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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军队在库斯托扎被奥地利军队击败后，为寻求胜利，意大利人试图利用海军优势击败对手。1866年6月27日，意大利舰队在迪佩尔萨诺海军上将的率领下，从安科纳出海，企图用登陆的方式攻占奥地利海军基地利萨岛。

7月18日，意大利舰队开始对岛上的海岸炮台进行炮击。按照德国学者希尔伯格在《利萨附近的海战》中的描述：“炮击前如果用好地图资料并仔细侦察，无疑会极有帮助。尽管海军部长德普莱提斯善意地劝告佩尔萨诺海军上将应迅速在安科纳古董店里购买合适的地图。然而，这两项工作他还是没有完成。”当意大利司令官到了现场才发现“守岛敌军位于陡坡上的炮兵阵地大部分都处于本方舰炮射程之外”，意大利舰队随后放弃了对要塞的炮击。这个说法主要源自奉命射击奥地利火炮阵地的海军中将乔瓦尼·瓦卡（Giovanni Vacca），当时他向迪佩尔萨诺建议：“不能对要塞进行炮击，因为要塞位置太高。”

不过，在头两天连续的炮击下，意大利人并非一无所获，前提是特格特霍夫率领的舰队还未赶到。猛烈的炮火成功摧毁了奥地利港口的大部分火炮。这时，迪佩尔萨诺的朋友皮尔―卡洛·波乔议员的作用发挥出来了，他以热情洋溢的语调向海军部长报告了炮击成果，但代价是我方的铁甲舰“强大”号（Formidabile）受损并阵亡3人。

如果这时候意大利舰队能及时“切断利萨与奥地利舰队母港波拉之间的电报联络”，特格特霍夫就无法知道意大利舰队的动向。遗憾的是，迪佩尔萨诺下达的命令在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后才得以执行，这不仅使波拉方面得知了意军进攻的消息，也使特格特霍夫对意大利舰队实力的侦察情报及时送达到守军手上。后来，迪佩尔萨诺解释说，他虽然知道特格特霍夫电报的内容，但认为这只是一个诡计，旨在使他心神不宁并停止登陆。

封锁命令未能得到及时执行倒也罢了，但面对缺乏海军陆战队而未能成功登陆的窘况，迪佩尔萨诺依然不为所动，他似乎认定强大的意大利舰队已经胜券在握了。于是，他派遣蒸汽舰“埃托雷·菲耶拉莫斯卡”号（Ettore Fieramosca）前往安科纳向海军部长德普莱提斯报告，“亚得里亚海上的直布罗陀”已被实际占领。7月19日早晨，他自称“拥有超过2600名海军陆战队用于登陆，守岛的奥地利步兵只有不到1200人”。263

如果这位海军上将能够务实一点，后面的事情就不会继续恶化下去。迪佩尔萨诺7月19日还告知“翁贝托亲王”号（Principe Umberto）木质蒸汽舰的英国舰长威廉·阿克顿（Wilhelm Acton），让他暂时中止登陆利萨岛，明日继续。根据旗语官维希（Visci）的回忆，当时这位英国舰长一脸懵相，但不得不服从命令。随后，他发出疑问：“这是为什么呢？”旗语官回答说：“我们遇到了抵抗。”他忍不住内心的郁闷，说了一句：“他们在等什么？等着敌人请他们吃冰激凌吗？这些人根本不懂打仗。”264

在停止登陆一天后，进攻在7月20日清晨才得以继续进行。与此同时，另一支意大利登陆增援部队抵达，而北方海平面上也出现了奥地利的舰队。

这支舰队由威廉·冯·特格特霍夫少将率领，一共27艘战舰，525门大炮，7700名士兵。他们正在向意大利舰队靠近。

此时，迪佩尔萨诺则拥有34艘战舰，605门火炮，11250名士兵。他随即命令部队取消登陆，沿东北航向排成了一条铁甲舰战列，焦万·阿尔比尼中将则指挥木制战舰分队排在铁甲舰南侧充当预备队。

利萨海战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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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舰队占据绝对优势，却又一步一步将自身的优势消耗掉。从战术来讲，作为指挥官的迪佩尔萨诺可以凭借己方舰队的绝对火力优势，与敌舰保持一定距离，最后直接齐射就可以了。因为，在铁甲舰的火炮威力下，对方的木制舰几乎是不堪一击的。而且，意大利舰队的机动性和航速都大大优于奥地利舰队。

因此，要做到上述战术的完整发挥并不需要多少时间。也就是说，迪佩尔萨诺只需下令让舰队向东南方行进，与敌舰队航向平行即可。

然而，迪佩尔萨诺的行动让人完全看不明白，他竟然让主力舰队向东北偏北方向航行。也许，他是打算让铁甲舰排成紧密战线迎敌吧。不过，这样的猜测很快就被证实是错误的。正当奥地利舰队快速抵近的时候迪佩尔萨诺忽然要求更换旗舰，原来，英国人交付给意大利的“铅锤”号到了。只见迪佩尔萨诺带着担任副官的儿子及部分参谋人员离开了“意大利国王”号，乘小艇登上了装甲更厚的“铅锤”号。更有意思的是，他的朋友皮尔―卡洛·波乔议员也要求一同前往，却被他婉言拒绝了。

这些奇怪的行动或许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铅锤”号是英国人制造的！装甲更厚更耐炸。不过，作为一名舰队指挥官，他没有考虑到“铅锤”号上层建筑低平的弱点，这会导致指挥官在上面纵览战事的条件极差。错误正在继续，指挥官要更换旗舰却没有把这个消息通知全舰队，完全是擅自行动，不顾大局。这样的擅自行动不仅是多余的，而且还是有害的——因为“铅锤”号上没有海军上将旗！于是，只能升起舰上保存的海军中将旗。换句话说，“意大利各舰的大多数舰长在开战时完全不知道指挥官身处何方”。在利萨海战结束后，1866年8月1日的英国《旗帜报》刊载了一篇评论：“转移到耐炸的‘铅锤’号之后，迪佩尔萨诺根本无法再纵览战事，也无法向他指挥的舰队下达命令，因此他要对这一远比纯粹无能严重得多的违规行为负责。”

没有上将旗，如果进行更换，就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战事在即，并且又妨碍了“意大利国王”号在铁甲舰战列中占据的指定位置。于是，原本形成的战列线留下了一个大缺口。这在海战中是较少见的，它给奥地利舰队一个绝佳的机会——正好可以冲进这个缺口。

这时候，奥地利舰队指挥官的聪明才智就体现出来了。鉴于实力对比，特格特霍夫“为他的战舰选择了一个大胆而完全合理的进军与作战队形”。这是一个创举，历史评价说，它对19世纪中后期海军兵器和海战战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引导指向作用。在19世纪中叶的海战中，大都采取舰船成单一纵列的形式，然后使用侧舷炮，这是大家认为最适宜的战术。然而，在1866年7月20日的利萨海战中，特格特霍夫敢于打破常规，让弱小的奥地利舰队战胜了强大的意大利舰队。

具体来说，特格特霍夫将舰队分成了三个楔形分队。第一分队为主力舰队，因为里面是奥地利少有的7艘现代化铁甲舰，即特格特霍夫的旗舰“费迪南德·马克斯大公”号，由他本人亲自指挥；第二分队大部分是脆弱的木制战舰；第三分队则由几乎无法作战的轻型舰艇组成。这三支分队构成了楔形，它们将在特格特霍夫的指挥下对敌舰发动最具优势的攻击。

按照阿内尔·卡斯滕和奥拉夫·拉德的描述：“由于意大利舰炮射程远、穿透力强，特格特霍夫不得不避免在远距离展开火炮对射，只能尽可能快地缩短与敌人之间的距离。近距离上集中射击目标也许会起作用，但无论如何要抓住每次机会使用冲角。”

这是利萨海战中最关键的一点，奥地利舰队指挥官必须抓住它。古老的海战打法将在这一刻上演。

10时30分，特格特霍夫在旗舰“费迪南德·马克斯大公”号上发出命令：“冲向敌舰，撞沉它！”之后，奥地利舰队抵近敌舰的速度是如此之快，连已经准备好的后续旗语信号“一定要在利萨取胜”都根本没有时间发出。

意大利人首先开火，并且击中敌方铁甲舰“龙”号（Drache）的电报设施，弹片削去了舰长海因里希·冯·莫尔（Heinrich von Moll）的脑袋。这已算得上是很好的战果了，除此之外，意大利舰队的炮击效果非常一般。倒是奥地利舰队的射击精准度好一些，但都打在敌方战舰的装甲上弹开了。如果用望远镜观看，我们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场景：没有了迪佩尔萨诺的“意大利国王”号同特格特霍夫的“费迪南德·马克斯大公”号在短距离中并行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彼此对射却没能造成损伤——一个打不中，另一个也打不穿。

关于意大利舰队的火炮命中率，德国学者阿尔弗雷德·施滕策尔有详细的描述，在利萨海战中，“意大利人与奥地利人命中比是1∶10，但意大利与奥地利的炮弹发射数之比是1500∶4000”。难怪英国《泰晤士报》记者8月15日在的里雅斯特报道说：“意大利军舰的低命中率当然是一个‘伟大的谜’。许多证人保证说，火炮开火时炮膛里压根没有炮弹。不过大家都赞同的是，射击秩序一团糟。”一位奥地利舰长声称他在利萨不停地“一遍遍问自己：‘这真是一场战斗吗？’”意大利舰队指挥官迪佩尔萨诺却解释说：“极其令人失望的是，‘铅锤’号的舵机运转并不精确。”就算他说的是事实，他也应该能想到一艘刚从造船厂驶出的新型战舰临时加入舰队，是无法保证其运转完全不出差错的，它至少应该试航一段时间。然而，考虑到它是英国人建造的，考虑到它更耐炸，迪佩尔萨诺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它作为旗舰。265

奥地利舰队的火炮命中率虽然高，但大都属于老旧、口径过小的火炮，因此从炮击敌舰的效果来看几乎没有什么破坏力。在这种局面下只能寄希望于侥幸命中，不过对特格特霍夫而言，他已经找到比这更好的解决办法了。

早期的海战大都采取撞角撞沉敌舰的战术。奥地利舰队在分为三支分队后，正好以楔形阵型接近敌舰。在1866年8月15日发回的里雅斯特的报告里声称，海面上的战斗快就“演变成一场混乱的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混战场面更加激烈，而“浓密的硝烟使能见度降到几米之内，也妨碍了战斗的进行”。这一说法也在奥地利舰队第二分队指挥官，“凯撒”号（Kaiser Max）舰长安东·冯·佩茨（Anton von Petz）的报告里得到了证实。我们还可以从他的报告中知晓当时混战场面中的一幕：“我注意到一艘大型铁甲舰从右方驶来，显然打算朝我们冲过来。但我这边先前被硝烟笼罩，因此当它距离已相当近时，下面的状况发生了：我本来完全可以快速倾斜舰体避开冲撞，但左船艉距离己方的蒸汽舰‘伊丽莎白皇后’号（Kaiserin Elizabeth）和蒸汽快速舰‘弗里德里希大公’号（Erzherzog Friedrich）已经不到100米了，它们也有被本来冲着我们来的敌舰撞上的危险。我反倒希望能用‘凯撒’号撞击敌舰，使其丧失战斗力。于是我舰先向右舷倾斜了一点……虽然挨了对手一次齐射，但还是从与蒸汽机大概齐平的高度撞进了敌舰舰体。”但是冲角未能致命：“因为撞击角度不垂直，而只是成一个钝角，所以敌舰向其右舷侧剧烈倾斜了一下，然后沿着我们的左舷侧滑了出来……”尽管一些装甲和炮眼因被挤压而受损，但敌舰仍有作战能力。“凯撒”号则在冲撞中失去了前桅，向后倾倒，烟囱也被摧毁，引发了甲板大火；敌舰射击命中也造成了进一步损伤。佩茨舰长不得不下令朝着安全的利萨港航行，以免这艘已经严重受损的战舰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在混乱的战场中央，“意大利国王”号被数艘奥地利铁甲舰包围了。一个叫安东·罗马科（Anton Romako）的画家在1878—1880年间，把特格特霍夫少将在利萨海战中的这一时刻夸张地描绘了出来。当时他的旗舰“费迪南德·马克斯大公”号正准备撞沉意大利铁甲舰“意大利国王”号，他的身边围绕着军官和水兵，他们各自夸张的面部表情与肢体动作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了当时每个人紧张又求胜的心理。值得一提的是，安东·罗马科的这幅名为《冷血求胜》的画并没有表现激烈的战争场景，而是将重点放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这在当时是饱受辛辣批评的。不过，它却成为19世纪历史题材绘画的一个里程碑。

撞沉“意大利国王”号的具体情形详细过程是这样的：11时30分左右，特格特霍夫的旗舰“费迪南德·马克斯大公”号在几百米外发现了它。当时“意大利国王”号的舵已损坏。舰长马克斯·冯·斯特恩耐克立即下了“撞击令”。“意大利国王”号无法转向以减小撞击角度，它只能以全速前进的方式进行摆脱，但很快就发现为时已晚。当舰长下达相反命令全速后退时，也只是使“意大利国王”号在原地一动不动。“此时，‘费迪南德·马克斯大公’号以11.5节的最高时速从船体中央撞上了它。”学者弗莱舍在《历史》中对“意大利国王”号被撞沉的瞬间做了详细描述：“这次猛烈的碰撞使这艘意大利战舰片刻间向右侧倾斜了约25度，随后又向左侧翻滚，大量海水涌入了数平方米的漏洞中，使‘意大利国王’号在几分钟之内就沉没了。全舰42名军官和620名舰员只有三分之一被救起，27名军官与392名舰员随舰一起沉入了亚得里亚海的波涛中。”值得一提的是，迪佩尔萨诺的好友皮尔―卡洛·波乔议员同样未能幸免，沉入波涛汹涌的大海中。他对意大利舰队所作的行动报告还有书信在利萨海战结束后的几日里被海水冲到了利萨海滩上。这些资料都是珍品，成为研究利萨海战的重要资料之一。

“‘意大利国王’号沉没后，海战又持续了一段时间，分解成各个同样激烈却大多不了了之的零星战斗。率领着装备大约400门火炮的木壳舰队的意大利海军中将阿尔比尼却宁愿在安全距离上旁观战局。”对此，迪佩尔萨诺十分愤怒，这也成为日后法庭审判时其自辩的理由之一。他在《利萨的事实》里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和惊愕：“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发现一支没有装甲的分舰队一动不动地停在远处，并没有参加战斗，反而在向后撤退……”显然，作为下级指挥官的阿尔比尼的行为在司令官看来是何等错误的举动。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将意大利舰队在利萨海战中的失败完全归结在司令官身上是失之偏颇的。

“12时15分左右，特格特霍夫向他的战舰发出了集合信号。成功突破敌人战线后，奥地利舰队现在更靠近利萨岛，而对手则位于利萨岛的西北方，双方位置几乎发生了对调。”战事进行到这里时，迪佩尔萨诺原打算发布命令扭转战局。对此，他在《利萨的事实》里表述自己很快就悬挂出了“舰队可以自由行动并追击敌人”的信号，但没人理会这道命令。不过，这都是他的辩白，具体的情形可能无法说清了。我们只能依据他的描述去推断：极有可能是意大利各舰舰长认为“铅锤”号的命令再也没有约束力——就算去追击敌舰也没有希望了。随后，这些舰长将战舰分成了与奥地利舰队并行的三个战列。迪佩尔萨诺恼羞成怒，他发现自己的其他信号依然被属下置若罔闻。13时30分左右，他向部下再次发出警告：“司令官提醒舰队，任何一艘不作战的战舰均属于擅离职守。”让他无语的是，他的下属就像是聋子和瞎子一样，这次的警告依然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果。

根据特格特霍夫的战报描述：“此时，在双方舰队之间，意大利炮艇‘帕莱斯特罗’号（Palestro）正努力回到己方行列。该艇防护水平不足，艇上军官食堂前厅被一枚榴弹击中，由于里面贮藏了20吨煤，于是迅速燃起大火。腾起的漫天烟雾使灭火人员无法抵达火源处，火势因而不断蔓延。艇长命令向弹药库灌水以消除爆炸危险，但令人恼火的是，他忘记甲板上的一间棚屋里还存放着一些弹药。就在艇员即将撤离无药可救的‘帕莱斯特罗’号之时，该艇于14时30分左右飞上了天。240名艇员中只有22人幸免于难。”

“帕莱斯特罗”号的惨烈结局让意大利人彻底放弃了任何反击。根据1866年8月14日《泰晤士报》记者从波拉发回的报道：“整个奥地利舰队没有损失一艘船，但死伤138人，其中仅受创最严重的木制战舰‘凯撒’号上就有22人死亡，83人受伤。”意大利方面有620人战死，161人受伤，34艘战舰中有2艘沉没，另有一些战舰受损，在短期内就可以修复。两周后，因海上恶劣的天气，被意大利人奉为最耐炸的“铅锤”号在安科纳锚地沉没。

利萨海战以奥地利舰队完胜结束，虽然意大利舰队遭受了失败，但整个舰队还具备作战能力。不过，这场海战带给意大利人的心理感受是非常屈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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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对一场海战的失败是需要很大智慧和勇气的。

意大利方面，起初是拒绝承认失败的。他们认为花费巨资打造的新式舰队不可能不堪一击。为了安抚民众和舆论界，在舰队抵达安科纳之后发布了海战获胜的消息。1866年7月31日《泰晤士报》的社论报道是这样写的：“那不勒斯、米兰、热那亚和佛罗伦萨张灯结彩，成为举国欢腾的标志。一连好多天，政府不顾国势衰微一直在大肆征税。人们抱怨说，他们好像试图用抢劫来犒赏意大利英雄们的英勇事迹。”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在第一批意大利官方公报还没有给出敌人损失数目的时候，‘凯撒’号在随后登载的新闻评论中便已经沉没了，然后又宣称击沉了3艘奥地利战舰。有些意大利报纸，像米兰的《毅力》报很快就把数字变成了8艘”。随后，大捷的消息变得越来越离谱：一支数量可观的神秘的蒂罗尔狙击手部队在“凯撒”号上待命，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人数一开始有700人，很快就翻了一倍多，变成1500人。

意大利在媒体上如此大做文章，明显伤害了特格特霍夫的心。利萨海战后，他直接晋升海军中将。为了平息这个很难反驳的“凯撒”号沉没的谣言，他想出了一个十分有效的办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在‘沉没’的‘凯撒’号上举办了一次官方宴会，邀请外国记者和海军军官参加”。

这次单方面的行动，触动了当局者的利益，他们不希望事态继续扩大。不过，像特格特霍夫这样对海军事业抱有梦想的人来说，他是不能理解当局者的内心所想的。因此，他会想当然地认为，“虽然他的擅自行动招致了维也纳军事当局的指责，但他仍然希望利萨大捷能够提高海军在维也纳的声誉”。在给夫人艾玛·冯·卢特罗特的信中，他解释道：“我所知道的海军就是舰队，而不是那些在维也纳的火炉边为战舰制定条例的无耻伪善者。”但希望很快就被证明是徒劳的，他被半专制的国家弄得身心疲惫，一心想要大力发展海军的他无法获得财政上的充分支持，面对争论不休的局面也无能为力，最后患肺炎于1871年12月在维也纳去世，年仅44岁。

可以说，特格特霍夫的死具有悲剧性，“造成他努力失败的体制性原因似乎也正是令这位才华横溢的军官迅速崛起并夺取利萨海战胜利的原因”。正是由于舰队在“奥地利军事当局内部只是一个次要角色，才为这位有才干的局外人创设了前提，使他得以尽可能不受社会政治背景影响而快速升迁”。

这两者并不矛盾！

利萨海战成就了特格特霍夫，但半专制的体制下，那些执着于争权夺利的官僚害了他。名声大噪的他进入到政治和社会上层的内部集团后，触碰了不可逾越的界限，“面对他中肯的请求——经过深思熟虑和精确论证的改革建议，上层集团出于表面上的尊敬表示了解，但转瞬间就冷笑着让这些建议成为所谓社会和政治利益的牺牲品”。不过，特格特霍夫的“个人魅力、航海技能，特别是对下属的强烈的责任感，他似乎正是军事领域中‘专家’的理想化身”。

与特格特霍夫命运相反的是，他的对手迪佩尔萨诺以皮埃蒙特伯爵的身份“首先充当了加富尔在意大利海军领导层中的心腹，然后升任部长，最后于1866年成为意大利舰队司令官”。

“他的升迁从来不是因为在航海或领兵方面有什么特殊才干，正相反，他在这两个领域的表现都毫无疑问地表明，自己完全不能胜任更高级别的军事任务。”同时代的有心人早就清楚地看到并指出了这一点。

对此，我们可以从当时著名的李比希——一家从事“肉膏和蛋白胨”生产的公司精心制作的宣传画上得到印证。威廉·冯·特格特霍夫于1871年英年早逝之后，利萨海战的胜利者们于1896年在维也纳的普拉特斯特恩（Praterstern）修建了一座纪念碑。李比希公司的宣传画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纪念碑，这座纪念碑中的柱子，即用船头装饰的喙形柱的造型参照了古罗马著名的杜伊利乌斯石柱。由此可见这位利萨海战英雄在人们心中的位置了。另一部分是特格特霍夫的雕像，身穿海军制服，望着前方，屹立在纪念碑旁。

迪佩尔萨诺在仕途上的升迁不可阻挡，主要源自他出生在一个能与萨沃伊宫廷保持良好关系的家庭。另外，他还是一个擅长人际交往的高手，“不仅懂得在政治领导人群体中建立有用联系，必要时还会及时中断它。凭借对时代精神的敏锐嗅觉，这位海军上将还把握住了公众舆论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因此，那些公众媒体能为他摇旗呐喊，能为他洗白吹捧。就算他在利萨海战中表现得如此之糟糕，也能周全地掩饰过去，这些足以表明他与北意大利大报主编们关系甚佳。不过，他的好日子终归是到头了，如果他不是在那份辩白书里一味地推卸责任，他的结局就大不一样。如果不是他的对手作战坚决、严肃认真，他的仕途会更加光明。这两位在利萨海战中表现截然不同的海军将领，在1866年赢得了世人应有的评价。

对利萨海战本身而言，它“不属于萨拉米斯、勒班陀或特拉法尔加这样的著名海战，不过它事实上是军事史上的时代转折点”。德国历史学家阿内尔·卡斯滕和奥拉夫·拉德认为：“利萨海战显然标志着木制风帆战舰的时代无可挽回地过去了，未来属于铁甲蒸汽舰，尽管从此战的军事技术上还看不出这个迹象。由于没有一艘船被炮火命中而直接沉没，因此可以说利萨海战是防御的胜利。”

德国学者施滕策尔则认为，火炮似乎无法对付现代的装甲。战后整个欧洲的海军界都在热烈讨论：一个冲角舰的新时代是否开始了？不过，“随着穿透力更强的新式爆破弹研制成功，这一讨论很快就终结了”。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一进展才使利萨海战的经验得到了持续性推广，这也是利萨海战能成为海战中不可忽视的一战的根本原因。

从政治层面来讲，利萨海战没能左右战争结局。交战双方于1866年10月3日在维也纳签署了和平协议，奥地利割让威尼托大区。根据劳伦斯·桑德豪斯（Lawrence Sondhaus）在其著作《哈布斯堡帝国与海洋：奥地利海军政策，1797—1866年》（The Habsburg Empire and Sea:Austrian Naval Policy，1797-1866）中的描述，7月26日普鲁士与奥地利预先签署《米库洛夫和约》后，奥地利将大量部队调往上意大利地区，和约的签署同时也给奥方尽可能争夺领土利益带来了希望。有鉴于此，在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于7月29日单独宣称对割让威尼托表示满意前，首相贝蒂诺·里卡索利（Bettino Ricàsoli）已经将领土要求缩减为威尼托和南蒂罗尔两个地区。

这里面有一个小细节需要注意：“不是将其直接割让给意大利，而是首先交给法国，然后交由全民公决决定该地区归属。”换句话说，外交的力量及错综复杂的局势取代了这场海战胜利的结果。显然，这不是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的意愿，他们心中真实的想法是，“获取范围远超威尼托的领土；取得军事胜利；并借此向全世界展示年轻意大利的团结以及民族国家观念的胜利”。266

这就是说，利萨海战的失败让意大利民族主义者以及其他民众，还有这个国家的团结都将遭受到不利影响。毕竟，谁能接受“一支花费巨大财政和行政成本建立的民族舰队，首次出征就被对手击败甚至羞辱”的事实，“而这个对手此前一直被自己鄙视和嘲笑，其各个技术层面也的确全面居于下风”？这个事实彻底打击了意大利政治领导层和民众的自信心。

为过去复仇的海军能否在未来有精彩表现，只能留给后面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