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草野营地的这片兵房我还记得。希默尔施托斯就是在这里教训恰登的。除此以外，我在这里几乎不认识什么人。一切都变了，这是常态。只有几个人是我以前匆忙打过照面的。

我机械地执行着自己的日常任务，晚上几乎总待在士兵之家。那里陈列着许多报纸，但我没有读过。不过我很喜欢弹奏放在那里的一架钢琴。那里有两位女服务员，其中一个很年轻。营地四周都被高高的铁丝栅栏围了起来。如果我们很晚才从士兵之家回去，就得搞到通行证。不过如果与岗哨交好，也可以就这么爬进去。

我们每天在荒野里的刺柏丛与桦树林之间进行连队操练。这也不是不能忍受，反正我们也别无所求。我们向前跑，然后卧倒，手臂压弯了荒野上的花花草草。从紧贴地面的视角看去，透亮的沙子纯净得像是一间实验室，由许多极细小的石子构成。奇怪的是，这样的沙子具有让人想把手埋进去的**力。不过，最美的还是桦树林，每看一眼，它都会变换色彩。这会儿，树干在一片亮眼的白色中闪烁，而在树干与树干之间顺滑、轻盈地飘动着淡绿色叶子。而在下一刻，这一切又都变换成了一片发着乳白色光的蓝色，银光闪闪地从边上照过来，轻轻地擦去了叶子的绿色；然而当云遮住太阳时，这片蓝色很快又从某处开始越变越深，几乎变成了黑色。云朵的影子如同幽灵一般拂过此时变得惨白的树干，继续向前拂过荒野，直到天边。与此同时，桦树已经如同节日的旗帜重新挺着白色的树干立在那里，逐渐染上秋色的叶子构成了火红、金黄的熊熊背景。

我时常沉醉于这种由最轻柔的光和透明的影带来的游戏。我是如此沉醉其中，以至几乎忽略了口令。独自一人的时候，人们就开始观察自然、爱上自然。而我在这里恰巧没有许多熟人，我也不想与人有过多的联系。大家互相都不太熟，也就局限于一起闲聊、晚上玩玩十七与四的纸牌游戏[1]或者冒歇尔纸牌。

我们的军营旁边有一个很大的俄国人战俘营，虽然与我们之间有一道分隔的铁丝网，但是那些战俘还是能想办法跑来我们这边。他们看上去又害羞又胆战心惊，大部分都蓄着胡子，身材高大，这让他们看上去像是挨揍的圣伯纳犬。

他们蹑手蹑脚地绕着我们的营地转一圈，每个垃圾桶都要仔细地检查一遍。人们几乎想象不出他们能在里面找到些什么。我们自己的伙食已经很紧缺了，而且还很糟。就是些大头菜，被切成六份，然后用水煮煮；还有些脏脏的胡萝卜缨子。带黑斑的土豆已经是不错的美味了。最好的是稀薄的米汤，里面据说有切得极小的牛肉丝儿。不过牛肉实在是切得太小了，已经找不到了。

尽管如此，东西还是被吃得干干净净。如果真的有人富足到吃不完自己的那一份，自然有其他十个士兵帮他把剩下的解决掉。只有连勺子也舀不上来的残余才会被冲掉倒进垃圾桶。此外，桶里偶尔还会有几片大头菜皮、发霉的面包皮以及各种脏东西。

而这稀薄、浑浊又脏兮兮的汤水正是俘虏们寻找的目标。他们贪婪地把汤水从臭烘烘的桶里舀出来，然后藏在上衣下带走。

如此近距离观察敌人的感觉很奇特。他们的脸让人沉思，那是善良的、农民般的脸庞，宽宽的额头，宽宽的鼻子，宽厚的嘴唇，宽阔的手掌，浓密的头发。人们应当让他们去采摘、收割和摘苹果。他们看上去比我们弗里斯兰的农民还要和善呢。

看着他们的动作，看着他们讨饭，是件令人悲伤的事。他们每一个人都很虚弱，毕竟他们得到的食物分量也不过让他们免于饿死。就连我们也好久没有吃饱过了。他们得了痢疾，其中有的人带着怯生生的眼神偷偷地把带血的衬衫一角拉出来给人看。他们的颈背佝偻着，膝盖弯曲着，斜着脑袋从下往上看，他们就这样伸出手乞讨，用他们仅会的几个德语单词乞讨——这柔软、低沉的嗓音就好像温暖的烤炉和家里的房间。

有的士兵会给他们一脚，他们随即摔倒在地——不过只有少数人会这么做。大部分士兵不会理会他们，只会径直从他们身边走过。偶尔，当他们实在太可怜时，人们会莫名感到愤怒，然后踢他们一脚。他们就只是这样看着你——在这两小块小小的地方蕴含着多大的悲伤啊，两小块用拇指就能遮住的地方：眼睛。

晚上，他们会来兵房做买卖。他们把自己有的物品全拿出来交换面包了。有的时候他们能达成交易，因为他们的靴子质量很好，而我们的靴子太烂。他们的高筒靴皮质柔软得出奇，像是俄罗斯小牛皮革。我们中农民的儿子能收到家里人寄来的食物，他们买得起这种好靴子。一双靴子的价格大概是两到三块黑麦面包或者一块黑麦面包加一小段硬硬的瘦肉香肠。

不过，几乎所有俄国俘虏早就已经把自己有的东西交出来了。他们只能穿着破烂的可怜的衣物，尝试着用榴弹碎片和铜弹带自制些小物件以及小雕刻品来交换食物。这些小玩意儿当然没法换来太多东西，不管他们为此付出了怎样的心血——几片面包就能解决了。我们的农民在讨价还价时既坚定又机灵。他们把面包或者香肠凑到俄国人鼻子底下，就一直这么举着，直到俄国人馋得脸色发白，眼睛直翻，然后他就什么也不在意了。接着，我们的农民像煞有介事地收好自己的战利品，掏出厚厚的折叠刀，缓慢地、从容地从存粮中为自己切下厚厚的一块面包作为自我犒赏，每吃一口还要配上一块硬硬的好香肠。看他们像享用午后点心一样吃东西实在令人窝火，恨不能在他们厚厚的脑袋上捶几下。他们几乎不会和别人分享什么东西，不过大家彼此也不熟就是了。

我时常要去俄国战俘那里站岗。我看着他们的身影在黑暗中走动，像是生病的鹳，像是巨大的鸟儿。他们紧贴着栅栏，把脸靠在上面，手指钩住网眼。常常是许多人一个挨着一个站在一起。他们就这样呼吸着从荒野和树林吹来的风。

他们几乎不说话，即使开口也只有短短几句。他们比我们更有人性，我甚至相信，他们比我们更加亲如兄弟。不过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加不幸。对他们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然而等着染上痢疾也算不上是什么生活了。

看守他们的国民军告诉我，这些人一开始时比现在有活力。他们之间——这种事到处都有——还曾有过矛盾，往往发展到拳脚相加、舞刀弄棒的地步。而现在的他们变得十分寡言与冷漠，大部分人对**都提不起兴趣了。他们是如此虚弱，否则情况会糟糕到他们在监房集体**。

他们在栅栏边站成一排。有时一个人蹒跚地走了，很快就会有另一个人补上他的位置。大多数人都沉默不语，只有少数几个在讨要抽完的香烟的烟嘴。

我看着他们黑乎乎的身影。他们的胡须迎风飘**。除了他们的俘虏身份之外，我对他们一无所知，而这恰恰令我感到震撼。他们的一生没有名字，没有罪过——如果我对他们了解得更多，比如他们叫什么、如何生活、有哪些期待、被什么压迫，那么我的震撼就有了具体的目标，可能会变成同情。而现在，我只在他们背后感到苍生的悲苦、生活的无尽忧伤以及人类的冷酷无情。

一道命令让这些沉默的身影变成了我们的敌人，一道命令也可以把他们变成我们的朋友。不知哪张桌子上放着的一份文件被几个我们压根不认识的人签署生效了。于是它就成了我们数年以来的最高目标，而这本是全世界的鄙夷与最高惩罚的对象。看着这里沉默的人群，看着他们孩子般的脸庞和耶稣信徒般的胡子，谁还能分得清敌我呢!每个下士对新兵，每个高级教师对学生来说，都比他们对我们更像是敌人。然而，我们还是会朝他们开枪。并且如果他们现在是自由的话，也会朝我们开枪。

我打了个寒战，我不能再继续想下去了。这条路的尽头是个深渊，现在还不是时候。不过，我不愿放弃这个想法，我想保留它，把它锁住，直到战争结束。我的心怦怦跳起来：这就是我在战壕里曾经想过的目标，想过的伟大、无与伦比的事情吗？这就是我一直寻找的，在这场人性的灾难结束后可以考虑的存在方式吗？这就是此后生活的任务吗，配得上这些年的残酷时光吗？

我掏出自己的烟，把每一根都掰成两截，然后把它们给了那群俄国人。他们鞠躬表示感谢，然后点燃了烟。这下子，一些人的脸上开始有红点在发出微光。它们给了我安慰，看上去仿佛是黑乎乎的村屋中透光的小小窗户，表明其后是给人庇护的房间。

日子一天天过去。在某个雾气腾腾的早晨，又有一个俄国人被埋了。现在，几乎每天都要死几个。这个俄国人下葬那天，正好轮到我站岗。其他俘虏唱了一首圣歌，他们唱得不齐，声音混杂，听上去几乎不像是人声，而像是荒野远处的管风琴声。

葬礼很快结束了。

晚上的时候，俘虏们又站在栅栏前，从桦树林传来的风吹到他们的脸上。星星很明朗。我如今认识了他们中几个德语说得相当不错的人，其中有一个音乐家。他告诉我，他之前在柏林是小提琴手。当他听说我会弹一点钢琴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小提琴拿来，然后开始演奏。其他人坐了下来，背靠栅栏。他站着在演奏。他时常展现出小提琴家们闭上眼时都会有的沉醉表情。然后，他又继续有节奏地弹奏乐器，微笑地看着我。

他演奏的应该是民间乐曲，因为其他人都在跟着哼唱。

哼唱着的人们仿佛黑色的土堆，从地底传来深沉的声音。而小提琴声则仿佛是站在土堆上的一位纤细少女，明亮、独自一人。哼唱声停止了，小提琴声还在——它如游丝般继续留在夜里，仿佛要被冻僵了。人们不得不凑近了站在旁边，如果在室内就会好一些了。在室外，当小提琴声孤零零地飘向四周时，人们只会感到悲伤。

我在星期天也没有假，因为我刚刚休完一个比较长的假期。因此在离开营地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天，父亲与大姐来兵营看望了我。我们一整天都坐在士兵之家。我们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我们可不想去营房。中午的时候，我们一起散步去了荒野。

就这样煎熬地过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我们不知道该谈些什么。于是我们聊到了母亲的病。现在已经确诊是癌症。母亲已经住院，等着马上接受手术。医生希望，她能恢复健康。但我们还从未听说过癌症被治愈的先例。

“她现在在哪里？”我问。

“在路易森医院。”父亲回答。

“几等病房？”

“三等。我们得看手术要花多少钱。你妈妈自己想住三等病房。她说，这样她可以有人说说话，而且也更便宜。”

“她在三等病房得和很多人住一起。晚上要睡得着才好。”

父亲点点头。他脸色疲惫，满脸皱纹。母亲经常生病。虽然她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去医院，但这已经花了我们不少钱。而实际上，父亲的整个生活已经全部扑在了挣钱上。“要是能知道手术要花多少钱就好了。”父亲说。

“你们没问吗？”

“没直接问，因为不能这么做——如果医生因此变得不高兴就不好了，他还要给你母亲开刀呢。”

说得没错啊，我苦涩地想。这就是我们，这就是穷人。他们连直接问价格的勇气都没有，而是惴惴不安地担心着价钱。但其他不需要为钱担忧的人反而觉得事先确定价格是理所应当的事，医生也不会因此对他们不友好。

“手术后的绷带也是一大笔钱啊。”父亲再次开口。

“医疗保险一点钱也不付吗？”我问。

“你妈妈已经病了太长时间了。”

“你们还有钱吗？”

父亲摇了摇头。“没了。不过我现在又可以加班了。”

我明白：他将要在桌边站到深夜十二点，折叠、粘贴、裁剪。晚上八点的时候吃一点用票证换来的没什么营养的东西，然后再喝一点止头疼的药，继续工作。

为了让父亲的心情愉悦一些，我给他讲了几个我刚刚想到的小故事，一些士兵间的玩笑之类的，有关于将军的，还有关于军士长的，都是些他们被愚弄的故事。

之后我把他们两个送到了火车站。他们给了我一瓶果酱和一包土豆饼，是母亲为我烤的。

然后他们坐车离开了，我走回军营。

晚上的时候，我把果酱抹在土豆饼上开吃。但是总引不起我的胃口。我走出去，打算把土豆饼给那些俄国人。这时我突然想到，这是母亲为我煎的土豆饼。当她站在热炉子边时，说不定还要忍受身体的疼痛。于是我把那包土豆饼放回了背包里，只拿出两块来带去俄国战俘那里。

[1]　源于18世纪法国纸牌游戏的一种纸牌玩法，玩家需要借助两张及两张以上的牌赢得无限接近21的数值，但同时不能超过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