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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希腊人而言，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无疑是让他们刻骨铭心的。拜占庭的灿烂与辉煌成就了这个帝国在世界文明舞台的重要位置，1453年这一年却是希腊人一段历史的终结。昔日的历史学家们常常以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作为中世纪结束的标志。不过，这一说法未必是准确的，一段历史的终结在很多时候很难找出绝对的标志。实际上，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意大利及整个地中海世界已经兴起了“文艺复兴运动”。1453年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中世纪的思想仍然在北欧盛行。而1453年之前开端的地理大发现，在今天看来，它已经深深地影响并改变了整个世界。如果我们把拜占庭帝国的灭亡与奥斯曼帝国的崛起联系起来，就会发现欧洲贸易或者整个世界的贸易在发生着微妙变化，而且这个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明显。

1453年之前的半个世纪里，许多拜占庭学者来到意大利谋求更好的发展，而此时依然有许多学者离开异教徒的土地远赴欧洲淘金。奥斯曼帝国崛起，以强硬的军事手段和扩张野心阻碍了东地中海的贸易发展，其中尤以意大利至黑海的商业航线受到的影响最大。这当中，威尼斯、热那亚恐怕是最大的受害者。首当其冲的是热那亚在拜占庭的商业区，随后这个海上强国的商业霸权风雨飘摇、弱不禁风。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土耳其人具有重要意义，他们攻下这座文明城市，为其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座新都，还在于保护了帝国在欧洲部分领土的安全。君士坦丁堡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它能发挥扼守欧亚交通要道的作用，而且它还处于奥斯曼帝国领土的中心，如果这座城堡一直掌握在拜占庭异教徒手中，土耳其人恐怕将难以入眠了。如果从君士坦丁堡再出现一支基督教十字军，土耳其人会更觉如芒在背。

对希腊人而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也是他们心中的剧痛。作为上帝的代言人，城中的罗马皇帝与这座城市一同殉难，希腊人的生存从此处于苦苦挣扎中。不过，希腊文明并未因此而消亡，这个文明内在的活力与希腊人的无限勇气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与迦太基帝国灭亡一样，悲剧的色彩同样笼罩在希腊人身上。前世今生，今生未来，一切或许已有定数。

时间拉回到1400年的圣诞节，英王亨利四世在他的行宫伊森举行了一次特殊的宴会，在这次宴会中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他就是拜占庭帝国皇帝曼努埃尔二世（Manuel Ⅱ Palaiologos，1391—1425年在位）。他是希腊人的皇帝，有时候也被人称作罗马人的皇帝。这位皇帝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博学多才，游历了许多国家，受到君主和学者的喜爱。当然，我们也会很自然地想到，这位皇帝游历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寻求帮助。英国人为拜占庭人的高贵举止倾倒，也为他乞求西方基督教国家帮助对抗东方入侵的穆斯林异教徒的行为感到诧异。不仅是英国人，法国人也拒绝了他，这些西方国家根本不相信这位皇帝的国家需要他们帮助。对此，亨利四世的大法官阿斯克的亚当（Adam of Usk，1352—1430年，威尔士神父、历史学家）说道：“我细细忖量，如此高贵的基督教贵族却被东方的萨拉森人逼迫得走投无路，以致要远赴西方乞援。哦，古罗马的荣耀如今何在？”71

作为奥古斯都、君士坦丁的继承人，曼努埃尔二世可谓生不逢时，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呼风唤雨的时代已经过去。11世纪塞尔柱突厥兴起，西方的诺曼人也尝试入侵拜占庭，东西两线的危险让这个帝国焦头烂额。加之十字军倡导的“圣战”，其对拜占庭帝国是有危险的。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拜占庭也希望从十字军那里获得益处，只是帝国的实力大不如前，在那个满是战乱的时代，一个帝国的能力大幅度下降则表明它的诉求在很多时候都不会得到应有的尊重。更何况，在1071年8月26日的曼齐刻尔特（Manzikert）会战中，拜占庭帝国皇帝罗曼努斯四世（Romanos Ⅳ Diogenes）惨败给突厥人，帝国失去最重要的粮仓与兵源之地安纳托利亚。会战的失败让拜占庭几乎失去小亚细亚，这成为帝国由盛转衰的标志。随后，这个帝国更加依赖外国盟军和雇佣军，尤其是后者，拜占庭帝国需要支付大量佣金或者失去一些商业特权。而更加不幸的是，这一切又发生在帝国经济衰退的年代。

这一时期的拜占庭帝国对待穆斯林的态度让人费解。它既不支持后者与十字军的对抗，也对十字军没有什么热情，帝国以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存在于两者之间。到了12世纪，因天主教会与东正教会的分裂，东西方基督教国家的矛盾也更加明显了。1204年，更可怕的危机到来了，原本是去援救拜占庭帝国的十字军竟然反戈一击，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并在这里建立了拉丁帝国。这次事件影响是巨大的，它终结了东罗马帝国的强国地位，直到大约半个世纪后，流亡到小亚细亚西部的拜占庭势力，即尼西亚帝国才夺回了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的衰亡似乎让拜占庭人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然而，米哈伊尔八世（Michael Ⅷ Palaiologos，1225—1282年）统治下的政权明显后劲不足。这是属于拜占庭末代的一个王朝，即巴列奥略王朝（Palaiologos Dynasty），君士坦丁堡在这一时期虽然还是东正教的中心，但是帝国的声望已经大不如前了。加之还有其他拜占庭势力建立的王国，譬如由拜占庭科穆宁皇室后裔于1204年建立的特拉布宗王国，这个王国拥有丰富的银矿资源和传统商路72，几乎不同巴列奥略王朝有什么往来；在色雷斯地区由拜占庭皇室后裔建立的伊庇鲁斯王国73，也因争夺君士坦丁堡与巴列奥略王朝爆发过战争。因此，昔日的辉煌几乎不可能再重现了。更何况，还有巴尔干的两股重要势力，即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存在，以及在希腊本土与周边岛屿上的意大利人和法兰克人的势力，拜占庭帝国陷入到迟暮之龄的困境。为了驱逐十字军夺取君士坦丁堡的幕后黑手威尼斯人，帝国决定引入热那亚人的势力，但是热那亚人野心勃勃，他们帮助帝国的重要条件就是要获取商业特权。在险象环生的境况下，拜占庭答应了，随之失去的是首都北部重要的商业区佩拉（Pere）74的商业控制权，帝国的财政状况由此雪上加霜。

到了14世纪，拜占庭受到强大的塞尔维亚王国75入侵，并大有被吞并之迹象。雇佣军加泰罗尼亚佣兵团76的叛乱给帝国造成了很大的灾难。1347年暴发了可怕的黑死病，导致帝国人口锐减。奥斯曼帝国趁火打劫，利用拜占庭与巴尔干诸国的纷争大肆扩张，到14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的势力已经抵达多瑙河畔了。这意味着，拜占庭几近处于奥斯曼帝国的包围圈中了——曾经偌大的帝国，现在差不多只剩下首都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77，色雷斯的几座城镇，黑海沿岸的一些市镇，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了。

虽然这一时期拜占庭帝国在艺术方面保持着高超的水准，并拥有大批优秀的学者，但君士坦丁堡已经沦为一座垂死的城市。12世纪的时候，仅帝国首都及郊区人口就达到了100万，现在只剩下不足10万了。更严峻的是，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首都郊区有一大半区域已落入土耳其人之手，而金角湾的佩拉也被热那亚人控制。帝国最困难（指拉丁帝国末代皇帝鲍德温二世在位的最困难时期）的时候，不得不将太子交给威尼斯债主作为“抵押”。昔日的大竞技场仅剩残垣断壁，贵族子弟将它当作马球场。因此，曼努埃尔二世接手的拜占庭帝国简直就是一个烂摊子。尽管他想尽办法寻求外援，依然回天无术——虽然许多欧洲贵族对这位皇帝颇为赞赏，但弱国无外交，能够给予帮助的国家屈指可数。仅有法国于1399年派出了一支1000多人的军队向拜占庭帝国提供援助。不过，这等同于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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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帝国就这样待人宰割了吗？

1402年，曼努埃尔二世正在寻求欧洲援助的途中，在得知奥斯曼帝国苏丹“雷霆”巴耶济德一世（Bayezid Ⅰ，1360—1403年）意图率军攻占拜占庭首都后，不得不中断访问，火速赶回君士坦丁堡。幸运的是，他还没有回到君士坦丁堡，这次危机就解除了。

原来，来自中亚的帖木儿大汗勇猛无比，他的军队在安卡拉战役中击败了土耳其人，并俘虏了巴耶济德一世。1403年，巴耶济德一世死于帖木儿营中，群龙无首的奥斯曼帝国由此陷入了将近20年的“空位期”。这对拜占庭帝国来说，是一个绝佳的喘息时期。

应该说，帖木儿的介入以及土耳其人内部的争夺意外地让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往后延迟了半个世纪。然而，联合欧洲基督徒作战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一支联盟军队的组建和形成需要恰好的时间点和根本的共识。热那亚人似乎只关心其商业利益，缺乏一个强权之国应有的长远眼光，在对待帖木儿和奥斯曼的问题上采取左右逢源的策略。他们一方面派出大使向帖木儿示好，一方面利用自己的海上优势，“出动舰队将战败的土耳其将士从小亚细亚运回欧洲”；威尼斯人与热那亚人彼此不合，前者将后者视为最大的威胁，“要求其东方各殖民地长官严守中立”；教廷的形势也不容乐观，正处于大分裂时期，教皇与教皇之间相互倾轧，想要联合基督教徒根本不可能；西欧诸国因百年战争的影响，特别是1396年尼科波利斯（Nicopolis，是中世纪时期最后一次发动的大规模十字军东征）战役的恶劣后果让他们心有余悸，加之1415年战端又起，西欧自身的事务让他们根本无暇顾及拜占庭帝国。

1425年，曼努埃尔二世去世，这位皇帝耗费了太多的精力想让帝国东山再起却终未实现。1421年，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一世驾崩后，穆拉德二世（Murad Ⅱ，1404—1451年）继位，这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恢复元气，国力强盛。根据著名学者格奥尔基·奥斯特罗戈尔斯基（Georgy Ostrogorsky）的观点，希腊人曾一度看好穆罕默德二世，觉得他虽然是穆斯林，但能与希腊人和睦相处。然而，“希望随着1422年他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而落空了。虽然对拜占庭首都的进攻未能得手，但他咄咄逼人的势头给希腊人造成了如此大的压力，以至于曼努埃尔二世的第三子安德罗尼库斯在绝望中将帝国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卖给了威尼斯人。然而，即使是威尼斯共和国也无力回天，这次交易给了土耳其人借口，塞萨洛尼基还是在1430年被奥斯曼帝国攻陷了。之后数年，穆罕默德二世的扩张似乎停止了，不过这短暂的和平能持续多久呢？”。78

约翰八世（John Ⅷ Palaiologos）79，曼努埃尔二世的长子，他或许做了一个艰难的抉择：不顾父亲的忠告，坚信只有寻求西方的帮助才能挽救这个迟暮帝国。只是，他忘记了父亲在寻求他助时受到的冷遇了吗？约翰八世认为罗马教廷具备足够的权威，可以将“一盘散沙的西方天主教诸国号召起来，援救东方的基督教兄弟”。

机会来了！1418年，在德国康斯坦茨（Constance）会议上选出了教皇马丁五世，从而结束了长期有两位教皇对立的时代。托这次大公会议运动80的福，约翰八世深知只有“通过某种普世大公会议才有可能使国民接受两大教会的再次统一”。自1054年东西方教会大分裂后，东正教（即希腊正教）是不承认天主教单方面召开大公会议的。现在，唯有站在普世的角度才有可能让分裂变为统一，约翰八世决定利用大公会议让西方的基督教力量融入拯救帝国命运的事业中来。经过漫长的谈判，教皇尤金四世（Eugene Ⅳ）终于同意邀请拜占庭以代表团的形式前往意大利的费拉拉（Ferrara）进行会商。其实，约翰八世原本打算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会议，毕竟在帝国都城召开这样的会议更具有深刻意义，但这一想法遭到了拒绝。1438年，拜占庭派出以宗主教（牧首）若瑟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费拉拉参加“佛罗伦萨大公会议”（基督教第17次大公会议）。不过，这次会议可谓一波三折，曾两次更换地方，可见争执有多激烈。加之瘟疫在费拉拉城蔓延开来，1439年，会议地点移至佛罗伦萨。

这次会议从本质上讲是失败的，各代表团、神父们就“居先权”的问题就讨论了很长时间，彼此闹得很不愉快——以往的基督教大公会议大都是由罗马皇帝主持的，具有很高的权威和地位，现在是约翰八世，他是否有这样的资格享有“居先权”呢？如果享有，那东正教大牧首与罗马皇帝孰高孰低？此外，在不少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譬如东西教会对《圣经》正典的认定问题。在激烈的辩论下，让本来就处于劣势地位的拜占庭代表极为尴尬。尽管帝国派出了当时非常优秀的学者、神学家，譬如尼西亚大主教特拉布宗的贝萨里翁（Basilios Bessarion）81，以弗所大主教马克·欧金尼库斯（Mark Eugenicus）、基辅大主教伊西多尔（Isidore）、特拉布宗的乔治（George of Trebizond）……这些都是非常厉害的人物。然而，在拜占庭帝国本身的诉求层面，意味着不能有“固执己见”的言论。因此，一旦出现激烈争执的局面，约翰八世就不得不以“息事宁人”的姿态出现，可以说，整个拜占庭代表团表现得不尽如人意。最后，东西教会的共融还是被强制（有的是迫于皇帝的压力，有的是因为学术上的互相仰慕等）通过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融合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弊端：表面上看是东西教会融合了，但实际上许多内容，如习俗和宗教观点还是以天主教为主，而对于教皇与大公会议的关系也没有做出详细约定。当拜占庭代表团返回君士坦丁堡，民众在得知真相后大为恼怒，纷纷进行抗议。而受人尊重的贝萨里翁也因巨大压力被迫离开拜占庭，心灰意冷的他决定前往意大利隐居82。这位一心想拯救帝国的学者的离开，无疑是帝国的一大损失。基辅大主教伊西多尔的遭遇更惨，直接被俄罗斯民众放逐了。

约翰八世大为苦恼，费尽心思才得到的“成果”竟然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教会的主教格列高利·玛玛斯（于1445年被皇帝任命）也不受神职人员的待见，在巨大的压力下不得不前往罗马避难。母后海伦娜也强势反对，她本人似乎对儿子与西方联合的理念不太支持。约翰八世动摇了，不再强行推行与西方联合的理念，这样一来拜占庭帝国在宗教和思想上都分崩离析。尽管后来海伦娜减轻了反对的调门，一切已经回天乏术。

当然，这次大公会议并非一点作用也没有。1440年，教皇尤金四世发出倡议组建十字军，直到4年后，一支由匈牙利人为主的军队终于在多瑙河组建起来，统帅是特兰西瓦尼亚总督胡尼奥迪·亚诺什（Hunyadi János）83。

按理说，有这样一位久经沙场的名将作为统帅，对援助拜占庭帝国是十分有利的。然而，尤金四世派出的特使切萨里尼（Cesarini）竟然强迫胡尼奥迪·亚诺什撕毁与苏丹订立的神圣条约，并在作战方略上横加干涉。无疑，等待这支十字军的命运将是失败。

为了援助拜占庭帝国，教皇尤金拿出自己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军资。在他的努力下，威尼斯共和国、拉古萨（Ragusa，今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和勃艮第（Burgundy）等小公国同意援助22艘战船。这支舰队主要负责保卫海峡的安全。

1444年11月10日，胡尼奥迪率领一支约2万人（说法有争议，另一种说法是3万人）的十字军出发了。奥斯曼帝国则出动了大约4万～6万人的军队，由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领。十字军起初的战果还是不错的，攻克了诸如索菲亚这样重要的城市。随着冬季降临，冰雪覆盖了巴尔干山间的道路，食物与草料补给十分困难，军事行动不得不提前中止。奥斯曼帝国用重金买通热那亚人，用他们的船只运送军队秘密渡过海峡，在到达东色雷斯地区后与罗马尼亚军队会合。十字军开始南下多瑙河，计划在穿越保加利亚东部地区后沿着黑海海岸行军，最后再与基督徒的舰队一起联合行动。

按照原定计划，行动时间是1444年9月1日，但是直到9月下旬军队才动身。从战机来讲，很可能已经延误了。9月18日—22日间，十字军终于渡过多瑙河。11月9日，军队在瓦尔纳（Varna）城堡的城墙下扎营。因中间的时间差，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有利地形，而瓦尔纳城堡的背后就是大海，这就使得十字军无法实施侧翼进攻，甚至连撤退都没有足够的空间。最后，十字军用了整晚的时间来准备第二天的战斗。可以说，士兵的战斗力已经受到了较为严重的损耗。

1444年的瓦尔纳注定不平静。如果十字军胜利了，拯救拜占庭帝国的命运极有可能变得不再坎坷。

战局就这样在瞬间转变了！瓦迪斯瓦夫三世被敌军砍下了头颅。当这位年轻国王战死的消息传入联军阵营后，恐慌无可避免地产生了。斯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在《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中写道：“苏丹穆拉德二世在黑海之滨的瓦尔纳不费吹灰之力，便击败了这群乌合之众。最后一次试图拯救拜占庭的十字军也就此烟消云散了。”

瓦尔纳战役的失败对拜占庭帝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半岛的黑海沿岸控制了瓦尔纳这座重要海港，这一区域的制海权丧失，意味着教皇尤金费心筹来的舰队将无法发挥作用，在巴尔干地区，再也没有能阻挡奥斯曼帝国的力量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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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西方历史学家认为拜占庭的灭亡是宿命的。吉尔就认为拜占庭的主教金纳迪奥斯（Gennadios）等人笃信世界末日将近，所以拜占庭人拒绝联合西方力量的做法就说得通了。实际上，他们的宿命思想相信敌基督——土耳其苏丹的统治必将到来。

关于吉尔的主要论述内容，这里有必要做一些引述：“广大普通拜占庭人深受僧侣们的影响，以坚持信仰与传统为荣，以背叛为耻。这是一个宗教气息浓厚的时代。对多数希腊人来说，尘世的生活不过是彼岸生活的前奏，为了世俗世界的安定而牺牲信仰，玷污灵魂，这是绝不可接受的。即便国家灭亡，那也是上帝对人间罪愆的惩罚，人们必须坦然以对。在博斯普鲁斯潮湿阴郁的气候下，似乎希腊人乐观的天性也被磨灭了。远在帝国鼎盛时期，先知们早已传言罗马的国祚不可能永恒持久。这种基督教的末世论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相信敌基督终会出现，末日审判无法避免。过去人们还坚信君士坦丁堡得到圣母玛利亚的保佑，不会沦入异教徒之手，如今这份信念也动摇了。与西方‘异端’教会联合的观念对他们而言既谈不上灵魂的拯救，也无力扭转世界毁灭的命运。”85

朗西曼在其著作中的论述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独特的视角。他认为“信徒们的观点或许是偏执与幼稚的，然而，一些精明的政治家同样对联合疑虑重重。他们中的很多人预期西方国家不能或不愿派出足够强大的部队与苏丹的精锐之师抗衡。另一些人，尤其是宗教界人士，则担心贸然联合只会引发进一步的宗教分裂。当年十字军的背信弃义还历历在目，如今很多在异教徒统治下的希腊人，仅仅是依靠教会这条纽带与君士坦丁堡联系在一起，一旦试图与西方教会共融，他们能否赞同是颇为可疑的”。

事实的确如此，拜占庭民众对帝国的存亡以宿命对待，加之东方的三大宗主教（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和安条克宗主教）对拯救帝国一事也不积极，甚至还反对。要知道，大部分东正教徒只听从大牧首的教会，而非拜占庭皇帝的训令。因此，最尴尬的局面就出现了，拜占庭帝国的民众是不可能改变宗教信仰去挽救帝国的，东西方基督教的联合只能成为泡影。这一点，相信约翰八世的父亲曼努埃尔二世深有感触，他曾劝解儿子不要再走只寻求西方基督力量拯救帝国的老路，但是约翰八世秉持的是罔顾先帝忠告的态度。更深层的问题是，在当时属于东正教会大牧首领导的众多大主教中，只有少数几人在拜占庭帝国的有效统治区域内。换句话说，只要东正教会同意与西方基督力量融合，就意味着大牧首将失去大部分的主教位置。从人性的角度讲，大牧首肯定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出现。最好的解决办法，也许只有一条路——接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确切说是奴役。不过，大多数希腊人又不愿意就这样屈膝向异教徒（穆斯林）投降。这种纠结、复杂的情绪的确让人很难做出抉择：是要屈辱地接受穆斯林的统治以保持完整的希腊，还是附属于西方基督教力量下的支离破碎？

当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大军重重围困之际，负责海防段城墙的大公卢卡斯·诺塔拉斯（Lucas Notaras，拜占庭帝国历史上最后一任海军大都督）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宁要苏丹的头巾，不要天主教的教冠（Better the Sultan's turban than the Cardinal's hat）。”据说，诺塔拉斯看到奥斯曼帝国强行把海军运到内海后便落荒而逃。由此可见，不仅仅是帝国民众对拜占庭失望，连上层也是同样的态度。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诺塔拉斯也成为阶下囚。苏丹曾允许他用财富换取生命，不过很快就食言了，苏丹决定斩草除根，不给拜占庭重臣后代东山再起的机会。诺塔拉斯一家人全部被处死。

诺塔拉斯的这种意识从某种程度上讲，加速了帝国的灭亡。他完全可以依靠帝国海军的力量坚守下去，即便帝国军队在陆地上打了败仗——实际上，陆战的战局比较稳定，奥斯曼帝国军队久攻不下，苏丹本人也焦头烂额。海上防御方面，只要能守住金角湾，君士坦丁堡依靠“希腊火”的巨大威力，完全可以坚守。

不过，诚如在意大利过着“隐居生活”的拜占庭学者，特别是贝萨里翁感受到的那样，他们虽然不为帝国民众所容，却仍尽力援助自己的同胞。他们更为“君士坦丁堡的偏执愚昧感到痛心疾首，他们依然憧憬着与西方国家联合”。然而，现实是非常残酷的，在当时的背景下指望以与西方融合的方式给这个迟暮的帝国一剂强心针，为时晚矣。

约翰八世从意大利回国后郁郁寡欢。朗西曼在《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中的描述更加符合这位君主的心境与遭遇：“他深爱的王后，特拉布宗的玛利亚，病于一场瘟疫。他没有子嗣，而他的兄弟多半在伯罗奔尼撒或色雷斯策划着反对他的阴谋。他唯一信任的家庭成员只有其母后海伦娜，但后者却与他政见不合。他尽可能地利用其机智与克制，维持帝国的稳定。他在财政上精打细算以便节省出资金，整修了首都的城墙，后者很快就要面临奥斯曼人的严峻考验。当他于1448年10月31日驾崩时，或许对皇帝而言这真算是一种解脱吧。”

约翰八世一心想励精图治挽救帝国，但他可能真的生不逢时，就像明朝皇帝崇祯一样。

拜占庭帝国的前世今生，宿命也好，拼命挽救也罢，它的陷落早已铭刻在历史的深处。对欧洲人而言，他们失去了最好的屏障——往后，奥斯曼人的领土就扩展到他们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