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阿尔勒
一直以来，我都想提笔写一写凡高（Van Gogh）[1]，等时机成熟，我一定会这样做的；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一些与他有关的事情，更准确地说是关于我们两个人的事情，以此来平息在某些圈子里流传的谣言。
在我的一生中，几个和我经常待在一起谈天说地的男人最后都疯了，这当然只是一个巧合。
凡高两兄弟就是这样，不少人认为是我害得他们精神错乱，下此结论的人中，有一部分是蓄意诽谤，有一部分则是妄加揣测。诚然，有些人总是会或多或少地给自己的朋友带去一些影响，但这远不足以构成发疯的原因。在那次悲剧发生很久以后[2]，文森特从他接受治疗的疗养院给我寄来一封信。他对我说：“你能待在巴黎实在是太幸福了！毕竟那里人才济济，不用费多大力气就能找到一位专家治疗你的疯癫。我们不是都疯了吗？”
这个建议很不错；正因为如此，我才没有遵循它，主要是出于一种矛盾的心理。
几年前，文森特曾在《信使》上发表过一封信，读者从中不难发现，他让我来阿尔勒（Arles）[3]的意愿有多么强烈，他希望和我一起按照他的设想创立一间画室，并由我来担任负责人。
那时，我正在布列塔尼（Bretagne）的阿旺桥（Pont-Aven）[4]开展我的艺术事业，也许是因为一切进展顺利还不想离开，又或许是因为某种模糊的直觉让我预感到了一些反常之事，我迟迟没有动身；然而，有一天，我还是被文森特炽热的友情征服，启程前往阿尔勒。
我很晚才到，于是便走进一家通宵开放的咖啡馆等待天亮。老板看着我，突然惊叫道：“原来你就是他的那位密友！我认出来了。”
我给文森特寄过一张自画像[5]，这足以解释老板惊叫的原因。文森特给他看过我的画像，告诉他上面画的是自己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很快就会过来。
我过去叫醒了文森特，不早也不晚。这一天是我搬进来的日子，我俩不停地聊着天，还出去散了散步，欣赏阿尔勒的美景和女人。顺便提一句，这里的女人可没能燃起我哪怕一丁点的**。
第二天，我们便投入到了工作当中——他继续画还未完成的作品，而我则重新开始。我必须要告诉你们的是，我并不具备像其他画家那样挥翰成风的能力。像这样的人下了火车，取出调色盘，只消片刻便能够生动地描绘出一派阳光灿烂的景象。待颜料晾干，作品便被立即送往卢森堡，画上的署名赫然写着：卡罗勒斯—杜兰（Carolus-Duran）[6]。
我并不欣赏这幅画，可我佩服这个人。
他那么自信，那么镇定。
而我却那么犹豫，那么焦虑。
每到一处，我都要蛰伏一段时间；每一次，我都得对周遭的一切进行深入了解，直至能够准确辨认各种各样的植物和树木，充分熟悉当地的自然环境。大自然是如此的多姿多彩，它千变万化，从不愿透露自己的秘密，也决不会向世人屈服。
因此，直到在这里住了好几个星期之后，我才充分地感受到了阿尔勒及其周边地区的苦涩气息。在适应的过程中，我依然奋力地工作着，文森特也一如既往。他和我，我们两个人，一个像火山，另一个也同样性烈如火，可以这么说，我俩迟早会压制不住内心的怒火，引发一场争斗。
最让我震惊的是，一切都凌乱无章。颜料盒就快要盛不下那些挤过的颜料管，用完也从不拧上盖子。然而，纵使周围混乱不堪，他的油画依然光鲜亮丽，而他也依然谈笑风生。
都德（Daudet）[7]、德·龚古尔（de Goncourt）[8]、圣经，它们都在这个荷兰人的大脑里燃烧。阿尔勒的码头、小桥和船只令他流连忘返，对他来说，整个法国南部都变成了荷兰。他甚至忘记了用家乡的文字书写，在他那些公开发表的写给弟弟的信中，通篇都是法语，而且运用自如，类似“tant que”（只要）、“quant à”（至于）一类的词极为常见。
虽然我已竭尽所能，希望从他纷繁的思绪中为他那些批判的观点找出合乎逻辑的理由，但我仍无法对他作品和观点之间存在的矛盾作出解释。比如，他对梅索尼埃钦佩之至，而对安格尔（Ingres）[9]却深恶痛绝。他声称对德加（Degas）[10]大失所望，还认为塞尚（Cézanne）[11]不过是个骗子。一想起蒙蒂切利（Monticelli）[12]，他还会泪流满面。
有件事让他很生气，那就是不得不承认我的聪明睿智，虽然我额头很低，很容易被大家误认为又蠢又笨。我还是个极富柔情的人，更确切地说，我推崇福音书（évangile）中描述的那种利他主义。
从第一个月起，我就发现我们两个人的共同账目不清不楚，也是一片混乱。该怎么办才好？局面很棘手。他的弟弟就职于古皮尔（Goupil）公司[13]，会适当接济我们；而我这边收入的主要来源则是卖画。这个问题必须摆到桌面上来谈，就算会触碰到他极度敏感的神经，我也要冒险一试。于是，我一改平日里的火爆脾气，耐下心来，审慎地同他进行了一番讨论。结果，问题很快便得到了解决，整个过程顺利得完全超出我的预期。
在一个匣子里，我们放了一些用来夜间闲逛和保健散步的钱，一些购买烟草的钱，还有一些作为额外开销，包括房租。匣子里还放了一张纸和一支笔，用于如实地记录两个人分别从中支取的金额。在另一个匣子里，剩下的钱被平均分成四份，作为每周饮食的花销。
我们不再下馆子，我负责用一个小煤气炉做饭，文森特负责到离家不远的地方采买食物。一天，文森特心血**，想要做个汤；我不清楚他是怎样把食物混合到一起的——兴许就好似他在作画时混合色彩那样吧。总之，我们根本下不了口。最后，我的文森特突然大笑起来，高声喊道：“达拉斯贡！都德老爹的大盖帽[14]。”
黄色
在文森特·凡高三番五次地邀请下，我来到阿尔勒与他会合。他说他想成立“南方画室”（Atelier du Midi），并由我来担任负责人。这个可怜的荷兰人满腔热忱。通过阅读《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Tartarin de Tarascon）[15]，他对“南方画室”有了一个非凡的设想，那就是要表达火焰的迸发。
铬黄在他的画布上绽放；那耀眼的光芒充斥着整个农舍，也照亮了整片卡马尔格（Camargue）[16]平原。
……在我黄色的房间里，长着紫色眼睛的向日葵在黄色背景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醒目；它们茎秆的末端沐浴在黄色桌子上的黄色花瓶里。画上还附有画家的签名：文森特。黄色的阳光透过我房间里的黄色窗帘照射进来，为那盛开的花朵镀上了一层夺目的金色。清晨，当我从**醒来，身边的一切闻起来总是那么令人愉悦。
哦，是的！他爱极了黄色，画得不错的文森特，来自荷兰的画家，被太阳的光芒温暖着的不喜云雾的心灵。这是他对温暖的一种渴求。
我和文森特同在阿尔勒的那段日子里，我们两个都疯了，不停地与鲜艳的色彩做着斗争。我钟爱红色，可我要到哪里才能找到完美的朱红色？而他，手持纯黄色调的画笔，在忽然变紫的墙上写道：
我精神健全（Je suis sain d’Esprit），
我是圣灵（Je suis Saint-Esprit）。
在我黄色的房间里，有一幅小小的静物画，一件紫色的作品。还有两只巨大的、破旧不堪的、走形了的鞋子。文森特的鞋子。一个明朗的早晨，他穿着它们从荷兰徒步向比利时走去，那时它们还是簇新的。这位年轻的牧师（他刚刚完成了神学的学习，以便同他父亲一样做个牧师）轻装简橐，前去看望那些他称之为兄弟的矿工。这些矿工就像他在《圣经》里看到的那样——简单质朴、饱受压迫，为权贵们的奢华享受拼命工作。
与他那些老师，那些聪明的荷兰人教导他的相反，文森特信奉爱护穷人的耶稣，他的内心充满仁爱，渴盼能够用安慰的话语和甘愿牺牲的精神帮扶弱者，并为他们与强者进行斗争。毫无疑问，文森特早已经变成了一个疯子。
我相信，他在矿区广传福音的做法，对身处地下的矿工们大有裨益，却令高高在上的当权者大为不快。他很快就被叫了回来，失去了这份工作；他的家人聚在一起开了个家庭会议，大家一致认为他确实疯了，应该关进精神病院。幸好有他弟弟提奥（Théo）[17]的帮助，他才没有被真的关起来。
一天，暗无天日的矿井被铬黄吞没，那是爆炸迸发的可怕火光，富人们的炸药从不会失效。当时，人们在肮脏的煤堆里匍匐前行，向生命告别、向人类告别，但并没有亵渎神明。
有位矿工惨遭重创，面目也被烧得模糊不清，文森特见状便收留了他。“可他已经危在旦夕，”医生说，“除非有奇迹发生，或者他能够得到慈母般的悉心看护。不，谁也不会蠢到去照顾他的。”
文森特相信奇迹，相信慈母般的爱。
这个疯子（毫无疑问，他疯了）在那个垂死之人的病榻前守了四十天；他小心翼翼地照料着病人，不让空气接触伤口，还支付了药费。这位牧师为病人带去了安慰（毫无疑问，他疯了），病人终于可以开口说话了。他疯狂的事业心让一个本已没有生还希望的人，一个基督徒，获得了新生。
当那个受伤的人最终脱离危险，又下到矿井当中继续工作后，文森特说，你可以看见殉道的耶稣，看见他头上的光环和布满尖刺的荆棘王冠，还有矿工那灰黄色额头上的红色伤疤……
毫无疑问，这个人疯了。
在那段时光里，有两个人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完成了大量的工作，这对他们双方都大有裨益。也许对其他人也很有帮助？一些事情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我初到阿尔勒时，文森特正沉浸在新印象派的世界里，他不停地挣扎着，痛苦不堪；不是因为这个流派和所有流派一样不好，而是因为它并不符合文森特急躁、独立的个性。
那些紫色与黄色的组合叠加，那些用互补色进行的随意涂抹，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柔和、局部、单调的和谐：强烈的号召力消失了。
于是，我开始启发他，这对我来说易如反掌，因为我发现他的创作土壤本就肥沃、富饶。和那些精神独立、个性鲜明的人一样，文森特从不惧怕人们的评论，也绝对不会固执己见。
打那天起，我的朋友凡高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他似乎完全认清了自己，此后，一轮接一轮的太阳喷薄而出，和真正的太阳一起蓬勃地跳动[18]。
你们看过那位诗人的画像吗[19]？
面部和头发用铬黄。
衣服用二号铬黄。
领子用三号铬黄，再配上用四号铬黄作为底色的翡翠绿领带。
这是一位意大利画家告诉我的，他还补充道：
“见鬼，他妈的，全是黄色，我都不知道他究竟在画什么。”
我并不想在这里讨论技术上的细节。我只是要告诉你们，凡高完全没有失去他的独创性，而且还从我身上得到了很多启迪。他每天都对我心存感激，这也是他在给奥里埃（Aurier）先生[20]的信中说自己非常感谢保罗·高更的原因所在。
不欢而散
我初到阿尔勒时，文森特还在摸索着前进，而我，年纪比他要大得多，也成熟得多。但是，在帮助文森特的同时，我也从他那里得到了许多：首先，这段经历让我坚定了自己早些时候形成的对绘画的观点；其次，即使身处最为艰难的时期，我也不会忘记有人过得更不快乐。
我们究竟在一起待了多久？我说不上来，因为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虽然悲剧发生得很快，虽然我早已开始废寝忘食地工作，可对我来说，那些日子仍如同一个世纪般漫长。
我在这里逗留的日子快要结束时，文森特时而变得异常粗鲁和吵闹，时而又突然沉默不语。有好几个晚上，他从**起来，就那么直挺挺地站在我的床边。
我当时怎么就碰巧醒了呢？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只要我非常严肃地对他说：“你怎么了，文森特？”他便会一声不吭地回到**，倒头呼呼大睡。
我决定给他画张像，就描绘他在画自己最喜欢的静物向日葵时的样子。画像完成后，他对我说：“不错，那是我，但却是疯了的我。”
当天晚上，我俩去了咖啡馆。他点了一杯淡淡的苦艾酒。忽然，他抄起玻璃杯，连杯带酒冲我脸上扔了过来。我设法躲开，然后一把抓起他，把他拽出咖啡馆，穿过了维克多·雨果广场。几分钟后，文森特便躺在了自己的**，不过几秒钟的功夫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天明。
他醒来后，整个人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他还对我说：“亲爱的高更，我隐约记得自己昨晚冒犯了你。”
我答道：“说真心话，我愿意原谅你，但昨天的情景可能会重现，如果我被击中，可能会难以自控，把你给勒死。所以，请允许我给你的弟弟去信，告诉他我要回去了。”
天啊，多么糟心的一天！
傍晚时分，我简单吃了一点东西，觉得自己有必要独自出去散散心，闻一闻盛放的月桂花散发出的香气。当我就快走到维克多·雨果广场的另一头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细碎而又急促的脚步声，听上去非常熟悉。我转过身，只见文森特手里拿着一把打开的剃刀，正朝我奔来。那一刻，我一定目光如炬，因为他立马停下脚步，耷拉着脑袋朝家的方向跑了回去。
我当时是不是太胆小了？我是不是应该解除他的武器，尽力安抚好他？我经常扪心自问，但却找不到任何可以责备自己的地方。谁要是想冲我扔石头，那就来吧。
我径直走到阿尔勒一家条件还不错的旅馆，问过时间后便开了一间房上床睡觉了。我心烦意乱，直到凌晨三点左右才睡着，所以醒得也有点晚，大约在七点半。
我来到广场，看见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我们的房子附近有几名宪兵，还有一个戴着圆顶礼帽、个头矮小的男人，那是警察局的局长。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凡高回到家后，立即割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几乎是紧挨着脑袋割下去的。他应该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把血止住，因为第二天，楼下两个房间的石头地板上躺着好几条湿漉漉的毛巾。到处都是血，不光这两个房间，就连通往我们卧室的狭窄楼梯上也血迹斑斑。
他缓过来后，拿起一顶巴斯克贝雷帽戴在头上，把帽子压得低低的，朝一栋房子走了过去。在那里，如果你找不到和自己同乡的女孩儿，至少可以找个人聊聊天。他把自己那只清洗过并装在信封里的耳朵交给了看门的男人。“拿着，”他说，“作个纪念。”随后，他飞快逃开，一路跑回家里，倒在**睡了过去；入睡之前，他还费了一番周折，先是把百叶窗关上，又点了一盏灯，放在窗户旁边的一张桌子上。
不出十分钟，妓女们的喧闹声便响彻整条长街，人们不禁议论纷纷。
当我走到家门口时，根本没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个戴着圆顶礼帽的男人直截了当地向我发问，语气十分严厉：“呃，先生，您对您的同伴都做了些什么？”
“我不明白……”
“但你做了……你应该再清楚不过……他死了。”
真希望这种突如其来的冲击不会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回过神来，并抑制住自己慌乱的心跳。
狂怒、愤慨、痛苦几乎令我窒息，人们向我投来的目光更让我深感耻辱，我觉得自己就快要被撕裂。我结结巴巴地开口：“好、好吧，先生，我们上、上楼再谈。”
文森特蜷在**，身上严严实实地裹着一张床单，整个人看起来毫无生气。我轻轻地碰了碰他的身体，很轻很轻；那微热的体温让我确信他还活着。我感到自己又恢复了活力，头脑也开始清醒起来。
我压低嗓音对警察局长说道：“先生，麻烦您务必小心一点，轻轻地叫醒这个人，如果他问起我来，就告诉他我已经动身回巴黎了；他醒来以后要是看到我，又会受到致命的打击。”
从那一刻起，警察局长可以说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变得非常礼貌，还明智地派人叫来了医生和一辆四轮马车。
文森特一醒来就开始打听自己的同伴，还要自己的烟斗和烟草，甚至还惦记着搁在楼下的我俩放钱用的匣子。没错，他对我起了疑心——我已经把自己武装起来，准备抵御一切苦难了！
文森特被送进了医院，刚到医院，他就又开始胡思乱想起来。至于其他事情，那些感兴趣的人都已经知晓，我就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了，不外乎一个在精神病院饱受折磨的人，每个月都能够清醒一段时间，恢复自己的理智，了解自己的状况，并疯狂地描绘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图画。
我收到的最后一封信，是他在离蓬图瓦兹（Pontoise）不远的奥维尔（Auvers）[21]写的。他告诉我，他曾经希望自己在康复以后，来布列塔尼与我相聚，但如今他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自己的病情已经不可能治愈了。
“亲爱的大师（这是他唯一一次这样称呼我），在认识了您，又给您带去那么多痛苦之后，在神志清醒的状态下死去，要比在颓败不堪的状态下死去更加值得。”
后来，他朝自己的腹部开了一枪，而后躺在**，叼着烟斗，清醒地等待着死亡的来临。过了几个小时，他便带着对艺术的无限热爱，无怨无悔地离开了这个世界[22]。
在《怪物》（Monstres）中，让·多朗（Jean Dolent）[23]这样写道：“当高更开口说‘文森特’时，声音里满是柔情。”他并没有听到，但他猜出来了。让·多朗说得没错。你们都知道为什么。
粉红色的虾
（之前）1886年冬
已经开始下雪了，冬天如约而至，我就不把它说成是裹尸布了，只是普通的雪而已。穷人们在天寒地冻里备受折磨，有房子的人往往体会不到这一点。
就在这个十二月的一天，在巴黎这座美好的都市，在勒皮克街（Rue Lepic）[24]，人们行色匆匆，步伐比平日里快了许多，丝毫没有闲逛的意思。他们中间，有个穿着古怪、瑟瑟发抖的人，朝街上疾步走去。他裹着一身山羊皮，头戴一顶皮帽——可能是兔皮，还留着一把浓密的红色胡须，一身牧人的打扮。
不要只是漫不经心地瞥上一眼，也不要光顾着在冰天雪地里继续赶路，而忽略了那双白皙、漂亮的手以及那对清澈、敏锐的蓝色眼睛。他的确是个贫穷的可怜人，但他并不是牧人，而是位画家。
他的名字叫作文森特·凡高。
他快步走进一家经营原始箭镞、废铁和廉价油画的店铺。可怜的艺术家！你不得不卖掉这幅注入自己一部分灵魂的油画。
这是一幅小小的静物画，粉红色的虾，画在粉红色的纸上。
“您能收下这幅画，给我一点钱，好让我把房租付了吗？我的房租马上就要到期了。”
“唔，我的朋友，客人们越来越难伺候了；他们竟然连米勒（Millet）[25]的画都要跟我砍价。而且，”店铺的老板继续说道，“你知道吗，你的画色彩并不是很鲜艳；现如今，满大街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不过，他们说你很有天赋，我很乐意为你做点什么。喏，这一百苏你拿去。”
硬币在柜台上叮当作响。凡高并没有讨价还价，他拿起硬币，谢过老板后便离开了店铺。他拖着沉重的步子沿着勒皮克街往回走去。快到住所时，一个从圣—拉扎尔监狱释放出来的穷女人向他露出了微笑，期待着他的光顾。于是，一只漂亮白皙的手从外套里伸了出来；凡高喜爱读书，眼前的情景让他想到了《勾栏女艾丽莎》（La Fille élisa）[26]，随后，他那枚价值五法郎的硬币，成了那个不幸女人的财产。他好像对自己的施舍感到有些羞愧，飞快地逃开了，依旧饥肠辘辘。
（之后）1894年冬
这一天终将来临，我能清楚地看到那时的场景，就如同它已经到来。
我来到拍卖场的九号房间，拍卖师正在拍卖一批藏画。我走 了 进 去。“《粉 红 色 的 虾》（Crevettes Roses） 四 百 法 郎，四百五十，五百。来啊，来啊，先生们，这幅画可不止这个价。”
没有人响应。卖出去了，文森特·凡高的《粉红色的虾》。我若有所思地离开了这里，在想《勾栏女艾丽莎》，在想凡高。
[1] 文森特·威廉·凡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荷兰后印象派画家，表现主义的先驱。代表作有《星月夜》《吃土豆的人》《有乌鸦的麦田》，以及自画像和向日葵系列等。
[2] 那次悲剧：指凡高割掉自己的耳朵。下文有具体叙述。
[3] 阿尔勒（Arles）：又译“阿尔”，法国东南部城市。1888年，凡高来到这里，根据当地风物创作了代表作《夜间的露天咖啡座》《阿尔的吊桥》《罗讷河上的星夜》等；高更同年应邀前来。
[4] 阿旺桥（Pont-Aven）：法国西北部地区布列塔尼的一个小山村。1886年，高更听从约贝—杜瓦尔的建议来到这里，在当地极具特色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服饰吸引下重燃**，创作了《沐浴》《田间》《妇女和儿童》等作品。此后，他又先后几次来到这里，创作了《水塘边的柳树》《在浪中》《黄色基督》等。
[5] 指高更1888年创作的油画《名为“悲惨世界”的自画像》（Autoportrait dit“Les Misérables”）。在1888年10月8日写给舒芬尼克的信中，高更对这幅画进行了详细的阐释，详见《书信一束》。
[6] 卡罗勒斯—杜兰（Carolus-Duran）：真名查尔斯·奥古斯特·埃米尔·杜兰（Charles Auguste émile Durand，1837—1917），法国学院派画家，擅长肖像画，以为上流社会成员作画而闻名。他在1853年赴巴黎深造时，给自己取名为“卡罗勒斯—杜兰”。代表作有《爱德华·马奈的肖像》《菲利普·波尔蒂的肖像》《戴手套的女士》等。
[7] 阿尔丰斯· 都德（Alphonse Daudet，1840—1897）：法国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磨坊书简》《月曜故事集》，长篇小说《小东西》《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等。都德最为国人熟知的作品，是《月曜故事集》中的《最后一课》。
[8] 埃德蒙· 德· 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1822—1896）：法国作家、史学家，与弟弟茹尔· 德· 龚古尔（Jules de Goncourt，1830—1870）并称“龚古尔兄弟”，合著有《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社会史》《十八世纪的艺术》以及小说《勒内·莫普兰》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龚古尔文学奖”，至今在法国国内外仍具有重要影响。
[9] 让· 奥古斯特· 多米尼克· 安格尔（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1780—1867）：法国画家，新古典主义的代表，擅长肖像画。代表作有《阿伽门农的使者》《瓦平松的浴女》《大宫女》《泉》等。
[10] 埃德加·依列尔·日耳曼·德加（Edgar Hilaire Germain de Gas，1834—1917）：法国印象派画家，擅长描绘芭蕾舞演员、浴女以及赛马，自称是“运用线条的色彩画家”。代表作有《舞蹈课》《调整舞鞋的舞者》《盆浴》《赛马场的马车》《新奥尔良棉花事务所》等。
[11] 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他反对忽视素描、模糊物象，重视色彩视觉的真实性，力图表现物体的体积感。代表作有《圣维克多山》《玩牌者》《三位沐浴的女子》《窗帘，水壶和水果》等。
[12] 阿道夫· 约瑟夫· 托马斯· 蒙蒂切利（Adolphe Joseph Thomas Monticelli，1824—1886）：法国印象派画家。他用色大胆，喜欢厚涂颜料，经常使用冷暖色和高纯度色彩，有时还直接在画布上调色。代表作有《花瓶里的野花》《有水果的静物》《日出》《干草车》等。1886年，凡高在巴黎看到蒙蒂切利的作品，深受启发，开始采用更加明亮的色调，形成更加大胆的视觉冲击。他曾说：“我有时觉得我真的只是在继续那个男人的工作。”
[13] 古皮尔公司当时经营着世界上最大的画廊，凡高有个叔叔是这家公司的合伙人，经营着公司在荷兰海牙的分支，凡高与弟弟提奥都曾在叔叔那里工作过。
[14] 凡高在这里指的是都德的长篇小说《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
[15] 《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Tartarin de Tarascon）：都德的长篇小说，讲述爱慕虚荣、胆小如鼠的达达兰，在去非洲猎狮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洋相百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16] 卡马尔格（Camargue）：阿尔勒下辖地区，地处罗讷河三角洲的两条支流间，多盐沼和草地，生物多样。
[17] 提奥·凡高（Théo van Gogh，1857—1891）：荷兰画商，凡高的弟弟。他在经济和精神上都给了凡高巨大支持，凡高曾说他是自己的“至亲、知音和支柱”。凡高自杀半年后，提奥精神崩溃，意外死亡，最终和凡高葬在了一起。
[18] 高更在1902年9月写给安德烈· 丰丹纳（André Fontainas，1865—1948）的一封信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自己的贡献。“仔细看看我与凡高一起待在阿尔勒之前和之后他的作品。受新印象派的影响，凡高的绘画技法总是拘泥于运用互补色形成强烈的对比，如在紫色上添加黄色等。而到了后来，在我的建议和指导下，他的技法变得与先前迥然不同。他开始在黄色的背景上描绘黄色的太阳，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让他学会了运用一种颜色的不同深浅程度来进行搭配。如此一来，在一幅风景画中，那些从前必不可少的一贯杂乱的静物，被极具共鸣的高饱和度色彩所取代，唤起了整体的和谐。”
[19] 指凡高1888年创作的作品《欧仁·博赫的肖像》（又名《诗人》）。欧仁·博赫（Eugène Boch，1855—1941）是比利时画家、诗人，凡高的朋友。
[20] 加布里埃尔· 阿尔贝· 奥里埃（Gabriel Albert Aurier，1865—1892）：法国诗人、艺术评论家。1890年1月，奥里埃在《法国信使》上发表《孤立的人：文森特·凡高》，称凡高是“单纯而真诚的艺术家”。次月，凡高回信表示感谢，并推荐了高更，称高更的画作更符合他所追求的象征主义目标。
[21] 蓬图瓦兹（Pontoise）：法国北部城市，属于巴黎都市圈，塞尚和另一位画家毕沙罗曾长期居住于此。奥维尔（Auvers）：巴黎郊外瓦兹河畔的一座小镇，如今那里塑有凡高雕像。
[22] 凡高是在1889年7月27日自杀的。
[23] 让·多朗（Jean Dolent）：真名查尔斯—安托万·福尼耶（Charles-Antoine Fournier，1835—1909），法国作家、艺术评论家，著有《艺术爱好者》《表达方式》《怪物》等。
[24] 勒皮克街（Rue Lepic）：位于巴黎北部的第十八区，凡高和弟弟提奥在1886年至1888年间曾住在勒皮克街五十四号的一间公寓里。
[25] 让—弗朗索瓦·米勒（Jean-Francois Millet，1814—1875）：十九世纪法国以表现农民题材而著称的画家。他出身农民家庭，曾说：“无论如何，农民这个题材对于我是最合适的。”代表作有《播种者》《拾穗者》《晚钟》《牧羊女与羊群》等。
[26] 《勾栏女艾丽莎》（La Fille élisa）：埃德蒙·德·龚古尔创作的小说，讲述勾栏女艾丽莎因杀死爱上自己的士兵被判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在狱中回忆往昔爱情、最终发疯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