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从伦敦回国述职，李鸿章问起了郭嵩焘和刘锡鸿的关系。薛福成说，这里有郭大使给您的一封信。

李鸿章忙接来拆看，一目十行，看毕把信往桌上一放，叹气说：郭筠仙想打退堂鼓了，他给总署写信说要辞职，说信中不能尽言，个中详情，已嘱薛叔耘来津奉告。你现在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和副使刘锡鸿闹矛盾了？局面难以维持了吗？

薛福成说：不出中堂所料，二人已势同水火，刚到伦敦时，刘锡鸿对郭大使还算恭顺，后来便原形毕露，刘锡鸿为人很偏狭，不接受任何新事物，当上了副使，更加小人得志，目空一切。

郭刘二人从无合作，更谈不上很好的合作，外交上各有主见，各行其是，常吵得不可开交，早上英国人和郭大使商定的事，下午刘副使就敢推翻，英国人不知所以，都以为大使馆朝令夕改，中国人无信用。

我不是袒护郭大使，我认为郭大使胸襟开阔，不存地域之见，能够平和做事，善待各方，而刘锡鸿对待同事、下属乃至英国方面，冷落冰霜，一身尖刺，衙门做派，实在不好相与。郭大使不止一次地跟我说，他很后悔，没有早听中堂的劝告，以至如今让刘锡鸿处处挟制，事事掣（chè）肘。他们的矛盾，上下无人不知，如今大使馆气氛极坏，随员们不敢多说一句话，多走一步路。

郭刘二人各自给朝廷上奏，互相攻讦（jié），看来早晚非调走一个。最叫人憎恶的是刘锡鸿把郭大使以前对他说的一些心腹话，比如对一些朝政的评论，对几个京中大佬的牢骚，也写在奏折里告密。我是听军机处做章京的朋友透露的。

李鸿章顿足，说：哎呀，不好，不防小人，反遭其害。郭筠仙交友不慎，以至引狼入室，引火烧身。唉，筠仙一片冰心在玉壶，做人纯粹，真情待人，老把人当芝兰、松柏，却不提防莠（yòu）草和荆棘。

有本闲书叫《镜花缘》，里头有个君子国，老郭要生在君子国，自然可以直抒胸臆，正道直行，可惜现实中的君子国是不存在的。圣人也告诫我们，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叔耘，这话你还记得吗？

薛福成说：圣人教训，片刻不敢忘。这话出自《论语. 泰伯》，意思是若国家有道，我就说真实的话，做正直的事；若国家无道，我还坚持做正直的事，但说话就得小心翼翼了，要么索性就不说了。

李鸿章说：正是，圣人也怕迫害。老郭不听我言，吃了亏，可以他的脾气和秉性，即使不遇到刘锡鸿，也会遇到王锡鸿，张锡鸿，今天不吃亏，明天也要吃亏。我有时候和他很像，人家一捧我，一恭维我，我就飘飘然，把人家引为知己。老郭是个教训，叔耘啊，记住，不识字，尚可为；不识人，不可活。

哪怕郭筠仙日子再不好过，他也要给我挺住，他还要和威妥玛帮我买船呢，他不能滚蛋，该滚蛋的是刘锡鸿，你回伦敦后就转告筠仙一句话，有我在谁也别想动他。还反了他姓刘的了？

德意志要正式和我国建交，宰相俾斯麦已照会总署，希望互派大使。我看北京也不必再派什么人，直接调刘锡鸿去柏林，担任驻德国首任大使，真便宜他了，贼娘。先让他蹦跶几天，我再收拾他。

我明天就给总署打招呼，申明我站在郭筠仙一边，他们要说我袒护郭筠仙，我也不在乎，我不怕得罪人。我就是要帮自己人，帮我看得起的人，我最看不起那些光想利用下属，一出事就把人家一脚踹的上司。

李鸿章一口气说了很多，然后低头生闷气，薛福成不敢说话，只给李鸿章的茶杯里续水。

很长时间，李鸿章才回过神来，转到另一个话题。

他说：京城近来有个事，西太后犯了肝病，已经数月不临朝问政，东太后对政事素来隔膜，没有定见，很多事就这样耽搁下了。太医院开了多贴药方，并不起色，如今束手无策，女人到了四十，各种病就跟着来了。

薛福成笑着说：您问对人了。我们薛家祖上悬壶济世，有治妇科的秘方，您若答应，让我去北京试试如何？让我建个功劳，也给中堂脸上贴金。

李鸿章大感惊讶：你？你会妇科？从来没听说过嘛，薛家是妙手仁心，还是妙**心？你要由此手段当然好，引荐你也是我一句话。但我很怕？知道原因吗？治不好也就罢了，若越治越坏，甚至大不祥，你的脑袋自然不要了，我是引荐人，也难逃干系。你真有十足的把握？

薛福成说：那就当我没说。

李鸿章倒有些不甘心，说：我先跟你说个典故，你再三思。明朝万历皇帝为立太子的事和朝臣闹了几十年，他要废长立幼，大臣们就是不干，万历心灰意冷，破罐破摔，万事不管，任凭奏折堆得像山高，他都置之不理。所以明朝不是亡于崇祯的急躁，而是亡于万历的懒惰，万历一死，他那不得宠的儿子光宗继位，这个可怜虫当了半年皇帝就呜呼哀哉了。

薛福成说：以前依稀听说过晚明有三大案，明光宗的死跟医药有关。

李鸿章说：对，这叫红丸案。明光宗因为受他父亲压制，提心吊胆过了二十年，如今拨云见日，他一上位就要找补偿，每天要宠幸很多美女，这类昏君也是没日子活了。很快他就形容枯槁，卧床不起。

薛福成说：看来美女是刀子和斧子。

李鸿章说：正是。光宗身子本来就弱，又多年失宠，担惊受怕，饭也经常吃不饱，如今**，自然体质大损。太医院开了众多药方都不济事，他还是一天天消沉下去。叔耘，你说说看，若你是他，该怎么做？

薛福成说：嗯，只好病急乱投医。

李鸿章说：对啊。照理说，皇家用药极为严格，除了正经的太医院，来路不正的药岂能进皇城禁苑？但正如你所说，病急乱投医。于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崔文升就推荐鸿胪寺丞李可灼，说他有祖传良药。李可灼自告奋勇，呈献了一颗据说是祖传的红色丸药，让人研磨成细粉，请光宗用开水吞服。

薛福成说：药到病除了吗？

李鸿章说：对。吃了一颗，精力大好，居然能下床了，赏了李可灼五十两银子。再让李可灼献一颗，吃完后呢？

薛福成说：生龙活虎了吧？

李鸿章说：一命呜呼了。

薛福成说：八成吃的是**。将死之人，吃颗**，便能回光返照，再吃一颗就翘辫子了。我们江南人管死叫翘辫子。那么崔太监和李可灼要倒大霉了？

李鸿章说：倒没有，个中情形复杂，只是把两人赶出京城了事，至今还是个悬案。如今，你去给太后医病，我就有这个担心。

薛福成说：我不是李可灼，我是薛福成。我老婆和太后症状相似，就是服了我的药，大病痊愈。

薛福成一脸自信，李鸿章就答应了，李鸿章和薛福成一身是胆。

薛福成进京一个月，李鸿章忐忑了一个月，终于传来消息，西太后身体大安，食量大增，逢人就说李中堂的人都是凤凰。于是朝廷降旨，薛福成精通药理，特赏二品顶戴，李鸿章推荐有功，交部优叙。

李鸿章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薛福成真给我露脸，以后我办事更方便了。薛福成头戴红珊瑚顶子，喜气洋洋回英国去了。

刘锡鸿接到薛福成带来的总署新任命，满腹牢骚，他举报了郭嵩焘那么多犯忌的话，是希望把郭嵩焘赶走，自己好名正言顺接班，想不到走的却是自己。虽然是驻德大使，但属于平调，心有不甘，后来知道是李鸿章在给郭嵩焘撑腰，就迁怒到李鸿章头上。

他跳着脚大骂：李合肥，我跟你没完。

李鸿章来自合肥，代号就是合肥，翁同龢来自常熟，代号就是常熟，这是对朝廷重臣的一种诙谐的称呼。李鸿章是文华殿大学士，有宰相之称，明清的户部尚书如两汉时期的大司农，掌管天下钱粮，翁同龢为户部尚书，被称为大司农。有副对联嘲讽李鸿章和翁同龢：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刘锡鸿在柏林反复斟酌，终于棋出险招。他上奏朝廷，猛力弹劾李鸿章跋扈（hù）不臣，蔑视纲纪，对抗朝廷，有称帝野心。帽子戴得很大，看起来惊心动魄，刘锡鸿以为攻击李鸿章必然会引来一片哗然，那些一贯不满李鸿章的人会纷纷站出来支持自己，一旦舆论排山倒海，李鸿章就尴尬了。

结果出乎刘锡鸿的意料，平安无事，死水不惊，人人缄（jiān）口不言。的确，朝廷大有反感李鸿章的势力，但刘锡鸿的话没有实据，只是谩骂，光凭慷慨激昂的一篇浪言就能把天朝第一人扳倒，岂不是白日做梦？连想给刘锡鸿帮腔的倭仁大学士也觉得此人哗众取宠，心术不正。今天胡言乱语能扳倒李中堂，明天造谣污蔑就能扳倒王中堂，要都这样，做官的还有活路吗？

官员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但多数时候斗而不破，保住仕途前程是底线，背后下刀可以，鱼死网破就不可以，不能为了弄死政敌把自己也搭上，妥协是官场的规矩，也是默契，刘锡鸿狗急跳墙，乱改游戏规则，自然无人肯为其背书。

李鸿章一看到刘锡鸿参劾自己的邸报，就知道这家伙要完了，我还没来找你，你倒来蚍蜉（fú）撼树，挺好。

他看到儿子正趴在桌前练字，就笑着说：述儿，父亲教你练四个字，作茧自缚。

刘锡鸿自不量力，妄图险中求胜，遭到西太后和军机处的严厉申斥，说他信口雌黄，随意诽谤重臣，下旨刘锡鸿交部严议，革职，永不叙用。刘锡鸿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李鸿章上折向朝廷感谢对自己的信任，称：时事艰难，臣受恩深重，不敢偷一日之闲，享一日之欢。

当时朝廷有一股清流，常常针砭（biǎn）时弊，纵论形势，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核心，以张佩纶（lún）、宝廷、张之洞、陈宝琛（chēn）四人为股肱（gōng），这四位都是翰林出身的青年才俊，素以天下为己任，不平则鸣，不吐不快，常爱凑在一起评论国是，臧否（pǐ）人物，一旦观点一致，就各自伏案疾书，将意见写成折子，直达天听。这几个人杀人不见血，可以将他们形容为混迹于中央的武林高手。

尤其是张佩纶（字幼樵），写起文章来文不加点，倚马可待。笔锋所指，摧枯拉朽，气壮山河，凡被他批评和指责的中央或地方官僚，无不被其三言两语就遭朝廷申斥、降职、罢黜、革职。

西太后为表现自己纳谏（jiàn）的好名声，对四个小年轻格外优容。

张佩纶曾和西太后说起两个故事：第一个，《战国策. 邹忌讽齐王纳谏》，齐威王为大开言路，让天下臣民都向他提意见，面刺寡人之过，说得再激烈都有赏，诏令一经发布，宫廷熙熙攘攘，门庭若市，一年后便门可罗雀，为什么？因为合理意见都被齐王采纳了，人们无意见可提了，于是齐国国势蒸蒸日上，周围国家，如燕韩赵魏各国都向齐王称臣。

第二个，《国语. 召（shào）公谏厉王弭（mí）谤》，说的是刚愎（bì）自用的周厉王不允许臣民提意见，凡是敢非议朝政和他个人的一律处死。大臣召公急急地赶来劝谏，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河道壅塞（yōng sè），只能疏浚放水，而不能一味地蛮横阻挠，这样水量越积越大，水势越来越凶，终有一天会毁堤淹田，淹没国家的。如今天下人都道路以目。什么叫道路以目？就是人们在路上相见，都不敢驻足交谈，只敢用眼神来交流，这很危险呢，请国君三思。周厉王置若罔闻，一意孤行，结果呢，三年后他被推翻，很快死在流放地。

西太后若有所思，说：原来周厉王是被眼神杀死的。

她三天两头地问李莲英，今天怎么不见张幼樵的折子？

由此，张佩纶等人声望大涨，品级虽都不高，但人人敬畏他们，甚至噤若寒蝉，朝中六七十岁，官居一二品的大员，见到而立之年的张幼樵，居然称呼他为“幼翁”。

晚清政坛的风气的确大有改观，人们渐渐敢说话了，比起满洲人入关后一百年的统治，进步了不止一点点。

相声或评书里常说刘墉戏弄和珅，刘墉戏谑（xuè）乾隆，听得大家很过瘾，但这都属于江湖戏说，给老百姓解气玩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文网甚密，掌控极严，是文字狱最猖狂，读书人最黑暗的时代，识字之人活得无不战战兢兢。敢写“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大明天子若相见，且把壶（胡）儿搁一边” 这样隐射诗句是要被杀头的。

纪晓岚这样的大文人只敢写一部怪力乱神，胡诌八扯的《阅微草堂笔记》来敷衍后世，使得后人根本无法瞻仰他的真实风采。

真实的刘墉，不仅不敢“忤龙鳞”，惹乾隆一点点不快，连乾隆的大红人和珅，他也得曲意迎合，虚与委蛇（yí）。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推崇康雍乾这类人，还写文章吹捧他们，雍正在他的年代都是被否定的。康熙和道路以目的周厉王并无两样，可能是一个人两次投胎。

到了同治光绪时期，因为洋务的开展，以及不断的内忧外患，冲击着执政者的统治基础，满洲统治者逐渐清醒起来，他们也觉得文字狱过于野蛮，不得不重新考虑沿用过时的统治方式是否还能有效，由于政策宽松，晚清学术大有发展，涌现了很多闻名遐迩的国学大师。

张佩纶倒像戏说里的刘墉，他是真敢弹劾人的。李鸿章很喜欢张佩纶，把他引为忘年交，不光因为李鸿章和张佩纶的父亲是同榜进士，李鸿章还特别赞赏张佩纶，仿佛看到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当初李鸿章也是文采卓越，文辞铿锵，且肆无忌惮，大言不惭的。

他对张佩纶关怀备至，体贴入微，连生活琐事也多不厌其烦地关照。张佩纶的哥哥得了黄疸（dǎn）病，李鸿章就嘱咐张佩纶马上搬出去和病人隔离，还派了两名西医去张家治疗，说中医无用，结果西医也无效，只好再派中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