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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7月20日，在亚得里亚海的克罗地亚小岛——利萨岛（也叫维斯岛，Vis）附近海域，两支差异巨大的舰队进行了一场海上作战。当时，意大利王国刚刚拥有一支先进的舰队，奥地利帝国却还在使用那支古老的舰队捍卫这个半专制的多民族国家。
按照一般分析思路，先进的舰队必然战胜落后的舰队。然而，在奥地利海军少将威廉·冯·特格特霍夫249的指挥下，看起来必败无疑的古老舰队却取得了引起轰动的胜利。这对意大利而言，简直就是噩梦般的耻辱。
一种普遍观点认为，意大利人在利萨海战中失败的主要原因应归结于指挥作战的海军上将卡洛·佩利昂·迪佩尔萨诺（Carlo Pellion di Persano）的抗命不从。不过，当时已经60岁的他，更加注重的是个人名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想，或许是能够让人理解的。因为战事的失败，国内民众对海军热情减退，对花费巨资打造的新式舰队极其失望。就此，迪佩尔萨诺上将不得不在1866年发表了《利萨的事实》为自己辩白。
在这份辩白书里，他站在自己的视角，用长达35页的篇幅详细讲述了“利萨的事实”，并把责任“毫无破绽”地推卸到了海军中将焦万·巴蒂斯塔·阿尔比尼（Giovan Battista Albini）身上。然而，这位海军上将忽略掉一个最根本的推断常识，只要把前后内容相联系，就能知道所有的结论都如掩耳盗铃一般。他“声称奥地利人还用步枪朝着‘意大利国王’号（Re d'Italia）船体的破洞射击”；“他为战役中更为知名的牺牲者献上了悲伤的悼词”；他还“宣称10艘意大利战舰力战27艘奥地利战舰，捍卫了意大利国旗的荣誉”。但是，作为一名海军上将，作为这个国家的重臣，难道不应该全身心地投入战斗吗？最让人惊愕的是，他对任何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只字不提，他毫无愧色地“声称自己待在战场上的时间长于对手……自己才是战役的胜利者”。250
如果说利萨海战中没落的哈布斯堡君主利用一支古老的舰队在亚得里亚海狠狠地敲打了野心勃勃的意大利人，并让敌人感受到耻辱，那这位海军上将因不敢面对失败而百般狡辩将是意大利更大的耻辱。
对于利萨海战这段历史还需要向前和向后审视，然后我们会发现，意大利海军上将迪佩尔萨诺“无论从专业水平还是性格气质都无法胜任作战任务”。他所做的一切自辩都将于事无补——法庭对他和阿尔比尼中将进行了审判，审判到1867年才结束。根据意大利学者巴拉特利在《意大利海军》中的描述，两位将军最终被“革除海军军籍，剥夺所有勋章，养老金也被取消。只是由于皇室的恩典才使佩尔萨诺的养老金得以保留”。
不过，若将一场海战的失败完全归结到个人身上，显然失之偏颇的。早在1866年初夏，他就指出意大利舰队存在诸多问题：“水兵与士官缺编严重，而且由于缺乏训练，完全不熟悉现代化战舰复杂的技术设施操作；军官们既缺乏理论培训和实践经验，也不具备团队精神，相互间普遍存在着彻头彻尾的不信任与个人恩怨；意大利政府方面对海军没有任何规划。”251
意大利海军部长阿戈斯蒂诺·德普莱提斯（Agostino Depretis）曾于1866年7月6日写信给迪佩尔萨诺。在信中他有这样的描述：“尽管对1859年获得伦巴第心存不满，使得与奥地利开战成为意大利政策的中心目标之一，然而海军部长德普莱提斯在开战10天后却告诉指挥官佩尔萨诺海军上将，没有任何出动这支斥巨资购买的舰队的计划。”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至少表明意大利人的这场利萨岛远征行动“从一开始就无非是一种临时发动的宣传战，其规划和执行都出现了明显的军事专业性失误……从中可以看出，不光指挥战斗的海军上将与他的大部分军官，就连这个国家的政治与军事领导层也完全不了解技术与战术进步给海上作战提出了何种要求”。252
于是，意大利人的噩梦开始了——指望他们满足这些海上作战必备的要求纯属奢望。换句话说，“个人与体制缺陷的恶性互动导致意大利海军输掉了利萨之战”。
对此，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253在其回忆录里就有很中肯的评价，他认为：“1866年的远征开启了光明的前景。国家……充满了热情和牺牲精神。人们把数量占优的己方舰队与一个处于下风的、从一开始就认定可以击败的对手相比……一切都预示着一场辉煌的运动，它将扫除所有障碍，使我们的国家步入欧洲强国之林……但事情不是这样，在穿着战袍的耶稣会教士的领导下，这场运动蒙受了阴沟翻船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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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海军上将迪佩尔萨诺身上，我们还会发现这场让意大利人倍感屈辱的海战充斥着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应该说，利萨海战前的意大利占据了物质和精神上的优势。就精神层面来讲，“民族主义者对解放此前属于哈布斯堡多民族国家的上意大利地区充满热情”。1866年6月，普鲁士与意大利联合向奥地利进攻，普鲁士的主要目的是想把德意志境内的各邦都划分到自己名下，意大利的主要目的则是想收复被奥地利侵占的失地威尼斯。
纷争就这样产生了。
在各怀目的的交锋中，与意大利人中的那些狂热民族主义者相对应的是那些慵懒之人，这里面尤以海军将领迪佩尔萨诺最具代表性。作为舰队总司令，他毫无干劲的表现无疑起到了一种“表率作用”，他让纷争的战事里有了一种奇怪的、糟糕的气氛正在暗流般涌动。由此，我们会产生一种疑问：为什么不是能者居之呢？
早在迪佩尔萨诺未上任之前，就出现了关于他的尖锐批评。1862年迪佩尔萨诺担任海军部长，凭借这一特殊的身份，他理所当然地与政府建立了良好关系，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身份，他成功落实了一系列先进铁甲战舰的建造工作。在拥有了这样的功劳后，他顺理成章地担任舰队总司令一职。不过，能够落实与海军相关的工作并不代表能指挥一场海上战斗。更何况，他对自己部队的实际训练与舰队出动毫无兴趣。他更喜欢走形式主义，譬如对奥地利舰队冷嘲热讽，带着舰队四处巡弋却没有任何战略意图。
在1866年6月24日的库斯托扎（Custoza）战役中，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二世（Victor EmmanuelⅡ）254，表现得非常糟糕，拥兵17.5万的他竟然被兵力不到其一半的奥地利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鲁道夫大公（Albrecht Friedrich Rudolf）255击败。
就在意大利的全部舆论都指向库斯托扎之败，这个国家急需一场军事胜利时，迪佩尔萨诺却表现得十分消极。这种性格与处事态度简直让人费解，就像他在利萨海战中突然要求停船，把旗舰从“意大利国王”号换成“铅锤”号（Affondatore）一样，仅仅是因为从英国购买的新式战舰到了。他“一再拒绝服从攻击并摧毁奥地利舰队的明确命令，整日率领舰队在亚得里亚海中央游弋”。256
最让人捉摸不透的是，他极为小心翼翼地让舰队“东躲西藏”，这样就可以做到既不被意大利，也不被克罗地亚—奥地利的海岸边的人员发现。
自此之后，下属对他充满了蔑视。根据意大利学者伊奇诺在《利萨》中的描述，时任“葡萄牙国王”号（Re di Portogallo）铁甲舰舰长奥古斯托·里博第（Augusto Riboty）曾在7月13日的航海日志里这样写道：“我们又在安科纳（Ancona）257抛锚了。很好奇地想知道，这种巡航的目的何在？航行期间我们消耗了大量的煤，机器也耗损得厉害，却没有一次用望远镜观察过敌人，或者威尼斯，或者达尔马提亚海岸。不过我们有义务相信指挥官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下属的义务正是盲目服从。”从这番话语中，我们可以轻易地感受到舰长对司令浓浓的讽刺。
就连海军部长德普莱提斯也看不下去了。根据1866年11月15日的《两个世界杂志》上希尔伯格撰写的《利萨海战》中的描述，1866年7月15日，他亲自火速赶往安科纳，试图用他的特殊身份说服迪佩尔萨诺发起攻击。然而，这位舰队总司令依旧表示反对，理由是军官和水兵都还没有做好完成任务的准备。这样的回答显然把海军部长弄得惊愕不已，最后他只能既无奈又愤怒地说道：“好吧，把这一切告诉我们的人们吧，他们可是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的海军是世界第一。”紧接着，他又补充道：“现在我们让他们知道，加重了他们的国债，花了整整3亿资金打造出的这支舰队都没法跟奥地利人打一仗！他们会用石头砸死我们的。之前是谁对奥地利海军冷嘲热讽来着？”258
迪佩尔萨诺就海军部长德普莱提斯的“惊愕”等问题专门撰写文章为自己辩护。他表示，是可供他支配的登陆部队人数不够才让他不愿尽快作战的。
于是，海军部长很快就向他许诺，会以最快的速度增援他，这样海军上将就没有理由不出击了。但他还是有些犹豫不决，直到公众舆论怨声四起，以及意大利统帅部施压——“要么发动进攻，要么将他免职”，这位舰队总司令才于1866年7月16日命令舰队起航。根据意大利学者伊奇诺在《利萨》中的描述，当时的意大利总参谋长拉马尔莫拉（La Marmora）曾在7月14日致信迪佩尔萨诺。在信中，总参谋长直言不讳地写道：“大臣委托我告知E．V．，若舰队不能够立刻投入行动，他有权替换舰队的最高指挥官。”
至此，这支新式舰队终于可以出发，履行它应尽的义务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旗舰‘意大利国王’号上有迪佩尔萨诺的好友，律师和民族解放派议员皮尔―卡洛·波乔”。迪佩尔萨诺之所以带上他，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皮尔―卡洛·波乔原先的任务是占领利萨岛后成为临时总督，这样就能与海军上将的权力进行更好的组合了。另一方面，好友的能言善辩可发挥出更好的舆论宣传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好友就是一座个体的“宣传公司”。
这次远征的目标是利萨岛——达尔马提亚海岸边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小岛。由于位置重要、海岸陡峭并拥有一座易守难攻的港口，意大利媒体将其称为“亚得里亚海上的直布罗陀”。
只是，意大利人可能还不知道，一场可怕的噩梦正在向他们引以为傲的新式舰队逼近。他们更不知道，利萨海战的灾难虽然“持续沉淀”，但“时常涌上人们心头”。“最后它以曲折的方式在20世纪震撼世界文坛的小说《魔山》中表露出来。”人们只要一提到意大利“为过去复仇”就会陷入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