我说。

“但愿如此，”他回答说，“我只想知道我现在怎么样。”

疼痛加剧了，绷带像火一样燃烧。我们不断地喝着水，一杯又一杯。

“我中弹的地方离膝盖有多远？”克罗普问。

“至少有十厘米，阿尔贝特。”我回答说。实际上也许只有三厘米。

“我决定了，”过了片刻后他说，“如果他们要把我的一条腿截掉，我就自行了断。我不想作为一个残疾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就这样躺着，怀揣着自己的心绪等待着。

傍晚我们被送到了屠宰场。我很吃惊，很快开始考虑我要怎么办，因为众所周知的是，野战医院里的医生很喜欢给人截肢。在伤员众多的情况下，截肢比复杂的修补工作要简单很多。我想到了克梅里希。我绝对不会被麻醉，甚至我要因此动手打人。

事情进展顺利。医生捅了捅我的伤口，弄得我眼前一黑。“您别这样。”他骂了我几句，继续拨弄着。医疗器械在明亮的灯光下闪烁着，像邪恶的野兽。我痛得难以忍受。两位护士抓住我的手臂，但我挣脱了一只，想要打碎医生的眼镜。他注意到了，就跳开了。“给这个家伙打麻醉!”他气愤地喊道。

于是我就安静了下来。“抱歉，医生先生，我会保持安静的，但您别给我打麻醉。”

“那好。”他咯咯笑着，又拿起了他的器械。他是个金发的年轻人，不到三十岁，脸上有伤疤，戴着一副讨厌的金丝眼镜。我发现他现在是在故意刁难我，他翻动着我的伤口，从他的眼镜上斜睨着我。我的手紧紧抓在一起，我死去之前都不会让他听见我的叫喊。

他取出了一块弹片，把它丢给了我。

显然我的举止令他很满意，因为他现在显得对我很关切，他说：“明天你就回家去。”然后给我上了石膏。回到克罗普身边的时候我告诉他，明天可能会有一辆军医院的火车。“我们得和那个上士军医说一下，我们要待在一起，阿尔贝特。”

我给那个上士送了两根有商标圈的雪茄，事情就办成了。他闻了闻雪茄，问道：“你还有吗？”

“还有一大把，”我告诉他，“我的战友，”我指了指克罗普，“也有不少。我们很愿意明天从军医院火车的窗户里递给您。”

他当然明白，又闻了一遍雪茄，说道：“成交。”

我们晚上一分钟也没有睡。我们的病房里死了七个人，有一个人在开始喘气之前扯着嘶哑的高音唱了一个小时的赞美诗，另一个人走下病床蜷缩在窗边。他躺在床前，好像要最后一次向外张望。

我们的担架立在火车站。我们等着火车。天下雨了，火车站没有屋顶。毯子很薄。我们已经等了两个小时，那位上士像母亲一样照顾着我们。尽管我感觉很糟，却没有放弃我们的计划。我偶尔给他看看那个小包，还预付给他一支雪茄。作为感谢，上士给我们盖上了一块帐篷布。

“天哪，阿尔贝特，”我突然想到，“我们的床和猫——”

“还有俱乐部里用的安乐椅。”他补充道。是的，用红丝绒做的安乐椅。我们坐在上面吃了王侯一般的晚餐，还打算以后按钟点出租它们。每小时一根香烟。这是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也是一门生意。

“阿尔贝特，”我又想了起来，“我们的食品袋。”

我们变得忧伤。那些东西我们还会用得上的。只要火车晚一天开，卡钦斯基就肯定会找到我们，把东西带给我们。

可恶的命运。我们腹中装着面粉汤和寡淡的医院饭菜，而我们的袋子里装着烤猪肉的罐头。但我们是那么虚弱，已经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激动了。

早晨的火车进站的时候，担架已经湿透了。上士费心让我们登上同一节车厢。车上有几个红十字会的护士。克罗普被安置在下铺。我被抬了起来，准备送到他的上铺。

“天哪!”我突然喊道。

“怎么了？”护士问道。

我向那张床投去目光。上面铺着一条雪白的亚麻床单，难以想象的干净亚麻，甚至还有熨烫过的褶皱。相反我的衬衣已经六周没有洗了，脏得要命。

“您自己爬不上去吗？”护士关切地问道。

“可以，”我大汗淋漓地说道，“但请您先把床具拿掉。”

“为什么呢？”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头猪。我应该躺下吗？——“那会——”我犹豫着。

“有点脏？”她鼓励地问道，“没关系，之后我们会把它洗干净的。”

“不，不是——”我激动地说。我无法习惯这种突如其来的文明。

“既然你们在外面的战壕里躺过，我们也当然可以洗一条床单。”她继续说。

我看着她，她看起来漂亮又年轻，打扮干净整洁，和这里所有的东西一样，不是军官也可以待在这里，会令人觉得有点奇怪，甚至有点紧张。

无论如何，女人毕竟是会折磨人的，她强迫我把一切都说出来。“只是——”我停了下来，她肯定明白了我是什么意思。

“那又是什么呢？”

“因为虱子。”我终于喊了出来。

她笑了。“它们也得过过好日子啊。”

现在我不管了。我爬上床，盖上被子。有一只手抚摸过被子。那个上士。他拿走了雪茄。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发现车开了。

晚上我一直醒着。克罗普也辗转难眠。火车悄悄地沿着轨道滚动。一切都显得难以理解：一张床，一列火车，回家。我低语道：“阿尔贝特!”

“在——”

“你知道厕所在哪里吗？”

“我想在门的右边。”

“我去看看。”一片漆黑，我摸到了床沿，想小心地滑下去。但我的脚没有找到立足点，我滑了下去，上着石膏的腿帮不上忙，我咔的一声倒在了地上。

“该死。”我说。

“你摔倒了吗？”克罗普问道。

“你听不出来吗？”我咕哝道，“我的头——”

车厢后面有一扇门打开了。护士拿着一盏灯出来看了看我。

“他从**掉了下来——”

她摸了摸我的脉搏，碰一下我的额头。“但您没有发烧。”

“没有——”我承认。

“那么您是做梦了？”她问。

“差不多。”我推托道。现在盘问又开始了。她用她空茫的眼睛盯着我，她越是干净和美丽，我就越是说不出我想要做什么。

我又被抬了上去。这也不错。等她走了，我就得马上试着再次下来。如果她是个老妇人，那也可以跟她说明情况，但她是那么年轻，至多二十五岁，我什么也做不了，我没法向她开口。

这时阿尔贝特来帮我了，他不害羞，他什么事都可以说。他叫住了护士。她转过身来。“护士，他想要——”但阿尔贝特也忘了该怎么体面而无可指摘地表达这件事。我们在外面只需要说一个词，但在这里，面对着这样的一位女士——他一瞬间想起了在学校里的日子，便脱口而出：“他想要出去一下，护士。”

“原来是这样，”护士说，“但他不应该用上了石膏的腿爬下床。您想要什么？”她转向我。

我对这一新的转变感到十分震惊，因为我不知道这种东西的专业术语叫什么。护士就来帮我了。“小的还是大的？”

真是丢脸!我像猴子一样大汗淋漓，尴尬地说：“嗯，只要小的——”

无论如何，至少达成了效果。

我得到了一个瓶子。几个小时以后我就不是唯一一个了，到了早晨我们都习惯了，可以毫无羞愧地提出我们需要什么。

火车慢慢开动着。有时候车会停下，把死人抬出去。车经常停下。

阿尔贝特发烧了。我倒是没有，我只是疼痛，但糟糕的是石膏下面可能有虱子。痒得可怕，我却没有办法挠。

我们整天昏睡着。风景静静地掠过窗口。在第三天晚上我们到了赫柏斯塔尔。我从护士那里听说因为阿尔贝特发烧了，下一站就要把他抬下去。

“这列火车开到哪里？”我问。

“到科隆。”

“阿尔贝特，我们待在一起。”我说，“你看着。”护士第二次巡视的时候我把呼吸逼到头上。我的脸涨红了。她站住了。

“您觉得痛吗？”

“是的，”我呻吟着，“突然开始的。”

她给了我一支体温计，然后走了。我在卡钦斯基那里已经学会了方法。这种军用体温计不是给有经验的军人设计的。你只要让水银柱升上去，它就会停在真空管里，不会再下落了。

我把体温计夹在腋下，向下倾斜，用食指不断地弹着它。然后我摇晃着它。这样我就升到了37.9摄氏度。但这还不够。我小心翼翼地拿一根火柴，加热到了38.7摄氏度。

护士回来的时候我气喘吁吁，急促地呼吸着，用有些呆滞的眼睛盯着她，不安地挪动着，低语着：“我受不了了——”

她把我记在了一张小纸条上。我很清楚，我的石膏绷带不会轻易被打开。

阿尔贝特和我被一起抬了下去。

我们躺在一座天主教医院里，在同一间病房里。幸运的是，这种天主教医院是以出色的治疗和伙食闻名的。医院里住满了我们这辆车上的人，也有很多重伤员。我们今天没有人来检查，因为医生太少了。走廊里不断有装着橡皮轮的平板车推过去，总是有人直挺挺地躺在上面。一种可怕的姿势——那样伸直身体——只有在睡着的时候这才是好的。

夜晚十分平静。没有人可以入睡。快到早晨的时候我打了个盹。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门打开了，我听到走廊里的声音。其他人也醒了。有一个已经住了几天的人向我们解释：“这里的护士每天早晨都在走廊里祈祷。她们把这叫作做祷。为了你们也可以得到庇佑，她们就把门打开了。”

这当然是出于好意，却让我们的骨节和脑袋感到疼痛。

“真是荒唐，”我说，“我们刚睡着。”

“这里躺的都是轻伤员，所以她们才这样做。”他回答说。

阿尔贝特呻吟着。我生气了，就喊道：“外面安静点。”

一分钟以后一个护士过来了。她穿着白色和黑色的裙子，就像一个漂亮的咖啡壶保暖套。“请您把门关上吧，护士。”有人说道。

“我们在祈祷，所以开着门。”她回答说。

“我们还想睡觉——”

“祈祷比睡觉要好。”她带着纯洁的微笑站在那里，“已经七点了。”

阿尔贝特又开始呻吟。“把门关上!”我喊道。

她很吃惊，她无法理解这种事。“我们也在为你们祈祷。”

“那也一样!把门关上!”

她走了，没有关门。冗长的祈祷又开始了。我发了狂，说道：“我从现在开始数到三。如果到了三还不停下来，我就要扔东西了。”

“我也是。”另一个人说道。

我数到了五。然后我拿了一个瓶子，瞄准了，从门口扔进了走廊。瓶子碎成了几千块。祈祷停止了。一群护士出现了，开始压抑着责备我们。

“把门关上!”我们喊道。

她们离开了。之前进来的那个小个子护士最后一个离开。“异教徒。”她小声说，但是把门关上了。我们胜利了。

中午医院的检查员来训斥我们。他告诉我们这样会被监禁。但医院的检查员就相当于军粮库的检查员，或者其他佩长剑、戴肩章的文职官员，连新兵都不拿他们当回事。我们就让他讲。我们能怎么样呢——“是谁扔了那个瓶子？”他问。

在我还没考虑好要不要说之前，就有人说：“是我!”

一个蓄着散乱髭须的男人站了起来。所有人都很紧张，为什么他要承认呢？

“您？”

“是的。我很激动，把我们都吵醒也没有什么必要，我失去了理智，所以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他张口就来。

“您叫什么名字？”

“增援部队的后备兵约瑟夫·哈马赫。”

检查员走了。所有人都很好奇。“你为什么要说是你呢？根本不是你!”他咧嘴笑了笑。“没关系。我有一张狩猎许可证。”我们当然就都懂了。有狩猎许可证的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是的，”他说道，“我头上中了一弹，他们就给我开了一张证明，说我有时候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此以后我就好过了。人们不敢惹我。我也什么事都没有。他们可能已经很生气了。我说是我干的，因为扔瓶子这件事让我觉得开心。如果他们明天还是把门打开，我们就继续砸。”

我们很开心。有约瑟夫·哈马赫在我们中间，我们什么险都敢冒了。

然后平板车悄悄地开来接我们。

绷带黏在了一起。我们像野兽一样咆哮着。

我们的病房里有八个人。伤得最重的是彼得，一个生着黑鬈发的人——肺部受到了复杂的一击。他旁边的弗朗茨·韦希特手臂中了弹，起初看起来不太严重。但在第三个晚上他喊我们按铃，他觉得自己在出血。

我使劲按下了铃铛。夜班护士没有来。那天晚上我们已经很麻烦她了，因为我们都新换了绷带，都感到疼痛。有一个人要让他的腿这样放，另一个人要那样放，第三个人要水，第四个人要把枕头抖松——那个胖老女人最后愤怒地咕哝着，撞上了门。现在她可能觉得又是那一类的事，因为她没有来。

我们等着。然后弗朗茨说：“再按一次。”

我按了铃。她还是没有出现。我们这一侧在晚上只有一位值班护士，也许她刚好在别的病房里。“你确定你在出血吗，弗朗茨？”我问，“否则我们又要挨骂了。”

“都湿了。有人可以开一下灯吗？”这也不行。开关在门口，没有人站得起来。我用拇指抵住按铃，一直按到麻木。也许护士睡熟了。她们肯定也有许多工作要做，一天天下来都劳累过度了。还有固定的祈祷。

“我们要扔瓶子吗？”有狩猎许可证的约瑟夫·哈马赫问道。

“那还没有铃声响呢。”

门终于打开了。老妇人忧愁地出现了。她一注意到弗朗茨的情况就慌张起来，喊道：“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

“我们按了铃。我们都不能走动。”

他流了许多血，她给他包扎。早晨我们看到他的脸变得更尖削蜡黄了，他在前一天晚上看起来还很健康。现在有一位护士经常来了。

有时会有一位红十字会的护士过来帮忙。她们都很和善，但有时也会有点笨拙。换床单的时候她们常常会弄疼我们，然后就会感到害怕，于是就把人弄得更疼了。

修女要可靠一些。她们知道她们该怎么做，但我们很希望她们表现得能再愉快一些。有几个人还有点幽默感，那是很了不起的。谁不愿意帮助丽贝婷护士呢？这个神奇的护士让整个一侧都充满良好的气氛，甚至在你只能远远地望见她的时候。这样的人还有好几个。我们愿意为她们赴汤蹈火。你真的不能再抱怨了，你在这里会被修女们当作百姓来对待。相反，如果你想一想那种你必须规规矩矩地躺着的驻防部队医院，你就会感到恐惧。

弗朗茨·韦希特没有恢复过来。有一天他被抬走了，然后再也没有回来。约瑟夫·哈马赫很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们见不到他了。他们把他送到死人病房去了。”

“死人病房是什么？”克罗普问道。

“这个嘛，就是垂死之人的病房——”

“那又是什么呢？”

“这一侧拐角处的小房间。快要死了的人会被送到那里去。里面有两张床。一般被称为垂死病房。”

“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那以后就没有很多工作了。这样也方便些，因为它就在通向停尸房的电梯旁边。也许他们这样做是不让病房里的其他人因此而死。如果他单独待着，她们也能更好地照看他。”

“那他自己呢？”

约瑟夫耸了耸肩：“一般来说他也注意不到了。”

“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吗？”

“住的时间长的人当然都知道。”

下午，弗朗茨·维希特的**来了新病人，一两天以后新来的人又被抬走了。约瑟夫打了个意味深长的手势。我们看到许多人来来去去。

有时候家属会来坐在窗边哭泣，或是尴尬地轻声言语。一个老妇人根本不想离开，但她不能在这里过夜。第二天她一早就来了，但还不够早，因为她走到床边的时候，那里已经躺着另一个人了。她只能去停尸房。她把带来的苹果给了我们。

小彼得的情况也越来越糟。他的体温记录表看起来情况很坏，有一天一辆平板车停在了他的床边。“去哪里？”他问。

“去包扎病房。”

他被抬了起来。但护士犯了个错误，从衣钩上拿下了他的军服大衣，一起放在了车上，这样她就不用跑两遍来拿衣服了。彼得马上就明白了，想从车上翻下来。“我要留在这里!”

她们按住了他。他用中了弹的肺轻声喊道：“我不想去垂死病房。”

“我们是去包扎病房。”

“那你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军服外套？”他说不出更多的话了。他激动地嘶声低语：“留在这里!”

她们没有回答，把他推了出去。他在门边试着坐起来。他生着黑色鬈发的头颅颤抖着，眼里盈满了泪水。“我还会回来的!我还会回来的!”他喊道。

门关上了。我们都十分激动，但都保持着沉默。最终约瑟夫开口了：“也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但一进去就不行了。”

我做了手术，呕吐了两天。医生的秘书说，我的骨头不会再愈合了。另一个人的骨头长错了地方，所以又把它们折断了。这已经很惨了。我们这批新病人里面有两个年轻的士兵是平足。那是主任医师在查房的时候发现的。“这个我们可以矫正，”他解释道，“我们会做一个小手术，然后你们就有健康的脚了。护士，把他们记下来。”

他走了以后，万事通约瑟夫就警告他们：“别去做手术!那只是那个老头的科学狂热。只要他能抓住一个人，他就发了疯。他给你们做平足手术，你们之后当然就没有平足了，你们会有一双畸形的脚，一辈子都要拄拐杖走路。”

“那要怎么办呢？”其中一个问道。

“说不要!你们来这里是为了治疗你们的枪伤的，不是你们的平足!你们在战场上有没有觉得不适？看，这就没事了!现在你们还能跑，等那个老头给你们动过刀以后，你们就成了跛子。他需要的是试验品，对他来说就像对所有医生一样，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你们去看看楼下的病房，有十几个人是他做的手术。有许多人从1914年和1915年就住在这里了，住了好几年。没有一个人走起路来比以前好，几乎都不如以前了，大多数人的腿都残疾了。每过半年他又抓住他们，重新把骨头打断，这次就说会好了。你们注意，如果你们拒绝，他是不敢做手术的。”

“啊，天哪!”两个人中间的一个厌倦地说道，“最好是脚受伤，而不是脑袋受伤。你知道如果你再上前线会怎么样吗？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只要我能回家就行。有一只脚畸形总比死掉好。”

另外一个也像我们一样年轻，他却不想要这样。另一天早晨那个老头把两个人叫过去劝说、责骂，直到他们同意。他们还能怎么办呢——他们只是小兵，他可是个大人物。他们回来的时候上了石膏，打了麻醉。

阿尔贝特的情况很糟。他被送去截肢了，整条腿都被截掉了。现在他几乎不说话了。有一次他说只要他再次拿到自己的手枪，就开枪自尽。

来了一辆新的运输车。我们的病房来了两个盲人。有一个之前是个很年轻的音乐家。护士给他送餐的时候，从来不把刀放在他旁边，他有一次就从护士手里抢过了一把刀。这样小心翼翼还是出了事。傍晚护士给他喂饭的时候被叫走了，盘子和叉子就放在桌上。他摸到了叉子，抓住它，用尽全力刺向自己的心脏，然后他抓起一只鞋在叉柄上敲着。我们喊人来帮忙，需要三个男人才能把叉子拔出来。那磨钝的叉齿已经深深扎了进去。他整个晚上都在咒骂我们，没有人入睡。早晨他发出了一阵狂叫。

许多床位又空了出来。一天天在恐惧、痛苦、呻吟和喘息中度过。死人病房也没有作用了，它太小了，我们病房里的人在晚上就死去了，比护士的处理速度要快。

但有一天门打开了，平板车推了进来，苍白瘦削的彼得直挺挺地坐在担架上，得意扬扬，一头蓬乱的黑鬈发。丽贝婷护士容光焕发地把他推到原来的床位上。他从垂死病房回来了。我们都以为他早就死了。

他环顾着四下：“现在你们怎么说？”

甚至约瑟夫也不得不承认，这种事是他第一次见。

我们中间渐渐有几个人可以站起来了。我也得到了行走用的拐杖。但我很少用它，我走在房间里的时候无法承受阿尔贝特的目光。他一直在用某种奇特的眼神看着我。因此我有时候溜到走廊上去，在那里我可以自由地走动。

下面一层躺的是腹部和脊椎、头部中弹的人和双腿或者双臂截肢的人。右侧住的是下颌中弹、中了毒气、鼻子、耳朵和咽喉中弹的人。左侧是盲人和肺部、骨盆、关节、肾脏、睾丸和胃部中弹的人。只有在这里你才能意识到，人的全身上下都可以受伤。

有两个人死于破伤风。他们皮肤苍白，四肢僵硬，最后只有眼睛还活着——长久地活着。有些伤员将骨折的肢体吊在架子上，伤口下面放一个盆，让脓水滴进去，每过两三个小时倾倒一次容器。另一些人绑着伸缩绷带躺着，用一个沉重的重物吊在窗边。我见过肠道受伤的人肠子里总是充满粪便。医生的秘书给我看过一些完全打碎的髋骨、膝盖和肩部的照片。

人很难理解，在这样破碎的肢体上面还有人类的脸，在这样的躯壳里还有每天持续着的生命。而这还只是一所医院的一个科室——这样的医院在德国有数十万家，在法国和俄罗斯也有数十万家。如果这样的事也是可能的，那么所有已经书写过、做过、思考过的事情是多么毫无意义啊!如果上千年的文明无法阻止这种血流成河，无法阻止数十万家痛苦监牢的存在，那么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谎言。仅仅是医院就能显示出战争是什么样子了。

我很年轻，我今年二十岁，但我对生活一无所知，除了绝望、死亡、恐惧以及无意义的浅薄和痛苦深渊之间的联系。我看到不同民族彼此斗争，默默地、不知不觉地、愚蠢地、顺从地、无辜地杀害彼此。我看到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在发明武器、遣词造句，以使这一切更加精妙和持久。我在这里和其他地方、在整个世界的同龄人都看到了这一切，我的同代人都看到了这一切。如果我们突然站起来，走到我们的父辈面前要求一个解释，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对我们有什么期待，如果没有战争？许多年来我们的工作就是杀戮——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的第一个职业。我们对人生的知识局限于死亡。以后还会发生什么？我们都会变成什么样？

我们病房里年纪最大的是莱万多夫斯基。他四十岁了，因为严重的腹部中弹在医院里已经住了十个月。近几周以来他终于可以弯着腰跌跌撞撞地走路了。

几天以来他一直很激动。他妻子从波兰的小家庭里给他写信，说她已经攒够了路费，可以来这里看他了。她现在在路上，每天都有可能抵达。莱万多夫斯基茶饭不思，甚至连紫甘蓝配煎香肠也吃两口就送给别人了。他拿着那封信不断地在房间里转悠，每个人都已经看过那封信十几遍了，邮戳已经因为经常查看泛白了，字迹因为油污和手指的触摸已经难以辨认，注定会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莱万多夫斯基发烧了，必须躺回**。

他已经有两年没见过自己的妻子了。她在这期间生了个孩子，她把他也带来了。但莱万多夫斯基总是在想些别的，他希望等他的老伴来了可以得到一次外出许可，很明显：见面已经很好了，但如果一个男人这么久没有见到自己的妻子，那么他就还想要做别的事。

莱万多夫斯基一连几个小时讲述这些事情，因为在军队里并没有秘密。也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我们中间已经得到了外出许可的人告诉他城里有几处无可指摘的角落，空地和公园，不会有人来打扰他，有一个人甚至还知道一个小房间。

但那又有什么用？莱万多夫斯基忧伤地躺在**。如果他错过了这件事，那么整个生活对他来说肯定也没有什么乐趣了。我们安慰他，向他保证我们会解决他的困扰。

次日下午他妻子来了，那是一个矮小、头发蓬乱的女人，小鸟一样的眼睛惊恐而急躁，穿着一件带有褶边和饰带的黑斗篷，大概是继承下来的。

她轻声低语着，羞怯地站在了门边。她吓到了，因为我们有六个男人。

“好啦，玛雅，”莱万多夫斯基说，冒险地咽了一口唾沫，“进来吧，他们不会对你做什么的。”

她走了一圈，跟我们每个人握了手。然后她放下孩子，孩子的尿布里已经有些东西了。她带了一个绣着珍珠的大提包，她从里面拿出干净的尿布给孩子换上，让孩子重新变得干净。这样她就度过了最初的尴尬，两个人开始交谈了。

莱万多夫斯基非常躁动，他总是非常不快地用那双凸出的圆眼睛瞥视我们。

时机刚好，医生的查房结束了，最多还会有一位护士来病房里看一点。因此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出去看了看——去侦察。他回来点了点头。“没人。现在你们来吧，约翰，做吧。”

两个人停止了谈话。女人的脸涨红了，显得有点尴尬。我们善意地咧嘴笑着，打着无所谓的手势，别去管他!让所有偏见都见鬼去吧，那是属于别的时代的，这里躺着细木工人约翰·莱万多夫斯基，一个受伤致残的士兵，那里是他的妻子，谁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她呢，他想要拥有她，他也应当拥有她，这就完了。

两个人站在门口观察护士的动向，准备好在她刚好路过的时候缠住她。他们大约会在那里站一刻钟左右。

莱万多夫斯基只能侧身躺着，因此有一个人拿了两个枕头垫在他背后，阿尔贝特抱着孩子，然后我们都转过去一点，那件黑斗篷消失在了被子下面，我们开始大声谈笑，吵吵闹闹地玩牌。

一切顺利。我手里拿着四张梅花，一圈几乎打完了。这时我们几乎把莱万多夫斯基忘掉了。过了一段时间孩子开始哭喊，尽管阿尔贝特绝望地把他摇来摇去。发出一点吱呀的响声，我们偶尔一瞥，我们看到孩子嘴里叼着奶瓶，又坐在了母亲的怀里。事情已经干完了。

我们现在觉得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女人变得相当活跃，莱万多夫斯基容光焕发、大汗淋漓地躺在那里。

他打开了那只刺绣提包，露出了几根很好的香肠，莱万多夫斯基像挥舞花束一样拿起一把刀，把肉切成了小块。他打着夸张的手势指指我们——那个矮小的、头发蓬乱的女人就依次走向我们，向我们微笑，给我们分发香肠，她现在看上去竟然很漂亮。我们叫她妈妈，她很高兴，给我们把枕头拍打蓬松。

几周以后我每天早晨都要去山德尔学院。在那里我的腿被紧紧勒住做活动。

手臂早就痊愈了。

战场上又开来了新的运输车。绷带已经不是用布做的了，而是用白色的皱纸做的。绷带布在外面变得短缺。

阿尔贝特的断腿恢复得很好，伤口几乎已经愈合了。再过几周就要去假肢部了。他的话还是很少，比以前严肃了很多。他常常突然中断对话，开始呆滞地凝视。如果他没有和我们其他人在一起，他早就死了。现在他已经度过了最坏的时期。有时候他也来旁观我们的牌局。

我得到了养伤的假期。

我的母亲不让我离开。她是那么虚弱。比上次还要糟上很多。

然后我被团里调走，重新上了战场。

和我的朋友阿尔贝特·克罗普分别是很艰难的。但你在军队里也会对这个慢慢习以为常的。

[1]　1773年歌德根据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的故事创作的一部戏剧。剧中最著名的台词是贝利欣根对敌人说的那句：“亲我的屁股吧!”——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