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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海军的舰队在准备战斗时，可曾想到他们的结局是如此悲惨？

肯尼思·迈耶·塞顿（Kenneth Meyer Setton）在《教皇和黎凡特》（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年）一书里有着耐人寻味的描述：海面上，到处都能看见被击毁的船只上散落下来的人员、桁端、船桨、木桶、炮管和各种武器装备，仅仅6艘三桅帆装炮舰（Galleass）本来不应该造成如此巨大的毁灭，这是桩难以置信的事，因为迄今为止尚未有人尝试把它们投入到海战前线。169

按照奥斯曼帝国的惯例，倘若苏丹想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在对外战争中取得胜利。这可能是假象，我们不会忘记苏莱曼一世的雄才伟略，即便已是72岁高龄，他依然能够驰骋在对匈牙利的战场上。1566年9月5日，他在围攻锡盖特城堡的过程中因病逝世。继位的是谢里姆二世（Selim Ⅱ）170，历史上说他很平庸，但纵观奥斯曼帝国的崛起，自14世纪中期以来，这个在地中海东部的国家用了不到200年的时间迅速成长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实体。况且，勒班陀海战的失败并未动摇奥斯曼帝国的根基，甚至在1570年威尼斯竟然单独与其媾和，并割让了塞浦路斯。如果说谢里姆二世很平庸，他又如何在勒班陀海战半年后让帝国海军得以恢复元气，重新控制了地中海，并且在1574年又从西班牙手上夺回了突尼斯？

也许就因为他是一个酒鬼——“酒鬼谢里姆”可不好听，给人的印象也不太好。他的死因也很让人瞠目结舌，据说是在澡堂湿滑的地板上滑倒，头部受伤而亡。这与晋景公在准备吃饭前感到腹胀上厕所掉到粪坑中死亡一样，仿佛都是让人嗤之以鼻的。

谢里姆的父亲苏莱曼一世的绰号是“奢华者”，未必就不给人以“不中听”的印象，他在46年（1520—1566年）的统治生涯里，完完全全地做到了个人荣誉与政治成就的结合，一场又一场的胜仗让后人觉得其子嗣很难比得上他。这些胜仗也的确让人折服：1522年，苏莱曼一世将历史上著名的三大骑士团（另外两个骑士团分别是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之一的圣约翰骑士团赶出了罗得岛。这是天主教的重要军事力量，曾在十字军与穆斯林之间的征伐中大放异彩，厉害自不必多说了。尽管他们独自坚守了6个月，最终还是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协议，撤出罗得岛，返回欧洲。1526年，他在对匈牙利国王拉约什二世军队的战争中，狠狠地击败了对手，使得匈牙利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一蹶不振，成为奥斯曼帝国领土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光环下，谢里姆二世要想赢得世人的敬仰，除了四处征讨，建功立业，或许没有别的出路了。成为酒鬼是否因压力所致，我们不敢轻易下定论，但他的确在继位后3年左右的时间里没有取得过一个像样的军事胜利。他很清楚地记得，父亲在临死前一年试图征服马耳他时，被驻扎在马耳他的圣约翰骑士团狠狠地击败了。

无论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还是个人情感所致，将目光锁定在塞浦路斯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从地理位置来看，这个岛屿距离土耳其海岸并不遥远，大约70海里，既可进攻，也可退守。作为东地中海最大的岛屿，其地处热带而日照充足，平坦的地形，肥沃的土壤使得这里物产丰富，粮食、棉花、葡萄酒和盐都是这里的主产。威尼斯共和国拥有了它，自是获得财富无数。

不过，作为宗主国的威尼斯却并不善待岛上的人民，几乎所有希腊裔的塞浦路斯人都不幸沦为了农奴。残酷的经济掠夺和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让他们宁愿接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也不愿意再被威尼斯人压榨了。最无望的时候，他们甚至派人到伊斯坦布尔向苏丹请愿，希望帝国出兵解放塞浦路斯岛。加之当时的威尼斯共和国在军事方面呈下坡路趋势，他们对海上贸易更感兴趣。171

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谢里姆二世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要求威尼斯割让塞浦路斯岛，否则将发兵征讨。其实，谢里姆二世的目标不只是要夺取塞浦路斯岛，他希望借此战顺势挺进西地中海，继而控制整个地中海。这样看来，他不是世人眼中的庸碌无为者，反而继承了先辈们的扩张和进取之心。

威尼斯共和国的大使巴巴罗对奥斯曼帝国的这一要求看得很透彻，割让塞浦路斯不过是跳板而已，更可怕的阴谋在背后。很快他就派人回到本国，将这一消息转达给了威尼斯元老院。

威尼斯人震惊了！这个国家的权力和财富都来自贸易。一旦发生战争，海上帝国的影响力是否会走向崩溃的边缘？

的确，威尼斯共和国权力的基础不是靠领土的占有，而是靠从东方贸易中获得的巨大利润。我们或许很难理解这样的国家：它领土分散，仅拥有达尔马提亚（Dalmatia）狭长的海岸地带、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一些据点、一小部分爱琴海岛屿、两个较大的岛——克里特和塞浦路斯岛。就是这样的地理分布，竟然构建了一个让世人瞩目的欧洲大国。

1453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后，威尼斯商人倍感压力，因为贸易航线被土耳其人控制了。为了让东方贸易能顺畅进行，他们尽可能地与土耳其人保持良好的关系。许多时候，他们采取的是政治上的让步以及给予苏丹不菲财富的方式以换来暂时的和平。

鉴于有这样的“成功经验”，这一次的危机，即1570年的利益交锋，不少威尼斯的政治家建议采用同样的化解危机的方式——通过贿赂土耳其的权贵，让他们像以往一样可以同威尼斯共和国和平相处，必要时，甚至可以放弃塞浦路斯。

从经济方面来看，这种主张可能是一种较好的解决途径，战争会消耗大量的财富，如果威尼斯战败了，之前的贸易关系就会随之崩溃。然而，有一个事实摆在他们面前：16世纪的欧洲更注重国家的整体利益，经济上的考虑未必就是排在首位的。特别是威尼斯政治家中的“鹰派”，他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未加任何反抗的情况下就割让这个物华天宝的岛屿给奥斯曼帝国，是不是意味着以后该国有任何要求，威尼斯都答应呢？

威尼斯更为重要的主张是从国民意识考虑——放弃抵抗，割让塞浦路斯，这不符合高傲的共和国特性，那些想与威尼斯结盟的国家也将一一离去。比起经济上的损耗，国家的威信实在是太重要了。因此，就算失败，也不能沦为欧洲的笑柄。

那么，就放手一战吧！

威尼斯已无路可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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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要开战，威尼斯共和国就需要做大量的战前准备。就海上利器而言，必须要装备一支可用于进攻和防守的舰队。早在1570年1月，威尼斯的元老们就决定建造100艘全新的桨帆战船，计划在两个月内完工。

这绝对不是信口开河，威尼斯拥有当时欧洲最大也是最先进的造船厂。在威尼斯东郊的基地内有着造船所需的一切，无论是人员配备，还是技术支持都是相当充足的。在这里，有木匠、造桨匠、炮匠、绞车匠、织布匠、填缝匠……他们紧张地工作着。

为了在战争期间有相对充足的舰船后备，威尼斯还拥有100艘桨帆战船的零部件，一旦需要，可以在短时间内组装完毕，并投入战斗。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或许都会问一个问题：在地中海，为什么桨帆战船的形制长期占据了主导地位？以威尼斯的实力，完全可以建造出更为先进的战船。

这个让人费解的问题完全可与帆船早就完成穿越大西洋、甚至环游世界的壮举形成鲜明的对比。剖析这个问题绝不是多余，它将成为威尼斯最终击败奥斯曼帝国是多么不易的有力证据之一。

从气候和地理条件来分析是最好的解释了。地中海拥有特殊的气候和海洋地理条件，夏季多数时候都属无风期，这使得以帆为动力的船只航速迟缓。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样的无风期里一旦发生战斗，对于丧失机动能力的战船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考虑到这一点，直到17世纪，地中海周边所有的大国都采用桨帆战船进行战斗，这就是说，只有以大量的桨手作为主要驱动力才是较好的方式。

这也意味着船只的形式必须是长船。这种长船，一般长约40米，宽约5米，在有利的风向下可拉开主桅上的拉丁帆（Latin sail），桨手的劳动强度也会降低许多。反之，无风的时候，就只能靠桨手们的出色“表演”了。

早期的欧洲，大都使用横帆（Square sail），这是横向安置的方形帆。直到6世纪，因受到印度洋、红海和波斯湾地区阿拉伯人独桅三角帆船的影响，地中海地区逐渐使用这种易操纵的三角帆来代替横帆，即拉丁帆。

长船需配备大量的相关人员，可供活动的空间因此变得拥挤不堪，船员的补给成了最为严峻的问题之一。根据相关计算，在一艘200平方米基础面积的长船上，需要配备300人。他们生存所需的食物和水只能存储在有限的空间里，这导致船只无法远航，只能在相隔很短的时间里靠岸。

威尼斯舰队上的服役人员大多是志愿者，所以关于舰队生活的报道中，讽刺、挖苦船上生活艰苦的内容占据了头条。奥斯曼帝国则不一样，他们使用的是基督徒奴隶，就算他们再抱怨这艰苦的生活，也只是抱怨而已。威尼斯这边就尴尬了，特别是在这次危机中，他们发现志愿者的人数越来越少了。总督宫里的政治家们心慌了，如果不采取强制服役的办法，恐怕战斗力就要消失殆尽了，最后，威尼斯共和国决定将苦役犯送上桨座。可是，就算招募或者强制弄到了紧缺的桨手，威尼斯舰队还是长时间不能出海，能用于作战的将士才是更为关键的。

问题十分棘手，在那个时代除了奥斯曼帝国，许多国家是没有常备军的，也不存在普遍兵役制。因此，通常的解决办法是组建雇佣军团。所幸威尼斯人似乎从来不缺钱，能够组建一支战斗力超强的雇佣军团，毕竟在金钱的巨大**下，来自不同地方的雇佣军人总会趋之若鹜。从1570年夏天开始，威尼斯、罗马和西班牙三者之间的交涉变得更加频繁。在交涉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是一旦成功组建了由基督教提供的神圣联盟联合舰队，谁来担任这支舰队的总司令？这是关乎国家荣誉和排场的问题，并且，我们会因此感受到它在战争所需的经济面前是多么至高无上。

在几经交涉都无法达成统一的情况下，最后只能各自做一些让步了。1571年，三方决定在年内组建一支拥有5万名士兵和200艘桨帆战船的神圣联盟舰队，奥地利人唐胡安（Don Juan de Austria）172为总指挥，他是查理五世皇帝的私生子，腓力二世国王同父异母的兄弟。按照三方的想法，在唐胡安的指挥下这支舰队应该能够迅速向奥斯曼帝国发动进攻，因为当时他们已经征服了除港口堡垒法马古斯塔（Famagusta，又名阿莫霍斯托斯）以外的塞浦路斯全岛。

想法当然是很好的，现实的问题是西班牙虽然答应了提供80艘桨帆战船，但要履行诺言不是易事。毕竟，西班牙帝国不具备像威尼斯那样完善的造船厂。这主要是帝国的组成单元有些复杂所致，几个港口城市——墨西拿、那不勒斯和巴塞罗那的造船厂生产能力有限。无奈之下，国王腓力二世从热那亚租了27艘桨帆战船。至于教皇那边，也是想尽办法从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那里租借了12艘桨帆战船……问题仿佛就这么“轻易”地解决了。

让威尼斯人棘手头疼的问题并没有结束。

1570年年初驻扎在威尼斯的教皇使节发往罗马的报告中，曾多次提到补给问题：“这里的人们等待着备战，但是由于缺乏面包，出发还遥遥无期……人们找不到粮食……政府无计可施，如果他们得不到交易的粮食，不知道该怎样维持舰队。”173

到了6月，经过威尼斯的多方努力，终于与意大利就粮食的交易问题达成了一致，粮食问题得到了解决。随后，在海军上将吉罗拉莫·扎恩（Girolamo Zain）的统率下，舰队在达尔马提亚的港口扎拉（Zara，今克罗地亚拉达尔）集结完毕，等待驻扎在克里特岛的分舰队来会合。

就在这重要的时刻，船上突然爆发了致命的伤寒。心急如焚的吉罗拉莫·扎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士兵在痛苦中死去，他绝望地向威尼斯元老院写信，如果不尽快地补充兵员，这场战争必输无疑。

直到1571年9月16日，经过痛苦又纠结的努力，各舰队终于在西西里岛的墨西拿集合完毕，它们被称作神圣同盟联合舰队。这时已经是秋季了，秋季风暴的来临，加之盟友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威尼斯共和国能否扛得住来自强大的奥斯曼帝国的威胁？

人们心中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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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稍长的外延来看，勒班陀位于希腊西海岸外，处于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巴尔干和基督教世界的西地中海之间。这是欧洲和周遭敌人发生海战的“合适地点”，因此，称它为“火药桶”一点不为过。毕竟，不论东西方何时在地中海相遇，科林斯湾外的水域总与战争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这一点，我们可以轻易地举出有力的证据，就像公元前31年在亚克兴和1538年普雷韦扎（Preveza）附近发生的两场大海战一样，前者是以屋大维为首的西方文明与以安东尼为首的东方帝国的较量，后者是让西班牙头疼万分的劫掠者，外号“红发埃里克”的著名大海盗海雷丁·巴巴罗萨（Hayreddin Barbarossa，1478—1546年）与海上霸主之间的角逐。

当奥斯曼帝国成功征服了塞浦路斯后，奥斯曼帝国的舰队打算在位于科林斯湾西北海岸的内侧小海湾里过冬。等到春天来临，舰队司令阿里帕夏就会指挥着舰队远离伊斯坦布尔，到其他地区进行劫掠。这是一位有野心的将军，他希望像夺取塞浦路斯那样，对欧洲人控制的海岸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

显然，奥斯曼帝国的野心已经引起了威尼斯、西班牙和教皇国的注意，它们由此组建了一个庞大的联盟。这个联盟看似强大，实际却充满了不安定的因素，这一点从神圣同盟联合舰队到1571年底才从西西里岛的墨西拿出发得到强有力的证实。不久，这支舰队横渡了亚得里亚海。因为他们知道冬天的地中海气候无常，一旦在这里发生决战，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必须用尽全力在冬季到来之前寻找到奥斯曼帝国的舰队并展开较量。如果奥斯曼帝国的舰队突然穿越亚得里亚海，意大利沿海地区和威尼斯本土就会遭到肆意劫掠、绑架，甚至是残忍的屠杀。

神圣同盟联合舰队犯愁了，最终在教皇庇护五世（Sanctus Pius PP. Ⅴ）174，对时局的分析帮助下有了应对策略。庇护五世认为，如果神圣同盟联合舰队不果断出击，一旦奥斯曼帝国的舰队实施逐个击破的战略，西班牙、威尼斯等国都会被尚武的奥斯曼帝国践踏。因此，无论困难有多大，神圣同盟联合舰队都必须在这个秋天找到敌方舰队的踪迹，一鼓作气全力打败它。反之，让一支舰队长时间漫无目的地行驶在茫茫的大海上，士气会受损，神圣同盟里面的各国将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这才是最可怕的。

1571年9月28日的夜晚，停泊在克基拉岛（该岛隔着科孚海峡与阿尔巴尼亚相望，曾先后被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热那亚共和国与威尼斯共和国管治。作为“威尼斯的门户”，奥斯曼土耳其曾多次侵略该岛。因此，它被视为西方文明抵抗奥斯曼的堡垒）的神圣同盟联合舰队终于得到了土耳其舰队在科林斯湾西北部的消息。这个消息无疑是令人振奋的，同时也是让人纠结的。神圣同盟联合舰队的海军将领们意见不统一，他们彼此争吵，就像萨拉米斯海战一样，希腊人中有许多人害怕被对手击败后的恶果。从人内心层面来讲，神圣同盟联合舰队的许多海军将领以及那些为了某些利益而踏上战场的士兵，他们面对的是统一独裁的亚洲人，高度的集权与权力象征下的威慑让人难免心生恐惧感。

首当其冲的恐惧就是奥斯曼人的战舰数量明显多于他们，作为主力战舰的桨帆战舰数量就多了30艘，其他轻型战舰的数量对比相差更是悬殊。兵力配备方面，奥斯曼帝国的海军超出神圣同盟2万人之多，虽然神圣同盟可以通过战术和航海技术的微弱优势占据一定程度的先手，却在数量的巨大差距下相形见绌。

这样看来，威尼斯共和国就一定面临的是失败的结局吗？非也，战争的胜负乃由“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因素决定。

16世纪的地中海，尤其是威尼斯与热那亚海军可谓是将才辈出。像克里特岛总督塞巴斯蒂安·韦涅尔（Sebastian Venier，1497—1572年），忠心耿耿，坚毅果断，当时的人们把他比作一头雄狮，成为威尼斯元首的热门候选人物；墨西拿城的执政官彼得罗·朱斯蒂尼亚尼（Petrow Giustiniani）时任神圣同盟联合舰队的分舰队队长，这是一位来自希俄斯岛（属希腊希俄斯州的岛屿，位于爱琴海，距土耳其西岸仅8千米）的热那亚人，虽然在勒班陀海战中不幸被俘，但他身中5箭依然作战的勇猛形象令人折服；海军上将阿尔瓦罗·德巴桑（Alvaro de Bazán）175血气方刚，被人们称为“士兵之父”，是能力最强的海军宿将……此外还有教皇国分舰队指挥官马尔坎托尼奥·科隆纳（Marcantonio Colonna）176和神圣同盟舰队左翼司令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Agostino Barbarigo）177等名将。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表达神圣同盟联合舰队的优越感，一定如马尔坎托尼奥·科隆纳在日记中所写：精兵强将汇聚一堂，就看我们的表现了……

如果神圣同盟联合舰队上下能做到齐心协力，彼此间没有间隙，至少会在勒班陀战事开端前少去许多恐惧，或者说，当“精兵强将会聚一堂”真的可以做出很精彩的表现。

然而，正如前面所述，神圣同盟联合舰队的内部并不和谐。尽管教皇能用他的人格魅力和宗教名义将这支舰队组合在一起，参与国之间也不一定意味着和睦相处。这里面尤以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最为突出——他们从那不勒斯到墨西拿，如仇人相见一般，斗殴不断，伤亡之事时有发生。为此，指挥官不得不处死了多名始作俑者以正军纪。

将领之间似乎谁也不服谁，嫉妒与偏见在脑中肆掠，特别是威尼斯人对热那亚将领的痛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大概是因为威尼斯人觉得他们多为海盗，就算成为将领，也脱不了海盗的习气（热那亚人十分热衷于海上劫掠，他们把海盗船作为城市的象征耸立在港口）。另外，不少海员因长期未领到薪饷，处于哗变的边缘。

今天的我们早已经知道勒班陀海战的结局，当时的人们对结局却不得而知。不过，英雄人物总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如果这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话，唐胡安的舰队在抵达埃托利亚海岸（Aetolia，位于科林斯湾正北）后，针对舰队将领意见不统一的局面说了一番让他们警醒的话：“绅士们，商讨的时刻已然过去，战斗的时刻即将来临。”178

为什么唐胡安能解决神圣同盟联合舰队内部最为严重的问题？这主要得益于他的无私、执着、热情，作为后起之秀的他，在战场上的表现似乎从未让人失望过。事实证明，唐胡安的确做到了——他让这些精英团结在一起，同仇敌忾地发挥各自的作用。他阻止了奥斯曼帝国继续西进，尤其是经由西地中海沿岸城市进攻欧洲的意图，也让近乎绝望的南欧国家重获希望。当时，他年仅26岁，处理棘手事务颇有一套。

据说，为了让一群彼此不服的将领放下心中的怨气，他竟然在他们的面前，在旗舰“王家”号的甲板上跳了一支吉格舞。这是一种活泼欢快的舞蹈，他凭借这样的热情感染了一个又一个将领，让他们握手言和。

威尼斯人向来以深具商业头脑著称，他们十分不愿意与自己的贸易伙伴奥斯曼人开战。他们更看重的是到手的经济利益，除非他们遭受到毁灭的威胁，否则不会全心全意投入战斗。唐胡安义正词严地告诫他们，奥斯曼帝国的野心是非常可怕的，一时的和平背后是灾难的爆发。

在神圣同盟的参与国中，西班牙帝国除了要与奥斯曼帝国交锋，还要随时做好与意大利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交锋的准备。教皇国在地中海受到来自伊斯兰教势力的威胁并未引起贵族们的重视，因为教皇的注意力更加倾向于欧洲王朝继承战争，那里面的阴谋交锋或许更能让掌舵者们热血澎湃。这时候，唯有唐胡安清醒，他知道如果成功遏制住伊斯兰教的入侵意味着什么。

这位颇具领导风范、在战场上也表现非凡的将军为了表明自己的卓越见识，在勒班陀战役后捐出了属于他个人的战利品，用于抚恤战争中的伤员，他还捐出了墨西拿城送给他的3万金杜卡特179，可惜最后他没有得到腓力二世的全力支持——西班牙国王似乎对他总不放心，认为他会威胁到王位。1578年，唐胡安病死在尼德兰。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忽视掉唐胡安在勒班陀海战中的重要作用。

当神圣同盟联合舰队接近勒班陀时，300多艘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战舰由威尼斯、西班牙、热那亚以及其他国家提供。其中，桨帆战船有208艘，三桅帆装炮舰6艘，盖伦战舰26艘（有意思的是，这些战舰竟然姗姗来迟，在战斗中也没有发挥出什么作用），小型战舰76艘。这支舰队的总兵力高达8万多，包括了5万多名桨手和3万多名士兵。这是自十字军东征以来最为庞大的兵力了。但是，这都不能与奥斯曼帝国相比，帝国投入的舰队总兵力接近10万，包括了230艘主力舰，80艘其他各类舰船。本以为勒班陀海战将成为自亚克兴海战以来最大的划桨作战，谁知这是划桨作战走下海战舞台的日暮一战。

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中，兵革之利占了较大的比重。

威尼斯设计的桨帆船是地中海最好的，航行也最为稳定，就连奥斯曼帝国的战舰也是采用它为模板，西班牙的战舰要比土耳其人建造的战舰更为结实。唐胡安通过向威尼斯将领请教，对神圣同盟的桨帆战船进行了改良，他们锯掉了战船的撞角，这意味着使用撞击战术的时代已经落幕。

他们发现：比起厉害的撞角，若在战船上多安置一门火炮更具杀伤力。当然，主要的改良还在于撞角会影响到艏楼（船艏部的船楼，属船舶上层建筑）上火炮的射界，因撞角阻挡视线的弊端，导致炮手只能采取向高处射击的形式来完成对敌作战。若是不加以改良，在实战中炮弹打到自己船艏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去除撞角后，桨帆战船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而安置火炮的活动空间也得到了提升，可以直接瞄准正在航行的敌舰。正是这样的改良，使得神圣同盟的舰船在作战中表现突出，弹道平直的火炮炸裂了敌方的舷侧，反观土耳其人的火炮虽然齐射攻击，看似威力巨大，实则炮弹高高地、无伤害地飞过敌方战舰的外侧索具和桅杆。如此差的炮击效果，首要原因就是撞角产生的副作用。

在火炮的数量和质量上，因威尼斯兵工厂的生产能力和西班牙工匠的专业技术可提供优质的保障，使得神圣同盟联合舰队拥有1815门火炮，而奥斯曼帝国的舰队只有750门。在海战后，威尼斯人发现他们缴获的敌方火炮根本无法继续使用——虽然这有夸张的成分，但通过现代冶金技术的分析，原材料的纯度不高导致这些缴获物只能被当作废料使用，要么用于船锚，要么用于压舱。再看神圣同盟联合舰队的火炮武器，其中还使用了小型回旋炮，自然是高出一筹了。这种炮的灵活度很高，它们万炮齐发，猛烈地轰击着奥斯曼帝国的战舰，为登船的部队扫清了障碍。而那些在甲板上的士兵则穿着重型胸甲，以尽量避免土耳其人凶狠弓箭的伤害。

另一种武器就是火绳枪。奥斯曼帝国舰队的指挥官们，尤其是海军副司令佩尔塔乌帕夏敏锐地意识到士兵们可使用火绳枪——尽管它使用起来有笨拙感，但在近距离作战中，在狭窄的空间里，当射击距离在300～450米之间时依然可以杀死敌人。欧洲人，特别是基督教徒虽讨厌使用这样笨拙的武器，但考虑到近距离作战的实效性，还是使用了它。让人佩服的是，这些士兵可安全地待在登船网180的后方，将火绳枪倚在甲板上对敌方的船员进行射击。桨帆战船可供自由活动的空间有限，密集的人群，再加上实际作战中船只的相互撞击、纠缠，或者因海浪的冲击，舰船上的人员不得不面临一片混乱的尴尬。因此，哪怕使用火绳枪的士兵枪法再不准，也能较为轻易地射中目标。

我们或许会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双方使用的都是桨帆战船，弊端是一样的，难道土耳其人就没有意识到吗？事情的真相远比我们臆想的更为残酷，欧洲人使用的火绳枪与土耳其人使用的火绳枪相比，前者的射速是后者的3倍，且欧洲人拥有丰富的训练经验，他们的士兵更加懂得实际作战的配合度。

奥斯曼帝国虽然也拥有火绳枪，但他们认为社会地位较高的士兵才配拥有这样的热兵器。更何况，他们认为另一种武器——反曲复合弓对敌方的杀伤力才是最大的。是的，这一点毋庸置疑。那些被严格训练出来的士兵能将这种武器的射程、准确度和射击速率尽可能地发挥出来，可是训练他们需要花费数年时间，而且在实际作战中，一个士兵在连续射击几十发箭矢后就会疲惫不堪。

意识形态上，奥斯曼帝国有着让人惊异的一面：土耳其人并未像西方那样密集使用火枪手的战术，也没有让大群火枪手一致行动，而是依靠每个火枪手或是神射手作为单个战士进行战斗，为了死后天堂的位置而战。也就是说，即便土耳其人接受了欧式武器，他们也会从心里认为采取集群步兵战术会与穆斯林战士的英雄信条和职业部队的精英地位相抵触。

在勒班陀，神圣同盟拥有更多、更重、射击速率更高的火器，拥有更可靠的弹药和更训练有素的炮手，这些优势都被唐胡安清晰地看到了，并且他想方设法地让神圣同盟联合舰队的官兵第一次相信战胜奥斯曼帝国的优势就在欧洲人这一边。因为，规模化使用热兵器形成的压倒性优势会成为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点。

对土耳其人而言，难道就是注定的失败吗？或者说，谢里姆二世就像人们以为的那样犯下了一个酒鬼醉酒后的错误？

数十年来，欧洲的海员都会有一个可怕的噩梦，他们的小群商船在地中海地区是难以逃脱土耳其人的劫掠的，不仅如此，就连他们的沿海村庄同样难逃土耳其人突如其来的进攻和摧毁。因此，奥斯曼帝国或者说谢里姆二世肯定坚信这个国家具备了强大的实力。单说战舰，其在数量、航速和敏捷度方面也是可圈可点的。土耳其人之所以能够在沿海水域肆无忌惮地进行侵袭，并在对敌舰队的机动性上大占优势，主要取决于其设计的桨帆船与一般桨帆船有很大不同：奥斯曼帝国的战舰主要用于护卫商船、参与两栖作战、支援攻城战，不是用于摆好阵型同欧洲战舰展开正面火炮对决的。

作为帝国舰队的总司令官，米埃津扎德·阿里（Müezzinzade Ali，？—1571年）帕夏竟然忽略了上述优势，选择了与神圣同盟联合舰队进行正面炮火对决的形式作战。我们不得而知为什么司令官做出如此选择，我们只知道在勒班陀海战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战舰更新和火炮改良让桨帆战船的优势几乎**然无存。

以英国人建造的不列颠的盖伦战舰为例，只需要两三艘就能在地中海与奥斯曼帝国的桨帆战船展开对决。另外，桨帆战船时代的终极之作——三桅帆装炮舰也是神圣同盟联合舰队的秘密武器。我们同样不知道土耳其人是否能有情报机构获得这样的秘密。三桅帆装炮舰的设计可以追溯到希腊化时期（大约是公元前323年到公元前30年，也就是亚历山大逝世到埃及托勒密一世开创的托勒密王朝时期，这一时期的地中海东部地区原有的文明因受希腊文明的影响而形成了新文明），那时候已经有这种战舰的抽象概念了。这种“巨无霸”被威尼斯人建造出来，投入勒班陀海战时有6艘，采用双层甲板设计，上层甲板为露天甲板，可安放多门大炮，下层甲板是划桨手甲板。3根桅杆和3面三角帆以及艏楼的圆形封闭炮台，让这种战舰在地中海表现不俗。

4

和波斯帝国的水手们命运一样，虽然奥斯曼帝国和神圣同盟都采用了俘虏和奴隶作为航行上的重要动力，但是奥斯曼帝国的许多桨手几乎没有自由，他们稍有异动就会面临死亡的威胁，唯一能做的就是低着头划桨。

在16世纪，威尼斯海军的政策里也存在较大分歧：到底要不要使用奴隶和俘虏作为桨手？其实，这是关乎民主程度有多大的问题，只不过因为奥斯曼帝国的舰队规模已经超过威尼斯太多了，于是为了尽可能地让自己的舰队规模能与之匹配，桨手远远不够的弊端也愈加严重了。如果要使用奴隶和俘虏，那其数量将超过自由公民的数量。因此，可以这样说，威尼斯共和国使用奴隶和俘虏做桨手是迫不得已的。也因为这个原因，他们的自由度是高于奥斯曼帝国桨手的。那么，我们就很好理解在勒班陀海战中奥斯曼帝国的舰队发生奴隶暴动事件的根源了。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在奥斯曼帝国的舰队中，许多战士和桨手不是自由人，桨手们要被迫戴上镣铐。更为严重的是，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禁卫军，他们同样不自由。这是一支战斗力超强的军队，其兵源主要来自巴尔干半岛（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兵员也从格鲁吉亚、克罗地亚、俄罗斯南部、乌克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等地得到补充）被征服的基督徒里挑选出来的优秀男孩，这样的征兵形式叫血赋，因其征兵手段残忍而得名。这些孩子要么被直接抢走，要么被绑架走，有时候甚至连贵族家的孩子也难以幸免。

在一部名为《勇敢的米哈伊》的罗马尼亚影片里对此就有精彩的呈现。被血赋“看上”的孩子将被改宗，即信仰伊斯兰教，目的是让他们对帝国的信仰更加狂热，然后他们在穆斯林人家里学习土耳其语言，接受伊斯兰礼法教育，并在太监的监督下切除包皮，最后送入军营进行各种严格而残酷的军事训练，直至成为一个合格的禁卫军士兵。由于禁卫军士兵必须绝对服从长官的命令，不许留胡子，不许结婚，不许从事商业活动，他们就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私有财产”，是专属于苏丹的奴隶。即便他们当中有人荣升为将领或海员，也依然是不自由的，就连米埃津扎德·阿里帕夏也不自由。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督教的神圣同盟将领们。像76岁的威尼斯律师塞巴斯蒂安·韦涅尔就是平民出身，他能做到与唐胡安分享指挥权的级别；负责指挥教皇国分舰队的马尔坎托尼奥虽然出身于意大利贵族、地主家庭，但他并非行伍出身……这些看起来骄傲实则在生活中很随性的人，不会因在勒班陀战败而被教皇、威尼斯总督或国王腓力二世一声令下就被处决。米埃津扎德·阿里帕夏和他的指挥官们以及桨手、禁卫军官兵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如果这场战役失败，等待他们的结果将是什么，因为苏丹从来不缺足够数量的人来承担失败的罪责。

或许我们会坚定地问：如果没有了退路，奥斯曼帝国的将士们是否会像项羽破釜沉舟那样迎来一场让后人称赞的胜利？事实上，创造勒班陀海战神话的是他们，也不是他们。毕竟，这场杀戮下的角逐绝非置之死地而后生那么简单，在其背后彰显的是资本的角逐。勒班陀海战绝对是开启了一个新的战争时代。

不同信仰下的海上浴血终将在狭路相逢中大放异彩。

在欧洲人看来，军事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远不如其作用来得重要，兵革之道的国民意识让他们更加注重武器的改良和创新。

苏丹们或者说奥斯曼帝国的上层阶级却像关注印刷机一样关注武器本身，他们认为武器不应成为社会和文化不稳定的源头。他们更加相信在强权的压力下一切该拥有的都会拥有。

这样看来，即便奥斯曼帝国在勒班陀海战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们依然相信大维齐（相当于宰相）轻松的说法：这场战败“只是修剪了”奥斯曼的胡须而已。并且，苏丹强硬地发出消息，帝国将处决伊斯坦布尔所有的基督徒……

无论如何，谢里姆二世已经没有退路，他相信这个帝国可以打败一切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