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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尔上任后制订了好几个进攻计划。但德国海军遇到的瓶颈期和其他因素正制约着他的计划。更可怕的是，一艘轻巡洋舰的沉没让英国人知道了计划。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于7月下旬派出了2艘轻巡洋舰作为特遣队进入波罗的海执行布设水雷和炮击港口等任务，它们分别是“奥格斯堡”号（**S Augsburg）和“马格德堡”号（**S Magdeburg）。8月28日，这支特遣队在3艘驱逐舰的护卫下，利用深夜作掩护企图突入芬兰湾，目的是消灭该海区的俄国巡逻队。“马格德堡”号行驶到芬兰湾南岸的奥斯穆萨尔（Osmussaar，该岛属于爱沙尼亚，瑞典语称为Odensholm）岛附近时不幸触礁，这都是海上大雾笼罩导致的。

不久，位于奥斯穆萨尔岛的观察站发现了出事故的“马格德堡”号，随即向俄国轻巡洋舰“勇士”号（Bogatyr）和“帕拉达”号（Pallada）发送了信号。在俄国人乘坐这两艘舰艇向失事德舰驶去期间，德国人已经利用驱逐舰从失事的巡洋舰上撤走约200人。俄国人赶到后，立刻向德国人进行炮击，情急之下“马格德堡”号上的其余人员未能撤走。无奈的德军只能自行将舰炸毁，舰上57名官兵和舰长被俄军俘虏。后来，俄国潜水员对这艘沉船进行检查时找到一个铅制的箱子，内有德国舰队当时正在使用的旗语信号书、密码本和航海日志等。英俄两国是同盟，于是俄国将其复制品转交给英国。按照德国军官霍华斯在《战列舰》中的描述：“英国海军部已经悄悄从俄国盟友那里获得了德国无线电密码手册。”

就这样，英国人提前获悉了德国公海舰队的行动计划278。不过，让德国人意想不到的某种幸运是，负责无线电密码破译的情报机关与皇家海军指挥机构之间的合作存在着一些问题，它们之间缺乏真诚，甚至彼此厌恶。这就导致负责无线电破译分析的“40号房间”（该破译小组位于“Old Building”，也就是老海军部大楼一楼的40号房间，因此代号40号房间或40OB）发出的信息有时得不到认真对待，无法转呈给舰队司令。

即便如此，英国大舰队司令、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John Jellicoe）279，还是于1916年5月30日晚率舰队从斯卡帕湾基地（Scapa Flow）启程了。这支大舰队由不少于24艘战列舰组成了6个分队，8艘老式装甲巡洋舰和10艘轻巡洋舰组成3个巡洋舰分队，51艘驱逐舰组成3个驱逐舰分队。海军中将戴维·贝蒂（David Beatty，又译比提）280，则率领由6艘战列巡洋舰组成的战列巡洋舰编队于同日出海。休·埃文·托马斯海军中将（Hugh Evan Thomas，舰队通讯专家）指挥的4艘由伊丽莎白女王级战列舰（当时最先进的战列舰）组成的第五战列舰分队以提供协助的身份出现。由于信息不完整，约翰·杰利科向北海北部挺进，在对付德国舰队时还意在揣测对手的实力。

德国方面的舰队实力也不容小觑。弗朗茨·冯·希佩尔（Franz von Hipper）海军中将负责指挥侦察舰队，它主要由战斗力极强的战列巡洋舰组成，包括希佩尔的旗舰“吕佐夫”号（**S Lützow）、“德夫林格”号（**S Derfflinger）、“塞德利茨”号（**S Seydlitz）、“毛奇”号（**S Moltke）、“冯·德·坦恩”号（**S Von der Tann）。这支舰队将驶出丹麦北部海域，目的是骚扰英国商船航线，从而诱使英国舰队出击。如果这个目的实现了，希佩尔就率领舰队吸引敌人向南航行。舍尔则率领由16艘战列舰、5艘轻巡洋舰和32艘鱼雷艇组成的公海舰队主力，他的任务是在战列巡洋舰后方60海里处等待，以期发动攻击。

这场发生在丹麦日德兰半岛附近北海海域的大海战注定深刻而不同凡响，因为双方都全面出动了主力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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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5月3日15时29分，位于西面的德国战列巡洋舰队发现了浓密的烟云，这是英国蒸汽舰船航行时喷出的烟雾，很大程度上暴露了舰队航行的踪迹。不久，又发现了两列向北航行的英国战舰编队。德国人在发现目标后，立刻向东航行。

英国人同样发现了敌人，由贝蒂率领的舰队立刻进行追赶。如果这次追赶特别及时，德国人将受到开战时的第一轮重创，然而，由于信号传输故障，丧失了宝贵的几分钟。当时，第五战列舰分队司令托马斯已经观察到上司贝蒂的座舰改变航向，却因没有收到明确的命令未能及时跟随转向——英国舰队的纪律性是出了名的。

这是第一次发生通信故障，故障多发也影响了接下来的战斗。

15时48分，德国舰队在距离13000米的海面上开了火。英国舰队因在形成纵列时浪费了时间，导致己方最初只有6艘战列巡洋舰能够还击。它们分别是“狮”号（HMS Lion）、“皇家公主”号（HMS Princess Royal）、“玛丽女王”号（HMS Queen Mary）、“虎”号（HMS Tiger）、“新西兰”号（HMS New Zealand）和“不倦”号（HMS Indefatigable）。

这一次的战斗很快就效果明显，由于德国舰队拥有更好的能见度和更强大的火控系统，其火炮的射击效果要好得多。根据英国历史学家斯蒂芬·罗斯基尔（Stephen Roskill）在《海军上将贝蒂》中的描述，几分钟后，“不倦”号战列巡洋舰在与“冯·德·坦恩”号一对一炮战时被重炮命中5发，当即发生爆炸。该舰1019名舰员中只有2人幸存。

16时06分，托马斯的第五战列舰分队赶上来了。他的装备了381毫米口径强大主炮的战列舰向德舰战列末尾的两艘战舰“冯·德·坦恩”号和“毛奇”号开了火，但同时皇家海军的“玛丽女王”号也被重炮连续命中。德舰“德夫林格”号的一级炮术长格奥尔格·冯·哈泽（Georg von Hase）在回忆录中描述道：“船头首先腾起了亮红色火焰，随后发生爆炸。紧接着船身中部发生了更大的爆炸，黑色的船体飞到空中，然后一次恐怖的大爆炸席卷了整艘船。巨大的烟云腾空而起。”

“玛丽女王”号只有9人幸存。这次对决，德国舰队明显占据了上风。也难怪贝蒂对旗舰“狮”号舰长艾尔弗雷德·厄恩利·查特菲尔德（Alfred Ernle Chatfield）抱怨说：“今天我们该死的战舰看起来总有点儿不对劲啊。”

“当东南偏南航向的战列巡洋舰之间的战斗演变为并行连环战时，舍尔正率德国公海舰队主力以15节的航速向北行进。”16时38分，贝蒂发现了公海舰队的第一批战舰。根据英国学者霍华德在《战舰》里的描述，迫于敌舰的优势威胁，贝蒂的旗舰需要立即向北转向，以便朝己方主力舰队的方向航行。

然而，此时杰利科却不了解形势发展，这主要是贝蒂的旗舰“狮”号无线电设备发生了故障导致。为此，约翰·杰利科在战后大肆指责贝蒂：“我从未感到像这样被排除在外。我完全不了解战况。敌军舰队到底是在前方、侧方还是后方？”

杰利科当时虽然看见道道闪光，却无法分辨。这位绝望的海军上将抱怨说：“我希望有人能告诉我是谁在射击，还有朝谁射击！”他的对手舍尔对战局的估计也没清楚到哪去。像希佩尔的“吕佐夫”号同样因无线电设备故障而贻误战机。

这是不可控的不利因素。那时候，无线电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即使敌人不干扰也很容易失灵，舰队指挥官依然需要依赖“极为有限的旗语信号和警笛”作为通信手段。如果这些都无法实施，譬如因海上恶劣天气、浓雾、距离过远等因素，就只能凭经验判断了。

18时左右，舍尔猜测敌舰队位于西至西北方向之间，航向东南。德方战线与其平行。“威斯巴登”号（**S Wiesbaden）被认为处于两列战线之间。杰利科则只知道他正在与敌军相遇的途中，但他既不知道对方的确切实力，也不知道其战斗队形，更不清楚德国人的位置，只知道他们大致在南方的某处。

随后，杰利科舰队右路纵队的先导舰“马尔伯勒”号（HMS Marlborough）战列舰与从西南方高速驶近的贝蒂的战列巡洋舰会合，并迅速通报给了杰利科的旗舰“铁公爵”号。杰利科随即发信号询问：“敌军战列舰队在哪里？”他再度收到了令人不满意的回复：“敌战列舰队在西南偏南方向出现。”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关于敌舰实力、速度和航向的信息。

18时15分，杰利科知道不能再等了，决定采取行动。他命令手下的24艘战列舰排成战列，朝东南偏东方向高速行进，他希望在舍尔的战列前“抹掉T字的一竖”，以便执行著名的“T字横头”战术281，使己方战列得以集中舷侧火力对敌人旗舰实施齐射。

杰利科的这一行动是正确的，与此同时英国舰队再次遭受到重创。差不多就在杰利科的主力舰队排成战列的同时，“在其东侧向前航行的罗伯特·基思·阿巴思诺特（Robert Keith Arbuthnot）海军中将指挥的第一侦察巡洋舰分队遭遇了因受重创而丧失机动能力的德国轻巡洋舰‘威斯巴登’号。为接近并击沉该舰，英国装甲巡洋舰不小心进入了公海舰队的射程。几分钟后，阿巴思诺特的旗舰、装甲巡洋舰“防御”号（HMS Defence）发生爆炸，903名舰员无一幸存。‘武士’号（HMS Warrior）装甲巡洋舰也遭到重创，不得不退出这场战斗，并在到达母港前沉没”。282

1时35分，处在英国第三战列巡洋舰分队最前面的霍拉斯·胡德（Horace Hood）海军中将的旗舰“无敌”（HMS Invicible）号发生了爆炸，同样损失惨重。值得一提的是，“该分队同样位于主力舰队东侧较远处，此时在9000米距离上与损伤严重的希佩尔的战列巡洋舰队交火。德舰‘吕佐夫’号再度中弹8发，使希佩尔不得不更换旗舰。‘吕佐夫’号第二天晚上被放弃，并被己方鱼雷艇击沉”。

“尽管英舰遭受惨痛损失，但在双方舰队于18时30分左右相遇时，战斗似乎朝着对英军有利的方向发展”——这时英国大舰队的主力舰由北向东排成了长约7海里的规整战列，它们正处于可怕的“T字横头”位置，并且立即开始集火射击。

根据拉恩在《海上战役》中的描述，身处这危急时刻，舍尔反应十分冷静，“由于敌人炮火对前端压力极大，再使前端转向必将导致不利的火炮射击与战术局面，因此他被迫将战线倒转”。舍尔所说的“战斗转向”命令也在战斗日志中得到印证。要完成这一动作，难度极高，需要所有战舰原地转向180度，然后全速行进，随即形成一条新的战列。

如此困难又惊人的动作竟然成功了！不得不佩服舍尔的睿智，以及德国舰队的机动性。于是，杰利科不得不放弃对撤退敌军的全力追逐，因为他害怕撤退的德国舰队投放水雷和发射鱼雷，密集的战舰很难躲掉这些厉害的“水下家伙”。

随后，杰利科指挥英国舰队转向东南，以避开鱼雷艇。“他并没有利用整体上十分有利的形势全力追击、与敌作战并在有利条件下将其歼灭，他后来不断因此受到指责。”战后英国海军进行内部讨论时，许多人都很气愤：“对大舰队的官兵来说，这让人失望透顶。天意已使敌人落入己手，使他们完全能够全歼公海舰队。令人发狂的是，尽管没有犯下明显过错，但煮熟的鸭子还是飞了。”283

对此，杰利科在1914年10月30日写给海军部的一封信中解释了原因：“举例来说，如果敌舰队朝附近的舰队转向，我就会认为，他们想把我们引向雷区或潜艇设伏区，我会拒绝前往。我知道，这样的策略如果得不到理解就会为我招来恶名。但只要我取得了主的信任，我就会按照经过深思熟虑、最适宜合理的方式行动。”

德国历史学家阿内尔·卡斯滕和奥拉夫·拉德则给出了另一个视角的分析：“毫无疑问，纳尔逊会在1916年5月31日晚上采取不同的战法，而毫不畏惧鱼雷艇的攻击。但是杰利科实现了其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德国人必须认识到，无论他们的火力多么优秀，无论战术多么出彩，甚至无论决心多么强烈，他们物质上的劣势都是无法弥补的。只要不想毫无意义地牺牲珍贵的舰队，他们就得被迫撤退。”

1916年5月31日晚间，英德双方主力舰战斗结束，当然，全局性的军事行动却远未告终。杰利科在天黑后数小时的“小心谨慎”起了关键作用，这一点也被他写进了日德兰海战的官方战报：“我立刻放弃了用重型战舰打夜战的想法，这很可能招致灾难。首先，因为有大量鱼雷艇出没（在黑暗中当然很难发现其踪迹，因此有潜在的危险）；其次，无法区分敌我舰艇。”

也许是杰利科过于小心，“他应该试图阻止公海舰队返回本国港口，以便在公海上再次对其发动攻击。这个战机是不错的，因为日间作战已经使大舰队处在德国舰队的东面，因而夹在了公海舰队当前位置与威廉港基地之间”。这时，舍尔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走正南航行方向，虽然这样航行距离更长，但是危险程度较低，且能在德国北部海岸附近向东转向，然后朝亚德湾（Jadebusen）行进；要么向东南前行，走距离较短的路线，以尽快获得合恩礁（Horns Reef）雷场的保护，避免翌日早上再次陷入战斗。他选择了后者。后来他解释说：“必须全部向距离最近的合恩礁行驶，并且要无视敌人的一切攻击坚持航行。”因为，他麾下的许多主力舰已经无法对占据绝对优势的英国舰队进行有效抵抗了。

就这样，德国舰队进入到“安全区域”，从此几乎没有机会再出来——聪明的英国人对其实施了强有效的战略封锁。只是，对杰利科来说，无疑错过了在日德兰海战中一场辉煌的胜利，有人评价说：“如果抓住了那个机会，约翰·杰利科会成为一个像纳尔逊一样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