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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西班牙人会获胜？仅仅是因为掌握了先进文明吗？

要知道，居住在特诺奇蒂特兰和特拉特洛尔科这两座岛屿城市的阿兹特克人就有近25万，另外还有100多万说纳瓦特尔语的墨西哥人沿湖居住，他们都是向阿兹特克帝国纳贡的臣民。更多居住在墨西哥谷地之外的人也在向这个帝国纳贡。纵观特诺奇蒂特兰城的历史，这座城市的文明程度是让人惊叹的：堤道的拱形设计体现了力学的完美运用；巨石型的输水渠孕育着这里的生灵；体积庞大的神庙胜过同类的金字塔；人工湖有数以千计的独木舟组成船队保卫着；浮动的花园宛如巴比伦空中花园；各种装饰品以及人们佩戴的饰物上的黄金在阳光的照射下闪耀着金光……这一切都足以让人惊异不已。与同时代的欧洲城市相比，后者自惭形秽。

西班牙人的胜利，或者说是科尔特斯的胜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墨西哥和欧洲的批评家们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土著盟友的支持，疾病瘟疫的肆虐，科尔特斯本人的军事天才，武器的先进……

实际上，上述的说法或多或少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

土著盟友的加入是否就是获胜的关键，取决于他们在战争中的作用。在西班牙人没有入侵之前，许多印第安部落未能推翻这个强大的帝国——强大的特拉斯卡拉部落也不敢直接与之为敌。当西班牙人入侵后，他们在没有西班牙人帮助的情况下，依然无法对抗阿兹特克人。当特诺奇蒂特兰陷落后，这些印第安部落同盟很快就瓦解掉了，倘若他们组织起来，一致对抗西班牙人或许可以获得独立。但他们相互争吵，而且脾气暴躁，假使西班牙人没有将他们组织起来，其结果必然是无法对抗阿兹特克人。换句话说，他们之所以未能对抗得了阿兹特克人，主要在于内部的争斗。

科尔特斯方面，他依然面临着土著人的问题，他本人差点在古巴被捕，政敌还把他当作暗杀的目标，伊斯帕尼奥拉（Hispaniola）128当地政府还宣布他为叛徒。因此，他在踏上美洲土地的时候，至少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美洲部落的进攻。四面受敌的科尔特斯像个入侵者在美洲部落间穿行、生存。他在加勒比地区的上级眼中就是一个罪犯和投机者，但正是这个精明的入侵者“毁灭了墨西哥史上最强大的民族”。从1521年特诺奇蒂特兰陷落到19世纪墨西哥独立战争，“除了偶尔发生的暴动之外，无人再敢挑战西班牙人的绝对统治”。

在旧大陆对新大陆残酷征服的历程中，完全征服后者并不一定需要与土著盟友的合谋就能做到。阿兹特克被摧毁只是西班牙人吞并墨西哥的先决条件，这一点，土著联盟未必在当时看得出来。因此，他们对这场战争的目标和概念大相径庭。也就是说，土著盟友的加入在较大程度上帮助了西班牙人，如果没有他们，西班牙人会花费较长的时间去征服阿兹特克。

柏拉图在其著作《法律篇》里认为：“每个国家都会在其资源所限的范围内，寻求吞并并不属于它的领土，这是出于国家野心和自身利益的合乎常理的结果。”

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中认为：“战争的目的总是在于‘获取’，因此当一个国家远强于另一个国家，并‘自然地’寻求以任何可能手段控制较弱对手时，战争便会合乎逻辑地发生。”

土著盟友与西班牙人“并肩作战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西班牙人”，他们是因为遭受到阿兹特克人的压迫（许多部落，包括强大的特拉斯卡拉部落，他们要么处于被压迫的臣服状态，要么处于被围困之中，他们被迫向阿兹特克人纳贡，自身的田地也无法得到保障），以及邪恶的屠杀方式，让他们迫切需要一种力量来帮助他们。而西班牙人的出现，让这些被压迫的部落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存在——西班牙人能击败强大的阿兹特克人。因此，彼此是纯粹的盟友关系，还是各有所需的目的导致，都是值得商榷的。

可怕的天花之类的瘟疫，还有各种疾病的横行，它们到底夺去了多少阿兹特克人的性命，目前为止没有确切的数字统计——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人们或许更为关注的不是数字本身，而是欧洲人在这场征服战争中有没有刻意实施疫病战的问题。在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墨西哥都受到一连串疫病的威胁，特别是天花和流感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其病死率高达95%。不得不说，这绝对是欧洲征服美洲过程中最为惨痛的悲剧之一。据说，到17世纪时，墨西哥的人口只剩下一两百万了。

不过，我们看待问题还需更加细致化。在高死亡率下，丧命的除了阿兹特克人，还包括他们的敌人（如托托卡人、加尔卡人和特拉斯卡拉人等）在内。根据现代学者估计，“自第一波天花暴发开始，整个墨西哥中部有20%～40%的人口死于这一疾病”。第一波天花暴发持续的时间并不算长，在一本名为《佛罗伦萨抄本》的书里记载了天花持续的时间为1520年9月初到11月末，到1521年4月8日最后的围城战开始，天花疫情就基本消失了。这本书是贝尔纳迪诺·德萨阿贡编写的，也叫《新西班牙诸物志》，他本人是方济各会的传教士，在科尔特斯征服阿兹特克8年后（即1529年）来到墨西哥，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因此，他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

为什么西班牙人没有在这场瘟疫中死亡甚多，据说是在作战中有人发现用羊毛和棉花包扎伤口具有不错的防护作用。并且，从杀死的印第安人的尸体上提取出油脂，就可以成为药膏或愈合膏，把它们涂抹在伤口上有治疗作用。这一发现是惊人又可怕的，有没有可能是为了治疗传染病而杀死印第安人呢？16世纪的欧洲人对病毒和细菌没有一套科学的知识体系，他们的这种发现既有偶然性，也有经验的积累。在希波拉克、盖伦等主要的古典医学家的世界里，他们已经掌握了一些预防、治疗病毒和细菌的方法，譬如适当的隔离、药膳、睡眠以及将死者深埋的措施都有着一定的效果。可是，印第安人或者说阿兹特克人不会觉得这是属于医学范畴的事情，他们反而觉得这是神灵的责罚。当然，天主教会也可能指出这是上帝在惩罚人们的罪恶。让人异常恐怖的是，他们竟然以披挂人皮、食人和不立即埋葬死者等方式来缓解神灵的愤怒。

随着天花在美洲的传播，导致印第安人领导阶层大量死亡。在原始的愚昧与无知下，那些土著人会更加相信西班牙人的超人能力，而西班牙人也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精心挑选、培植傀儡领导者了，以土著制约土著的策略在很多时候非常奏效。而这一点，当时的阿兹特克人未必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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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墨西哥人都相信他们的羽蛇神会回来。但是当入侵者的真实面目得以呈现后，阿兹特克人就逐渐发现西班牙人并非他们的神灵，而是恶魔。但是，在接下来的一系列战争中，阿兹特克人的表现让人困惑：他们为什么不当场杀死入侵者？本来许多西班牙入侵者，包括科尔特斯在内，有好多次都应该命丧战场的。可是，阿兹特克人坚持要生擒，许多入侵者就是这样给逃脱的。一些学者解释说，是阿兹特克人的犹豫和害怕给入侵者多次翻身的机会，而阿兹特克神话世界观又对阿兹特克人影响深刻。在阿兹特克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宗教信仰里，他们坚信只有捕获敌人，并将敌人献祭给神灵才能换来安宁。换句话说，这种理念植入到战争中，就形成阿兹特克人独有的战争理念。同欧洲战争理念相比，虽然两者都有着残酷的杀戮，但由于对待敌人的处理方式蒙上了宗教色彩，因此哪怕阿兹特克人让入侵者品尝了悲痛之夜的痛楚，却放过了许多次可以将入侵者绝杀的机会。

在征服者的处心积虑面前，阿兹特克人无法做出很好的应对，他们只是一味地强调如何捕获并捆绑敌人。依据弗朗西斯科·德戈马拉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征服者的科尔特斯有多么阴险狡诈。“想想他对迭戈·贝拉斯克斯的忘恩负义，对部族的两面三刀，以及对蒙特祖马的背信弃义吧。记住他在乔卢拉毫无意义的屠杀，对阿兹特克君主的谋杀，对黄金和珠宝贪得无厌的欲望吧。不要忘记他杀死第一任妻子卡塔利娜·华雷斯的残暴行为，以及他在折磨考乌特莫克时做出的低劣的行径。他毁灭了自己的对手加拉伊，为了保住指挥权，让自己成了杀死路易斯·庞塞和马科斯·德阿吉拉尔的嫌疑犯。即便用历史记载所证明的一切其余罪恶来指控他，但只要让他以自己是睿智的政治家和勇敢能干的指挥官的理由来抗辩，他所做的一切，就终会被认为是近代历史上最为令人吃惊的伟业之一。”129

让人哀伤的是，在西班牙人疯狂杀戮时，阿兹特克人依然选择生俘对手然后进行活人祭，放弃了直接砍杀。因此，在欧洲与美洲的文明交锋中，西班牙人可以凭借高人一筹的战争技术斩杀对手。

在跨文化的冲突中，阿兹特克人中的精英阶层人数过少，他们或死于非命，或死于民众的反感。当这一小撮的精英掌握了至上的政治权力，就要为帝国的毁灭承担重要的罪责。这样的政治特质一旦坍塌，就像大约公元前1200年骤然毁灭的迈锡尼宫殿130一样。当时，波斯帝国在大流士三世从高加米拉脱逃后就突然瓦解了131。

这还是脱逃，若是被囚禁或是杀戮死亡，突然间的瓦解会更加让人惊讶。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印加帝国的终结得到印证。也就是说，这样的政治特质不管在什么时候，一旦受到外界的刺激就会呈现出极不稳定的政治局面。

1521年8月，考乌特莫克逃跑后阿兹特克人的抵抗立刻就停止了。从此，在美洲的世界里少了许多抵抗。直到19世纪独立战争开始，这一让人困惑的局面才得以改变。

不过，这或许就是特诺奇蒂特兰陷落成为美洲历史的重要节点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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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阿兹特克人拥有他们认为先进的航海技术，在西班牙人的双桅帆船面前也只能“黯然失色”。

抛开西班牙人的火绳枪、火炮等先进武器不论，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双桅帆船了。马丁·洛佩斯预先建好的13艘双桅帆船，其船身的长度超过了40英尺，宽度最宽的可达9英尺。这些像桨帆船战舰一样的庞然大物，利用风帆和划桨作为驱动力，加之它们还是采用平底设计，因此吃水较浅，仅2英尺。这样的设计显然是根据特斯科科湖“狭窄且沼泽化”的水域特点专门定制的。

上述庞然大物除了每艘船上可载25人外，还可携带一定数量的马匹和1门大炮。西班牙人为了建造适合在特斯科科湖作战的船，征集了成千上万的特拉斯卡拉人运输木料以及在韦拉克鲁斯搁浅船只上的铁制工具。洛佩斯还让西班牙的土著盟友把双桅帆船拆散，这显示了他高超的运筹能力，更体现了西班牙人注重海权的运用。

据说，为了完成这项庞大的工程，一共出动了大约5万人的搬运工和战士。他们翻山越岭，不计辛苦地将它们运到特斯科科湖，到干旱季节才完成运输任务。随后，洛佩斯组织这批人专门开凿了一条12英尺宽、12英尺深的运河。这样一来，重新组装好的船只就可以通过这条运河从沼泽地驶向特斯科科湖较深的水域了。此项浩大的工程仅耗费了7周时间，可算是奇迹。若是阿兹特克人能切断西班牙人的水上通道，或者袭击这条补给线，一定会给入侵者沉重打击，因为双桅帆船被证明是这场战争取胜的决定性因素。

有三分之一的西班牙人成为这些双桅帆船的操纵者，船上配备的火炮、火绳枪和弓弩等武器大大增强了这支舰队的实力。而且阿兹特克人无法获得水面的控制权制约入侵者的行动，事实上，他们因为缺乏相应的战术及能力，只能眼睁睁地让这些双桅帆船自由地航行在特斯科科湖上。这样一来阿兹特克人的独木舟几乎很难发挥作用。西班牙人利用他们的庞然大物将步兵运上岸，以强制封锁外围，削弱特诺奇蒂特兰的防御力量。这就是西班牙人海军与陆军混合战术的体现。

根据克林顿·哈维·加德纳（Clinton Harvey Gardiner）所著的《征服墨西哥中的海军力量》（Naval Power in the Conquest of Mexico）一书的描述：“也许在所有历史当中，没有任何类似的海战胜利能结束一场战争，并终结一个文明的存续。”他的观点体现在对这场战争中海权的重要性解读上，还结合萨拉米斯海战进行了对比分析。他认为“特诺奇蒂特兰有一个不适用于萨拉米斯的重要特征：特诺奇蒂特兰和最终的胜利、战争的终结是同义的，萨拉米斯则并非如此。在萨拉米斯，文明受到了挑战，在特诺奇蒂特兰，文明则被粉碎了”。维克托·汉森则认为：“尽管双桅帆船是在距离特斯科科湖超过100英里的地方建造的，但它们在阿兹特克当地水域作战时将证明，在工程方面这些船只远比整个墨西哥文明史上建造的任何舰船都更为巧妙——只有通过2000年里都在西方普遍存在的对科学和理性的系统化探究，才能实现这一业绩。”

入侵者的胜利得益于16世纪西方军事复兴。当然，这也得益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希腊，阿基米德曾说：“每种技术都导致它本身走向纯应用和纯利润。”“但他的器械——起重机和传说中聚光加热的大型反射玻璃——却把罗马人攻陷锡拉库萨的时间延迟了两年。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的罗马海军，不仅仅是在效仿希腊人和迦太基人的设计，而且发明‘乌鸦’这样的创新性改进—— 一种将敌军战舰拖离水面的起重机——由此确保了他们的胜利。”

因此，对往后而言，我们一定不要忘记索福克勒斯（Sophocles）132在《安提戈涅》中所言：“人类啊，真是机智的家伙……他狡黠，又热爱创新，他旺盛的创造力，超过一切想象的边际。”

毕竟，对理性之神而言，万物皆可解释。然而，无法解释的是西班牙人在毁灭湖中之城——特诺奇蒂特兰后，却无法应对特斯科科湖的洪水，这些汹涌的洪水仿佛在诉说阿兹特克人的忧伤。等到西班牙人把湖水抽干，大批移民者涌入特诺奇蒂特兰，城市的繁华终于掩藏了往日的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