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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欧洲国家都是从海洋走向世界的，然而德国在1871年帝国建立之初并没有建立一支舰队的想法，这主要是地缘因素和国内经济导致的。

当时，俾斯麦认为德国经济富足，他的精力应该放在维护欧洲列强保持均势方面，这一点似乎与英国是大相径庭的。帝国建立之初的德国高层不重视殖民地和强权政策，但并不等于德国没有这样的意识，俾斯麦的批评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战后尽力改变这一现状。韦伯才思敏捷，富有眼界，他在弗赖堡（Freiburg）272的就职演说中表达了他的思考：“国家的统一本是一个民族最好在其青年时代所达成的任务，但在我们德国则是在民族的晚年才完成。如果德国的统一不是为了开始卷入世界政治，反倒是为了不再卷入世界政治，那么当年花这么大的代价争取这种统一也就是完全不值得的了。”

这样的思考获得了大多数同胞的认可和赞同。为了更好的愿景，中欧的陆上大国德国有必要成为海上强国。“毫无疑问，内政原因发挥了突出作用。在1866年普奥战争和1870—1871年普法战争大获全胜、统一帝国之后，普鲁士陆军享有巨大的声誉。这也使得由旧式贵族精英组成的军官团得以在经济地位下降的同时继续维持政治地位及对军中的掌控作用。但是，陆军高级军职几乎全被垄断以及军队在社会上的声名显赫自然使有能力的平民精英感沮丧。因而，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计划也立刻令他们欢欣鼓舞”。273

贵族们向来对争霸海洋不感兴趣，海军反而为有志上进的普通人提供了竞逐舞台，通过在海军服役以获取社会声望的吸引力反而大大提高。这些都为德国建设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埋下了伏笔，只等更好的时机出现。

在维多利亚时代，德国的统一对欧洲均势是有影响的。虽然，那时英国长期将俄国看作是最大的威胁，但德国的迅速崛起，让大不列颠帝国感到不安。

当英国的海上力量在向东方航线拓展时，俄国也没有闲着。强悍无比的哥萨克骑兵以所向披靡的势头横扫东面障碍。这两个强国都在向东方进发，在那里，有着他们诱人的利益存在。譬如中国，英国以海权力量为“武器”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俄国以陆权力量在远东与中国展开较量。

英国与俄国向东的扩张模式，为艾尔弗雷德·马汉与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这样的战略家的理论提供了海陆相博弈的碰撞历史。前者其实也曾看出，俄国这样的地理位置要想通过海权力量的形式去控制中亚地区以及蒙古东部是行不通的，这样的“中心地带”让俄国难以用海权去触及。俄国若想称霸世界，比较好的路线是经由海洋出发，在东部可以抵达中国的海岸线，在西部经波斯抵达波斯湾，或者经黑海，也可以经小亚细亚抵达地中海。

也就是说，俄国通过沿大陆两翼（倘若成功的话）航行就可以获得不冻港，然后伺机拓展海域。

其实，在海权与陆权的问题上，两者接触的地方会形成一种互补关系。一方面，陆地会给海洋造成重要影响，而海权是为了保障航道的通畅。因此，必须控制沿岸，获得优良的港口以及能扼守航道的基地。海权较之陆权的优势在于后者的灵活性，对于拓展海外贸易具有更大的空间。

至于陆权，麦金德认为古时候马匹、骆驼可以与海权的灵活性相比，当然，现在的空运、铁路运输也可比，但综合考虑，海运更占据优势一些。“枢纽地区”的世界划分，在他看来可以分为两个——

其一，内部或边缘新月形地区；

其二，外部或岛状的新月形地区。

这或许是欧亚大陆国家的现状，或者说是据此展开的一种适合本国崛起的战略。以陆权为主的国家，以人口和生产力都强盛的优势，凭借广袤的地域剥夺海权国家的基地，使海权国家的水域成为内海，将它们死死锁住，从而在合适的时候一举进发，最终获得胜利，像马其顿人之于希腊与腓尼基人，罗马人之于地中海各海权国家。正如马汉在《海权论》中所说：“我们可以大谈船只的机动性，舰队之便于远征，但是，归根到底，海上强国基本上取决于适当的基地，物产丰富而又安全的基地。”

关于这一点，以大不列颠帝国来分析就再适合不过了。英国的海权遍及全世界，但它真正的基地却不在海洋，而是在英格兰平原。那里土地肥沃且与世隔绝，从平原边缘发掘出来的煤与铁，为英国提供了大量的财富支撑，这才是与荷兰、法国等国家竞争中获胜的关键。不过，也许那时候的英国并不明白，只是认为海上强国在与陆上强国交锋时，是凭借优良的港口与航线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假如没有强大的陆权资源支撑，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或许是个有意思的例子。

因此，陆权与海权的交锋，其实应该看作为一种互补关系。以单纯的或者偏爱某一方的态度去面对是缺乏理性的。阿拉伯帝国的失败就在于游牧民族的人力匮乏，所以在勇猛的哥萨克骑兵不断征服的过程中，他们也不得不将征服的地区作为后盾，再继续前进。而俄罗斯帝国的势力蒸蒸日上，恰好是利用了这一点。对于从海权出发，如果不想被封锁的话，那就必须打破它，必须占据波罗的海、黑海，甚至更多。

对于那时德国这样正在崛起的国家，麦金德曾这样说道：“他决定不把日耳曼的统一建筑在法兰克福和西方理想主义上，二是建筑在柏林和东欧的组织上……他要一个在普鲁士控制下的团结一致的东欧，却要一个四分五裂的西欧。”德国以欧亚大陆作为海权基地，这使它成为世界帝国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谁控制了东欧谁就能以此作为基地，继而拓展到全世界。274

按照马汉的观点，譬如说，法国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法国不惜牺牲其殖民地与商务来推行一种错误的大陆扩张政策。正是因为这样的策略错误，导致了它在海上的力量被差异悬殊的优势力量摧毁，随后重大的灾难接踵而来，商业运输被消除殆尽。英国与荷兰的力量在这个时候越来越强，这两个国家因为“商务的天性、追求利润时的勇敢进取心以及对成功机会的敏锐感知”而打破了纯陆地策略的禁锢，它们也由此在世界海洋的权益攫取中受益匪浅。

而德国呢？它的发展是否也是走一条英、荷之路？或者说，德国的未来是横扫全世界的广袤海洋还是安心朝欧洲陆地强国的方向不懈努力？

其实，德国在一定时期里，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视海上力量的国家。这主要是因其地理位置为陆上强国所环伺，使得德国很长时间里将陆权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在统一之前，德国的海岸线分别属于不同的邦，这就导致海岸线处于分散的尴尬境地，这也使得要在这些海岸线、港口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困难重重。因此，唯有统一，才有可能建立德国的大海军。

海外贸易和殖民地利益的扩大，让德国扩建海军的诉求有了滋生的土壤。然而，正当德国有了构建海军的意愿，并试图使之强大的时候，俾斯麦的掌权使得德国对陆权的重视度明显高于海权。这当然是掌权者阶层的意识问题。

譬如，当时的陆军元帅埃德温·冯·曼陀菲尔（Edwin von Manteuffel）男爵在1883年给陆军内阁长官埃米尔·冯·阿尔伯蒂尔（Emil von Albedyll）写了一封信，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些端倪：“我也属于腓特烈·威廉一世过往那些没文化的支持者之列，就是会卖掉他最后一艘军舰来增加一个新的营。”

这句话再明确不过了，海权与陆权的严重偏离已经到了如此夸张的地步。而俾斯麦所持的观点也表达了德国发展战略的一致性，他认为德国已经在陆权上做得很不错了——拥有世界第一的陆军——倘若这时候再进一步扩大海权的力量，建设大海军势必会引起英、法、俄等大国的紧张，不利于均势外交。这是一种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如果让这些大国形成反德同盟，德国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不过，仅是单纯地理解这位铁血宰相的战略思想，显然是低估了他。针对扩建海军以此来捍卫德国海外利益的说法，他也给出了回应，德国可以采取与二流军事强国结盟的方式来抗衡英国的海上霸权力量。这里所说的同盟实际是指“武装中立同盟”，也就是说，德国若以这样的方式加入同盟，就可以像俄国、法国那样起到孤立英国的战略作用。

俾斯麦是从1856年4月16日的《巴黎海战宣言》中获得了重要信息——他看到那些国家为了捍卫自身海上权益所表明的决心。这是一部关于战时海上捕获和封锁问题的国际公约，在宣言里阐明了非常重要的原则——

其一，永久性地废除私掠船制度；

其二，对装载于悬挂中立国旗帜船舶的敌国货物，除战时违禁品外，不得拿捕；

其三，对装载于悬挂敌国旗帜船舶的中立国货物，除战时违禁品外，不得拿捕；

其四，封锁须具实效，即须由足以真正阻止船只靠近敌国海岸的兵力实施，否则封锁不能成立。

由于《巴黎海战宣言》具有兼顾诸国海上利益的特质，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认同，奥地利、法国、普鲁士（德国）、俄国、撒丁、土耳其、阿根廷、丹麦、日本等50多个国家都相继加入。

俾斯麦的策略是要在当时德国所处的欧洲环境与格局中相对安全地发展国家力量，不能过分地刺激英国。如果一意孤行地发展德国海军力量，即便强行为之，也会被英法海军之间的联合所抵消。不得不说，作为铁血宰相的他，是在极力巩固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

因此，德国海军在俾斯麦时期并没有得到太大的发展，所持的战略也只是着眼于近海防御。

在俾斯麦相对保守的战略下，德国在陆上强国的道路上获得较大发展，应该说，他为德国的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到了19世纪90年代，德国对建设海军力量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巨大变化，迫切地想建立一支具有强大实力，又能用于远洋作战的大海军。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德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经略海洋、扩建海军的进程中，海权意识的加强已经到了全国人民都“爆发”的程度。

德国对海权的重视何以有如此之大的变化，我们或许可以从一个人身上找到一些答案。19世纪末，海外扩张的浪潮高涨，海军主义的流行就如同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社会思潮一样，弱肉强食，积极拓展海外殖民地，以海洋贸易为财富积累的方式让国家的财富力量获得极大提升，而马汉的海权论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潮，这在他的一系列著作里得到集中体现。最重要的是，那些崛起而强大的国家，譬如，英国（海上霸权的建立）、美国（美西战争中美国获得胜利）等，它们也受益于此。凭借主力舰和夺取制海权的海军战略理论，将海上力量与国家的兴盛相结合，并提升到历史哲学的层面。这种现实印证了的成功理论，很快就开始在欧洲乃至亚洲（日本）流行起来了，英、美、法、俄等大国都纷纷掀起了扩建海军的浪潮。就连西班牙、葡萄牙、墨西哥、荷兰等中等国家也加入其中：西班牙在1908年通过了长远造舰计划；葡萄牙在1895年通过了造舰5年计划；墨西哥在1901年通过了一项造舰计划；荷兰在1900年通过了10年造舰计划……

对于德国这样正在崛起的国家来说，它自然不甘落后，马汉的“海权理论”在这时就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了。很多德国人的意识里都希望通过这样“便捷”的方式，让德国能快速强大起来。

得海权者得天下！要想在世界的舞台上占据重要位置，就必须大力发展海上力量。时任德国宰相的霍恩洛厄亲王克洛德维希·卡尔·维克托（Chlodwig Carl Viktor）曾这样说道：“我们要奉行一种和平的政策，我们就必须努力将我们的舰队建得十分强大，以使它在我们的朋友和敌人眼中都具有必要的分量。”

德国统一后，其社会矛盾有所缓解，尤其是与奥地利的矛盾。当然，这样的统一让德国的社会结构也变得复杂起来，再加上19世纪90年代德国工商业阶层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显然，这是顺应社会发展的一种产物，然而，德国的权力分配却与之产生了矛盾，急于想掌握话语权的中产阶级却没能轻松如愿。容克贵族地主阶层在政治上独占了德国的军政要职，在国家政权中起着重要作用。这样一来，就导致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难有改变，而中产阶级要想提升地位，参军，特别是成为军官是主要的途径之一。

即便这是一条主要的途径，占据诸多军政要职的容克贵族地主阶层的军官们却基本上把路给堵死了。我们来看一组数据：1890到1914年期间，虽然容克贵族地主阶层在陆军军官中的比例有所减少，但在1913年仍然达30%，高级军官的比例在1900年高达60%以上。而在海军军官里，这种情况就大有改观了，以1898年的数据为例，在帝国海军办公室的32名现役军官中就有27名来自中产阶级。我们再来看1899年到1918年的19年里，来自容克贵族地主阶层并掌权的军官就少之又少了，在担任参谋部部门领导的48名军官中仅有2名来自贵族，10任海军总部参谋长中仅有1人是贵族。

这样的数据说明了什么呢？海军的发展更适合中产阶级和底层阶级的需求，他们通过这样的途径可以在政治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在经过相对较长的时间积累后，很容易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基础。

海外贸易的增加，一方面让德国商人尝到了甜头，另一方面也在心里产生了担忧与恐惧，他们担心海上力量强大的英国会切断其海上交通线。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就能看出他们有多么担忧与恐惧：以1873年到1895年间为例，德国商船总吨位增长了150%，海外进出口贸易增长了200%，更重要的是，德国开始部分依赖海外的食物供应。

如此巨大的贸易增长，以及对海外贸易的部分依赖，再加上英德关系不断恶化，德国商人不担忧不恐惧就奇怪了。况且，德国已经从1898年美西战争西班牙的败绩中感受到某种危机。德国宰相霍恩洛厄亲王甚至坚定地意识到，“我们必须避免让自己在英国那里遇到西班牙在美国那里遭受的命运，很清楚，英国人正在等待机会打击我们”。

霍恩洛厄亲王的这番话并不是夸大其词，自从1896年的“克留格尔电报事件”（Kruger telegram）后，英国对德国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

自从美国人摩尔斯于1844年发明了电报，就引起了英国的注意。电报的发明改变了世界之间的距离，人们对这种充满无限想象力又成功的发明充满了无数赞誉。据说，第一封电报的内容是圣经的诗句：“上帝创造了何等的奇迹。”（What hath God wrought？）敏锐的英国人看到了这里面隐藏的巨大便利，很快就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有线电报网。显然，英国人不满足于陆上的有线电报网兴建，它还要在海底世界构建同样的网，目的是要把窃听、监控、收集信息的触须伸向全世界。

强大的电报网络分布，让英国成为全球海底电缆中转站。这当然为英国提供了极大的获取情报便利之门。1896年1月3日，德皇威廉二世给德兰士瓦共和国（Transvaal Republic）总统斯特凡努斯·约翰内斯·保卢斯·克留格尔（Stephanus Johannes Paulus Kruger）发了一封电报。由于这封电报的内容含有一种类似幸灾乐祸的祝贺，导致英德关系恶化。

1884年，探矿者在德兰士瓦发现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金矿。这事被英国知道后，英国决心谋划抢占这一巨大的“财矿”。1895年，英国采取雇佣兵的形式开赴德兰士瓦，一行600人携带着武器，在南非矿业公司的利安德·斯塔尔·詹森医生（Leander Starr Jameson）带领下出发了。他们的目的很明确，计划很阴险，试图推翻德兰士瓦的克留格尔政权。

然而，事情进展得不是很顺利，在1896年1月的行动中，这行人陷入包围，134人被击毙，其余的全部被俘，包括詹森在内，被以企图对友邦进行军事远征的罪名判处15个月监禁。这事很快被发酵，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争议。

德皇威廉二世在听到英国失利的消息后，更是忍不住内心的窃喜。本来威廉二世是打算派兵支援的，宰相霍恩洛厄亲王闻言大惊，赶紧劝谏。因为，这等于与英国宣战。威廉二世却直言不讳地说：“是的，但这只是在陆地上作战。”

这种过于直接的做法显然是危险的，于是有人建议不如以发电报的形式对克留格尔以表祝贺。电文内容既要做到否认英国对德兰士瓦的宗主权，又不能冒犯英国。威廉二世表示赞同，随即给克留格尔总统发去贺电——

“您和您的人民在没有任何友好力量的帮助下，独立击退入侵的有损和平的武装分子，本人表示最诚挚的祝贺。你们维护了国家的和平，捍卫了国家的独立。”

可惜，在这封电报传到德兰士瓦前，英国就通过自己控制的海底电缆将其截获。在获悉内容后，英国大怒，国内很多媒体鼓吹要动用海军的优势教训一下德国。

英国认为德皇威廉二世电报中所说的“友好力量”无疑是在向英国示威、向德兰士瓦示好，意味着必要时德兰士瓦可以获得德国的援助。英国绝不允许自己的势力范围受到侵犯。

对于英国有多愤怒，我们可以从《泰晤士报》的刊文中得到一些证实：“英格兰永远不会在威胁面前退步，永远不会被侮辱屈服！”随后，英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报复手段——

德国水手在英国港口频频遭袭；

伦敦的德国商店被砸烂了橱窗；

在封锁南非的布尔人政权时故意扣押德国邮轮；

……

英国政府的强硬态度让威廉二世害怕了，他赶紧给维多利亚女王写了一封信：“我从未想过用这封电报来反对英国或您的政府……”

在这样的矛盾激化的境况下，德国发展大海军已经刻不容缓，扩建海军的意愿就更加强烈了。

德皇威廉二世是一个对海洋抱有极大热忱的人，他甚至还因此得了一个称号——舰队皇帝。据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对英国的海上霸权表示出极大的羡慕情绪，这种情绪在读了马汉的《海权论》后变得更加强烈，他甚至这样说道：“我不是在读，而是在吞咽马汉上校的书。我努力要把它背下来。”

他还是海军制服控。据说，他一天内更换制服多达4次，由于过于喜欢海军制服，他甚至立下规定：不许其他王室成员穿现役海军制服。他对海军的头衔也情有独钟，多个国家的海军头衔让他找到了作为君主的使命感：德意志帝国海军元帅，英国、挪威、瑞典、丹麦海军上将……这些海军的荣耀光环让他倍觉自豪，英国海军上将似乎是他最中意的，因为这是他的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于1889年授予他的。

很多时候，他会穿上这套海军制服会见英国大使。在1900年1月1日向柏林卫戍部队军官的讲话中，他**地宣读：“就像我的祖父对陆军所做的那样，我也会以同样的态度，不折不扣地完成对海军的重组工作。这样，海军也可以像陆军那样获得一种平等的地位，而德国也可以通过它的海军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地位。”

威廉二世对军舰的热爱也到了痴迷的地步。据说，他还亲自设计了一艘军舰，对这样的设计成果他感到无比兴奋，并请来权威造船专家进行鉴定。

威廉二世对海军的特有偏爱，也可作为对德国扩建海军的一种意识支撑，他潜意识里觉得唯有海军实力第一，才能让德国的触角伸向海外更广阔的天地，打破英国一家独大的格局。这种非此即彼的判断，让他在应对国际事务和国内事务上变得简单、鲁莽——与俾斯麦关系决裂；罢免霍恩洛厄亲王；将德国在中国市场份额较少归结于海军实力不足；认为英国之所以不将雄狮般的尾巴锁起来，是因为德国还没有一支足够强大的装甲舰队，只有用这样的铁拳重击英国，才能像英国面对美国的威胁时那样。

俾斯麦通过三场战争，建立了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帝国，而后又通过绝妙的政治手段，在错综复杂的欧洲局势中让德国获得发展、强大的空间。

这位铁血宰相不愿意德国卷入任何国际纠葛，更不愿意与强大的英国产生摩擦，特别是在殖民地的问题上。反观德皇威廉二世，他就显得直接与粗暴，甚至是鲁莽和不计后果。

不过，或许也是因为他的这份“不理智”，反而让德国扩建海军的构想有了更多可能性。

2

1890年，这是德皇威廉二世即位后的第二年。

这一年，他做了一件大事：免去了宰相俾斯麦的职务。德国进入到威廉二世的时代，其外交策略与对陆权海权的处理方式发生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为德国今后的走向定下了某种基调，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情理之中的爆发。

前文所说的那份“不理智”，有一个例子或许可以做最好的说明。先是德国拒绝与俄国签订再保险条约，之后，德国与英国在1890年签订了《赫尔兰—桑给巴尔条约》，这是一份与英国亲善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条约——

其一，坦噶尼喀（今属坦桑尼亚）归属德国，肯尼亚、乌干达归英国；

其二，桑给巴尔（今属坦桑尼亚）成为英国的保护国。

这样的条约内容导致了法国的不满，法国提出抗议。最后，法国只得到马达加斯加。英国在东非重要战略计划的连接点由此形成。但法国没有理由任人宰割，他们与俄国在外交上接近，特别是1897年沙皇公开表明支持法国，这让俾斯麦苦心经营的孤立法国的体系就这样破产了。

我们不是一味强调俾斯麦在德国的所作所为有多么正确，只是想通过德国在发展道路上对一些事情的偏执，从而引出其在海权问题上的侧重态度。当威廉二世急切盼望这个国家获得世界大国的地位时，他就在拼命地寻找某种快捷的路径。

马汉曾指出海权的重要涵盖——生产、航运、殖民地，这三者的关系是如此紧密。生产，即产出具有交换价值的产品；航运，借此交换得以进行；殖民地，方便并扩大航运行动，并通过大量建立安全区对此进行保护。

可以说，这三项是濒海国家历史与政策制定的关键所在。生产与贸易是海权发展的动力，而原材料拥有者与市场的新兴工业贵族之间的共需，促使他们结成一种联盟关系。显然，德国已经具备这样的条件了，他们迫切地希望政府在海权方面能够强势一点。

在1887—1912年间，德国的进出口贸易得到迅猛发展，甚至已经超过了美国，前者增幅为214.7%，后者为173.3%。我们再看英国和法国，英国这样强盛的国家才为113.1%，法国为98.1%。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出现了贸易逆差，德国面临的困境是如何让对外贸易出现顺差。这是德国当时的经济状况，对此，我们可以从麦金德的一段话中得到一些启示，他说：“德国对市场的饥饿已成为世界上最恐怖的现实之一。”

德国的努力让它看到自己的能力，那些野心勃勃的商人相信德国作为工业强国是可以在将来取代英国的。这不是夸大其词，以1880年到1912年间的贸易数据来分析：1880年的时候，德国有80%的出口销往英国、法国以及东南欧国家，但是，德国自身也从这些国家进口，占进口总量的77%。到1913年，德国从欧洲国家的进口就明显下降了三分之一，取而代之的是，海外成为它的原料供应者。

在政策上，德国已经开始大刀阔斧地对贸易给予鼓励和支持。它们积极拓展海外殖民地，严格保护关税，奖励出口。各种新兴的产业蓬勃发展，像钢铁业、采矿业、新式化学工业、电气工业、光学工业、纺织工业等都在朝兴盛的方向迈进。

航运业的发展也成为德国强盛的标志。在1888年的时候，德国的船队还主要是以帆船为主，注册吨位是120万吨。到了1913年，这种模式迅速改变，基本上都用轮船了，注册吨位是310万吨，不来梅港、汉堡港的扩建使之成为这一时期运输量仅次于纽约和安特卫普的海港，超过了伦敦、利物浦、马赛。

当德国的对外贸易跃居欧洲第二的时候，能超过它的只有英国，而德国的海军力量却远远落后于英国，就连法国、意大利和俄国也比德国强。

这样的德国，心里就极不平衡了，再加上1897年德国成功获得中国的胶州湾，这无疑给德国又增加了一剂催化剂。于是，德皇威廉二世赶紧任命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又译蒂尔皮茨或铁毕子）为帝国海军大臣，主持海军建设事务。仅仅在第二年，海军法案就通过了为期6年的建造计划。

看来，德国要有大动作了，它要将触须伸向全世界。

3

研制先进战舰中取得的快速进展被认为是工业技术进步的完美产物，恰好德国又拥有令世界钦佩的大学，崛起的平民新贵便自视为这一进步的推动者。无独有偶，社会学家格奥尔格·西梅尔（Georg Simmel）也在世纪之交前夕将战舰称为“现代工业生产最全面的体现形式”，甚至认为它就是现代化的、分工齐全的和机械化的大众社会的完美象征。

按照阿内尔·卡斯滕和奥拉夫·拉德的描述，同样并非偶然的是，“社会各界的满腔热情很快就化为威廉二世时期德国舰队建设计划的推动力”。针对这一事态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前德国首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满腹怨言：“连有些对财政预算吹毛求疵的议员都无法抵御‘称霸海洋’这句咒语的魔力……一小群专家怀疑我们建造大型战舰的道路是否正确，但面对一个狂热的、专为主流服务的新闻界，这种怀疑无处容身。舰队政策产生的沉重国际负担引起了担忧，但被粗鲁的煽动压下去了。海军内部也未能完全清醒地意识到，它只是政治的工具，绝不是政治的决定因素。”

“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让当时许多欲称霸世界，并以实施一些舰队建设计划为主的人找到了“无懈可击的借口”。拥护这一思想的国家绝不仅限于德国，这一点无须多加证明，就如前文所述，从德皇威廉二世本人的种种行为就能看得出。毫不夸张地说，他就是舰队代言人，他狂热地支持建立一支“光芒四射的海军”。皇帝自称差不多吃透了马汉那部影响深远的论述海权的著作，我们不清楚他背诵到了什么地步，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威廉二世仔细倾听了一位“精力充沛而能言善辩的海军军官对海洋战略的思考”，此人就是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

1897年，提尔皮茨作为海军大臣任职于帝国海军部。他之所以能上任这个职位，除了得益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贵族们对称霸海洋不感兴趣——还得益于他本人对工作的认真，不知疲倦以及很重要的敏锐的理解力与政治手腕。

然而，如何实现创立一支强大海军的目标与具备这样的梦想是两回事，除非他能找到马汉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操作指南”。根据德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尼佩代（Thomas Nipperdey）的著作《德国历史》中的描述，在提尔皮茨上任海军大臣的第二年，就依据地缘战略思考进行了精辟的总结：“只要德国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势力范围越出欧洲大陆边界的政治大国，那么泛美、大不列颠、斯拉夫民族，可能还有以日本为首的蒙古种族275，这些大国聚集在一起将会在下一世纪摧毁或完全遏制德国。在这个充满强烈对抗的世界上，避免这一结果不可或缺的基础是（拥有）一支海军。”事实上，威廉二世自己也承认，是否支持建设海军是一场“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斗争”。

因此，提尔皮茨能在1898年通过《海军法》，1900年又加以修订。至此，他可以“更加合理”“名正言顺”地从帝国议会获得巨额资金，这些资金将用于建设一支大型战列舰队。历史上将这一恢弘的战略称之为“提尔皮茨构想”。

提尔皮茨能在帝国的支持下去践行他的构想，除了德皇的支持，更应该感谢“海军至上主义”的思潮。

海军理论家们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围绕海战中应当达成的战略目标进行了激烈争论。最终认为，就确保国家的权力和地位而言，控制海路终究比控制大陆更重要。因为，大规模工业生产时代对原料进口和产品销售有着巨大需求，所以重要的是保护自己的商路并切断对手的商路。

具体来说，由于作为陆地生物的人类并不能从控制海洋本身获益，为此，巡洋舰对战理论的支持者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建立一支可派往全球的、快速的小型巡洋舰队与敌作战，同时保护自己的贸易通道”。战列舰队的支持者则认为，“应该达到在敌方海岸附近夺取制海权的目的”。无论是哪种观点，都需要组建一支“由重型战舰组成的庞大战列舰队，其首要任务是与敌方的战列舰队交战并予以歼灭”。

值得一提的是，战列舰队理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马汉，“他以三次英荷战争的历史经验作为论证依据”证明了这一观点。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罗杰在《海上战事》中所言：“事实上，17世纪的英吉利海峡的确爆发了这三次战争中的一系列海战，并且英国最终夺得了海洋霸权。”

从长远来看，德意志帝国是想建立一支“足以在战时与英国皇家海军相匹敌的战列舰队”。不过提尔皮茨有他的想法，他知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与英国海军进行抗衡，这一点“就连热情的德国公众也认为打败英国人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幻想，不管这是当下、中期还是长期的目标”。因此，他谨慎行事，提出“德国舰队只需强大到能够在海战中给英国皇家海军造成一定损失，使它有经不起第二个海上竞争对手（如法国或俄国）打击的风险”的方案。

风险舰队方案的诞生自然会引起他国的反应。首先做出反应的是英国，英国人完全将德国舰队的存在视为一种威胁。很快，提尔皮茨的对手就有反应了——这个人将自己的名字与英国舰队建设联系在一起，他就是著名的海军上将约翰·阿巴思诺特·费希尔（John Arbuthnot Fisher）276。

饶有意思的是，这两人的出身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前者出身市民阶层，后者来自一个贫寒之家，并且这两人对待工作都十分热忱。1905年，费希尔被任命为第一海务大臣之后，就以满腔热情投入英国海军的现代化事业。他上任后的几年内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报废了150多艘老式战舰，取而代之的战舰在动力、装甲防护和火炮方面都体现了技术上的飞速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06年，英国皇家海军“无畏”号开始建造，“这艘战列舰技术上的革命性使此后的同类战舰被统称为‘无畏舰’，而之前的战列舰则被称作‘前无畏舰’”。

为此，德国方面起初惊慌不已，随后就开始果断应对无畏级战列舰的挑战。“他们继承了无畏级的技术创新，同时力求超越。根据主力舰大规模决战的战略理念，德国工程师们在设计新式的国王级战列舰时侧重于提高装甲厚度，以增强防护能力。”德国在这方面很快就赶了上来。

可以说，这一时期“马汉理论”的实际发挥达到了一个**，不少国家都开始造舰，形成在数量、质量上比拼的海军军备竞赛模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国的大舰队——只是活跃在全球范围内的英国舰队的一部分——拥有的重型战舰包括21艘战列舰、4艘战列巡洋舰和8艘装甲巡洋舰。与之相对，德国公海舰队仅有13艘战列舰、3艘战列巡洋舰和1艘装甲巡洋舰”。

根据德国学者米夏埃尔·埃普肯汉斯（Michael Epkenhans）在《海军陆战队》里的描述：“德国海军部坚信英国人会在战争爆发后立刻驶向德国海岸，并在那里寻求决战。”英国国内反应相当敏感，我们可以从英国皇家海军军官保罗·兰伯特（Paul Lambert）在《战时的皇家海军》中的描述得到证实，他这样写道：“任何法律或外交层面的顾虑都被国内公众要求血洗德国的压力所盖过。当内阁说服一个民主国家进行一场战争之后，它很快就会意识到，这样做会释放多么危险的力量。它再也不是局势的掌控者，并必须对公众压力做出反应。”

于是，“伦敦方面下令没收所有可能将所携货物运往德国的船只，中立国船只也不例外。尽管这项措施不符合任何已生效的海洋法公约，并且公然违反了国际法，但英国公众越是极端地要求英国政治家们想尽一切办法尽快迫使敌人屈服，他们对中立国的抗议就越是不予理会”。

面对英国的敏感反应以及相应措施，之前还信心百倍的提尔皮茨也不得不有些悲观了。对此，我们可以从他的回忆录里得到印证，1914年9月14日，战争爆发不到6个星期后，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他说：“要是亲爱的上帝不帮助海军的话，事情看起来不妙。”

事情看起来确实不妙！“在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英格诺尔（Friedrich von Ingenohl，任职时间至1915年2月2日）和胡戈·冯·波尔（Hugo von Pohl，任职时间至1916年1月23日）的小心指挥下，德国公海舰队小心翼翼的推进最终以在赫尔戈兰海战（1914年8月28日）和多格尔沙洲海战（1915年1月24日）中损失惨重而告终。”

事情看起来更不妙的是，德皇威廉二世生怕舰队出现损失，就保留了出动它们的最后决定权。这让提尔皮茨郁闷不已。而更让他郁闷的是，1916年初，海军中将赖因哈德·舍尔（Reinhard Scheer）277替代了身患重病的波尔海军上将，成为公海舰队司令。

这位雄心勃勃的海军将领可不想“老老实实”待着，他决定一改前任采取的消极态度，计划在稍晚进行的决战之前先设法削减英国皇家海军的优势。1916年5月下旬，他果断地决定将英国舰队拖入一场战斗，其意图在于分散英国舰队，以便可以进行各个击破。

提尔皮茨清楚地知道，一场没有准备充分，实力有所悬殊，且受到德皇威廉二世掣肘的战斗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