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战是袁、曹势力消长的转折点。当时袁强曹弱，而交战结果，袁败曹胜。曹操此役以少胜众，在中国战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

袁绍之败，双方谋士在战前都有分析。有远见的智士都认为袁绍必遭覆败。其中原因很多，而根本原因是失在政治谋略不当和人心向背上。至于袁、曹之间的个人器识，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在政治上，汉室虽然倾危，但正如袁绍自己在反对董卓废立时所说：“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恩德甚渥，兆民戴之来久。”汉天子还是人心所系的一面旗帜。在天下纷扰、互不统属的群雄对峙中，谁能挟天子以令诸侯，谁就能在政治上占有制高点。公元195年，汉献帝逃出长安，到了曹阳，距袁绍的根据地邺城很近，沮授提议迎接献帝，假其旗号“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郭图也要袁绍“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田丰同样劝说袁绍迎天子。三位谋士提出的谋略是有政治远见的，但袁绍另有考虑，坚决不予采纳。他的考虑借淳于琼等人的话说，就是“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本传裴注引《献帝纪》）。郭图警告他，在这件事上不可优柔寡断，“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果然，曹操很快劫持了汉献帝，并且远远地迁到许昌，使袁绍可望而不可即。这一着棋袁绍走输了，故牵动全局走向被动。

袁绍失了汉献帝，追悔莫及。他胁迫曹操迁都于鄄城，以便自己劫夺，然曹操不肯就范，于是袁、曹关系破裂。等到袁绍并灭了公孙瓒，他就迫不及待地向曹操兴师问罪。袁绍自恃人多势大，能战胜曹操，然而人心向背，竟至于连士卒也不愿拼死效命。

在个人器识上，袁绍更不能与曹操匹敌。曹操对袁绍了如指掌，对他的评价是：“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又说：“虽有大志，而见事迟。”（《三国志·武帝纪》）程昱说：“袁绍据燕、赵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济也。”（《三国志·程昱传》）杨阜说：“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失后事，今虽强，终不能成大业。”（《三国志·杨阜传》）桓阶、田豫、臧洪、贾诩等人也都有相似的评价。这说明袁绍虽一时强盛，但器量狭小，不能成就大事。事实也正是如此。袁绍的小气表现在许多方面。在人才问题上他好贤而不能用，终致荀彧、郭嘉等离他而去；袁绍外宽内忌，任人而疑其心，不信任田丰、沮授这样的忠谋之士；刘备在山东发难，他辞以小儿有疾而不予救援，不能顾全大局，这都是小气的表现。

袁绍的小气，导致他用人不专，刚愎自用，这个弱点，在官渡之战中充分暴露了出来。首先是沮授反对过早地与曹操进行主力决战。他说：“师出历年，百姓疲弊，仓庾无积，赋役方殷，此国之深忧也。”（《后汉书·袁绍传》）沮授建议修整甲兵，以逸待劳，“三年之中，事可坐定”。袁绍对此建议非但不愿考虑，反而对沮授起疑，分其所统军为三都督。官渡之战中，沮授一谏，指出颜良不可独任；二谏“屯留延津，分兵官渡”；三谏提出应坚壁固守，打持久战；四谏提议要防范曹操抄袭运粮队伍。绍均不从。田丰也反对仓促南下，主张致力于增强实力，“不及二年，可坐克”曹操，绍仍不从。田丰苦谏，袁绍竟大怒，“以为沮众”，将田丰下狱。官渡战败，事实证明田丰的意见是正确的，绍竟然因羞见田丰而把他杀害，可见气度之浅狭。张郃本是袁绍手下勇将，也劝其重兵护粮，袁绍不纳，而结局却恰如张郃所料。张郃深为自己不幸言中而恐惧，预感到会有厄运加在自己头上，为躲避杀身之祸，便投降了曹操。

战争中谁胜谁负的转折点常常是看似偶然，而实则必然。官渡之战“相持百余日，河南人疲困，多畔应绍”，曹操处于极度困难之中。这时，许攸进计掩袭曹军后方许昌，“绍又不能用”。许攸深感不得志，投奔了曹操，操“闻许攸来，跣出迎之”，又听纳其袭击袁绍运粮军的计策，果然大胜。同是一个许攸，在袁绍之下才无所展，到曹军中却建立奇功。这是袁绍器量狭小、用人不专的必然结果。曹操紧紧地把握了这个关键，促成了官渡之战的转机。

西晋史学家陈寿对袁绍的评价是：“绍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而内多忌害。”（《三国志·袁绍传》）这是对袁绍官渡失败从个性上所做的分析。

公元200年，袁、曹官渡相持，从二月到八月，达半年之久。曹操阻滞了袁军推进的势头，然后挫其锐气，抓住战机，一举成功，袁军几乎全军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