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欧洲人胜利了，他们忘乎所以地产生了将舰队径直开进金角湾的想法。

这是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南口西岸的优良天然港口，长约7千米，属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港口的主要部分。同时，这个海湾又将伊斯坦布尔的欧洲部分一分为二，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它理所当然地成为重要的商业据点和帝国海军的集中地。

如果欧洲人占据了这个地方，将会对土耳其人形成巨大的威胁。当然，欧洲人的想法还不止这些。他们觉得自己拥有光荣使命似的——解放伯罗奔尼撒、解放塞浦路斯，拯救罗得岛上讲希腊语的人群……

上述这些想法都是欧洲人在取得勒班陀海战大胜后产生的。这场战役让超过1.5万名基督徒奴隶获得了自由，使得威尼斯本土免受土耳其人的入侵。奥斯曼帝国的损失仅舰船就超过300艘，3万名帝国战士命丧大海，其中有许多人是熟练的弓箭手，这样的损失远比兵革的损失要惨重，因为帝国无法在短时期内训练出这样的熟手。34名帝国海军将领、120名中层指挥官均已丧生，就连那些未当场丧命的土耳其人仍然被射死或刺死，只有3458名土耳其人沦为战俘。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场规模高达10万人的海上大战，如此少的战俘人数，不得不让人震惊。帝国投入的精英部队是多达6000人的禁卫军，他们也几乎**然无存了。

作为补充说明，我们可从威尼斯历史学家詹彼得罗·孔塔里尼（Gianpietro Contarini）的观点中得到更多的信息：成千上万的奥斯曼伤员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必定是受了可怕的枪伤。180艘各类战舰——大部分后来发现已经无法修复——被拖到了克基拉岛，几十艘被冲到了科林斯湾正北的埃托利亚沿海，只有屈指可数的几艘船返回了勒班陀。

这样的损失对奥斯曼帝国来讲是巨大的。

帝国不能像欧洲人那样拥有成批生产火绳枪的能力，也不具备快速征兵组建一支新军的能力，更不必说培养熟练的桨手了。考虑到欧洲制造的火器的价格多样，凡是高价格、高质量的火炮都不能进口。约翰·弗朗西斯·吉尔马丁（John Francis Guilmartin）在其著作《火药与桨帆战舰：变化的技术和16世纪地中海的海上战争》（Gunpowder and Galleys: Changing Technology and Mediterranean Warfare at Sea in the 16th Century）里曾这样解释道：“轻兵器对海战发展的主要影响，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是以增强火力的形式直接体现，而是以大量削减训练需求的形式间接发生。在惨重的人员损失面前，依靠火绳枪的国家较之依靠反曲复合弓的国家拥有更大的恢复能力。让西班牙的村民变成火绳枪手很容易，但让安纳托利亚农民变成反曲复合弓高手，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使用反曲复合弓的国家包括奥斯曼帝国，提到的安纳托利亚又叫小亚细亚或西亚美尼亚，大体上相当于今天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场海战损失背后的尴尬，土耳其人在短短的一年内就建造出150艘战舰，而那些用于造船的重要木材竟是没有干燥过的，船上装备的火器也是粗制滥造。更为担忧的是，新的海军缺乏大量有经验的海员、弓箭手和船长……

我们不清楚欧洲人对奥斯曼帝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损失的描述有没有夸大成分，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因这场西方式的胜利而产生的多种形式的纪念得到一些可供探讨的线索。这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看到在多种纪念形式中，罕有站在土耳其人的角度去看待这场战争的。基督教对决伊斯兰教的胜利，让基督徒们狂欢庆祝，许多庆典，许多纪念币，许多文学作品，以飞快的速度四处传播。

威尼斯、西班牙和罗马的人们向身边的人唱着赞美的颂歌，教会也向上帝表达了无尽的赞美和感谢。梵蒂冈还专门创制了一个特别的瞻礼，即玫瑰经10月瞻礼，作为10月的第一个主日，即便到了今天，仍然有一些意大利教堂在纪念这个瞻礼日。

在勒班陀海战后，那些缴获的土耳其战利品——地毯、旗帜、头巾和武器摆满了威尼斯、罗马、热那亚的街道及商店。专门铸造的纪念币上更是掩不住内心的狂喜，上面刻着“蒙上帝恩宠，在对土耳其人战争中取得海战大胜的一年”的字样。恐怕这是少有的在纪念币的有限空间里镌刻那么多字吧！长着双翼的圣马可狮（威尼斯的护城神，其标志为狮子）充斥在威尼斯的各种纪念币上，就连欧洲北部的新教地区也有数以十万计的木刻版画和圣牌在流传。

著名的威尼斯大画家丁托列托（Tintoretto）181和保罗·韦罗内塞（Paolo Veronese）182都绘制了勒班陀海战的巨幅油画，在后者的巨作中，重点描绘了夺取阿里帕夏旗舰的过程以及巴尔巴里戈（神圣同盟左翼舰队指挥官，海战中右眼被箭矢射中）受到致命伤的景象。

乔治·瓦萨里（Giorgio Vasari）183绘制的与勒班陀海战相关的主题壁画被装饰在梵蒂冈的教堂里。大师级别的画家提香·韦切利奥（Tiziano Vecellio）184还专门为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绘制了一幅纪念肖像。需要注意的是，在这幅画中，西班牙国王站在圣坛上面，将他的儿子唐费迪南德高举向天，一个被俘虏的土耳其人则成为陪衬的近景，远景则是正在燃烧的奥斯曼帝国的舰队，整幅画看上去仿佛就是天降祥云，吉兆充盈的风格让这场战争取得了胜利一样。这幅名为《腓力二世把初生的太子唐费迪南德献给胜利之神》的画被收藏在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也许最能反映欧洲人在这场战役中获得的荣耀感了。

在墨西拿，这座城市的民众感受到了唐胡安的恩赐，土耳其人对他们的威胁让他们惶恐不安，雕刻师安德烈亚·卡拉梅奇（Andrea Calamech）亲自为唐胡安雕刻了巨像，而《勒班陀之歌》的诞生则出自费尔南多·德埃雷拉（Fernando de Herrera）之手。西班牙著名作家米格尔·塞万提斯在他享誉世界的著作《堂吉诃德》里写下了关于这场战争的最大感受：“在那里死去的基督徒比幸存下来的胜利者还要快乐。”作家本人也参加了勒班陀海战，战斗中他的左臂被打残，并由此落得“勒班陀的独手人”的绰号，但他并未因此而畏惧战争，随后他加入洛佩·德菲格罗亚兵团参与希腊的纳瓦里诺战役。当时还是孩子的未来的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为了纪念这次胜利，也专门书写了长达1000行的诗歌《勒班陀》，年轻的莎士比亚也受其影响，在自己的戏剧作品如《奥赛罗》里还特意设定专属角色为威尼斯人效劳，抵抗土耳其人的进攻。

…………

我们看到的都是欧洲人高唱的赞歌，这是幸运带来的胜利，还是唐胡安出色的战地领导力，抑或其他？尽管关于奥斯曼帝国在这方面的史料比较缺乏，但我们依然可以从零星记载中尽可能地窥探出一些真相。

2

狭路相逢勇者胜，勇从何来？

土耳其人的残酷，我们或许可从以下场景中得到一种恐惧的感受。

马尔科·安东尼奥·布拉加丁（Marco Antonio Bragadin，或叫马尔坎托尼奥·布拉加丁，Marcantonio Bragadin），塞浦路斯英勇的守军领袖，他遭受了被土耳其人剥皮分尸的酷刑。

克基拉岛上，土耳其人亵渎基督徒的坟墓，拷打教士，绑架平民，侮辱教堂。

…………

所以，几乎所有的基督徒士兵一旦登上奥斯曼帝国的舰船，他们就会以非人的勇猛方式与敌人展开殊死战斗。反观奥斯曼帝国的士兵，尽管他们也凶猛，但其内心深处的血性未必就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如果上述只是以一场战争来剖析，未免不够深刻，我们可将视角放到16世纪的中欧和东欧。那时候的欧洲依然遭受到从6世纪以来的东方势力的进攻。当北非和小亚细亚被伊斯兰教统一起来，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奥斯曼帝国的势力已经伸入这些地区了。再看欧洲，却因为宗教的倾轧陷入无法控制的混乱局面。特别是基督教的分裂，即分裂成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后，一些新兴的国家陆续产生——英格兰、法兰西、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它们不再单纯地向梵蒂冈这个被称为“国中国”的教皇国效忠。宗教圣地的权力和威慑力都面临着退缩的尴尬，基督教的世界开始变得碎片化了。

早在10世纪早期，虽然法国赶走了最后一批伊斯兰教袭击者，但让人惊讶的是，到了16世纪，有相当长的时间法国竟与奥斯曼结盟。当然，这样的结盟也让法国人获得了不菲的回报。譬如在1532年，法国人在土耳其人的帮助下从热那亚手中夺取了科西嘉岛。这个岛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它南隔博尼法乔（Bonifacio）海峡与意大利撒丁岛相望，加之拥有丰富的淡水资源，很适合建立港口。作为回报，法国人同意奥斯曼帝国海军司令巴巴罗萨的舰队在法国的港口过冬（1543—1544年）。

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一支专门由基督徒俘虏提供划桨动力的舰队，如果我们明白这两个国家曾经有着这样的“交易”，就不难理解勒班陀海战中，奥斯曼帝国舰队司令阿里会那么自信地让舰队离开港口，在不做好基地防御准备的情况下，就敢直接驶出科林斯湾，在外海与敌方交战的原因了。土耳其人相信那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基督徒在不同习俗下肯定如一盘散沙，在强大的奥斯曼帝国面前就是不堪一击的。

在西方世界尝到了甜头的土耳其人，获得了许多奴隶、各种各样的掳获品和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可是，欧洲人却将目光投向了更遥远的西方和南方。这自然是为了发现新的海上航路，譬如新发现的美洲航线和沿着北非海岸的航线……一方面，欧洲确实拥有了不一样的海上贸易通道，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欧洲人对土耳其人的恐惧心理。那些欧洲商人想着无须再忍受奥斯曼帝国的纠缠，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用再去穿越由这个帝国控制的亚洲地区和航线，也不用承担高额的关税了。

新航路、新航海时代的到来让西方世界变得强大起来。让奥斯曼帝国看起来像一盘散沙的西欧事实上并非如此，它们反而自行发展出许多新的商业中心，诸如安特卫普、伦敦、巴黎、马德里等，这些商业繁荣的城市让西欧对穷乡僻壤的东地中海的兴趣正在锐减。早先的热情一旦消失殆尽，对奥斯曼帝国将是一种巨大的伤害。

西欧人觉得那些东正教徒不值得被解救——考虑到奥斯曼帝国境内与其他新的商业路线大部分处于停滞的状态，巴尔干和东地中海诸岛在他们眼里如同鸡肋，加之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前西欧人与拜占庭人的宿怨就根深蒂固了。就算是基督教徒全身心地对抗穆斯林，像英法这样的国家也会视若无睹，甚至在某个节点上还会对土耳其人伸出援手。就算是意大利或者威尼斯，他们也只是对奥斯曼帝国沿海地区的贸易显示出稍微浓烈的兴趣。这样看来，勒班陀将是几个西方大国因相同宗教文化而最后团结起来对抗伊斯兰教的主要战场之一。

再看伊斯兰教世界这一边，单算奥斯曼帝国，其人口数量、自然资源、领土面积，这三方面都超过任何一个地中海的基督教国家。但是，如果基督教国家和南欧诸国都团结起来，伊斯兰教势力就会成为较弱的一方。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世纪发生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1099年）得到证实。

那个时候，宗教改革还未发生，火药也没有普及，但他们竟然能在远离欧洲的战场取得重大胜利。我们知道，欧洲的军事能力是从古典时代一脉相承下来的，那时候的战法缺乏大量热兵器开火带来的血脉偾张感，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法兰克人占据圣地耶路撒冷而结束，这表明了西方是拥有陆海双线给养以支撑军队远征的能力，这在伊斯兰教的世界里几乎无人能实现。

当然，我们或许会找到一些外部势力攻入欧洲的特例，譬如薛西斯一世统治时期的波斯人，草原帝国时期的蒙古人……不过，我们需要明白一点，他们之所以能够攻入欧洲，是因为他们的对手是一个处于分裂状态，甚至互相争斗的国家。这是非常可怕的，在基督教世界里罕见的合作中，到14世纪为止，再也没有像十字军东征的欧洲联军那样能越过地中海发动远征了。

应该是上帝庇佑——如果这一切可以这么说，欧洲在面临外部势力入侵的时候，其特殊的地理环境迫使外部势力必须具备非常强大的后勤补给力量以及重装步兵的数量。这样的高要求就算整个奥斯曼帝国将资源全部动用也未必能达到。在15世纪，奥斯曼帝国的确算是强大的：从疆域来看，它统治了亚洲、巴尔干和北非的许多地区。谢里姆二世敢发动这场战争，一个很重要的内部真相是这个帝国通过武力的形式推进了宗教传播，使得境内的人民基本上接受了伊斯兰教，而这时候的欧洲正处于分裂较为严重时期。这就像8世纪的时候，伊斯兰教开始征服西欧基督教小国一样，这些小国因为不团结，面临的又是一个庞大的宗教政治力量的攻击，自然是败事连连了。

奥斯曼帝国的精英阶层，或者说这个帝国的知识分子和毛拉们（伊斯兰教中的称谓，意为保护者、主人、主子，现在伊斯兰教徒用其来尊称该教的学者）有一种奇怪的思想意识，他们不会觉得发动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酷的行为之一。中世纪的哲学家德西迪里厄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85，认为战争就是邪恶的东西，即便到了非战不可的时候，也只能在最为紧密的道德约束下进行。

但这样的约束，对奥斯曼帝国来说似乎是没有丝毫用处的。也正因为如此，欧洲人会在他们的信仰中找到一种力量来对抗土耳其人。他们通过公民的力量将军事力量输送到战场，他们中很少有人觉得个人利益会与国家利益相背离。当他们面临战争开始后的生计问题时，同样不会因为教友想赚取高额利润而发生纠纷。

3

奥斯曼帝国牢牢控制着东地中海的沿海水域。这个帝国的掌控者们惊喜地发现，这场战争一旦胜利将有利于版图的扩张，这种扩张力度非同一般，这是以宗教的名义在推进不同文明时的交锋。一旦顺利推进，他们的狂热感将超过迦太基人、波斯人和匈奴人。

问题是，这仅仅建立在假设的前提下。事实上，西方在军事层面的支配地位尽管在罗马陷落后有所下降，但欧洲的许多国家经过上千年的文化积淀，在骨子里潜藏有古典时代的自由思想，这种自由既包括个体的，也包括公众以及整个国家的。

因此，我们重新审视欧洲战争的时候，特别是查理曼帝国终结后的中世纪（这个伟大君主的离世让西欧再次陷入到内战），西方文明的内战正在因欧洲王公们不断自相残杀而上演。这种血腥的实战让这些国家具备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无论是陆地的还是海洋的。

战争意味着科技的进步，尽管我们在情感上对此会有些无法接受，但那时的威尼斯和西班牙的桨帆战舰制造技术明显高于亚洲。奥斯曼帝国的舰队构建和运营几乎是照搬威尼斯或热那亚的，这种形式就如同中世纪早期伊斯兰舰队效仿拜占庭的航海和海军管理一样。提供动力支持的桨手虽然身份不同，但划桨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我们很难看到奥斯曼帝国在军事技术革新上有所建树，这都是简单的效仿或复制导致的结果——锯掉撞角、使用登船网，它们都是首先出现在欧洲的“海上”。虽然新的火药时代将热兵器的发挥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但战略与战术的运用，当然还是体现在人的能动性里，海军将领在舰队指挥和掌控等方面的作用尤其重要。但是，这并不绝对意味着在战争中能克敌制胜。更有意思的是，勒班陀海战的双方将领都是欧洲人，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更青睐意大利的叛教海军将领，因为他们熟悉欧洲的习俗和语言。

上述问题看起来似乎没有那么严重，如果一切都如奥斯曼帝国所设想的那样。帝国的掌权者们知道人的因素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可他们忽略掉了欧洲人的民族特性，就算为帝国效力的叛教者是精通欧洲习俗与语言的人才，难道他们真的没有一点家国情怀吗？当他们看到这个不可一世的帝国对待兵士的态度，心里面就没有一丝感慨吗？对此，我们可以从唐胡安的说法中得到证实：“在整支舰队当中，基督徒奴隶的脚镣都被打开了，并且他们都配上了武器，还得到了自由与奖赏的承诺，以鼓励他们英勇作战的行为。穆斯林奴隶则相反，固定他们的枷锁被仔细检查，还敲下铆钉，并给他们戴上手铐，让这些人除了拉桨之外做不了任何事。”186

这些为舰队航行提供重要动力的奴隶们除了没有自由，还要忍受不被信任的折磨与屈辱。我们不难想象，一旦战事开打，这里面潜在的威胁是什么。

神圣同盟的舰队希望能与奥斯曼帝国的舰队面对面决一死战——这支舰队代表了那些时常被土耳其人骚扰的国家——除了让他们头痛不已的土耳其人，还有北非海盗（成员包括土耳其人、柏柏尔人和希腊人等），他们活跃在北非沿海，背后有奥斯曼帝国的支持。当欧洲先进的航海技术经由欧洲海盗的传播，同样让北非海盗的活动范围得到扩大。他们要么抢劫货物，要么将欧洲人掳掠后变为奴隶，像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沿海村镇都深受其扰，那里的居民无奈之下只能纷纷迁往内陆以避其祸。除了大名鼎鼎的柏柏里海盗“红胡子”海雷丁，苏莱曼一世时期的卡普丹帕夏也因在西班牙的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而声威赫赫，成为穆斯林的海上英雄。在让西班牙吃尽了苦头后，他投靠了奥斯曼帝国。因此，我们很容易就能明白神圣同盟舰队为什么希望能与奥斯曼帝国的舰队迎面对战的原因了，他们恨不得杀死每一个让他们深受其害的敌人。

即便如此，我们在审视这场具有特殊意义的海战时，也一定不要忘了神圣同盟联合舰队表现出的犹豫不决。那些停泊在冬营里的舰队，那些来自西班牙、威尼斯、法兰西、英格兰和德意志的冒险者，还有圣约翰骑士团，甚至还有少量妇女和新教徒……他们在战前、战中，甚至在第一轮射击的前几秒的时间里，都有过迟疑及争吵。这时候，舰队指挥官或决策者就很重要了。正是神圣同盟联合舰队里呈现出的多元化意见，使得上层掌权者能根据随时可能产生的突变做出应对之策。反观奥斯曼帝国，他们在这一方面呈现出的应对似乎要弱一些。这一点，在前文已有述及。

在战争所需要的经济能力方面，虽然基督教世界缔结的城邦联盟在奥斯曼帝国的眼里是“不值一提”的，但是，它们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能使这些城邦国家在科技、经济等诸多方面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一点，我们可以缩小范围——能在地中海具有大国形态的只有教皇国、威尼斯和西班牙，这三者加起来的经济总量明显高于奥斯曼帝国。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早在神圣同盟联合舰队出航前，仅教皇国的大臣们就已筹备了足够200艘桨帆战舰打上1年仗所需的资金。

奥斯曼帝国控制着许多可为战争提供经济支持的木材、矿石、农产品和贵金属，这样的经济能力若单与威尼斯相比，自然是大得多。然而，在军事资产、贸易、商业以及对地中海的影响力方面，至少16世纪的威尼斯有能力与土耳其人抗衡。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从这个幅员并不辽阔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方面呈现出的对各种资源的分配和掌控能力进行分析。在这个国家700万杜卡特的年收入中，仅分配给大兵工厂的费用就高达50万杜卡特。有了这样充足的经费，这些兵工厂就能生产出大量火绳枪和火绳钩枪（即在火绳枪的前端装上带钩的爪子，类似日后的步枪配上刺刀），火炮及干燥后的木材（建造舰船及其他用途）。

如果说50万杜卡特还不够用的话，威尼斯的私人造船厂（相当于私营企业）以及在他们的支持下成立的公会（类似于二战中美国的战时生产委员会，该会于1942年1月16日在罗斯福总统的命令下成立，以满足战争的需求，分配稀缺的重要的战争物资，如汽油、金属和橡胶等）会为战争提供民间保障。千万不要小瞧威尼斯兵工厂的生产能力，在勒班陀海战结束3年后，法国君主亨利三世曾亲临威尼斯兵工厂，那里的兵工厂能在1个小时里，完成一艘桨帆战船的组装和下水工作。这实在是让人感到震撼！

在弗雷德里克·蔡平·莱恩（Frederic Chapin Lane）187所著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舰船与造船者》（Venetian Ships And Shipbuilders Of The Renaissance）一书中有段让人惊讶的记载：“有25艘武装整齐、配备了航海设备的桨帆船将被保存在水池里。其余船体和上层建筑保持完好的桨帆船则被保存在陆地上，一旦用麻纤和沥青塞满船缝就可以下水。它们存放的两座船坞及其前方的水域都保持清洁，因而它们能够迅速下水。每条桨帆船都标上了数字编号，因此它们能够尽快组装起来。”由此可见，威尼斯的造船业拥有一整套先进规范的操作流程，质量和效率都能得到保障。

奥斯曼帝国的兵工厂实际上是威尼斯的复刻版。作为最重要的兵工厂基地——金角湾，那里的造船技术人员是从那不勒斯、威尼斯等地雇佣而来的。显然，这里面问题重重，且不说能不能做到一模一样地复制，单从一些外国参观者看到的情形来说，他们会产生一种明显的担忧：那些从基督徒军队中偷来或劫掠的火炮竟被随意地堆放在各个角落里，这样缺乏责任感和组织混乱的怪象如何能保证奥斯曼帝国成功复制威尼斯的兵工厂模式？更进一步来讲，伊斯坦布尔的独裁政权根本无法让帝国在军事技术、管理模式等多方面得到自由发展。

在征收赋税上，作为帝国权力中心的伊斯坦布尔总希望能尽可能地多和高，而由最高行政长官（总督）和贵族商人组成的元老院共同掌管下的威尼斯，对贸易中滋生出来的资本主义持宽容及支持态度。无疑，这样的“共和”模式是能够让这个国家得到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的。

在文化事业上，威尼斯共和国及其盟国均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对军事的研究，要么表现在杂志文章和个人著作上，要么表现在高等教育上。特别是以威尼斯附近的帕多瓦大学为代表的研究机构，不但推动了军事技术的变革与进步，在医学和文化艺术方面也有了长足发展。著名的威尼斯冶金专家万诺乔·比林古乔（Vannoccio Biringuccio）在铸造和冶炼等方面有着丰富的阅历及卓越的建树，譬如他曾在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共和国铸造火炮，修建城堡。于1540年出版的《火法技艺》共10卷，83幅木刻画融入书中，彰显了图文并茂的特点，其对蒸馏用炉、鼓风设备、钻炮膛和拉丝装置的细致描绘足以让人惊叹，因此该书成为今天研究中世纪及其后期军事科技的重要参考。尼科洛·塔尔塔利亚（Niccolò Tartaglia）的著作《新科学》于1558年问世，书中对科学技术的研究与运用表明了这个开明的国家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积极态度。以阿尔杜斯·曼努提马斯（Aldus Manutius）为代表的出版商则致力于欧洲最大出版中心的建设，目的是让更多的思想、文化艺术、科技研究及成果得到传播与运用，他本人特别偏爱古希腊和罗马的古典书籍的出版推广。

这是一项非常伟大的令人景仰的事业。相比之下，奥斯曼帝国的出版业起步较晚，直到15世纪晚期出版业才被引入伊斯坦布尔。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出版业被引入一事，帝国的高层一直忧心忡忡，担心印刷术的广泛运用会传播对政权有害的信息。奥斯曼的文艺作品大都富有宫廷生活的色彩，并服从于帝国和宗教的审查制度，这难免曲高和寡。仿佛任何思想和行为都不能与《古兰经》产生冲突，所以理性主义的存在自然就成为众矢之的了。

如果一定要用不忍直视的后果来表明奥斯曼帝国对思想的禁锢有多么不利，那就会对于这场大海战的前因后果产生一种宿命结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奥斯曼大学，没有出版社和促进抽象知识广泛传播的相关运营体系，土耳其人只能从出现在市面上的、实际操作中得出的，或者地中海的海员口中获取相关知识和经验。

作为审视这段历史的后来者，并非要刻意贬低一方成就另一方。亚洲和欧洲的这次对决表面上是以军事力量为载体，实际上威尼斯的优势同奥斯曼相比，并不在于其地理、自然资源、宗教狂热和战略战术等方面多么令人惊叹，这背后彰显的却是资本的杀戮，即资本主义体系、共和制度以及对文化科技等多方面的支持和投入。威尼斯的精英深刻领悟到，只有把这些方面做到尽善尽美，才能对抗游牧民族的战士文化。

因此，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苏丹对欧洲的精英人才求贤若渴；另一方面是土耳其人尴尬地发现他们在威尼斯几乎没有什么用武之地。

4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根据在阿里帕夏旗舰上发现的15万枚金币，我们会非常震惊地发现奥斯曼帝国最为可怕的深藏的危机。那些富裕的奥斯曼商人，甚至是一些高层，居然暗地里到欧洲投资，并且成为一种常态。除了阿里帕夏的旗舰，其他奥斯曼海军将领的战舰上也发现了数目不小的金币。

如果单纯地解释为奥斯曼帝国缺乏银行系统，我们是无法理解舰队司令官阿里帕夏心里的恐惧的。他担心这场战争的失败，或者说害怕哪天不小心触怒了苏丹，会让得来不易的家产被没收，因此他把巨额的财产带到了勒班陀的海上。设想一下，堂堂的舰队司令官在作战时还要考虑到财产的归属问题，这是多么悲哀啊！毕竟，他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妹夫，像他这样位高权重的大人物都担心自己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那些普普通通的民众又该如何保全自己呢？

许多奥斯曼商人表面对帝国呈以忠心和支持，暗地里却转移财产、投资欧洲，他们因担心财产被苏丹没收，选择在海外隐藏或埋藏财产的方式来保障自身利益。财富的大量外流，导致即便是帝国首都也没能对教育、公共基础设施和军事远征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投入。

对此，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的一段论述可作为最好的阐释：“在那些不幸的国家，人民随时有受上级官员暴力侵害的危险，于是，人民往往把它们财产的大部分藏匿起来。这样一来，他们所时刻提防的灾难一旦来临，这些人就能随时把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据说，在土耳其和印度，这种状况是常有的事，我相信，在大部分国家同样如此。”

于是，在东西方贸易发展的历程上我们会看到一个时期的尴尬：虽然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威尼斯人和意大利人、希腊人和犹太人、亚美尼亚人促进了东西方贸易的发展，但是他们热衷于用欧洲的火器、纤维制品交换亚洲的原料商品（主要包括棉花、丝绸、香料、农产品）。有意思的是，威尼斯人却不热衷于这些，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同从事奢侈品和银行储蓄的土耳其人做生意，哪怕土耳其人能为他们的经济起到促进作用。而奥斯曼的德米舍梅征兵制度（Devshirme，童子充军制）更是让这个帝国与欧洲政治、经济、军事的区别更为明显。

这是一种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绝对君主制，国家的诸多权力都掌控在统治者手中，他们享有对战利品和战俘的征收权力。仅后者来说，每隔4年就要从被征服的基督教行省中选取合适的基督徒少年和男童强迫他们改宗伊斯兰教，再经过残酷的训练，最优秀的人会接受奥斯曼语言和宗教教育，并在征服战争和军队中获得高位，最终成为苏丹本人忠诚而有价值的“财产”。

可以说，由德米舍梅制度形成的官僚体系造就了一个可持续的流动征服和军事精英阶层。这个阶层具备3个特点，首先它不向穆斯林人口开放；其次不依靠东方常用的世袭制进行复制，哪怕王朝发生更替；最后，德米舍梅制度下的儿童不会因为出身或财富的多少得到提拔，这样看起来似乎是很公平的。如果我们细看柏拉图的《理想国》，就会发现土耳其人实施的正是书中所提模式的可怕版。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让雅典城邦危机四伏，这里面最主要的危机表现在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上。尖锐的矛盾冲突不仅让雅典陷入到危险的境地，也让奴隶主中的民主派和贵族派开始争权夺利。作为古希腊哲学的翘楚，柏拉图对民主政体持以坚决的反对态度，极力主张国家应该由奴隶主贵族来掌控。为了实现这一政治体制，他设计了理想国。在德米舍梅制度下，奥斯曼帝国的政治体制仿佛就是最为得体的，至少土耳其会这么认为。

在这样的理想国模式中，那些少年儿童不得不与父母分离，接受帝国的文化教育，依靠自身的业绩得到提拔。而他们心中的爱国欲望就如此这般地被激发了出来，最终成为苏丹的忠诚追随者。他们过着没有父母的生活，也没有让自己的子女走向上层社会的想法。他们的子女生来就是穆斯林了（改宗伊斯兰教），于是他们的子女就没有成为政府候补官员或禁卫军新兵的资格了。

我们无法确定土耳其人对柏拉图的理想国设计抱有多大的尊重，但对那些过着赤贫生活的农奴而言，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人宁愿相信，与其过着水深火热的穷困生活，还不如让自己的子女接受帝国的德米舍梅制度，哪怕是子女被拐走或绑架，因为他们相信这个偌大的帝国也许会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

无疑，土耳其人在设计一个精心的布局。帝国以改宗基督教徒作为官员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原住土耳其人获得权力并滋生暴动的一些威胁。同时，帝国还向世人证明了真主的至高能力，可以将最好的基督徒少年儿童转化为最虔诚的穆斯林臣民和最忠诚的苏丹追随者。在帝国存在的几个世纪里，许许多多基督徒被俘虏，然后改宗，成为帝国舰队中的一员。在德米舍梅制度下也诞生了许多让帝国引以为傲的精英人士，如16世纪奥斯曼帝国最伟大的海军将领海雷丁·巴巴罗萨、乌卢克·阿里（Ulu? Ali，1519—1587年）、米埃津扎德·阿里帕夏。苏丹的母亲许蕾姆苏丹（苏莱曼一世的妻子）来自乌克兰基督教家庭，帝国在勒班陀海战时的首相穆罕默德·索库尔卢（Mehmet Sokullu）来自巴尔干，是斯拉夫人。

因此，我们会放下心中的一个疑问：为什么奥斯曼帝国凭借武力去征服诸国能取得成功？这主要取决于土耳其人能左右逢源于帝国与欧洲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方面，它推崇欧洲，与之贸易，想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原为君士坦丁堡就不言而喻了，这是受到欧洲尊崇的圣地，而非东方的城市。

另一方面，在欢迎欧洲商人来进行贸易的同时，它又劫掠欧洲，收取赋税，还绑架欧洲的少年儿童，并雇用叛教者为帝国效力。于是，奥斯曼在15世纪呈现了惊人的扩张奇迹。它团结游牧民族，向西面和南面大肆进攻。那些古老而富裕的国家如拜占庭，巴尔干北部的基督徒采邑（异教徒的土地属“无主之地”，采邑即有恩赐、赏赐之意，在得到君主恩赏后属相对的自由地），埃及的马穆留克，安纳托利亚东部，伊朗……都是它攻取或劫掠的对象。在东方，奥斯曼依然保持着强劲的攻取或劫掠势头，转卖周遭地区的棉花、香料、丝绸和农产品，与欧洲商人进行交易，换取他们需要的武器和船只……同时，一旦控制了这些地区，它不但夺取土地、获得战利品和新的奴隶，还要控制贸易网络中的重要通道。

这就是说，就算帝国的行政管理中存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也都能较好地继续扩张，并获得大量财富。这或许是奥斯曼帝国敢于在勒班陀进行大海战的原因——若成功，则可继续实施扩张意图。退一步来讲，勒班陀海战的失败，也未必就能动摇帝国的根基。

然而，这一次帝国遭遇到了强劲的对手，威尼斯并不打算向土耳其人俯首称臣。他们要在勒班陀给予敌人有力的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