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车把我们带回了比往常更远的后方，带到了一处战地新兵营。我们将在那里被重新编排。我们连队需要补充一百多人。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不值勤的时候就四处逛逛。两天后，希默尔施托斯找到了我们。自从去了战壕，他那不可一世的自负嘴脸就没了。他提议我们应当和解。对此我是乐意的，因为我看到他帮忙把背部被炸掉的海埃·韦斯特许斯带下了战场。此外，他现在讲话也是相当讲理，所以我们没有拒绝他请我们去食堂的邀请。只有恰登有所疑虑，持保留态度。
不过恰登后来也被征服了，因为希默尔施托斯说，他将接替去度假的炊事员的工作。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说谎，希默尔施托斯立马掏出了两磅白糖给我们，还额外给了恰登半磅黄油。他甚至还做了安排，让我们在接下来三天被下令去厨房削土豆皮和萝卜皮。而他在那里给我们端上来的食物是无可挑剔的、军官才能享用的美食。
如此，我们暂时又拥有了能让一名士兵幸福的两样东西：美食和安宁。仔细想来，这也算不得什么。几年前，我们对此还不屑一顾。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很满足了。都是习惯而已，战壕也是。对战壕的习惯让我们似乎很快忘记了它们。前天我们还在炮火中奔跑，今天我们就开始嬉笑，在这里互相打闹，而明天我们又要回到战壕。事实上，我们什么也没有忘记。只要我们还必须待在战场，前线的日子在结束了之后就会被回避，像是石头一样在我们的内心沉下去，因为这些日子太过沉重，无法立刻回想起它们。如果我们去想，它们随即便能弄死我们，因为我已经发现：残酷是可以忍受的，只要人们弯腰屈服；但如果开始思索，它就会把我们杀死。
正如我们向前冲锋时会变成野兽——因为这是唯一能使我们渡过难关的东西——我们安静时就变成了肤浅的爱开玩笑的人以及爱睡觉的懒猪。别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干不了，这已经成了一种生硬的强迫。不论付出何种代价，我们都想要活下去。我们不能再有那些粉饰和平的情感，这种情感在这里是错误的、无用的。克梅里希死了，海埃·韦斯特许斯就要死了，他们最近得好好费一番工夫才能把汉斯·克拉默的尸体从一摊被直接命中的物体里拼凑出来，马腾斯两条腿都没了，迈尔死了，马克思死了，拜尔死了，黑默林死了，一百二十个人带着枪伤不知道在哪儿躺着。这糟透了，但这和我们还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还活着。如果我们能救他们，那么人们将会看到，不论我们自己是否会丢掉性命，我们都会全力去救。因为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不会抱怨。我们不是特别恐惧——会有一点害怕死亡。不过这和主观的恐惧不一样，这是生理性的。
但我们的同学们已经死了，我们帮不了他们了。他们已经获得了永久的安宁。谁知道在前面等着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想要躺倒，想要睡觉，想要大吃，胃能装多少就吃多少，想要灌酒，想要抽烟，以防日子变得无聊。人生很短。
只要我们背过身去不予理会，前线的残酷就会被遗忘。我们用下流、激烈的笑话战胜它。如果有人死了，就叫作“他嗝屁了”。我们就这样调侃一切事物，这能防止我们发疯。只要我们这么做，我们就能抵御。
但是我们没有忘记!战地报纸上有关部队纯真幽默的报道全是胡扯，什么士兵们还没从密集的炮火中撤回就已经开始筹备舞会。我们不是因为幽默才这么做，我们开玩笑是因为不这样我们会垮掉。反正也坚持不了太长时间，玩笑一个月比一个月更苦涩。我明白：所有这些，所有我们还在战场时像石头一样沉淀在我们内心的东西，到了战争结束后都会苏醒。到那时，关于生死的冲突才真正开始。
在前线的这些日子、这些星期和这些年将再次显现，我们死去的伙伴们也将站起来，和我们一同前进。我们的头脑将变得清醒，我们需要一个目标。所以我们要向前行军，身边是我们死去的战友，前线的岁月要被抛在身后：敌人是谁？敌人是谁呢？
这个地区前段时间上演了一部战地戏剧。木板墙上还贴着彩色的宣传海报。克罗普和我睁大了眼睛站在招贴画前。我们搞不懂，这种东西竟然现在还有。海报上画了一位穿着浅色夏季连衣裙的姑娘，臀部上面围着一条红色的漆皮腰带。她一只手撑着栏杆，另一只手拿着一顶草帽。她穿着白色的长统袜和白色的鞋子，一双可爱的高跟搭扣鞋。在她的身后，蓝色的海水闪烁，泛着几朵浪花，海湾从边上明亮地进入了画面。这是一位十分美妙的姑娘，窄窄的鼻子，红色的嘴唇，长长的腿，难以想象的整洁、考究。她肯定一天洗两次澡，指甲下面从来不会有脏东西，至多也就是有点沙滩上的沙子。
她的身边站着一个穿白裤子的男人，蓝色夹克，戴着水手帽。不过我们对他可没那么感兴趣。
木板墙上的姑娘对我们来说就是个奇迹，我们全然忘记了还有这种事物的存在，就连现在我们也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绝对有好多年没见过这样的事物了，就连与愉悦、美丽和幸福沾点儿边的东西都没见过。我们激动地感受到，这就是和平，和平一定就是这个样子。
“你看那双轻巧的鞋子，这样行军她一公里也走不了。”我说道。但立刻我就觉得自己很可笑，看到这样一幅图还能想到行军真是愚蠢。
“她有多大？”克罗普问。
我估摸了一下：“最多二十二吧，阿尔贝特。”
“那她就比我们大了。我跟你说，她绝对不超过十七!”
我们突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阿尔贝特，这样就好办了，你不觉得吗？”
他点了点头。“我家里也有一条白裤子。”
“白裤子。”我说，“不过这样一个姑娘……”
我们互相打量了一下。没什么特别的，每个人都有褪色的、打着补丁的、脏兮兮的制服。和别人一比较，一点希望也没有。
因此我们先把穿白裤子的年轻男人从木板墙上刮了下来，当然是小心翼翼的，以免伤到了那位姑娘。这样也算是迈出了一步。接着克罗普提议：“我们可以先让人把身上的虱子除一除。”
我不是太同意，因为这对衣服没好处，而且两个小时之后身上还是会有虱子。不过再次沉浸在那幅画中之后，我表示了赞同。我甚至想得更进一步：“我们还可以看看，能不能搞到一件干净衬衫。”
阿尔贝特不知为什么认为：“足衣[1]更好。”
“也许再加上足衣。我们先碰碰运气吧。”
这时雷尔和恰登也溜达过来了。他们看了看宣传画，瞬间谈话就变得十分猥琐。雷尔是我们班第一个与女孩子有过恋情的人，总是讲一些令人激动的小细节。他自得其乐地品味着这幅画，恰登在一旁极力附和。
我们并不反感。不下流的人不是个兵。只不过我们目前心思不在上面，所以克罗普和我走到边上，往除虱子的地方走去，感觉那里就是个精美的男士时尚商店。
我们住宿的房子离运河很近。运河那边有一些被杨树林环绕的池塘——运河那边也有女人。
我们这边房子里的住户都被撤离了，而运河的另一边还时不时地能瞧见居民。晚上，我们去河里游泳，这时有三个女人沿岸边走过来了。她们走得很慢，眼神也不避讳，虽然我们没穿泳裤。
雷尔冲她们叫嚷。她们笑了，停了下来看着我们。为了留住她们的脚步，我们情急地冲她们喊了几句一时能想到的、不连贯的、混乱的法语句子。说的都不是什么高雅的内容，不过我们能从哪儿学会这种东西呢？其中有一个瘦高的、深色皮肤的姑娘，她笑起来的时候，牙齿都在闪光。她动作敏捷，短裙晃**着拍打着她的大腿。虽然河水很冷，但我们还是非常快活，竭力地吸引着她们的注意，不让她们走开。我们试着讲笑话，她们回应了，不过我们却听不懂内容。我们爽朗地笑着，冲她们招手。恰登更加机智。他跑进房子拿了一块黑麦面包，高高地举着它。
这一举动引起了极大的成功。她们冲我们点头，示意我们过去。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被禁止踏上对岸的土地，桥上到处都是岗哨，没有证件什么也办不成。因此我们用法语告诉她们，她们可以来我们这里。不过，她们摇着头往桥的方向指了指。她们也没办法过来。
她们掉头了，慢慢地往运河高处走去，不过还是始终沿着河岸。我们游着泳陪着她们。几百米后她们拐了个弯，指了指不远处一座从树林和灌木丛中探出脑袋的房子。雷尔问她们是否住在那里。
她们笑了——是的，那是她们的房子。
我们冲她们喊道：“如果没被岗哨发现的话，我们会去找她们。在晚上，就在今晚。”
她们举起双手，摊平放在一起，脸放在上面，闭上了眼睛。她们听懂了!那位瘦长的、深色皮肤的姑娘跳起了舞步。一位金发女子嘁嘁喳喳地说道：“面包——好——”
我们兴奋地确认道：“我们会把面包带过来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好东西。”我们转动着眼珠，用手比画着。雷尔想要说明白“一块香肠”的时候差点儿没被淹死。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能把整个粮食仓库许诺给她们。姑娘们走开了，时不时地还转过身来看看。我们攀着自己这边的河岸，留意着她们是否真的进入了那间房子，因为有可能她们在撒谎。随后我们游了回去。
没有证件是不可能通过那座桥的，因此我们打算晚上游过河去。兴奋攫住了我们不放开，一丁点儿也摆脱不了。我们去了食堂。那里正好有啤酒和某种潘趣酒[2]。我们喝了潘趣酒，开始吹嘘各自的奇妙经历。每个人都对他人的话深信不疑，焦急地等着炫耀一个更厉害的经历。我们的手也没闲着，我们抽了好多支烟，直到克罗普开口：“其实我们还可以给她们带几支烟过去。”然后我们把香烟放进了帽子，保存好。
天空变成了青色，如同一只没有成熟的苹果。我们有四个人，但是只能三个人去：因此我们必须甩掉恰登。我们给他倒了许多朗姆酒和潘趣酒，直到他开始摇摇晃晃，走路不稳。天黑的时候，我们开始往住的地方走，恰登走在中间。我们兴高采烈，洋溢着冒险的兴奋。那个瘦高的深色皮肤姑娘给我，我们已经分配好也约定好了。
恰登倒在草垫子上开始打呼。有一次他醒了过来，奸笑着看着我们，搞得我们吓了一跳，以为他在演戏，分给他的潘趣酒都白费了。但是他随即又倒了下去，继续睡。
我们三个人各自准备好了一整块黑麦面包，把它用报纸包好，此外，我们还包了香烟、三大份我们今晚才领到的肝肠[3]——真是一份像样的礼物。
我们暂时把东西都塞进了靴子里，因为我们得把靴子带上，以免到了对岸踢到铁丝和碎片。由于我们还要游泳，因此也用不着什么其他衣服了，反正天也黑了，到那边也不远。我们手里拎着靴子动身了。我们快速地滑入水中，开始仰泳，这样好把放满了东西的靴子放在身上。到了对岸，我们小心地爬上去，把包好的东西拿出来，然后穿上了靴子。我们把包裹夹在手臂底下开始疾速奔跑，就这样湿**身子，只套了一双靴子。我们立刻找到了那间房子，它黑乎乎地立在灌木丛中。雷尔被植物的根绊倒了，刮伤了手肘。“没事儿。”他仍旧很开心。
房子的窗户前面有商店。我们绕着屋子转了一圈，试图透过缝隙侦察一下。我们开始不耐烦了。克罗普突然犹豫起来：“如果她们那里现在有个少校在？”
“那我们就逃走。”雷尔冷笑道，“他可以从这里读出我们的番号。”说着拍了拍屁股。
房子的大门是开着的。我们的靴子太吵了。一个房门打开了，灯光透了过来，一个女人受惊地爆发出一声叫喊。我们急忙制止：“嘘，嘘，同志，好朋友[4]。”边说边起誓似的举高手中的包裹。
另外两个现在也出现了。门已经完全打开，灯光照亮了我们的全身。我们被认出来了，她们三个全都因为我们的装扮难以遏制地大笑起来。她们站在门框里笑弯了腰。她们的动作是多么灵巧呀!
“等一下[5]。”她们消失了一会儿后，扔给我们几件可以应急裹身的衣服。然后我们才被允许进门。屋子里亮着一盏小小的灯，里面很温暖，有一丝香水的味道。我们把包裹拆开，把东西递给了她们。她们的眼睛亮了，看得出来，她们很饿。
紧接着，大家都有些尴尬。雷尔做了一个吃饭的手势，气氛又变得活跃起来。她们取来盘子和刀，开始狼吞虎咽。她们在吃每一片肝肠的时候都要先举起来，举得高高地欣赏一下。我们坐在旁边感到很骄傲。
她们用自己的语言朝我们说了许多——我们听不太懂，但是我们能听出来都是一些友好的话语。也许我们看上去也很显年轻。那个瘦高的、深色皮肤的姑娘抚摸着我的头发，说着法国女人总爱说的话：“战争——不幸——贫穷——男孩——[6]”
我紧紧地抓着她的一只胳膊，把我的嘴放进了她的掌心。她用手指包住了我的脸。我的上方就是她令人激动的双眸、柔软的棕色皮肤和红色的嘴唇。她的嘴里说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话。这双眼睛我也没太读懂，它诉说的内容比我们来这里时的期待还要多。旁边就有房间。我在起身的时候看了看雷尔，他已经和那位金发姑娘亲密无间，在高声地谈笑了。他对此轻车熟路。而我——我迷失在了某种遥远、轻微又剧烈的东西里，并把自己交给了它。我的愿望是渴求与沉醉的独特混合物。我头晕目眩，这里没有什么可以抓住的东西能用来稳住自己。靴子被我们留在了门口，换上了她们给的拖鞋。这会儿，这里真的没什么能唤回我身为一名士兵的安全感与无所顾虑了：没有枪，没有腰带，没有军服，没有帽子。我就随自己陷落进这种未知当中，管他会发生什么——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些害怕。
这位瘦长的、深色皮肤的姑娘在思考的时候会挑起眉毛，但如果她在说话，眉毛就纹丝不动。有的时候，从她那儿传来的声响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句子，而是消逝不见或者说了一半就飘过了我。一个弧线，一条小路，一颗彗星。我曾经对此了解多少——我现在又知道多少？——这些用外语说出来的句子，我几乎一点也不懂。它们令我昏昏欲睡，令我进入一种安静的氛围，屋子里闪着棕色和黄色的微光，只有我上方的面容是生动且清晰的。一张脸可以多么善变啊，一个小时前它还是陌生的，而现在它变得饶有兴致，甚至显露出温柔。这种温柔并不来自这张面孔，而是来自夜色、世界和脸上似乎在发光的血液。屋子里的东西都被这种温柔触碰着，被改变了。它们变得特别。当灯光照在我明亮的皮肤上面，当凉凉的棕色小手抚摸着它时，我甚至对自己的皮肤感到肃然起敬。与部队妓院相比，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同。部队妓院我们是被允许去的，不过那里总是要排很长的队。我不想去想那些，但是它们却不自觉地进入我的脑海。我突然感到害怕，因为也许人们永远也摆脱不了它了。
然而，接下来我感受到了瘦高的、深色皮肤姑娘的嘴唇。我迎了上去。我闭上眼睛，想借此甩掉一切：战争、残酷和卑劣，想要醒来时变得年轻、快乐。我想到了那张宣传画上的姑娘，暂且相信自己的生命就在于得到这样的姑娘。如此一来，我更深地埋进了这双环抱着我的双臂。也许会发生奇迹吧。
不管怎样，我们三个后来又会合了。雷尔十分有魄力。我们愉快地和姑娘们道别，迅速套上鞋子。夜间的空气让我们炽热的身体冷却了下来。杨树高高地插进黑暗之中，发出沙沙的声音。月亮悬在天上，照进运河的水中。我们没有跑，而是并排慢慢地走着。
雷尔说：“这值得一块黑麦面包!”我却不敢这么说，我甚至都没有快乐的感觉。
这时我们听到了脚步声，弯腰躲在了一丛灌木后面。
脚步近了，紧挨着我们走了过去。我们看到了一个**的士兵，穿着靴子，和我们一样。他的手臂下夹着一个包裹，快步向岸上走。原来是急忙赶路的恰登。很快他便消失了。我们大笑起来。
他明天肯定要骂我们。我们悄悄地回到各自的草席上。
我被叫去了办公室。连长给了我度假文书和车票，祝我旅途愉快。我查看了一下自己有几天假期。十七天——十四天休假，三天往返时间。太少了。我问道，自己是否可以有五天的往返时间。贝尔廷克指了指我的文书。这时我才看到，我不用立马返回前线。结束假期后，我需要先到野外营地报到，去接受培训。
其他人都很羡慕我。卡特给了我一些好建议，教我如何尝试搞到一个闲职，“如果你够聪明的话，你就可以留在那儿啦”。其实我更乐意八天后再走，因为我们还将待在这里八天时间，而这里挺好的。我当然得在食堂请大家喝一顿。我们都有些醉了。我有些沮丧。我要离开六个星期，这当然是极大的好事。但当我回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呢？我还能再见到他们所有人吗？海埃和克梅里希已经不在了——谁会是下一个呢？
我们喝着酒。我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看过去：阿尔贝特坐在我旁边抽烟，他很活泼，我们总是待在一起；对面蹲着卡特，他是溜肩，大拇指很宽，声音平稳；默勒牙齿前突，笑起来声音很大；恰登长了一双老鼠似的眼睛；雷尔，他现在蓄了络腮胡子，看起来像是四十岁。
我们头顶烟雾缭绕。没有烟还叫什么兵呢!食堂是我们的庇护所。啤酒不仅是一种饮料，还是一种标志，意味着我们可以安心地舒展四肢。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把腿长长地摊了开来。我们惬意地往地上吐着痰，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反正明天就走了，别人如何看待我们又怎样呢!
晚上我们又去了一趟对岸。我几乎害怕告诉那位瘦高的、深色皮肤的姑娘，我马上就要离开了，当我回来的时候，我们肯定已经去了别的地方，我们不会再见面了。但她只是点了点头，看不出更多情绪。一开始我还没有完全看懂，但是接着我就明白了。雷尔说得对：如果我是去前线的话，她们肯定会说“可怜的男孩[7]”。但是一个要去休假的人——她们并不想了解许多，没那么有趣。和她的叽叽喳喳一起见鬼去吧!人们愿意相信奇迹的存在，事后发觉不过是为了黑麦面包。
第二天一早，我除掉身上的虱子之后就去战地火车站了。阿尔贝特和卡特陪着我。
我们在站台听到广播，离出发还有好几个小时。他们两个得赶回去值勤。我们道了别。
“保重，卡特。阿尔贝特，你也是。”
他们走了，还朝我招了好几次手。他们的身形越来越远。他们的每一个步子、每一个动作我都十分熟悉。直到他们走了很远，我都还能辨认出来。接着，他们消失了。
我坐在背包上，等着。
突然我感到极不耐烦，想要马上出发。
我在一些火车站睡过，在一些食物摊点前站过，还在一些厚木板上蹲过之后，窗外的风景变得令人压抑、害怕，却又熟悉起来。它们从傍晚的窗前滑过，有村庄，那里的茅屋顶像帽子一样深深地盖在粉刷后的木框架房屋上；有庄稼地，像珍珠贝一样在斜阳下闪着微光；有果园、草料棚和老菩提树。站名渐渐变成了会令我心颤的熟悉概念。火车轰轰隆地前进。我站在窗前，紧紧地抓着木制窗框。
这些站名代表了我的少年时代啊。
平坦的草坪、田野和庭院，一架马车孤独地走在路上，背景里的天空与地平线平行相对。在栅栏前面等待的农民，招手的姑娘，在铁路堤坝旁玩耍的孩子，通向乡村的道路，平整的道路，没有炮火。
现在是傍晚。如果火车没有发出轰隆声，我铁定得叫出来。平原铺得很广，在淡淡的蓝色映衬下，远处山体的侧影开始浮现。我认出了多尔本山独特的线条，它参差不齐的山脊在森林的顶端陡然而止。在那后面就是城市了。
现在，金灿灿的红光朦胧地流淌在这个世界，火车叮叮当当地转过一个又一个弯——远处立着一长排又一长排的杨树，不太真实，模糊不清，是光影和思念组合的产物。
火车环绕着杨树在行进，田野似乎也跟着在环绕，然后慢慢地被驶过了。树木间的缝隙越来越小，整片杨树林渐渐变成了一整块。在某个瞬间，整片树林甚至重合为一棵树。不过接着，其他树又随着火车的前进从那棵树后面一棵一棵地冒出来。它们就这样孤零零地立在天边，直到很长时间之后被一批出现的房屋遮挡住。
铁路交叉道口。我站在窗边，无法离开。其他人在收拾自己的物品准备下车。我自顾自地念着火车穿过的街道名称，不来梅街——不来梅街——下面是骑自行车的人、汽车和行人。这是条灰色的街道和灰色的地下通道，它像母亲一样捉住了我。
车停了。带着噪声、喊叫和指示牌的火车站到了。我背上背包，系紧扣子，手握步枪，趔趄着下了车。
我站在月台上环视了一周。这里匆忙行走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一位红十字会的护士想要给我点喝的。我回避了。她傻气地笑着看着我，身上无处不彰显着自己的重要性：站着别动，我得给士兵咖啡喝。她对我说了“同志”，这才是我需要的。火车站前，一条小河在街边潺潺作响，它泛着晶莹的水花从磨坊桥那里的闸口流淌而来。四方形的旧岗楼就在旁边，岗楼前面是一棵彩色的大菩提树，菩提树后面便是夜色了。
我们曾在这里闲坐，经常地——离现在不知多久了；我们曾在桥上走过，吸进被堤坝拦住的水流产生的清凉、腐臭的气味；我们曾俯身看过闸门这一侧平静的水流，看水中绿色的藤蔓植物和藻类挂在桥墩上；我们曾在大热天对闸门另一侧喷溅的泡沫感到兴奋，胡乱地谈论着我们的老师。
我走过这座桥，左看看，右看看。水里依然全是水草，水珠依然划着亮晶晶的弧线从河里飞溅而出——钟楼上的烫衣女工依然和那时一样光着胳膊站在白色的洗涤物前，熨斗的热气从敞开的窗户里涌出来。狗子们慢腾腾地走过狭窄的街道。站在家门前的人们都盯着我看，当我浑身脏兮兮地，背着这么多东西从旁走过时。
我们曾在这家糖果店吃过冰激凌，练习过抽烟。而对于正从我身旁滑过的街道，我简直了如指掌，我熟悉那里的每一座房子，那里的进口商品商店、药店和面包店。接着，我到了一扇门把手已经损坏的棕色屋门前。我感到自己的手沉重得抬不起来。
我打开了门，里面的凉意古怪地朝我扑来，让我的眼睛看不清楚。
脚下的楼梯吱呀响起。楼上有人打开了门，透过楼梯栏杆看过来。被打开的是厨房门，他们正在那里做土豆煎饼，整个屋子里都飘着这种味道。今天恰巧是周日啊。想到正在朝下张望的人可能是我的姐姐，我刹那间有些不好意思，垂下了头。然后我摘下头盔，抬头往上看。没错，正是我的大姐。
“保罗!”她叫起来，“保罗!”
我点点头，背包撞到了栏杆上，我的枪如此重。
她拉开屋里的一扇门，叫道：“妈妈，妈妈，保罗回来了。”我一步也动不了了。“妈妈，妈妈，保罗回来了。”我靠在墙上，攥紧了钢盔和步枪，我尽可能地牢牢握住它们，但是我一步也动不了，楼梯在我眼前模糊起来。我用枪托杵着脚，愤怒地咬紧牙齿。然而我还是无法抵御住我姐姐喊出的这句话，没有什么能抵御得住这句话。我极力地强迫自己微笑，强迫自己开口说点什么，但是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就这样站在楼梯上，沮丧地、无助地处在可怕的内心危机当中。我不想，但是眼泪止不住地流过我的脸庞。
我的姐姐走了回来，问道：“你怎么了？”
我这才振作精神，磕磕绊绊地走进前厅。我把枪立在屋内的一角，把背包贴着墙放好，钢盔放在背包的上面，拴了好多东西的腰带也要拿下来。然后我有些生气地说道：“还不赶快拿块毛巾来!”
姐姐从柜子里拿出一条毛巾给我，我擦了擦脸。我头顶上方的墙上挂着一个装满了彩色蝴蝶的玻璃箱，这些蝴蝶是我以前收集的。
我听到了母亲的声音，是从卧室传来的。
“她还没起来？”我问姐姐。
“她病了。”姐姐回答。
我走进卧室，把手递给母亲，尽可能地平静地说道：“妈妈，我回来了。”
她躺在半明半暗处，恐惧不安地问道：“你受伤了吗？”我能感觉到，她的眼神将我从上到下扫描了一遍。
“没有，我在休假。”
母亲十分苍白，我都不敢开灯。“现在我只能躺在这里哭。”她说道，“也没法高高兴兴的。”
“你病了吗，妈妈？”我问道。
“我今天得起来一会儿。”她说着话，身子转向了时不时得冲回厨房，以免食物烧焦的姐姐，“把那瓶越橘罐头也打开吧——那个你喜欢吃的，对不对？”她又问起我来。
“是的，妈妈。那个我已经很久没吃到啦。”
“就跟我们提前知道你要回来似的。”姐姐笑道，“正好都是你喜欢的食物，土豆煎饼，现在还加了越橘罐头。”
“今天周六嘛。”我应声道。
“坐到我旁边来。”母亲说。
她看着我。和我的手一比，她的手苍白、虚弱、瘦削。我们就说了几句话。我很感激母亲什么也没有问。我能说什么呢，所有可能的事都已经发生了。我现在完好地走了回来，坐在她的身边。厨房里，我的姐姐正在做晚饭，还唱着歌。
“我亲爱的孩子啊。”母亲小声地说道。
我们家一向感情不外露。活儿又多、烦恼又多的穷人家是不习惯讲究这个的。他们也无法真正理解这种行为。对于自己反正已经知晓的东西，他们并不喜欢多加强调。所以当母亲对我说“亲爱的孩子”时，仿佛是另外一个人在说话。我知道，那瓶越橘罐头肯定是几个月以来唯一的一瓶，她们特地为我留着。就跟她们现在给我的饼干一样，尝起来已经有不新鲜的陈品味道了。她们肯定是某次碰巧得到了一些，然后立马就为我保存了起来。
我坐在母亲的床边，透过窗户能看到对面酒馆的栗子在树上闪着棕黄的光。我缓缓地呼吸着，告诉自己：“你回家了，你回家了。”然而我仍然摆脱不了某种束缚感，我还不能完全适应。我的母亲在这儿，姐姐在这儿，蝴蝶收集箱在这儿，桃花心木钢琴也在这儿，但是，我还没有完全回到这儿，中间还隔着一层纱，还有一步之遥。
所以我又走出房间，把背包拎到床边，把带回来的东西一一拿了出来：卡特帮我搞来的一整块伊丹奶酪、两块黑麦面包、四分之三磅黄油、两盒肝肠、一磅猪油和一小袋米。
“这些你们肯定用得着。”
母亲点点头。“这里食物状况很糟吧？”我询问道。
“是的，没什么吃的。你们那里东西够吃吗？”
我笑了，指了指带回来的这些东西。“现在也不总是有这么多吃的，不过还说得过去。”
姐姐艾尔娜把食物拿走存放了起来。母亲突然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哽咽地问道：“你那里的情况很糟糕吗，保罗？”
妈妈，我该怎么回答你呢!情况是否糟糕，你问道——妈妈，你啊。——我摇了摇头，回答道：“没有，妈妈，没有那么严重。我们和很多人一起，就没那么严重了。”
“是吗？但是海因里希·布雷德麦尔前不久才来过。他说，那里状况很糟，毒气弹啊，以及其他什么的。”
说这些话的人是我的母亲。她说：毒气弹，以及其他什么。她并不知道自己说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她只是担心我。我应不应该告诉她，有一次我们找到了三个敌军壕沟，里面的人维持着本来的姿势一动不动，像是被炮弹击中了一样。他们在刚刚待着的防卫墙上、地下掩体里站着或者躺着，面带蓝色，已经死了。
“哎呀，妈妈，说什么呢。”我安慰她，“布雷德麦尔也就这么一说。你不是看到了嘛，我完好无损，还挺健壮的。”
我从母亲发抖的担忧中找回了内心的安定。现在我能够随处走走，谈话聊天以及解释别人的困惑了。我不再害怕世界会突然变得像橡胶一样柔软，血管变得像火棉一样脆弱，以至我要无力地靠在墙上。
母亲想要从**起来，我也就回到厨房姐姐那儿。“她怎么了？”我问。
姐姐耸了耸肩膀：“她已经在**躺了好几个月了，但是我们不能写信告诉你。好些个医生来过。有一个说，可能又是癌症吧。”
我去地区指挥部报到。一路上，我漫步穿过大小街道，时不时地有人与我攀谈。我不想逗留太长时间，因为我不愿意说太多话。
当我从营房返回的时候，一个响亮的声音叫住了我。我转过身来，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当中，然后我看到面前站着一位少校。他呵斥道：“您不会打招呼吗？”
“对不起，少校先生。”我有些迷茫地说道，“我刚刚没看到您。”
他提高了音量：“您也不会好好说话吗？”
我真想朝他脸上挥一拳，但是我控制住了自己，因为不然我的休假就要泡汤了。我绷紧身子，说道：“我刚刚没有看到少校先生。”
“那请您多加注意!”他气呼呼地吼道，“您叫什么名字？”
我做了回答。
那张红通通的胖脸依旧很愤怒：“哪个部队的？”
我按照规定做了通报。他还是不满足。“您驻地在哪儿？”
可我现在已经受够了，回了一句：“朗马克和比克斯肖特之间。”
“为什么？”他有些困惑地问道。
我向他解释道，我一个小时前休假来到这里。我以为这样就能让他离开。但是我错了。他甚至变得更疯狂：“您以为可以把前线的那一套带到这里来，是吗？不可能!谢天谢地，这里要讲规矩!”他命令我，“退回二十步，前进，前进!”
我内心生着闷气。但是我什么也不能做，我不能违抗他。如果他想，他马上就能把我抓起来。所以我快步退回去，再向前走，在离他还有六米远的地方朝他做了一个明显的敬礼动作，并保持这个姿势，直到走到他身后六米处。
他重新把我叫到身边，然后宽厚地表示，这一次他会法外开恩。我绷紧身子表示感激。“解散!”他命令道。我啪啪几下完成了转身的动作，然后撤离了。
我晚上的兴致因此被败坏了。我回到家，把制服扔到角落里——反正我本来也是这么打算的——从柜子里找出一套平日的普通服装穿上。
我感觉很不习惯，衣服太短了，我在部队里长高了。领带和领结我也不会系，最后还是姐姐帮了我。衣服真轻啊，感觉就像只装了**和衬衫。
我看着镜中的自己。样貌很奇怪。镜中有一个被太阳晒得黝黑、有些成熟的坚信礼[8]者正吃惊地望着我。
母亲很高兴我穿上了寻常衣服。这样一来，我在她眼中变得更熟悉了。倒是父亲更希望我穿军装。他还想带着穿军装的我去他朋友们那儿。
不过我拒绝了。
随便什么地方，只要能安静地坐下来就是美好的，比如在兵营对面，离保龄球场不远的酒馆。树叶落在桌子上、地上，不多，是第一批落叶。我面前摆着一杯啤酒。喝酒是在部队里学会的。杯子已经空了一半，我还有几口怡人、凉爽的啤酒。而且只要我想，我还能再点第二杯、第三杯。这里没有集合的口号，没有密集的炮火。老板的孩子们在保龄球场上玩耍，一只狗把它的脑袋枕在了我的膝头。天空是蓝色的，玛格丽特教堂的绿色塔楼从栗子树的叶子之间耸立了出来。
这真好，我喜欢这样。但是我没法忍受人们的问题。唯一不会向我提问的是母亲，而我父亲就不是这样。他希望我能讲一讲战场上的事情，他有一些令我感到既动人又愚蠢的心愿。我与他之间已经没有什么真正的联系了。他希望，我最好能不间断地和他说一些事。我明白，他并不知道这些事情没法讲，并且我也想让他满意。但是，用文字把这些事情再复述一遍对我来说太危险了。我害怕它们会因此变得巨大无比，难以被克服。当我们清晰地知道战场上正在发生什么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自处呢？
因此我始终局限在跟他讲一些好玩的事情。但他会问我，我有没有和别人近身格斗过。我说没有，然后站起身，打算出去。
然而，出门也没好多少。街上有轨电车的尖锐声音听上去很像袭来的榴弹呼啸，我因此被吓到了好几次之后，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是我的德语老师，他劈头盖脸地就朝我甩来了人们常问的问题：“哪，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可怕，恐怖，不是吗？是的，很可怕，但我们必须坚持住。至少，我听说你们那里的伙食还不错。保罗，你看起来很不错，很强壮。这里的情况当然就糟得多，显而易见，当然也是应该的，永远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们的士兵!”他把我拖去了与他经常聚餐的朋友们的桌子。我受到了慷慨的款待，一位校长朝我递过手来，与我握手，说道：“您从前线来？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优秀，真优秀，不是吗？”
我解释道：“大家都很想回家。”
他哈哈大笑：“这我相信!不过，你们首先得把那群法国士兵痛打一顿!您抽烟吗？给，抽一支吧。服务员，请给我们年轻的战士也上一杯啤酒。”
可惜我接过了那支雪茄，因此只好留下来。大家都充满了善意，没法推却。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些懊恼，打算尽快把烟抽完。为了有点事做，我一口气灌下了整杯啤酒。立马就有人为我点了第二杯：人们知道，他们欠一个士兵什么。他们在争辩，我方该吞并哪些地方。挂着铁怀表链的校长想要的最多：整个比利时、法国的煤区和俄罗斯的一大块。他给出了具体的理由说明我们为什么必须拥有这些地方，而且立场坚定，直到其他人最终让步。然后他开始解释，必须从哪里开始突破法国并且时不时地转向我：“你们应该用你们一成不变的阵地战再朝前推进一些。把那些家伙都扔出去，然后就和平了。”对此我表示，依据我们的看法，突破是办不到的。对方的后备人员太多。而且战争的实际状况与人们的想象还是不一样的。
他倨傲地表示不赞同，并且向我论证道，我对此事毫无概念。“诚然，会出现个别情况。”他说，“但是最终取决于整体。您不能就这样下定结论。您只看到了您那一小块阵地的情况，因此对全局并不了解。您完成了自己的义务，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值得最高的荣誉——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得到铁十字勋章[9]。不过，佛兰德的敌军防线得先突破，然后从上席卷而下。”
他说得直喘粗气，接着抹了下胡子。“必须完全占领，自上而下，一直到巴黎。”我很好奇，他是如何设想这件事的，因此喝下了第三杯啤酒。他立马叫人再上一杯。但是我起身打算离开。他还往我口袋里塞了几支雪茄，友好地拍了拍我的肩头，让我走了。“一切顺利!希望我们能很快听到你们的好消息。”
在我的设想中，假期不应该是这样的，一年之前，它也的确不是这样。可能我才是在此期间发生了改变的那个吧。如今和那时之间横亘着一条鸿沟。那时我还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我们还驻扎在比较平静的地段。而如今我发现，我已经变得沧桑了，而我自己却没有意识到。有人会问问题，有人不会，看得出来，他们对于自己的沉默很骄傲。他们往往会用了然于胸的神态表示，这种事是无法谈论的。他们还因此有些自傲。
最好是一个人待着，这样就没人打扰我了，因为大家总是会问到同样的问题：情况到底有多糟，情况到底有多好；有人这样觉得，有人那样觉得——他们也总是很快就谈到一些与自身生活相关的话题。我以前肯定也是这样生活的，但我现在跟它已经失去了联系。
他们和我说得太多了。他们有着担忧、目标、愿望，可我无法像他们那样理解这一切。有时我和他们中的某一个坐在小酒馆里，我试图让他明白，就这么多：静静地坐在这里。他们对此当然表示理解、认同，他们自己也这么觉得，但只是口头上，只是口头上，就是这样——他们能感受到，但始终只感受了一半，他们身心的其他部分还停留在别的事情上。他们被分割开了，没人能用全部的生活感受到它。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指的到底是什么。
当我看着这样的他们，在房间里、在办公室里、在工作中的他们，我会情不自禁地被吸引。我也希望是其中一员，忘掉战争。但这马上又让我感到厌恶，这太狭隘了，怎么能填满整个生命呢？人们应该把它打碎。当战场的碎片正呼啸而过飞过弹坑的时候，当照明弹正越飞越高的时候，当伤兵正躺在帐篷布上被拉下战场的时候，当我的战友们正弯腰躲在壕沟里的时候，这里怎么可以是这样的呢!——在这里的是另外一群人，一群我无法真正理解的人，一群我既嫉妒又鄙视的人。我不得不去想卡特、阿尔贝特、默勒和恰登，他们在干什么呢？也许他们正在食堂坐着或者正在游泳——很快，他们又得回前线了。
我房间的桌子后面有一张棕色的皮沙发。我坐了过去。
墙上有许多用图钉固定的图片，都是我以前从杂志上剪下来的。里面也有一些我喜欢的明信片和绘画。房间的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铁炉子，对面墙的前面立着放着书的架子。
在当兵之前，我就住在这个房间里。这些书还是我用给别人教课的钱一点一点买回来的，里面不少旧书，比如所有的经典作品。一册书要一马克二十分，装帧用的是蓝色的硬亚麻布。我把它们全部买回来了，因为我很周密，不信任出版商的选集作品，谁知道他们挑选的是不是最好的。因此我把“全集”都买回来了。我孜孜不倦地开始阅读，但是其中的大多数我都不是很中意。我更欣赏现代一些的书籍，当然它们的价格也更好。里面有几本不是我诚实地买回来的。我把它们借出来，然后没有还，因为我不想与它们分离。
架子的某一格放满了教材。它们保存得不是很好，被翻阅得破破烂烂，有些书页被撕了下来，大家都知道被拿去干什么了。教材的下面是些本子、纸张和夹着的书信、绘图以及草稿。
我想重回旧日的时光。它还在这间屋子里，我立马就感受到了，四面墙把它保存了起来。我把手放到沙发的扶手上，调整了一个舒适的坐姿，把腿抬高，这样我就舒舒服服地坐进了沙发的一角，坐在沙发的怀抱里。小窗开着，外面是熟悉的街道景象，尽头是高耸的教堂塔楼。桌上放着几枝花，羽毛钢笔、铅笔、用来当作镇尺的贝壳、墨水瓶——这里的一切都没变。
如果我幸运的话，当战争结束我回到家里的时候，这样的一切还会是这个样子。我还会坐在这里，看着自己的房间，等待着。我的心情有些激动，但是我不想这样，因为这是不对的。我想再一次感受这种宁静的陶醉，这种强烈的、无法言说的渴望，就像从前我走到这些书前感受到的那样。从彩色书脊中升起的愿望之风将再次俘获我，它将融化深藏在我内心某处死寂、沉重的铅块，它将唤醒我对未来急切的渴望、对思想世界轻快的愉悦——它将把我丢失的、少年时期的活力带回我的身边。
我坐着，等着。
我突然想起还得去克梅里希母亲那里——我还可以去看望米特尔施泰德，他应该在营地。我向窗外望去，阳光照耀下的街景后面朦胧地出现了一个模糊的小土堆，它变化成了某一个明亮的秋日场景：我坐在火堆边，和卡特还有阿尔贝特一起吃着带皮的烤土豆。
不过我不愿想起这些，我把它从脑中擦去。这间屋子应当开口说话，它应该捕捉我、承载我。我希望能感觉到自己属于这里，我仔细倾听着。这样一来，当我再次回到前线的时候就能知道：战争让人陷落、让人溺毙。而当故乡的浪潮到来时，战争就过去了，它无法再撕碎我们。除了外在的暴力，它不再拥有统治我们的其他权力!
书脊一个挨一个地立着。我还认得它们，还回忆得起，我是如何排序的。我用双眼向它们请求：和我说说话吧——接纳我吧——接纳我吧，从前的生活啊——从前无忧无虑、美好的生活啊——接纳我吧——我等啊等，等啊等。
眼前闪过一幅幅画面，它们无法定住，只是些影子和回忆。
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
我的不安开始扩大。
一种可怕的陌生感突然在我的心中升起。我回不去了，我被排除在外了。尽管我如此地恳求着、努力着，但还是无济于事。我冷漠、悲伤地坐在那里，像是一个被审判的人，过去已经离我远去。同时，我又害怕把过去招至眼前，因为我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我是一个士兵，这点必须牢记。
我疲惫地站起身，看向窗外。然后我拿起一本书，翻开它，想要阅读。但我又把它放下了，拿起了另一本，里面是些被标记的段落。我寻找着、翻阅着，拿起一本又一本书，很快我旁边的书就堆成了一摞，还有别的一些东西——报纸、本子和书信。我沉默地站在那里，像站在法庭上，没有勇气。句子、句子，都是些句子——它们没有触碰到我。我慢慢地又把书放回架子上。都过去了。我一言不发地走出房间。
我还没有放弃。虽然我不再踏进自己的房间，但是我安慰自己，这十几天的假期不意味着结束。我以后、未来还有很多年的时间。我先去营地看望了米特尔施泰德。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里，那里有一种我不喜欢但是已经习惯了的气味。米特尔施泰德告诉我，坎托雷克被征召为战时后备军了。“你想想看，”他一边说话，一边掏出几支上等雪茄，“我从军医院来到这里的时候立马就碰到了他。他朝我伸出爪子，嘎嘎叫道：‘看啊，这不是米特尔施泰德嘛，还好吗？’我难以置信地看了看他，回答道：‘后备军坎托雷克，公是公，私是私，这您应该知道得最清楚。当您和上级说话的时候，请端正姿势。’你真应该看看当时他那张脸!像个酸黄瓜，又像个爆发不了的哑弹。他迟疑着试图再一次讨好我。然而我呵斥得更严厉了。接着他用上了自己最厉害的撒手锏，亲密地问道：‘我是不是应该通知您，您将要参加特考？’他想提醒我，你懂的。一阵愤怒涌上我的心头，我也提醒了他一下。‘后备军坎托雷克，两年前您鼓动我们去地区司令部参军，其中有一个名叫约瑟夫·贝姆的学生，他其实并不想去。他在应当被征召入伍前三个月牺牲了。如果不是您的话，他本可以再等三个月。现在，解散!我们还会谈一谈的。’我轻易地就让自己分配到了他的连队。我到那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叫到军需储藏间，给他弄了套很不错的装备。你马上就能看到了。”
我们走到院子里。连队已经集合完毕。米特尔施泰德让大家活动放松一下，并在一旁观察。
这时我看到了坎托雷克，差点儿没忍住笑。他穿着一件直到膝盖的长上衣，蓝色的布料已经褪色了，背部和袖子上还有深色的大块补丁，这件上衣原本肯定属于某位身材高大的巨人。与之相对，那条破破烂烂的黑裤子则十分短小，只能遮住半个小腿肚。坎托雷克脚上的鞋子很大，是一双硬邦邦的、陈旧的破鞋，鞋头弯弯地翘起，两边还有绑带。而帽子则又太小，一顶脏兮兮的、可怜的军帽。他给人的整体印象简直令人同情。米特尔施泰德停在他的面前：“后备军坎托雷克，扣子上是灰尘吗？您好像永远也学不会啊。还不够，坎托雷克，还不够。”
我在心里笑出了声。坎托雷克以前在学校里就是这样教训米特尔施泰德的，声调都一模一样：“还不够，米特尔施泰德，还不够。”
米特尔施泰德继续指责道：“您看看伯特歇尔，他是个榜样，您可以向他学习。”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伯特歇尔也在，我们学校的门卫。他是个榜样!坎托雷克朝我扫了一眼，仿佛要把我吃掉。而我只是无害地冲着这副嘴脸冷笑了一下，仿佛我完全不认识他了。
戴着这顶帽子，穿着这身制服的坎托雷克看上去实在太蠢了!而这个玩意儿以前端坐在讲台前讲授不规则的法语动词时，会用铅笔戳学生，那时我们对他害怕极了。而他教的那些动词我们事后在法国一点也没用上。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两年了啊——现在站在这里的是后备军坎托雷克，突然被夺去了法力的坎托雷克，他曲着膝盖和手臂，像锅的把手，纽扣上有脏脏的泥灰，姿势也很可笑，想不出来哪个兵会是这副模样。我再也没法把眼前的他与讲台上那个散发着威胁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我真的很好奇，如果这个可怜鬼再问起我这个老兵“博伊默，请说出‘aller’这个词的未完成时形式”时，我该怎么做。
米特尔施泰德先让大家练习了散兵队形。坎托雷克被他大方地任命为队长。
这种练习的情况很特殊，因为队长在成散兵队形的时候始终都要领先小组二十步的距离。比如当命令“掉头——前进!”时，队列里的兵只需要转个身，而原本领先队列二十步的队长现在就变成落后队列二十步了。因此他必须快速向前跑，直到再次领先小组二十步。加起来一共就是四十步：前进，前进。坎托雷克还没来得及到位，下一句“掉头——前进!”的命令就来了。他不得不急急忙忙地再跑四十步到另一侧。这样一来，队列始终只需要舒服地转个身，走几步，而队长则像在窗帘开合杆上放屁一样跑来跑去。这一套是希默尔施托斯众多有效的整人手段中的一种。
坎托雷克是指望不上米特尔施泰德什么了，因为他曾经搞砸过米特尔施泰德的一次升级调动。如果米特尔施泰德在去战场之前不借此好好发挥一下，那他就太蠢了。如果部队能给人这样一个报复的好机会，那么也许牺牲会变得容易一些吧。坎托雷克像受惊的野猪一样来回奔跑着。一会儿后，米特尔施泰德结束了散兵队形训练，开始了另一项重要的练习：爬行。坎托雷克用膝盖和手肘着地，并按照规定抓牢枪支，拖着他那壮观的身子爬过沙土。他紧挨着我们爬过去了，我们听到他剧烈的喘息声，像音乐似的。
米特尔施泰德引用了原来高级教师坎托雷克的话来鼓励现在的后备军坎托雷克：“后备军坎托雷克，我们幸运地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克服艰难。”坎托雷克把嵌在牙里的一小块脏木屑吐了出来，浑身大汗。米特尔施泰德俯下身来，恳请地劝诫道：“即使在小事方面也别忘了伟大的事业，后备军坎托雷克!”
我很诧异坎托雷克竟然没有气到爆炸，尤其是在接下来的体操训练当中，米特尔施泰德完美复制了坎托雷克当年的做法。他在坎托雷克做单杠引体向上的时候抓住了坎托雷克的裤裆，如此一来，坎托雷克只能吃力地将下巴伸到横杠之上，而且还要汗流浃背地听着米特尔施泰德的说教。坎托雷克以前就是这么折磨米特尔施泰德的。
体操训练之后又分配了新任务。“坎托雷克和伯特歇尔去取面包!带上手推车吧!”
几分钟后两人推着车出发了。坎托雷克愤恨地垂着脑袋。而守门人伯特歇尔则很骄傲，因为他领到了轻松的活儿。
面包厂在城市的另一头。他们两人来回都得穿过整座城市。
“这个活儿他们已经干了几天了。”米特尔施泰德冷笑道，“已经有人在等着看他们了。”
“真棒。”我说道，“但是他还没有抱怨？”
“已经试过了!我们司令听到坎托雷克汇报这件事的时候笑得合不拢嘴。他才不会同情教书匠，而且我和司令女儿在恋爱呢。”
“他会弄砸你的特考的。”
“我才不在乎。”米特尔施泰德很淡定，“而且他的抱怨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我能够证明他得到的工作通常都很轻松。”
“你不能好好地练一练他吗？”我问。
“我觉得他太蠢了，不够格。”米特尔施泰德庄重又宽厚地回答道。
休假是什么？一种动**，把之后的所有一切都变得更加艰难，现在已经开始掺杂一丝离别的情绪了。母亲沉默地望着我——我知道，她在默数着剩余的天数——每天早晨她都格外难过。又少一天。她把我的背包收起来了，她不愿被这个东西提醒。沉思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很快。我振作起来，陪了陪我的姐姐。她打算去屠宰场买几磅骨头回家。这是极大的优待。人们一大早就站在那里排队候着了，有的人都晕了过去。
我们运气不好。就在我们轮流站了三个小时之后，队伍突然散开了。骨头已经卖完。
幸运的是我领到了我的供给，我可以拿一些给我的母亲，这样我们都有还算不错的食物了。
日子越来越沉重，母亲的眼神越来越悲伤。还有四天。我得去见见克梅里希的妈妈了。
无法用文字记录的场景。这位颤抖着不停啜泣的妇人摇晃着我的身体，朝我吼道：“为什么你还活着，而他却死了!”她泪流满面地喊道，“为什么你们还在啊，孩子们，你们怎么能……”她跌坐进椅子里，哭泣着，“你看到他了吗？你后来还见过他吗？他怎么死的？”
我告诉她，克梅里希心脏中了一枪，立刻就牺牲了。她看着我，表示怀疑：“你撒谎。我知道得比你清楚。我能感觉到他死得多么痛苦。我听到了他的声音，我在晚上感觉到了他的恐惧——告诉我真相，我想知道，我必须知道。”
“不是您想的那样。当时我就在他旁边，他中枪后立刻就牺牲了。”
她轻声地请求着：“告诉我。你必须告诉我。我明白，你这么说是为了安慰我。但你难道看不出来，比起告诉我真相，这样只会让我更痛苦吗？我无法承受这种不确定，不管当时的情况到底有多残忍，请告诉我吧，这总比让我一个人乱想要好得多。”
除非她把我剁成肉泥，不然我是不会告诉她的。我很同情她，但她在我看来也有些愚蠢。她应当知足。不管她知不知道实情，克梅里希都已经死了。如果一个人已经见过太多的死亡，那么他是无法真正理解这种为了其中某一人而感到的极度悲伤的。我有点不耐烦了：“他立刻就死了，他甚至都没感觉到。他的脸色很平静。”
老妇人沉默了。然后她缓缓地问道：“你发誓？”
“我发誓。”
“向所有你认为神圣的东西起誓？”
天哪，我认为神圣的东西——这种东西我们经常抛弃的。
“是的，我向所有神圣的东西起誓，他立刻就死了。”
“如果这不是真的，你愿意自己不再回来吗？”
“如果他不是立刻就死了，我愿意不再回来。”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不过她似乎已经相信了。她又悲叹、哭泣了很长时间。我向她讲述了当时的情况，编造了一个我自己几乎都深信不疑的故事。
离开的时候，老妇人亲吻了我并赠送了我一张克梅里希的照片。照片里的他穿着新兵制服靠在一张圆桌上，桌腿是用带皮的桦树枝做成的。后面是一片被画成背景的树林。桌上放着一只啤酒杯。
这是在家的最后一晚了。大家都很沉默。我早早地上了床，手抓着枕头，把它按在脸上，并把脑袋深深地埋了进去。天知道，我还能不能再次躺在羽绒被里!
晚一些的时候，母亲又来到我的房间。她以为我睡着了，但我只是假装在睡——聊天或者醒着面对面太难了。
她几乎一直坐到了早晨，虽然她身体很疼，有的时候不得不佝偻着。我终于忍受不了了，假装自己刚从睡梦中醒来。
“去睡觉吧，妈妈。在这里你会感冒的。”
她回应道：“我以后有的是时间睡。”
我坐起身子。“妈妈，我不用立刻回前线，我还要先在临时营房待四个星期，说不定周日还能回家一趟。”
母亲沉默着，然后她轻轻地开口问道：“你会感到很害怕吗？”
“不会，妈妈。”
“我还想跟你说：当心那些法国女人，她们很坏。”
啊，母亲，母亲!对你来说，我是个孩子——为什么我不能把头靠进你的怀里哭泣？为什么我总得扮演更坚强、更镇定的那一个？我也想流泪，也想被安慰，我的确也不比一个孩子成熟多少。衣柜里还挂着我短小的童裤呢——那也不过是不久之前的事，为什么如今竟已过去了呢？
我尽可能地平静地回应道：“我们驻扎的地方没有女人，妈妈。”
“并且在战场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啊，保罗。”
啊，母亲，母亲!为什么我不能拥抱你，然后一起死去？我们是多么可怜的人啊!
“好的，妈妈，我会的。”
“我会每天为你祈祷的，保罗。”
啊，母亲，母亲!让我们站起来，一起走开，回到从前，直到这一切苦难不再压迫着我们，回到只有你和我的地方，母亲!
“也许你能获得一个不是那么危险的差使。”
“是的，妈妈。也许我会被分配到厨房，这很有可能。”
“那你一定要接受它，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不会在意别人的话的，妈妈。”
母亲发出了一声叹息。她的脸就像昏暗中的一团白光。
“你现在得去睡觉了，妈妈。”
母亲没有回应。我起床把自己的被子盖在了她的肩上。她整个人靠着我的手臂，她的身子开始疼了。因此我把母亲送回她的房间，并在她那里又待了一会儿。“妈妈，你也得保持健康，等着我回来。”
“是的，是的，我的孩子。”
“你们不准把自己的东西寄给我，妈妈。我们在战场有足够的吃的。你们才更需要这些东西。”
母亲可怜地躺在**。我的母亲，爱我胜过其他一切。正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母亲突然慌张地说：“我还为你弄到了两条衬裤，好羊毛做的，很保暖。你别忘了放进背包里。”
啊，母亲!我知道，你为了这两件**站了多长时间，跑了多长时间，求了多少人!啊，母亲，母亲，要我离开你简直不可理喻，你比任何人都有权利拥有我!现在，我坐在这里，你躺在那里，我们有许多话要对彼此说，但是我们却永远也不能够!
“晚安，妈妈。”
“晚安，我的孩子。”
房间很暗。母亲的呼吸在房间里一起一伏，中间还夹杂着时钟的嘀嗒声。窗外刮着风，栗子树沙沙作响。
我走过前厅时被自己的背包绊了一下。背包已经被收拾好放在那里了，因为我明天一大早就得出发。
我咬住枕头，紧紧地握住床的铁架子。我不应该回来的。在战场上，我是冷漠的，时常是不抱希望的，而现在我再也回不到那种状态了。曾经的我是个战士，而现在的我只为自己，为我的母亲，为所有绝望的、看不到尽头的事情感到悲伤。我不应该休假的。
[1] 一种较少使用的、用来裹住脚的布片。主要在穿靴子时使用，可以防止蹭到伤口、提供更多支撑力、吸汗等。
[2] 葡萄酒、果汁、香料、糖、茶或水混合的饮料。
[3] 一种用动物肝脏制作的香肠，通常为牛肠或者猪肠。
[4] 原文为法语。
[5] 原文为法语。
[6] 原文为法语。
[7] 原文为法语。
[8] 一种基督教仪式。根据基督教教义，孩子在一个月时受洗礼，十三岁时受坚信礼。孩子只有被施坚信礼后，才能成为教会正式教徒。
[9]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建立的德国军事勋章，于1813年首次颁发，曾在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一战、二战中被多次颁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