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冷笑，说：连你都对付不了，我也不用指挥千军万马了。你半夜里起来，光着身子一沓沓地点银票，忍不住咯咯地笑，还拼命用手捂嘴，当我不知道？以为我打呼噜就没睁着眼睛？烛光下那副贪婪的德性，眼睛发绿，留着口水，披着长发，活像个女鬼。

丁香顿时红了脸，说：爷要信不过我，就都收回去吧，我不过是丫鬟拿钥匙——当家不做主，连人都是你的，只是你家的看门狗而已，要烧要炖都任爷处置。

李鸿章一拍她屁股，说：只要我在，钱对你没用。去，挑一张三千两的票子，再把刘麻子送的那个大金元宝拿来，也值个两千两。

安徽会馆建设了两年半竣工，耗资两万八千两，馆名由李鸿章题写。

李鸿章站在廊下看文祥的求援信，读了两遍，把信一折往袖管里一塞，看一看天，看一看地，一声不响，吩咐李二，明天去北京。

他在北京和文祥一聊，又去拜访威妥玛，两人多年不见，再聚首格外亲热，互相凝视，两人的两鬓都斑白了。

李鸿章问候威妥玛的伤情，威妥玛说有轻微脑震**，额头上留了一道疤，往事如痕。

李鸿章说：淡淡一条微痕，没有破相，反而更有男人的威武。

威妥玛感谢李鸿章对已故丹麦领事密托士家庭的资助，李鸿章说，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他在江南制造局还出力不少，是个厚道人。可惜天不假年，英年早逝，你有如此高尚的朋友，就充分说明了你的为人。

威爵士听了大为受用。

两人兴致勃勃地说起上海往事，李鸿章感谢威爵士赠送的名贵礼物，大宝石勋章、精钢贵族剑、地球仪、大钻戒。钻戒至今戴在丁香手指上，十年都舍不得摘下。勋章和剑已送回老家由新老婆保管，地球仪放在自己案头，时时研究。

威妥玛说：阁下，您太念旧了 ，我都忘了。

李鸿章说：往事并不如烟。可惜，地球仪被赵烈文那厮强行扛走，送给曾文正公。文正公的女儿还画了一幅曾公育儿图，几个小孩围绕着一个大球，兴奋地指指戳戳，一个老头子端坐一边，拈（niǎn）着胡子，满脸笑意。

上个月，文正公的灵柩搭火轮船回湘乡，地球仪也带着，放在曾家祠堂里，作为他生前钟爱的物件之一。为了棺材坐洋火轮的事，还引起湖南官绅的不满，认为曾公崇洋媚外，死了也要做洋奴。唉，曾文正公这样的人，在时下的中国太少了。

威妥玛说：一种观念会统治人的思想很久，哪怕已经被证明落后，将被更先进的观念来替代，可人们会怀疑，会担心，不肯轻易尝试，怕捅了娄子不好收拾，这就是习惯。习惯是惰性，这是与生俱来的。很正常嘛，我也是个很有惰性的人。

伦敦有一个震惊的新发明，叫脚踏车，两个轱辘一个把，前轱辘很大，后轱辘很小，轱辘间用一根铁链子连着，两手扶把，两脚踩踏板，车就会跑出去。这东西很昂贵，一辆车子值一个小公寓，是有钱人玩的，很多青年贵族在尝试，老贵族们都嗤之以鼻。我不反对脚踏车，别人喜欢，自有别人喜欢的道理。可我出门还坐马车，马车又稳又舒适，还气派，我爷爷坐马车，我爸爸坐马车，我也坐马车，这就是习惯。

但只要时代向前进，新的东西一定要出来，很多传统不得不改变，有些还能保留，有些就淘汰了，不管你愿意或不愿意，它不随主观意愿为转移，这世界藏着一种看不见的规律。

李鸿章说：你说得有道理。现在看不惯的，不想变的，过个几年，十几年，索性再长点，一代人吧，还是要变的。人总要死的，像倭仁这些老古董所坚持的，看得神圣的，不容改变的东西，将来可能都要推翻，与其让后人笑话、诟（gòu）骂，还不如眼下开明些，脑子活泛些，心胸宽容些，对新东西不要视作洪水猛兽，一切都不忙着下结论。

我打仗多年，淮军装备了很多洋武器，招收了不少洋教官，部队常坐洋船，尝到了不少洋玩意的甜头，所以我才如此坚定地推动洋务。

那些个不做实际事，不负实际责任的人，站在岸上，整天拿着圣贤书教育别人，一副真理化身的模样。哪天我出出他们的洋相，派他们办件具体事，也叫他们多呛几口水，到处碰壁，一事无成，等明白什么叫困难时，我想他们对改变的迫切和我没什么两样了，甚至比我还要激进。

你说的那种脚踏车，劳烦你帮我进口两辆，我无比得好奇。

两人聊了大半天，渐渐绕到正题上，马嘉里的音容笑貌浮现在眼前。威妥玛说这小伙子本要回伦敦完婚的，现在惨死异乡，新娘子嫁给老鳏夫了，不光马嘉里死了，还有好几个中国随从。贵国应该赔偿一切损失。

李鸿章说：能用钱解决的事终究不是大事。倘若只为钱的多寡，文祥不至于请我来和你交涉，他自己就做主了。肯定是你借题发挥，还提了很多其他要求，想趁此机会，一劳永逸地解决诸多未决的事项，对否？

威妥玛直言不讳，说：是的。太多积累的事情了，有大有小，若放在其他国家，都属于正常的不能再正常的事情，但放在你们这里就很难。

威妥玛拿出早准备好的文件，满满几页，议题有七条十五款。李鸿章一瞥，头都大了，怪不得文祥叫我来呢。威妥玛拍砖，文祥叫我顶，我又没练过气功。文祥这厮就是个高太尉，惯会踢球。

威妥玛有备而来，李鸿章步步为营，他们以马嘉里为起点，来来往往，居然扯了一个月，谈得唇焦舌干，过程极艰难，太出乎李鸿章的意料了。之前没发现威妥玛那么难缠，也太较真了。

有些分歧在李鸿章眼里不算什么，可威妥玛不干。比如双方国书的书写格式，威妥玛很在意中方的提法，他认为中方在答英国国书中，直呼英国公使的姓名，不称呼爵位和职务，显然是把英国视为和安南、朝鲜一样的属国了，这不公平，中英两国是平等友好的国家，英国不是外夷番邦，中国讲究国体，英国也重视体统。若大清皇帝陛下不重视我们，那中国的官员和百姓便会变本加厉，民间就会发生很多中英冲突。

李鸿章辩称：你对中华文化尚不了然，朝廷上谕有历代形成的规矩，并非针对英国一国，也并不存在歧视，习惯而已。

威妥玛说：还是习惯难改吧。就像我爱坐马车，不爱骑脚踏车。贵国早说过要改革外交，改变旧习，但请不要泛泛而谈，就先从这个小处着手吧。

李鸿章说：那行吧，以后我们文本对等，贵方如何称呼我方，我方也同等对待，彼此不分厚薄。我也是军机大臣，这事可以做主。

李鸿章心里说，还不是文字游戏，难道形式上合了你的心，从此冲突就没有了？不过掩耳盗铃罢了。

威妥玛说：爽快莫过李中堂。在京城总署，这种事十天八天完不了，我一发言，十几位大臣你看我，我看你，新官看老官，小官看大官，最后都看恭亲王，恭亲王要是沉默，我这一天就算白来了。他要是一发话，哄然响应，仿佛英雄所见略同。

李鸿章觉得威妥玛说得很有画面感，仿佛身临其境。

关于彼此称呼的谈判，算是所有议题中谈得最顺利的。

之后谈马嘉里的善后，赔偿金三言两语就达成了，威妥玛还认为马嘉里遇害与云南巡抚岑毓英的放任和教唆有关，应该对其加以惩办。

两人为这事争执了五天。

李鸿章有些踌躇，说岑毓英失职不假，但要说他唆使则不可能，他有什么必要做这种对自己毫无利益的事？前些年，自己在南方平乱，岑毓英和自己通力合作，颇具将才。为了马嘉里，云南方面已撤了一名道厅，一名总兵，一名参将，再撤疆臣，有点为难，北京会说自己过于示弱。

按照李鸿章的想法，这个岑某人保境安民还算凑合，至于外交上则懵懂无知，至今还在那里哓哓（xiāo）不休，评功摆好，不顾大局，好像你有多大委屈似的，毕竟在你治下死了人，酿成外交纠纷，还要我们替你擦屁股，难道一个省比一个国家还重要吗？个人的进退何足道哉？撤了他也好。

李鸿章打定主意，只要不伤国体，不启战端，我当极力斡旋，以弥缝两国关系为要，岑毓英先免职回家，等风头过了，再让他出来。军机处还会为此争执不休，恭亲王会倾向我的意见。

于是李鸿章说：好。

两人把稍容易的条款都一一敲定，最后时间留给最棘手的税收重订政策。威妥玛说英商抱怨，货物在五大通商口岸先缴纳正税，运输到内地各省后，还要缴纳副税，跨几个省，就要纳几个省的副税，层层盘剥，不合理，且各省的地方税则不统一，地方官征税有随意性，有重复收税之嫌，应该更改税制。应在第一口岸完税后，货物便应通行天下，毫无阻遏，你管我运到哪里卖呢，我就是到珠穆朗玛峰，只要我跑得动，反正税款一笔交给你们后就官商两清，至于如何拨付，是你们内部协调的事。

这个提案李鸿章断断不能答应。通商口岸征的是中央税，中央税是全国统筹的，一旦同意英国，那么其他国家纷纷效尤，就等于地方把钱袋子、小金库上交给中央，中央自然高兴，户部尚书翁同龢高兴，李鸿章不高兴。就像丁香说得以后真要喝西北风了，送钱容易要钱难，他要陪着笑脸去求翁同龢，一想到那个常熟小矬子，老奸巨猾的油腻大叔，李鸿章就不能开怀。那是和自己不对付的人，命门落到他手里，岂不给他随意揉捏？即便不是翁同龢当户部尚书，换一个和自己契合的人当，不也是要去求人嘛，求人不如求己，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自己管着直隶，之前又管过两江，太明白里头的奥妙了，省内税又叫厘金，属地方税，他开口就能支取，就像从自己口袋里掏，偶尔款项不济，各省督抚之间还能调一调头寸，解一解燃眉之急。淮军要支饷，江南制造局要造机器，自己酝酿着海防，要造新式炮台，要向普鲁士买大炮，向英国买兵舰，还有留美幼童的学费生活费，哪项不要从自己的口袋里掏？

李鸿章知道天下十八个行省的督抚没有一个会支持威妥玛的，威妥玛自以为是中国通，却不谙中国官情，简直是与虎谋皮。

于是他脱口而出：你不如把我的皮拿去。

威妥玛竟无言以对。

全国的封疆大吏都翘首注视李鸿章，左宗棠也冷眼旁观，他想好了，你李鸿章如果犯神经病，把小金库上交，我就具折参你，大家都到你家里吃饭，闹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

谈判休息期间，李鸿章找盛宣怀商量，盛宣怀说：这事不难弄，中堂只须和他如此说，他一定眉开眼笑。

李鸿章一听就先笑了，他找来威妥玛，说：中国很快会向大英帝国购买兵舰，你我是老朋友，我向伦敦内阁推荐你来做中间人，由你来联系船厂，让你为中英两国立功，如何？

威妥玛果然眉开眼笑，不再提重修税制的事了。

中英纠纷暂告一段落，双方在北京总署正式签字。西太后极为高兴，逢人就赞李鸿章公忠体国，机智过人，英国使臣如何咆哮，李鸿章如何沉着，眼瞅着破裂的局面硬是被他缝上了，要是中国再多有几个李鸿章就好了，赞得大家都挺酸的。嗣后，李鸿章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与威大使所定各节，京外舆论叹服，总署亦照我拟定文本签字，两宫见人就赞，恭王、醇王均甚佩服。

李鸿章的言辞颇为自负，大有舍我其谁的气派，他有点膨胀了。

李鸿章连续三天陛见两宫，诉说谈判的艰辛，还是圣德巍巍，感化四方，最终威妥玛心悦诚服，敬佩大清气度。两位太后和同治皇帝频频点头。

李鸿章趁热打铁，痛陈洋务的迫切，他说洋务行一年，国家强十年，洋务行十年，国家强百年，他又提出自己的梦想——建设中国海军。

如今不光西洋，日本也在建海军，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开煤矿铁矿，自铸洋钱，广借洋债，派子弟赴欧美学习西洋兵法和技艺，并窥视我台湾，大有非分之想。

明治天皇悍然喊出口号，开拓万里海疆，布国威于四方。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日本早不是鉴真大师东渡时的日本了，欧美虽强，远在七万里之外，日本近在门户，其威胁远超西方，绝不可等闲视之。

中国不能再让外船反客为主，独擅江海之利，我们要有自己的海军，乘风破浪，扬威海疆，守战之具既多，便成虎踞龙盘，泰山压顶之势，外敌凛凛而不自安，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太后，皇上，时不我待了。

两宫听得眼睛烁烁放光，西太后说好，又为难地说，目前国家财政拮据，大都接济给左宗棠的塞防了，你的海防怎么办？

李鸿章胸有成竹，说：买兵船、修炮台、练兵的费用可由关税、开矿、航运等收入筹集，以官督商办行之，可实现富国强兵的大计。

西太后说：中堂，你一个话题又引出另一个话题，海防的银子可由海关和开矿承担，这我知道，怎么又来了航运了？长江里头的沙船跑了几百年，我那会还小，我阿玛当候补知府七八年，家里坐吃山空。他带着我额娘和我们姐妹，千里迢迢来京城投亲，想走走门路，补上这个缺，坐的就是沙船。漕运载客都靠沙船，一旦泥沙淤积，船就搁浅了。沙船是老行当，不过苦苦支撑罢了，哪里还有多余的钱，贴补你那个无底洞？我倒要听听你的见解。

李鸿章说：太后圣明，具体条呈我会上奏，我先说个大概。南粮北调靠漕运，南北官员客商往来，举子进京赶考，都是走漕运的路。隋炀帝时，长江上通了京杭大运河，大运河连着黄河、淮河、海河，的确惠及天下上千年。

但时过境迁，如今弊端丛生，黄河数年就改道一次，泥沙俱下，河床不断上抬，时时阻塞行船，为疏浚支干河道，修修补补，每年至少耗费二百万两，若以海运代替，这二百万两岂不省了？

东太后笑着说：原来是不喝淡水，改喝咸水了。

李鸿章说：正是。用大轮船淘汰沙船，用我们制造局生产的轮船多走海路，轮船走得快，装载多，运费还便宜。漕粮从南方来京，水运每石（dàn）谷米连同水脚（运输费用）成本高达十八两，而海运只须二两八钱，两者所差六倍。每年江苏、浙江的漕粮有二十万石，还不论其他省，水运改海运，粗略一算，这一项又省了二百七十万两，加上刚才的二百万两，每年国库就多了近五百万两。

李鸿章真会打算盘，他可以和幼童一起去美国藤校读一个经济学博士。

听到钱多，谁不高兴？同治皇帝一拍书案，说：好啊！中堂真是老成谋国。

西太后说：皇上，你坐好。中堂，你这算盘打的，开源节流都在你的运筹中，真是老成谋国，这条分缕析的，让我们娘儿们也开了眼。

李鸿章说：多承太后皇上谬奖，要是两宫以后南巡，想坐轮船看大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