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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有一部震惊世界文坛的教育讽刺小说《魔山》，该书的作者是托马斯·曼（Thomas Mann）259。作品的主人公叫汉斯·卡斯托尔普（Hans Castorp），另一个中心人物叫洛多维科·塞滕布里尼（Lodovico Settembrini），他是一个爱好文艺的人文主义者，总是竭尽全力地想将汉斯·卡斯托尔普培养成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忠实拥趸。当然，我们也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拥护启蒙运动，支持法国大革命，尽管这两者已经沾染了些许灰尘，但还是表现得热切而执着。他的言谈中始终充斥着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技术进步三大主题。因此，他算是20世纪初的“文明吹鼓手”之一。

不过，要将一个人培养成具备某种特质的人是不容易的。最重要的是这个人的身份很重要，且博学多识——至少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读者看完《魔山》这部小说，会发现“托马斯·曼选择让一个意大利人来完成这一学究式的教育任务绝非偶然”。最直接的两点可从体裁和内容上感知：首先这是一部具有教育讽刺意义的小说，这符合此类作品的高级内涵；其次就是中心人物塞滕布里尼喜欢做演讲，偏偏周日的演说言辞雄辩却无法始终保持思想一致，因为他“大部分演说内容的灵感源自左翼自由主义政治家和革命家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年）的著作”。

作为统一的意大利的缔造者之一，朱塞佩·马志尼除了拥有屡战屡败的起义生涯，还是一位擅长著述之人。1860年4月23日，他根据自己的政治际遇写了一本名叫《论人的责任》的书。其实，这本书里的共和理念与当时意大利的基本转向君主制统一运动是背道而驰的。回想他的政治生涯，总因政治才干不足而败于对手萨伏依王朝260。面对这样的结果，他时常叹息：“我要的是一个青年的意大利，你们却给了我一个木乃伊。”

同样让人觉得不是偶然的是，塞滕布里尼演说中“不仅捍卫了抽象原则”，对涉及19世纪欧洲各国的原则“也反映了十分明确的敌友观念”。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托马斯·曼设置这个人物形象的用意了，塞滕布里尼身上有朱塞佩·马志尼的影子。也就是说，“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国代表了美好、进步、有前途的国家模式。相反，多民族的奥地利帝国则成了邪恶、守旧、仇视进步且不人道的化身”。这时候，解决问题的理想主义者来了，他就像塞滕布里尼一样，有着非友即敌的思维模式，却又自身才干不足。他竭尽所能试图将汉斯·卡斯托尔普培养成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忠实拥趸。于是，他化身为“文明吹鼓手”，以建立一个“理性统治并实行民主的民族国家”为梦想。“不过在达到这一目的之前，那种亚洲式的奴颜婢膝、墨守成规的制度必须要彻底打垮。”换句话说，“在维也纳，应当先把奥地利击溃，这样既可为过去报仇雪耻，又能使正义占上风，让地球上的人们获得幸福”。

回到利萨海战，1866年夏天的这场海上战事本意是“为过去复仇”，最终却成为一场令“年轻的意大利自由派、爱国者与启蒙思想捍卫者难以承受的耻辱”。这倒非常符合托马斯·曼小说《魔山》所彰显的讽刺特质。

利萨海战是“第三次意大利独立战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独立战争并不长久，如果不是发生了利萨海战，它就缺少了许多独立战争中具备的**部分。简单来说，这场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1866年普奥战争在南欧的分支部分”。“面对两个德意志强国之间日益恶化的紧张关系与迫在眉睫的军事冲突，年轻的意大利王国直到1861年3月17日才宣布与普鲁士结盟”。

当时的奥地利帝国皇帝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Francis Joseph Ⅰ）为了对付敌人，不得不将陆军拆分为两部分：对付普鲁士的北方军团；在上意大利地区作战的相对较弱的南方军团。结果，那场1866年6月24日发生在库斯托扎的战事太出人意料了！处于弱势的奥地利军队竟然在库斯托扎附近的加尔达湖南部大败人数远远占优的意大利军队。“但对战争结局而言，这一胜利似乎只有次要意义，因为仅10天之后，奥军主力便在凯尼格列附近与普鲁士军队交战时遭遇惨败”。即便如此，意大利军队的这次失败让国内舆论哗然，毕竟己方兵力两倍于敌方，却以大败收场。

于是，意大利公众舆论毫不客气地发出质问：“单靠外国盟友能赢得对那个可恶的维也纳死敌的胜利吗？失败对于这个年轻王国的军事和政治声望来说不啻为一场灾难。”公众舆论的这番话语还指向了另一场灾难，这场灾难表现在意大利想要获取更广阔领土的要求遭遇了“滑铁卢”。如果战争胜利，奥地利人应割让威尼斯、南蒂罗尔（Südtirol，今意大利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大区的一部分）、的里雅斯特（Trieste）和达尔马提亚的一部分土地。然而，所有的一切，都因库斯托扎战役的失败泡汤了。

民众自然是难以接受这样的结果，特别是那些民族主义者。正如学者斯科蒂在《利萨1866》中所言：“如果说，和平需要用武力获得，我们就不能从拿破仑的手中获得威尼斯和威尼托（Veneto）地区。”换句话说，“如果意大利对战胜奥地利人的贡献只是库斯托扎的惨败的话，这些过分的愿望很难得到满足”。由此可见民众对库斯托扎战役失败的屈辱感有多么强烈。而“为过去复仇”最好的方式就是大力发展海军，并拥有一支新式的舰队。

于是，意大利王国建国后便立即投入大量财力与人力组建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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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直到1870年教皇国终结后才成为意大利首都。成立于佛罗伦萨的议会经过讨论，站在政治因素的制高点，批准了投入巨额资金建设舰队的方案。可是，为什么一定是政治要求而非军事要求呢？在海军部长德普莱提斯在1866年7月7日给迪佩尔萨诺提出的要求里，我们会知晓答案。

当时，他满腔热忱（其本意是想激发迪佩尔萨诺的积极性，希望他有所作为）地说道：“要知道，意大利将自己的舰队视为它未来的力量，意大利最美丽的城市就坐落在这个海边，这就证明这片海是属于它的。”更重要的是，“意大利王国的主张深受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群体支持”。然而，“在实践中，兼并结构、传统和文化甚至语言都迥然不同的领土带来了一系列难题，大部分难题时至今日都未能解决”。在这种背景下，“意大利创造出本民族象征的愿望十分迫切，舰队就是这种象征”。261

1860—1880年的20年间，正好是军事航海领域不断发生革命性创新的阶段。显然，这得益于蒸汽革命的福祉，为了拥有一支先进的舰队，意大利投入舰队建设的资金高达3亿法郎。

1765年，英国的仪器修理工詹姆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这种使用新动力的机器在航海中的应用给舰船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改变：它使船只不仅摆脱了风速不定的影响，还迅速提高了自身的速度。对此，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比较：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纳尔逊的舰队在正常情况下，最高时速只有8节左右。到了利萨海战，先进的现代铁甲舰最高速度可达13～14节。

当然，这种跨越式的提升也经历了一番历程。这也可以从“葡萄牙国王”号战舰身上得到体现，它是意大利舰队“意大利国王”号的姊妹舰。这艘战舰是1866年左右舰型变革的有力表现之一，它采用独特的混合动力形式。首先，这艘战舰没有抛弃桅杆，可如之前的战舰适风航行；其次，加入烟囱的设计表明这艘战舰已经开始了对现代蒸汽动力的运用。火炮的配置和传统布局没有什么两样，安装在船体两侧的火炮甲板上。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火炮配置在下一代战舰中将被旋转炮塔取代。

蒸汽机为新一代战舰提供更好动力的同时也伴随着致命的缺陷——蒸汽机易受攻击，且耗煤量很大。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设计师暂时没有放弃使用风力作为候补动力。另外，从外观上看，早期的蒸汽船不太好看——这种安装了“桅杆、索具和烟囱的蒸汽船与帆船的结合体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怪物似的”。不过，从长远来看，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定是属于蒸汽船的世界。对海战而言，它将在战术上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由速度的提升引发的。换句话说，“此前与敌舰作战时往往起决定作用的接舷战在未来将不复存在”。

钢铁工业的进步也为海战带来了另一项革命性的进步。

具体来说，在蒸汽革命后以蒸汽为动力源的舰船不仅速度有了很大提升，还因为装甲甲板的发明而产生了新型铁甲舰这一舰种。与传统的木制战舰相比，操控一艘船体包裹了重量以千吨计、厚达数厘米钢板的战舰航行，当然要困难得多。如果没有强大的动力支撑，这种舰型应该不会出现。不过，早期的铁甲舰适航性很差，从第一批铁甲舰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262的使用情况（指锡诺普海战）来看，其适航性不如传统的木制舰。抛开这点，全风帆操纵的传统木制战舰与铁甲舰作战时不仅处于下风，甚至可以说毫无取胜机会。这很好理解，在炮弹质量一样的前提下，“老式战列舰发射的实心弹打在铁甲舰上，就像鹅卵石打在混凝土墙上一般弹出去了。反过来，铁甲舰命中木制战舰的效果则十分恐怖”。

如果能在火炮质量上再有突破，其杀伤力就更大了。事实上，在这场技术革新中，火炮领域同样得到了发展。按照阿内尔·卡斯滕和奥拉夫·拉德的描述，“其中有四项技术革新在19世纪中叶引起了轰动：一是后膛炮研制成功，相比传统的前膛炮，操作更简易迅速，不过，后膛炮的炮栓问题（比如装弹后的封闭，发射炮弹产生的膛压等问题）长时间没有得到解决，致使英国海军在1864年恢复使用更为安全的前膛炮；二是铸铁及不久后的铸钢取代了青铜材料，二者耐用性更强；三是线膛炮技术的运用，也就是在炮管内部锻压螺线型的凹槽，使炮弹旋转飞行，以使其飞行轨迹保持稳定，并显著提高了穿透力；四是传统实心弹被爆破弹取代，后者破坏力明显要大得多”。

由上所述不难发现，要拥有一支新式舰队将付出高昂的费用。但“意大利的头号梦想是成为亚得里亚海的女皇”。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意大利愿意花费3亿法郎了。在当时英国、法国和美国的造船厂是具备不错的生产能力的，尤其是英国，无论在技术还是造船能力都很厉害。于是，“年轻的王国投身于国际资本市场，给法国、英国和美国的造船厂下了订单，要它们制造配有全新海战技术装备的战舰”。

到1866年，“意大利海军不但拥有像‘意大利国王’号这样的12艘新式铁甲舰，战争爆发前还有一种全新的舰型及时交付使用，这是一艘被充满希望地命名为‘铅锤’号的所谓冲角舰。这个装甲密布、刀枪不入的怪物只有2门火炮，但都是在英国著名的阿姆斯特朗铸炮厂浇铸的，安装有装甲旋转炮塔，瞄准目标时不受战舰行驶方向影响，可发射口径254毫米的威力恐怖的爆破弹”。值得一提的是，“冲角舰这一舰型的命名由来，是因为该舰装备了长达9米的舰艏冲角，这在近战中是一件可怕的武器”。

很显然，当时的奥地利舰队对意大利人来说就是“老古董”。

奥地利“没有一艘战舰能够与这些技术进步的尖端产物相匹敌。它本身完全是迫于1848—1849年革命后意大利统一进程的威胁，才十分勉强地建立起来的”。没落的哈布斯堡君主还停留在半专制的国家治理层面，并且对军事力量的看重更倾向于陆军。在海洋与陆地作战的权衡中，上层阶级更相信陆战的强大作用。不过，让人略感奇怪的是，当时的奥地利帝国已经凭借巴尔干和上意大利的领地获得了伸出的沿海地带，而且也拥有威尼斯与的里雅斯特这两个重要港口，完全有理由和空间大力发展海军。最合理的解释可能是，作为政治中心的维也纳自认为这个帝国只是一个陆上强国，而非海上强国。加之建造一支新式舰队需要巨额的费用，对君主来说，财政匮乏才是最大的疼痛点。因此，即便投资也只会投资于陆军现代化建设，而不会投给海军。

奥地利舰队司令特格特霍夫曾在一封电报中反复提及古董舰队的缺陷。首要的是，就连舰队里最先进的铁甲舰“费迪南德·马克斯大公”号（Erzherzog Ferdinand Max）和“哈布斯堡”号（Habsburg）也缺陷重重。最初的设计是想装备32门重炮，结果因造价问题不得不减少了一半。这些火炮是在埃森（Essen）的克虏伯兵工厂订购的，然而直到战争爆发之初仍未交货。最后，这两艘铁甲舰只配备了16门重量轻得多的48磅滑膛炮。

面对这样的尴尬，特格特霍夫气愤地说道：“什么也别干，你们没有火炮，那就把船交给我，我会让它尽可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1827年12月23日，特格特霍夫出生在斯洛文尼亚的马里博尔（Maribor，德语称其为马堡，Marburg）。1840年，13岁的他进入威尼斯的海军少年军校学习，“在那里他第一次学会了意大利语和威尼斯方言，并终生使用这种方言作为指挥语言。这样做之所以必要，是由于奥地利帝国海军中少部分军官和为数更多的水兵都是克罗地亚人，他们来自1797年前由威尼斯统治的达尔马提亚沿海地区，因此与来自威尼斯的舰队成员说的意大利语口音差不多”。从这一点来看，这位少年才俊将在未来为帝国事业大展宏图。

1866年的时局，特格特霍夫早有预见。按照德国学者荣·温克勒尔在《利萨》中的描述，人们会认为在与纸面上远胜于己的对手作战时，奥地利舰队或老或残、数量也不占优的战舰上的“多民族”部队恐怕不会有太多战斗热情，何况由于民族主义观念，这些对手对他们来说似乎不是敌人，而应该是兄弟。不过，特格特霍夫也预见到了这些问题，但它们并未影响部下的作战动力。他反倒在1866年4月的一封信中以特有的讽刺风格抱怨了海军管理层的怠情：“我离开维也纳时感觉很痛苦，上层的无知与漫不经心会在这几年中让饱受诽谤与侮辱的海军成为无情的牺牲品。我之所以来到波拉，就是不想被国内外报纸上的战争流言所打扰，以便重回港口将军府和兵工厂，享受舒适宁静的睡眠；也不会被维也纳来的那些战争色彩模糊不清的指令所打扰。我们像往常一样没装备好，这样一定程度上就能满足那些突然提出的严肃要求了。”

在1867年的《两个世界杂志》里，希尔伯格撰写的《利萨海战》一文中也对特格特霍夫有所描述，表面看来这位海军将领有所懈怠，实际上“工作起来还是孜孜不倦：弥补装备缺陷，指导军官，训练舰员”。

德国学者肖恩多夫在《特格特霍夫》里则描述得更为详细，这期间的进展令他不久后给自己多年来的密友与知己特伦托的艾玛·冯·卢特罗特男爵写了一封信，信中展望即将到来的战斗时，语气不说乐观却也很平静：“您不必为您的孩子们——如果您愿意这样称呼我们这些老蠢货的话——感到羞耻，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由此可见，这位“奥地利舰队指挥官以不知疲倦的活动赢得了下属的尊重和信任”。

至于对手，原本占有绝对优势，现在几乎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