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军已经好几天。天上开始出现第一批飞机。我们的卡车从货运火车边滚滚驶过，火车上都是大炮，大炮。接着我们搭上了军用铁路。我在寻找自己的团，没人知道他们现在驻扎在哪里。我不知在哪里过了夜，早晨又从哪里得到了口粮和一些模糊的指令。就这样，我又带着背包和步枪上了路。当我到达那个被炮火击毁的地方时，我们团已经没有人在那儿了。我听说，我们团被编入了某个流动师团，哪里最危险，他们就去哪里。这可不是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有人和我说了我们团遭受的巨大损失。我四处打听卡特和阿尔贝特的下落，但没人知道关于他们的一丁点儿消息。

我继续寻找，四处奔走，这种感觉十分古怪。我像印第安人一样露宿了一个又一个晚上。然后我才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并在下午到团里的办公室报了到。军士长把我留在了营地，因为连队两天后就回来了，现在送我去前线已经没什么意义。

“假期怎么样？”他问我，“挺好的吧，不是吗？”

“一半一半吧。”我回答。

“是啊。”他叹了口气，“要是不用再离开就好了。后半段的假期总是会因此被搞糟。”

我只好四处瞎逛逛，直到早晨连队回来了，一个个灰头土脸，浑身脏兮兮的，心情愠怒又抑郁。我赶紧跳了起来，冲进人群。我的眼睛搜索着，那里是恰登，默勒在另一处哼哼，那里还有卡特和克罗普。我们挨个儿把自己的草席铺好。当我看着他们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有罪，虽然这种罪恶感毫无缘由。睡觉之前，我把剩下的土豆饼和果酱拿了出来给大家分享。

最外面的两张饼已经开始长霉，不过还可以吃。我把这两张给了自己，把其余更新鲜一些的给了卡特和克罗普。

卡特咀嚼着，问道：“这应该是妈妈做的吧？”

我点点头。

“不错。”他说，“能尝得出来。”

我几乎要流泪了。我自己都认不出来母亲的味道了。不过和卡特、克罗普以及其他人一起在这里肯定会好起来的。我属于这里。

“你很幸运。”克罗普在快睡着时还对我耳语了几句，“因为我们要去俄国了。”

去俄国。那里已经没有战争了。

远处，前线还在轰鸣。营房的墙吱呀作响。

彻彻底底地大扫除，口号一个接着一个，我们也被上上下下地修整了一遍。破损的东西都被换成了好的，我得到了一件无可挑剔的新上衣，卡特甚至得到了一整套制服。有谣言称，要和平了。不过另一个观点似乎更为可能：我们要被运去俄国了。但是去俄国为什么就要用更好的东西呢？最终，真相一点点地透出来：帝国皇帝要来参观，所以才有了这么多次检查。

这八天里，人们还以为身处的是新兵营呢，我们每天就这样工作和训练。大家既气愤又紧张，因为过度的清洁工作对我们来说什么都不是，检阅分列式更是如此了。恰恰是这些小事比炮火还能激怒一个士兵。重要的时刻终于来临了，我们立正站好。皇帝出现了，大家很好奇皇帝的模样，他沿着前排走过。我其实有点失望：依据图片来看，我想象中的他更加高大、有力，最主要的是有一副厚重的嗓音。

皇帝颁发了铁十字勋章，然后和这个人讲几句，又和那个人讲几句。

接着我们就退下了。

事后大家聊起来。恰登令人惊讶地评价道：“这就是世上最至高无上的人。在他面前，每一个人都要立正，每一个人!”他开始思索，“兴登堡[1]在他面前也要立正站好，对吗？”

“没错。”卡特确认道。

恰登还没完。他想了一会儿后问道：“国王也要在皇帝面前立正吗？”

没人确切地知道，不过大家认为不需要。这两个人的地位都如此高，肯定就不需要什么立正站好了。

“你都在谋划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卡特说，“最主要的是，你自己立正站好。”但是恰登已经完全被迷住了，他一向枯燥的想象力此时正泛着泡泡。

“你看啊，”他加强语气，“我就是不能理解，一个皇帝会像我这样上茅厕。”

“那你完全不用怀疑。”克罗普笑着回答。

“疯子加三等于七。”卡特补充道，“你脑子里有虱子，恰登。你自己赶紧去茅房清洗清洗脑袋吧，这样说话就不会像个襁褓中的婴儿了。”

恰登离开了。

“不过有件事我还是想搞明白。”阿尔贝特说，“如果皇帝说了不，还会不会有这场战争呢？”

“我觉得肯定还会有。”我插了进去，“据说他一开始就不想打仗。”

“怎么说呢，如果他一个人反对，可能还会有战争。但如果世界上有二十个人说不，三十个人说不呢？”

“也对。”我表示认可，“不过这些人是想打仗的。”

“这样想想感觉真奇怪。”克罗普继续说道，“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守护祖国，而那里的法国人也是为了守护祖国。哪一方有理呢？”

“也许，都有理吧。”我说道，虽然自己都不相信。

“好吧，那么……”阿尔贝特再次开口。我明白，他想逼问我。“我们的教授、牧师以及报纸宣称，只有我们是对的，希望事实也是如此。然而，法国的教授、牧师和报纸宣传，只有他们是对的。这又如何解释呢？”

“我不知道。”我表示，“不管怎样战争就在这里，而且每个月还有更多的国家加入。”

恰登又出现了。他仍旧很激动，立刻就加入了谈话。他问道：“战争是如何产生的？”

“通常是一个国家严重地冒犯了另一个国家。”阿尔贝特有些自负地给出了答案。

然而恰登没有被打动：“一个国家？我不明白。德国的一座山不可能伤害法国的一座山啊，或者一条河、一座森林、一片麦田。”

“你是真这么蠢还是假装的啊？”克罗普埋怨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指一个民族冒犯了另一个民族。”

“那这里没有我什么事了。”恰登回答，“我没感觉被冒犯。”

“那我告诉你吧。”阿尔贝特生气了，“这根本不取决于你这个乡巴佬。”

“那我真的可以回家了。”恰登固执己见。大家都笑了。

“唉，天哪，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就是国家。”默勒喊道，“国家，国家!”

恰登机灵地打着响指：“宪兵、警察、税务，这就是你们的国家。如果你说的与这些相关，那么好吧。”

“没错。”卡特说道，“恰登，你第一次说对了。国家和故乡，的确是不同的。”

“但它们是分不开的啊。”克罗普想了一下，“没有国家的故乡是不存在的。”

“是的，但是你再想想，我们大家几乎都是普通人。在法国，大部分人也都是工人、手工业者或者小官员。为什么一个法国的锁匠或者鞋匠会想攻击我们呢？他们不想，政府才想。我在来这里之前还从未见过法国人，估计大多数法国人也和我们一样，他们和我们一样未被征询意见。”

“那究竟为什么会有战争？”恰登问。

卡特耸了耸肩膀。“一定有可以利用战争的人。”

“好吧，我肯定不是这样的人。”恰登咧嘴笑了。

“你不是，这里没有人是。”

“那会是谁呢？”恰登固执地追问，“皇帝也不需要战争，他已经拥有了所需的一切。”

“那不好说。”卡特反驳，“他在此之前尚未进行过战争。而每个伟大一点的皇帝都至少需要一场战争，不然他就不会成名。看看你的教科书吧。”

“将军也会因为战争出名。”德特林说。

“甚至比皇帝还出名。”卡特确认道。

“肯定还藏着一些能利用战争的其他人，躲在后面。”德特林嘟囔道。

“我感觉，这更像一种发烧感染。”阿尔贝特说，“其实没人想要它，但它突然就在那儿了。我们不想要战争，其他人也这么宣称，但仍然有半个世界卷了进去。”

“但是对方撒的谎比我们还多。”我反驳道，“想想那些俘虏的传单，上面写着，我们吃了比利时小孩。写这些东西的家伙应该上吊，这才是真正有罪的人。”

默勒站了起来。“不过战争在这里肯定要比在德国好。你们看看这满是弹坑的地!”

“这是肯定的。”就连恰登也表示赞同，“不过更好的是，完全不要有战争。”

恰登骄傲地走开了，因为他终于胜过了我们这群志愿兵[2]一次。他的这种观点事实上是这里的典型观念，人们时不时地就会听到，而且也没法对此做出真正的反驳，因为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往往不了解其中涉及的其他因素。新兵的民族精神在于，他在这里，在战场上。但也就仅仅局限于此，对于除此之外的东西，他的判断都十分现实，并且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

阿尔贝特愤愤地躺到草丛中，“最好就是不要聊这些废话。”

“毕竟事情也不会因此发生改变。”卡特表示赞同。

另外，我们几乎得把才领到的东西全部交回去，拿回我们原来的破衣服。那些好东西只是为了分列式而已。

我们没有去俄国，而是再次上了前线。途中，我们穿过了一片悲惨的树林，树干全部被摧毁，地面也被炸了个底朝天。有一些地方的弹坑特别可怕。“好家伙，简直就像大力揍下去的。”我对卡特说。

“是迫击炮。”卡特回答，然后指了指上方。树枝间挂着死人。一个**的士兵卡在树干的分杈处，他的头上还顶着钢盔，但是身上的衣服已经了无踪影。他只有一半的身子挂在那里，即他的上半身，腿已经没了。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问。

“炮弹把他从制服里弹出去了。”恰登嘟囔着回答。

卡特说：“奇怪了。这样的情况我们也见过几次。如果这样的迫击炮击中目标的话，人们确实会被从制服里弹出去，由于冲击波的缘故。”

我继续搜寻着。果真不假。这里挂着制服碎片，那里粘着血糊糊的肉泥，应该是人的肢体吧。一个尸体躺在那儿，浑身上下只有一条腿上还挂着**的残片，脖子一圈还有军服的衣领。此外，他就是**的了，制服散落在树上。两条胳膊已经没了，像是被拧下来的。我在二十步开外的灌木丛中发现了其中一条。

这个士兵脸朝下躺着，胳膊伤口处的地面被血染黑了，双脚下的树叶凌乱，好像被他用脚蹬过似的。

“这可不是开玩笑，卡特。”我说。

“肚子上中弹片也不是。”他耸耸肩回应了我。

“不要变得软弱就行。”恰登表示。

事情应该发生了没多久，血迹还是新鲜的。由于我们看到的所有人都已经死了，我们也就不再逗留，而是向最近的卫生站报告了此事。毕竟我们的任务并不是帮他们完成抬担架的工作。

应当派一个侦察队去确认敌人到底投入了多少兵力。我因为休过假，对其他人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就也报名一起去。我们商定了计划，悄悄钻出了铁丝网，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匍匐前进。不久以后我发现了一个很浅的弹坑，就爬了进去。我从里面向外窥视。

这一带布设着中等的机枪火力。从四面八方扫射，不是很猛烈，但也足以让你站不起身了。

一颗照明弹炸开了。这一地带僵硬地躺在惨白的光中，然后更深的黑暗再次笼罩。他们之前在战壕里说我们前面有黑人。那很糟糕，你看不清他们。此外，他们也很擅长做侦察兵。奇怪的是他们有时也会失去理智——卡钦斯基和克罗普都击中过一次对方的黑人侦察兵，因为那些人在行进的途中忍不住烟瘾，开始抽烟了。卡钦斯基和阿尔贝特只需要瞄准那些闪光的烟头。

我身边落下了一枚咝咝作响的榴弹。我没有听到它落下来，吃了一惊。在同一瞬间，一种毫无缘故的恐惧攫住了我。我独自在这里，在黑暗中几乎是孤立无援的——也许前方的一个弹坑里有一双眼睛已经注视了我很久，一枚手榴弹已经准备好要投掷，要把我炸碎。我试图振作起来。这不是我的第一次侦察活动，也没有特别危险。但这是我休假以后的第一次侦察，而且这一带对我来说还相当陌生。

我告诉自己，我的反应是不合情理的，也许在黑暗中什么也没有，因为不然的话他们就不会从这么平的角度射击了。

徒劳无用。在一片混乱中，我的思想在头脑里轰鸣——我听到我母亲那警告的声音，我看到须髯飘扬的俄国兵倚在铁栅上，我脑中浮现出一个有沙发的食堂和瓦朗谢讷一家电影院那明亮美丽的场景，我深受折磨，在我的想象中惊恐地看到了一只灰色的、无情的枪口，无论我将头转向哪一侧，它都悄无声息地跟着我：我周身大汗淋漓。

我还躺在我的弹坑里。我看了看表，才过去了几分钟。我的额头一片潮湿，我的眼窝湿了，我的双手在颤抖，我有点气喘吁吁。这不是别的，这就是一阵可怕的恐惧，一阵简单的动物共有的恐惧，怕把头伸出来，怕继续向前爬行。

我的紧张融成了一摊，凝成了一个愿望，继续躺在这里。我的肢体黏在了地上，我徒劳地尝试着——它们不肯放开地面。我将身子贴在地上，我不能前进了，我决定就躺在那里。

但立刻有一股全新的激浪扫过了我，一股羞愧、悔恨也是安全的激浪。我抬起一点身子往外面看。我的双眼在燃烧，我就这样凝视着黑暗。一颗照明弹升到空中——我又趴了下去。

我在进行一场无意义的混乱斗争，我想要走出这个弹坑，却又滑了回去，我说：“你一定要前进，那是你的战友，不是什么愚蠢的命令。”然后马上又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也只有一条命可以失去啊。”

都是因为这次休假，我愤怒地为自己开脱。但我自己也不信我已经变得惊人的懒惰了，我慢慢抬起身子，把手臂伸出去，背向后沉，就躺在了弹坑的边缘。

这时我听到了一阵响动，就缩了回去。你是可以在炮火的喧嚣声中听出可疑的声响的。我听到——那声响在我背后。那是在我们前面走过战壕的人。现在我也听到了压低的声音。说话的可能是卡钦斯基。

一阵非同寻常的暖意再次涌了上来。这声音，这几句轻悄的话语，这些在我背后战壕里的脚步声把我一下从对死亡的恐惧的可怕孤独中拉了出来，我险些被它战胜。这些声音，它们比我的生命更重要，它们高过母亲和恐惧，它们是世界上最强大、最能保护人的东西：战友的声音。我不再是黑暗中一个孤独颤抖的存在——我属于他们，他们也属于我，我们有着同样的恐惧与同一个生命，我们以一种简单又沉重的方式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我想把我的脸埋进这些声音、这几句话，它们拯救了我，还将继续陪伴着我。

我小心翼翼地走出弹坑的边缘，开始蜿蜒前行。我向四面都爬行了一段距离，很顺利，我探测着方向，环顾四周，留心炮火的分布，这样比较方便回去。然后我试图和其他人取得联络。

我心里还有恐惧，但这是一种理性的恐惧，一种特别提高的警惕。那天晚上风很大，阴影在炮火的闪光中飘来飘去。你看到的东西太少了，同时又太多了。我时常注目凝视，但每次都什么也没有。于是我就走了很远，又绕了一圈回去。我没有和其他人取得联络。每向我们的战壕走近一米我都更加满怀信心，但也越发焦急。如果现在被打中，那就不妙了。

这时新的恐惧攫住了我。我记不清楚方向了。我静静地蜷蹲在一个弹坑里，想要找到方向。这样的事之前也发生过不止一次，有人高兴地跳进一条战壕，然后发现他跳错了地方。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开始谛听。我还是没走对地方。弹坑的迷宫在我看来现在是那么错综复杂，我在激动之中根本不知道我应该转向哪一边。也许我正在和战壕平行地匍匐前进，这样我就永远找不到它了。因此我又拐了个大弯。

这些可恶的照明弹!它们好像已经燃烧了一个小时，你只要动一下，四周就会立刻响起呼啸声。

但这也没办法，我必须出来。我跌跌绊绊地向前行进，在地上像螃蟹一样爬，双手都被尖利的碎片划伤了，它们就像刀片一样尖锐。有时候我觉得地平线上的天空变亮了一些，但那可能只是幻想。我渐渐意识到我在为我的生命前进。

一颗榴弹炸响了，马上又是两颗。很快就开始了一阵炮轰，机枪嗒嗒作响。现在除了躺在那里什么也做不了。进攻开始了，到处都是照明火箭，从不间断。

我蜷缩着躺在一个大弹坑里，腿浸在漫到腹部的水中。进攻开始的时候我就会躲到水下，把脸埋到淤泥里，只要不窒息而死就行了。我一定要装得像是死了。

我突然听到了炮火回撤的声音。我立刻躲到水下，钢盔挂在脖颈上，嘴巴的高度刚好可以呼吸。

然后我一动不动——因为某处传来了声响，脚步声越来越近——我所有的神经都冰冻了。那声音从我身边走远，第一批队伍过去了。我心里只有一个破碎的念头：如果有人跳进你的弹坑，你要怎么办？——我立刻抽出我的小匕首，紧紧地攥着它，又用手把它重新藏在淤泥里。如果有人跳进来，我就马上刺过去，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捶打着，我会立刻刺穿他的咽喉，让他喊不出声音，别无他法了，他会像我一样惊恐，我们两个都要在恐惧面前交锋，那么我一定要获胜。

现在我们的炮兵射击了。炮弹落在我的近旁，这让我气得发狂，因为我差点被同伴的炮弹打中。我咒骂着，在淤泥里咬牙切齿，这是我愤怒的发作，至少我还可以呻吟和祈祷。榴弹在我耳边爆炸。如果我们的人来一次反击，我就得救了。我把头贴在地上，听着那宛若远方矿山爆裂时的沉闷轰响——再次抬起头来，倾听头上的声响。

机枪作响。我知道我们的铁丝网是坚不可摧的——一部分通着高压电流。步枪的火力激增。他们没有冲过来，他们不得不后退。我再次沉了下去，紧张到了极点。碰撞声、脚步声和轰鸣声都清晰可闻。一声孤零零的叫喊在其中刺耳地响起。他们受到了射击，进攻被打破了。

天色还是亮了一点。匆忙的脚步从我身边经过。第一批过去了，又一批。机枪的响动就像不间断的锁链。我刚刚想要稍微转动一下，就发出了扑通一声，一具沉重的人体噼噼啪啪地掉进了我的弹坑，滑了下来，躺在我身上——我不假思索，我没有做决定——我愤怒地出击了，感到那具人体在抽搐，然后瘫软倒下了。清醒过来以后，我的手又黏又湿。

那个人喘息着。在我听来，他好像是在咆哮，每次呼吸都仿佛一次喊叫，一声惊雷——但那只是我的血管在搏动。我想要堵住他的嘴，塞进去一块土，再刺他一下，他应该安静下来，他会出卖我。但现在我清醒了过来，也突然变得软弱了，没有办法举起手攻击他了。

我爬到最远的角落里，待在那里不动，眼睛紧盯着他，紧握着匕首，准备如果他动了，就再次扑向他，但他什么也不会做了，我从他的喘息声中听出来了。

我可以朦朦胧胧地看见他。我心里只有一个愿望：离开。如果我不很快离开，天色就会大亮。现在已经很苦难了，但当我试着抬起头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已经不可能了。机枪已经架好，我还来不及跳出去就会被打成筛子。

我用我的钢盔又试了一次，我摘下它，把它举高，以确定枪弹的高度。过了片刻它就被一颗子弹从我手中打落了。火力紧贴着地面。我离敌军的阵地还不够远，如果我想要离开，敌军的狙击兵就不会放过我。

天色更亮了。我忧心如焚地等待着我们的进攻。我的指节发白，我紧紧地把双手挤压在一起，祈求枪弹会停止，我的战友会到来。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我不敢再看一眼弹坑里那个漆黑的人体。我努力越过他张望，等待，等待。枪弹嘶声作响，它们就像一道铁丝网，从不间断，从不间断。然后我感到我自己鲜血淋漓的手，感到有点恶心。我抓起一把泥土擦着皮肤，现在那只手沾满了泥，看不出鲜血了。

火力没有减弱。现在双方的炮火都一样猛烈。我们的人可能早就觉得我失踪了。

这是个明亮、灰暗的早晨，喘息声还在持续。我堵上耳朵，但马上又把手指拿出来，因为这样一来我就什么也听不见了。对面的人动了，我吓了一跳，然后不情愿地看了过去。现在我的眼睛已经挪不开了，一个蓄着胡髭的人躺在那里，头倒向一侧，一只手臂半弯曲着，头无力地靠在上面，另一只手放在胸口，胸口鲜血淋漓。

他死了，我告诉自己，他肯定死了，他什么也感觉不到了——喘息着的只是他的躯体。但他的头还在试图抬起来，呻吟声在一瞬间响了起来，然后额头又坠回手臂上。这个人还没死，他濒临死亡，但还没有死。我用双手支撑住身体，慢慢挪过去，心里有些迟疑，一点一点向前挪着，等待着——继续向前，一段可怕的路程，不过三米，一段漫长、可怖的路程。

我终于靠近了他。

这时他睁开了眼睛。他一定听见了我，以某种惊恐的目光盯着我。他的躯体一动不动地躺着，但他的眼睛里是如此可怕的逃遁，在一瞬间我觉得它们有足够的力量把躯体也拖走，一下就能跑几百公里。身体一动不动，非常宁静，现在也没有声音了，喘息声停息了，但眼睛在叫喊，在咆哮，在里面聚集所有的生命力，为了再做一次难以理解的努力，为了逃亡，表现出对死亡、对我的惊恐。

我弯了弯膝关节，倒了下去，用手肘撑住了自己。

“不，不。”我低语道。

那双眼睛紧跟着我。只要它们在，我就无法动弹一下。

然后他的手慢慢从胸口移了下来，只移动了一点，往下移动了几厘米，但这个动作消解了他眼睛里的力量。我向前倾身，摇着头低语：“不，不，不。”我抬起一只手，我必须让他明白我愿意帮他，我抚摸着他的额头。

我伸出手的时候，那双眼睛就退缩了，现在它们已经不再咄咄逼人，睫毛垂了下来，紧张消散了。我解开他的领子，让他的头躺得更舒服。

他的嘴半张着，他在努力说话。他的嘴唇很干，我的军用水壶不在身边，我没有带上它。但弹坑的淤泥下面有水。我爬下去，拿出我的手帕，将它摊开，往下压并用手掌舀起渗出来的浑黄的水。

他喝下了水。我又取了些水。然后我解开他的外衣，想看看如果可以就给他包扎。我必须这样做，这样如果敌军将我俘虏了，看到我想要帮助他，也不会向我开枪了。他试着抵抗，但他的手太软弱了。他的衬衫黏住了，没法扯开，纽扣在背后，所以只能把它剪开了。

我找寻着匕首，找到了它。但当我开始割开衬衫的时候，那双眼睛又睁开了，里面依然是呼喊与疯狂的目光，所以我必须让它们闭紧，我低语道：“我愿意帮助你，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我恳切地重复着这个词，为了让他理解。

有三个伤口。我用急救包包扎了伤口，血从下面流出来，我把它们压紧，这时他开始呻吟。

这就是我能做到的一切。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

这几个小时，喘息声又响了起来——一个人死去的过程是多么缓慢啊!因为我知道他没救了。尽管我尝试说服自己，但到了中午，这个幻想就在他的呻吟中破碎、消融了。如果我没有在爬行的时候弄丢我的手枪，我就会把他一枪打死。我没有办法刺死他。

中午，我在思想的边界清醒过来。饥饿在我体内翻腾，我想吃东西想得要哭了，但我无法继续与饥饿斗争下去了。有好几次我给那个垂死的人舀水，自己也喝了些水。

这是我用我的双手杀死的第一个人，我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人的死是我的杰作。卡钦斯基、克罗普和默勒已经见过这种事，已经杀死过别人，许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在白刃战中常常会这样——但每一次呼吸都将我的内心剥出来。这个垂死的人还有时间，他有一把无形的刀，他用这把刀刺伤了我：时间和我的思想。

我愿意继续帮助他，如果他还活着。躺在这里，不得不看着他、听着他是很艰难的。

下午三点的时候他死了。

我松了口气，但时间不长。很快，这沉默在我看来就比呻吟声还难以忍受。我甚至想要那喘息声回来，一阵一阵，嘶声作响，时而是轻悄的嘘气，时而又嘶哑而吵闹。

我做的事情毫无意义，但我必须找点事做。所以我再一次把死者摆正位置，让他躺得更舒服一些，尽管他什么也感觉不到了。我合上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是褐色的，头发是黑色的，两侧有点蜷曲。

他胡髭下面的嘴饱满又柔软，鼻子有一点拱起，皮肤是棕褐色的，看起来不像先前他活着的时候那么惨白了。有一瞬间他的脸看起来甚至是健康的，然后突然又变成一张死者的面孔，我常常看到死者的面孔，它们都大同小异。

他的妻子肯定还在思念他，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看起来像是会经常给她写信的——她还会收到他的信——在明天，在一周以后——也许一个月以后会有一封投错的信件。她会读这封信，他会在信里和她说话。

我的状况越来越糟糕，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了。他的妻子会是什么样？就像运河对岸那个黝黑、苗条的女孩？她是不是不属于我了？也许这样一来她就属于我了!如果坎托雷克就坐在我身边该有多好啊!如果我的母亲就这样看着我该有多好啊——如果我把回去的路记得清楚一些，这个人肯定还可以再活上三十年。如果他向左边跑了两米，他现在就会躺在对面的战壕里，给妻子写新的信件。

但我没有继续想下去，这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如果克梅里希的腿往右十厘米，如果海埃再向前倾身五厘米……

沉默蔓延开来。我在说话，我必须说话。于是我和他说话，对他说道：“朋友，我不想杀死你。如果你再跳进来一次，我是不会这么做的，如果你也保持理性。但之前你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念头，一个活在我脑海里的联想，使我下定了决心——我刺伤了一个联想。现在我才看出来你是一个和我一样的人。我之前想着你的手榴弹、你的刺刀和你的武器——现在我看到了你的妻子、你的面孔和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原谅我，朋友!我们看清得太晚了。为什么人们不会一再地告诉我们，你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一些可怜的动物，你们的母亲也像我们的母亲一样焦虑，我们在死亡面前都怀着同样的恐惧，会经历同样的死亡和同样的痛苦——原谅我，朋友，你怎么会是我的敌人啊。当我们把这些武器和这身制服抛到一旁，你也可以像卡钦斯基和阿尔贝特一样成为我的兄弟。拿走我二十年的生命吧，朋友，然后站起来——拿走我更多的生命吧，因为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开始。”

一片寂静，前线上只有步枪的声响。子弹密密麻麻，不是漫无目的地射出的，而是从四面八方瞄准的。我出不去。

“我会给你的妻子写信，”我急切地对死者说道，“我会给她写信，她会从我这里知道一切，我会告诉她我讲给你的一切，她不应该忍受痛苦，我会帮助她和你的父母，还有你的孩子——”

他的制服还半敞着，很容易找到皮夹，但我犹豫着要不要打开它。里面有个写着他姓名的本子。只要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也许就还能把他忘掉，时间会抹平这些，抹平这幅图景。但他的名字却是一枚钉子，会戳进我体内，再也拔不出来。它有着换回一切的力量，它会一再重还，站在我的面前。

我犹豫不决地把皮夹拿在手中。它从我手里掉到了地上，自己打开了。几张照片和信件掉了出来。我把它们捡起来，想要放回去，但我所承受的压力、完全不确定的情况、饥饿、危险，和死者共处的几个小时使我变得绝望，我想要快一点解脱，想要加剧并结束这种痛苦，就像用一只痛得难以忍受的手去击打一棵树，就像这样。

那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女孩的照片，是那种业余的摄像者站在一堵布满常春藤的墙前拍摄的狭长小面。照片旁边放着几封信。我把它们抽出来，试图阅读。大部分我都看不懂，这很难辨认，我也只会一点法语，但我翻译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像子弹打进我的胸膛——像刀剑刺进我的胸口——我的头脑受到了过度的刺激。但我还是明白我不能给这些人写信，就像我之前打算的那样。这是不可能的。我又看了一遍照片，她们不是有钱人。等以后我挣了钱，我可以匿名给她们寄点钱过去。我紧紧抓住这一点，至少这是一个小小的突破口。这位死者和我的生命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我必须做所有事情、承诺所有事情，以拯救我自己。我匆匆发誓说我只会为了他和他的家庭生存下去——我以潮湿的嘴唇劝慰着他，但我心里还有以此拯救我的希望，也许我还可以从中脱身，这是个小小的阴谋，可以以后再考虑这件事。因此我打开那个本子，慢慢念道：杰拉尔·杜瓦尔，印刷工。

我用死者的铅笔把地址写到一个信封上，然后突然把所有东西都塞回他的大衣。

我杀死了印刷工杰拉尔·杜瓦尔。我一定要当一个印刷工，我迷乱地想着，当一个印刷工，当一个印刷工——

下午我平静了一点，我的恐惧是毫无根据的。那个名字不再让我烦乱，恐惧结束了。“朋友，”我对那个死者说道，但我说得很冷静，“今天是你，明天是我。但如果我走了出去，朋友，我就会和摧毁了我们两个的东西斗争：你失去了生命——而我失去了？——也是生命。我向你保证，朋友，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

太阳倾斜了。我因为疲惫和饥饿感到昏沉。昨天对我来说就像一团浓雾，我不再抱着离开这里的希望。于是我打了个盹，一开始并不知道黄昏已经来临。暮色降临，我觉得天黑得很快，还有一个小时。如果在夏天，就还有三个小时。还有一个小时。

现在我突然开始颤抖，担心这段时间会有什么事。我不再想着那个死者了，他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我的求生欲突然又迸发出来，我先前所想的一切都在它面前沉落。我机械地咕哝着，仅仅是为了防止不幸发生：“我会坚持这一切，做我向你保证过的一切——”但我已经知道我是不会去做的。

我突然想起当我爬出去的时候，我自己的战友有可能会向我开枪，他们不会知道的。我要尽早地喊叫，让他们认出我来。在他们回答我之前我会一直待在战壕里。

第一颗晚星。前线保持着寂静。我大口呼吸着，激动地对自己说道：“现在别犯傻，保罗。安静，安静，保罗，然后你就会得救了，保罗。”这么做是有用的，喊出自己的名字就像有别人在喊我的名字，有巨大的力量。

黑暗渐浓。我的激动平息了，我小心翼翼地等待着，直到第一支火箭升空。然后我爬出了战壕，忘掉了那个死者，眼前是刚刚开始的夜晚和白光闪烁的田野。我盯紧一个弹坑，就在光亮熄灭之前，我快速地挪了过去，再一次摸索，跳进了下一个弹坑，低下头匆匆前进。

我走近了。然后我看到了一支火箭，在铁丝网里有个东西在移动，我在它停下之前就一动不动地躺下了。过了片刻我又看到了它，那肯定是我们战壕里的战友。但我保持着谨慎，直到我认出了我们的钢盔。然后我开始呼喊。

立刻响起了回应，喊着我的名字：“保罗——保罗——”

我继续喊。那是卡钦斯基和阿尔贝特，抬着一副担架找寻着我。

“你受伤了吗？”

“没有，没有——”

我们滑进了战壕。我渴望吃东西，狼吞虎咽地吃了一些。默勒给了我一根烟。我简短地讲述了发生的事情，没什么新鲜的，这种事经常发生。只有夜间进攻是特别的。但卡钦斯基在俄国的时候也有一次在俄国的前线后面待了两天，然后才突破了防线回来。

我没有说起那个死去的印刷工。

到了第二天早晨我才沉默不下去了。我必须给卡钦斯基和阿尔贝特讲讲。他们两个都在安慰我：“你什么也做不了。你还想做什么呢？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个啊!”

我听着他们说话，感到安全，因为他们在身边而感到宽慰。我在那个弹坑里所说的都毫无意义。

“看看那边。”卡钦斯基说。

胸墙上站着几个狙击兵。他们把装有瞄准镜的步枪架在那里，窥视着对方的阵营。时不时传来一声枪响。我们听到了呼喊。“打中了吗？”——“你看到他跳得有多高了吗？”厄尔里希上士得意扬扬地转过身来，记下了他的战绩。他今天已经打中了三枪，在射击记录上排名榜首。

“这你怎么说？”卡钦斯基问。

我点点头。

“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他今天傍晚纽扣里就会有一只彩色小鸟了。”克罗普说道。

“或者他很快会升任军士长。”卡钦斯基补充道。

我们面面相觑。“我不会这样做。”我说。

“都一样，”卡钦斯基说，“你现在看看这个也很好。”

厄尔里希上士又走上了胸墙。他的枪口来来回回。

“你不用因为你干的事情说不出话来。”阿尔贝特点了点头。

我现在也搞不懂我自己。“那只是因为我不得不在那里和他在一起躺很久。”我说。战争归根结底就是战争。厄尔里希的步枪短促而枯燥地震响。

[1]　保罗·冯·兴登堡，德国陆军元帅，政治家，军事家。魏玛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一战时晋升陆军元帅，1925年起担任德国总统，兴登堡晚年黯淡的精神力量、陈旧的思想和狭隘的观察力使其后期的政治生涯受到损害。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的举动成为日后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因素之一。1934年8月2日在任内逝世于东普鲁士。

[2]　拥有高中学历的人可以在自愿报名的情况下自主选择部队完成兵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