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外祖母
我的外祖母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她的名字叫作弗洛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1]。蒲鲁东（Proudhon）[2]曾称赞她天赋异禀，而我对于这一点却一无所知。既然这样，那就姑且相信蒲鲁东所说的吧。
外祖母推出了许多与社会主义有关的东西，工人联盟便是其中之一。工人们对此感激不尽，特意在波尔多（Bordeaux）公墓为她树立了一座纪念碑。
外祖母极有可能不会做饭——一个社会主义女学者，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昂方坦神父（Père Enfantin）[3]和人们普遍认为，是她创办了手工业行会（Compagnonnage）[4]，并创立了一种宗教，也即玛帕（Mapa）宗教。据说，在这一宗教中，昂方坦是男神“玛”，而外祖母则是女神“帕”。
在这些故事当中，究竟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我无从知晓，我只是把我认为有价值的信息全部告诉你们。1844年，外祖母与世长辞，很多组织都派代表前来护送她的灵柩。
不过，有一点我倒可以肯定，那就是弗洛拉·特里斯坦是一位优雅高贵的女士。她是德博尔德—瓦尔莫尔（Desbordes-Valmore）夫人[5]的密友。我还了解到，她把自己的全部积蓄都拿出来支持工人事业，并不辞劳苦地四处奔走。她还曾长途跋涉，前去秘鲁探望过她的叔父——唐·皮奥·德·特里斯坦·德·莫斯科索［（Don Pio de Tristan de Moscoso），阿拉贡家族］。
她的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从小在一所寄宿学校里长大。这所学校名为巴斯坎（Bascans），是拥护共和派的。
我的父亲克洛维斯· 高更（Clovis Gauguin），就是在那里认识我母亲的。当时，父亲是一名政治记者，在梯也尔（Thiers）和阿尔芒·马拉斯特（Armand Marrast）共同创办的《国民报》（Le National）[6]供职。
在1848年的事件[7]发生之后（我是在1848年6月7日出生的），我的父亲是否预见了1852年的政变[8]？我不知道。但不管预见与否，他都打定了移居利马（Lima）[9]的主意，并打算在那里创办一份报纸。当时，这对年轻夫妇尚有一些积蓄。
不幸的是，他们乘坐的那条船的船长简直糟糕透顶，给本就患有严重心脏疾病的父亲带来了极大的损害。最终，当父亲就快在麦哲伦海峡的饥饿港（Port-Famine）[10]上岸时，却永远地倒在了一艘捕鲸船上，死于动脉瘤破裂。
利马时光
这并不是一本书，也不是一本回忆录；我之所以跟你们提起这些，只不过是因为童年时期的回忆刚好浮现在了我的脑海里。
唐·皮奥这位老人，这位年事已高的叔父，很快便喜欢上了自己的侄女，她是那么漂亮，像极了他亲爱的兄长唐·马里亚诺（Don Mariano）。唐·皮奥在八十岁时再度结婚，这段崭新的婚姻给他带来了几个孩子，其中一个名叫埃切尼克（Etchenique），后来担任过几年秘鲁共和国的总统[11]。
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大家庭，而我的母亲身处其中，被宠爱得像个孩子。
我拥有出众的视觉记忆能力，如今，我仍然记得那些日子，记得我们住过的房子，还有发生过的许多事情；也能够回想起总统府的纪念性建筑以及那座教堂，教堂的穹顶完全由木头雕刻而成，是后来才加盖上去的。
我还能看到我们的黑人小女孩儿，按照惯例，她必须把人们下跪用的小地毯抱到教堂。我同样可以记起我们那位中国仆人，他衣服熨得特别平整。正是他把我从一家食品杂货店里找了回去。当时，我坐在两桶糖浆中间吮吸着甘蔗的汁液，而我的母亲正泪眼婆娑地派人到处寻我。
我总是喜欢离家出走。九岁那年，我在奥尔良（Orléans）时心血**，肩上扛着一根棍子打算逃到邦迪（Bondy）的森林里去，棍子的末端还系着一块包满了沙子的手帕。
我曾见过一幅十分吸引我的画作，上面画着一个肩扛棍子和包袱的流浪者。要留意这样的形象。
幸运的是，正当我独自一人沿路而行的时候，一位屠夫走了过来，他一边说我是个淘气的孩子，一边牵起我的手，把我领回了家中。我的母亲出身西班牙的名门望族，性子一向急躁，她一上来就扇了我几记耳光，小手好似印度橡胶般柔软，还很有弹性。不过，没几分钟后她便哭了，将我搂进怀里不停地抚摸，事实就是如此。
还是先跳过这件事，回到利马这座城市吧。在利马的那段时光里，天总是很晴，从未下过雨，每间屋子的房顶实际上就是一个露台，每位房主都必须交一份荒唐的税——事情是这样的，每个露台上都有一个用铁链拴着的疯子，房主或房客需要用简单的食物来喂养他。
我记得有一天，我的姐姐、黑人小女孩儿和我正在我的房间里睡觉，通往内院的屋门是开着的；一阵声音吵醒了我们，我睁开眼望向对面，只见露台上的疯子正从梯子上爬下来。月光洒满庭院。我们仨谁也没敢出声。我看到，——我现在依然能够看到，那个疯子走进我们的房间，看了我们几眼，然后又轻手轻脚地爬上梯子，回到了露台。
还有一天，我半夜突然惊醒，房间里挂着一幅精美的老叔父肖像，我看见他在画里盯着我们，而且还在摇晃。那是一场地震。无论你多么勇敢，甚至聪明绝顶，当大地震动时，一样要跟着颤抖。地震发生时，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觉，谁都不会矢口否认。
我是在后来才意识到这一点的。当时，我在伊基克（Iquique）[12]锚地外的一艘船上，望见不远处的城市有一部分轰然倒塌，海水恣意嬉戏，就像用拍子击打皮球一样，打得岸边的船只晃来晃去。
我从未想过要成为一名共济会会员，无论是出于对自由的本能渴望还是缺乏社交能力，我始终都不愿加入任何一个组织。可是，我必须承认，这个与水手有关的机构眼下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靠近伊基克的地方，一艘双桅横帆商船在一波巨浪的推动下，就要撞向不远处的岩石。就在这时，商船的桅杆上升起了一面象征着共济会会员身份的三角旗，附近的船只见状，纷纷派出小艇赶去，利用帆脚索把商船拖了回来。这艘商船就这样迅速得救了。
我的母亲总是喜欢讲述那些她在总统府邸以及别的地方玩过的小把戏。
一位有着印度血统的高级军官，吹嘘自己特别喜欢吃红辣椒。有一次家里请朋友来吃晚餐，这名军官也在邀请之列，于是，母亲便吩咐厨房做了两种不同辣味的菜，一种微辣；另一种极辣，放了很多辣椒。
晚餐时，母亲特意坐到军官旁边，其他人上的都是微辣的菜，而我们这位军官上的则是那道极辣的菜。他看到眼前这盘一片火红的菜肴时，并未有所警觉，可当他刚吃了一大口后，热血便瞬间涌到了脸上。母亲故作严肃地问他：
“是菜不合口味吗，还是您觉得菜不够辣？”
“恰恰相反，夫人，菜的味道好极了！”
随后，这个可怜的家伙鼓足勇气，把盘中的食物吃了个精光。
当母亲身着当地服装时，是多么的优雅动人、赏心悦目啊！丝绸头纱遮住了她的脸颊，只留下一只眼睛露在外面，这眼神温柔而又傲慢，纯净而又热切。
我还能看见我们那条街道，秃鹫经常过来翻吃垃圾堆里的食物。那时的利马还不是一座大都市，并不像如今这般繁华。
返回法国
四年的时光就这样安然度过，直到从法国寄来的急件送到家里的那一天。我们得回去处理我祖父的遗产。于是，向来缺乏商业头脑的母亲带着我回到了法国，回到了奥尔良。她不该一走了之，第二年，也就是1856年，老叔父厌倦了戏弄“死亡女神”（Madame la Mort）[13]，任由她把自己带离了这个世界。
唐·皮奥·德·特里斯坦·德·莫斯科索永远地走了。他活了一百一十三岁[14]。为纪念自己亲爱的兄长，他给我的母亲留下了五千皮阿斯特，约合两万五千多法郎。然而，在老人的病榻前，家人们违背了他的遗愿，掠夺了这笔巨大的财富，之后跑到巴黎大肆挥霍了一番。如今，这家人中只有一个非常富有的堂姐还住在利马，只不过她已经几乎成了一具木乃伊。秘鲁的木乃伊可是远近闻名的。
过了一年，埃切尼克主动提出要与母亲达成和解，一向高傲的母亲答道：“要么都给我，要么别给我。”结果我们一分也没有得到。打那时起，我们虽不至于一贫如洗，却也过得极其朴素。
多年以后，我记得应该是1880年，埃切尼克以大使的身份再次来到巴黎，负责与贴现银行（Comptoir d’escompte）处理秘鲁贷款担保的问题［鸟粪贸易（affaire du Guano）］[15]。他就住在夏约大街（Rue de Chaillot）[16]，他的姐姐在那儿有一栋富丽堂皇的豪宅。身为大使的他守口如瓶，告诉姐姐一切都很顺利。于是，我的这位远房亲戚便像所有投机倒把的秘鲁女人一样，急匆匆地跑到德雷福斯银行做多秘鲁债券。
事实恰好相反，没过几天，秘鲁债券就卖不出去了。她因此遭受了数百万的损失。
“亲爱的（Caro mio，意大利语）！”她对我说，“我破产了，马厩里现在只剩下八匹马了。我该怎么办呢？”
她有两个漂亮可爱的女儿。我对其中一个还有些印象，她和我年纪相仿，我好像试图强奸过她。那时我才六岁，说是强奸确实有点小题大做，兴许我们两个人都只是把它当成了天真的游戏。
先前我向你们讲述我在利马的童年时，忘记告诉你们一件与西班牙人的骄傲有关的事情了。你们应该会对这件事比较感兴趣的。
利马曾经有一处印第安式的墓地：有很多格架，格架上存放着棺材，还有各种碑文。法国的实业家莫里（Maury）想出一个主意，即拜访那些富裕人家，向他们推荐用大理石雕刻的墓碑。他的做法很快就取得了成效。某某将军、某某上校，等等。光顾他生意的，全都是些大人物。他还为客户们提供了许多张在意大利雕刻好的墓碑的照片。
接下来的几年间，莫里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无数艘船只载着在意大利雕刻好的大理石驶抵利马，这些大理石价格十分低廉，在利马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正是莫里让人为教堂雕刻了一个木制的穹顶，雕好的部件只需要组装起来，放到旧穹顶上就可以了。我的母亲从前在寄宿学校里学过绘画，她用墨水画下了这座教堂以及教堂那用篱笆围起来的花园。整幅画看上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也可以说是糟糕透顶。可还是孩子的我，却认为这幅画非常漂亮，它毕竟出自我母亲之手，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理解我。
在巴黎，我又见到了莫里，他已经老态龙钟，全凭两个侄女照料，她们是他仅有的两位继承人。莫里收藏有一套精美绝伦的瓶子（印加陶器），还拥有许多件由印第安人打造的纯金首饰。可这些东西后来都哪儿去了？
我的母亲也有几个秘鲁瓶子，而且她还收藏了不少用纯银铸造的小雕像，纯银的色泽还像刚从银矿里开采出来那样耀眼。后来，这些藏品连同家中大量的藏书，还有几乎所有的家庭证件，都在普鲁士人于圣克卢（Saint-Cloud）燃起的那场大火中付之一炬了[17]。
一看到书的封面上印有拉马丁（Lamartine）[18]的名字，我便会想起我可爱的母亲，她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诵读《约瑟兰》（Jocelyn）[19]的机会。
书！多么珍贵的纪念！
学生时代
我有个热心肠的叔叔住在奥尔良，大家平时都喜欢叫他“鸡鸡”（Zizi，取法语儿语意），因为他的名字叫作伊西多尔（Isidore），而且身材又瘦又小。
他告诉我，我们刚从秘鲁回来的时候，住的是我祖父的房子。那时我七岁，经常跑到花园里跺脚，还把沙子撒得到处都是。叔叔看见了总会问我：“好了好了，我的小保罗，你这是怎么啦？”每每得到他的关注，我便会跺得更加卖力，一边跺一边答道：“小孩子就是这么淘气。”
虽然还是个孩子，但我已经能够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判断，也懂得了让别人知道这一点的必要性。有时，我会一动不动地站在榛子树下，安静地望着树出神。榛子树的旁边还有一棵无花果树，它们点缀了花园的一角。
“你在做什么，我的小保罗？”
“在等榛子掉下来。”
那个时候，我才刚开始讲法语，也许是因为说惯了西班牙语，我发每一个字母的音都显得很不自然。
没过多久，我开始尝试削东西，削了一个匕首的手柄出来，还做了一些雕刻——但并没有削出匕首；我心中怀有很多大人们无法理解的小小梦想。有位老妇人，她是我们家的朋友，看到我削的匕首手柄后赞叹道：“他将来会成为一名伟大的雕塑家。”遗憾的是，这位老妇人并不是先知。
后来，我成了奥尔良一所寄宿学校的走读生。学校里的老师说：“这孩子要么是个白痴，要么就是个天才。”可我长大后既没变成白痴，也没变成天才。
一天，我揣着几颗彩色玻璃弹珠回到家中。母亲恼羞成怒，问我弹珠是从哪儿来的。我低下头，说是用自己的皮球换来的。
“什么，你，我的儿子在和别人做交易？”
在母亲的认知里，“交易”是一个可鄙的字眼。可怜的母亲！她既是错的，也是对的。其实，还是孩子的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世上有很多东西都是不能买卖的。
十一岁那年，我来到一所由牧师开办的中学读书，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我在《信使》（Mercure）[20]上读到了几位文人对这种神学院式教育价值的看法，后来，他们不得不从中解脱出来。我不会像亨利·德·雷尼埃（Henri de Régnier）[21]那样，称这种教育方式对我的智力发展毫无用处；相反，我认为这对我很有帮助[22]。
至于其他方面，我认为正是这种教育方式，让我小小年纪就开始憎恶伪善、虚伪的美德以及告密（总是三个）[23]；也让我开始怀疑所有与我的直觉、内心和理智相悖的东西。
正是这种教育方式，让我学到了一点儿埃斯科瓦尔（Escobar）[24]的诡辩精神。我们得承认，在斗争中，这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也正是这种教育方式，让我习惯了遵从本心，持续关注老师们的一举一动，为自己制造欢乐，也为自己制造悲伤，并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责任。
我的老师博杜安（Baudoin）老爹，是滑铁卢（Waterloo）战役中幸存下来的一名掷弹兵。他擅长给让·尼古特（Jean Nicot）[25]调味，街坊四邻对此都赞不绝口。
在宿舍里，我们常会撩起睡衣，很不恭敬地说：“立正！枪上肩！”每当这时，老爹眼里总是噙满泪水，他准是又想起了伟大的拿破仑（Napoléon）。伟大的拿破仑能够让他们死，也能够让他们生。“都过去了，再也没有士兵了。”这是博杜安老爹嘴边经常挂着的一句话。
水手生活
一个故事引出另一个故事。我记得在勒阿弗尔（Le Havre）[26]的一天晚上（那段时间我在一艘商船上做水手），我喝了些酒。到了午夜时分，我沿街而行，朝家的方向走去。我撞上了一扇半推开的百叶窗，差一点儿就弄断了鼻梁。“该死的！”我一边大喊，一边使劲拍打百叶窗，可它却怎么也合不上。信不信由你，那儿肯定有个吊死鬼不愿意让窗户关上。我不再管它，继续走我的路（我确实喝得有点儿多），一边走一边大声地自言自语道：“讨厌鬼！这也太不关心路过之人的死活了，早晚会有人被撞得脑袋开花。”
我作为学徒的第一次航行，乘坐的是卢齐塔诺（Luzitano）号（装货人联盟，从勒阿弗尔到里约热内卢）。
这艘船就停泊在里约热内卢的锚地。那是一个晴朗的夜晚，天气酷热难耐，每个人都想找到一处清凉之地。水手们睡在前甲板上，长官们则聚在船尾闲聊，试着入睡。
突然，一声尖叫传来：“有人落水了！”掉进水里的是船上的一名服务员，他还是个孩子。他一定是在睡梦中不知不觉地失去了平衡，现在水流已经把他冲到船尾那边去了。
这孩子不会游泳。大家都在张望，就好像在剧院里一样。船上的黑人厨师被这阵**吵醒，好奇地走了过来。等看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后，他大喊道：
“啊，我必须，见鬼，他会淹死的！”
他毫不犹豫地跳进水中，把男孩儿带到了船尾的梯子边。这时，大家纷纷抓起绳子扔给男孩儿，可男孩儿已经顺着梯子爬了上去。恐惧和愚蠢占据着我们的内心，直到一个果敢聪慧的人挺身而出，大家也才因此变得果敢聪慧起来……
就在我们从勒阿弗尔出发驶向里约热内卢的前几天，一个小伙子找到我说：“您就是那位接替我的学徒吧？烦请您帮忙把这个小盒子和这封信送到这个地址。”我读了一下信封上的名字：“艾美·鲁阿·德·奥维多（Aimée Rua d’Ovidor）夫人”。
“您会见到一位仪态万方的夫人”，他说，“我必须向您隆重介绍一下她。她和我都是波尔多人。”
读者诸君，我就不和你们唠叨这段航程中发生的事情了；那只会让你们感到无聊。我就只提下面几句：托巴雷尔（Tombarel）船长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统，是个魅力十足的人物；卢齐塔诺号是一艘重达一千两百吨的漂亮巨轮，非常适合载客，在顺风的条件下航速能达到每小时十二节。我们一路上行驶得非常顺利，未曾遇上任何风暴。
正如你们所想的那样，我上岸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小盒子和信送到那个地址。这可真是一桩美差。
“真好，他还想着我。而你，我的宝贝儿，快让我好好看看。你长得多英俊啊！”
那时的我个子还很矮，虽然已经十七岁半了，但看起来还像十五岁一样。尽管如此，登船前，我还是在勒阿弗尔第一次偷吃了禁果，直到现在我的心还怦怦直跳。接下来的一个月真是令人心情愉快。
迷人的艾美，虽然已年过三十，但还是那么楚楚动人，在奥芬巴赫（Offenbach）[27]的歌剧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如今，我依然能看到华衣锦服的她坐在一辆四轮马车里，马车被一头矫健的骡子拉着向前行进。人人都向她大献殷勤……
艾美让我的道德彻底沦丧。肉体一定得到了极大满足，因为我已经变得十分浪**。
回程时，我们迎来了几位女乘客，她们当中有一个体态丰腴的普鲁士女人。这一次，轮到船长被迷得神魂颠倒了，他完全敞开了心扉，却并未得到任何回应。那个普鲁士女人和我在帆缆库里找到了一个绝佳的隐秘之处，库门刚好通向楼梯旁的船舱……
如你们所见，我的生活一直都不太安定，经历了许多磨难。我是一个拥有多重性格的混合体。粗鲁的水手。那就这样吧。但我的身体里也流淌着贵族的血液，或者，说得好听点，我拥有两种血统，属于两个家族。
丹麦印象
我极其讨厌丹麦，厌恶那里的气候，也厌恶那里的人[28]。
嗨，不过丹麦也有一些好的方面，这是不容置疑的。
……丹麦在教育、科学，尤其是医学领域进行了很大的投入。哥本哈根医院凭借其庞大的规模及一流的设施，被认为是同级别医院中最为出色的医院之一。
这点让我们向丹麦致敬。除此以外，我看到的全部都是负面的东西。抱歉，我差点忘了一件事：这里的房屋从构造到设施都是极为考究的，冬可御寒，夏能通风，整座城市看上去既整洁又美观。
我还得补充一点，丹麦人一般都会在餐厅招待客人，为客人提供可口的菜肴。不得不说，这样的招待方式的确非常周到，大家边吃边聊，时间总是消磨得很快。但不要觉得这样的聊天太过单调乏味：“你们的国家很强大，你们肯定认为我们十分落后。我们的国家太小了。您觉得哥本哈根怎么样，我们的博物馆呢，还有……？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对方之所以提起这些，是为了让你说出截然相反的答案；而出于礼貌，你肯定会那样说的。
风俗！
他们的博物馆！老实说，里面并没有什么绘画藏品，只有几幅旧丹麦画派的作品、梅索尼埃（Meissonier）[29]风格的风景画以及描绘小船的画作。希望如今这样的现象能有所改观。这里还有一座专门为伟大的雕塑家托尔瓦德森（Thorvaldsen）[30]建造的纪念碑，他是丹麦人，曾在意大利生活过，并在那里走完了自己的一生[31]。我看见了，清楚地看见了，我的脑袋嗡嗡作响。希腊神话变成了斯堪的纳维亚神话，然后被新教覆盖。维纳斯们垂下目光，谦逊地将湿布披在身上。仙女们跳起吉格舞。看啊，先生们，她们跳的正是吉格舞：快看她们的脚步。
在欧洲，人们称他为“伟大的托尔瓦德森”，但这些人并没有见过他。他那头著名的狮子，是去瑞士旅游的人唯一可看的东西：活像一只鼓起来的大丹犬[32]。当我将这些话说出口时，我知道丹麦人一定会跑到各个角落去烧糖，以此来消除我对他们最伟大的雕塑家所说的贬损言论。
……让我带你们到一间如今已经很难见到的沙龙去看看吧。这间沙龙属于一位伯爵，他在丹麦贵族中的地位非常显赫。
房间四四方方，很是宽敞；墙上有两块为这个家族特别定制的巨幅德国挂毯，它们的精致程度绝对超乎你们的想象；在两扇门的上方，挂着透纳（Turner）[33]笔下的威尼斯风光；木质家具上雕刻着家族徽章，桌子也镶嵌着图案；织物富有时代特色——布置得高贵典雅。
有人领你走进沙龙，向你致意。你坐在一个包着红色天鹅绒的螺旋状软垫凳上，做工精致的桌子上放着从廉价商店里买来的价值几法郎的装饰小垫，还有一本相册和几个质地相同的花瓶。破坏艺术的摆设！
沙龙旁边是一间装潢考究的收藏室。里面陈列着绘画作品、伦勃朗（Rembrandt）[34]所画的一位先人的画像，等等。所有东西都散发着一股霉味儿。没人走进去过。这家人更愿意待在新教教堂，那儿是诵读圣经的地方，那里的一切会让你的思想变得僵化。
还有一点很值得一提，那就是丹麦的订婚制度，它的优势在于不需要你作出任何承诺（人们像更换手帕一样更换未婚夫或未婚妻），同时还能让你兼顾爱情、自由和道德。你们订婚了，所以你们可以一起去散步——甚至去旅行——订婚的外衣可以掩盖所有。可以把这一切权当一场游戏，这对双方都有好处，既能让两个人学会关心对方，也能避免陷入麻烦。
每订一次婚，像鸟儿一样的女人便会失去大量的小羽毛，然而，用不了多久，全新的羽毛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生长出来。丹麦人就是这么现实。浅尝辄止即可，千万不要用情太深，否则你一定会后悔。要时刻牢记，丹麦女人是最现实的。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这是个小国家，所以她们必须谨小慎微。就连孩子们都被教育得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爸爸，我们得有一些钱；不然的话，我可怜的父亲，你就出局了。”我见过这样的情况。
按照丹麦北部地区民众的衡量标准，世界上最宽广的心也抵不过一枚价值一百苏的硬币。我曾留心观察过北边，我所发现的最好的东西当然不是我的岳母，而是她烹饪的味道鲜美的野味。鱼吃起来也很不错。结婚之前，一切都是美好而又惬意的，一旦结了婚，要当心了，兄弟；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好酒也会变成酸醋。
在易卜生（Ibsen）[35]的戏剧《人民公敌》（Un Ennemi du Peu-ple）[36]中，妻子变得（但只是到了最后才变得）配得上她的丈夫。她和大多数人一样平庸、自私，甚至比其他人更以自我为中心；一生中，她只在那一分钟里融化了自己心中那来自北方的寒冰。
……我还知道一位人民公敌，他的妻子不仅不跟随丈夫的脚步，还把孩子们培养得连自己的父亲也不认识；而这位一直身处狼群之中的父亲，从未听到过孩子们在他耳边轻声呼唤：“亲爱的爸爸。”要是他过世后留有什么遗产，那孩子们就会出现了，一定会出现。
生活二三事
除非待在一个能让自己非常安心的地方，否则不要抱有阅读埃德加·坡（Edgar Po?）[37]作品的想法。尽管你认为自己很勇敢，但事实可能并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正如魏尔伦（Verlaine）[38]所说］，到时你就会感到后悔。还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不要试图在看过奥迪隆·雷东（Odilon Redon）[39]的画作后入睡。
让我给你们讲一件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我和我的妻子俩人坐在壁炉前面看书。屋外很冷。我妻子正在读埃德加·坡的《黑猫》（Le Chat Noir）[40]，而我正在读巴尔贝·德·奥尔维利（Barbey d’Aurevilly）的《罪恶中的幸福》（Le Bonheur dans le Crime）[41]。
炉火快要熄灭了，天气太冷了。该去取些木炭了。于是，我的妻子到画家约贝—杜瓦尔（Jobbé-Duval）转租给我们的小房子的地窖里去了一趟[42]。
在台阶上，一只黑猫受到惊吓跳了起来，我的妻子也跟着跳了一下。犹豫了片刻之后，她还是选择继续往下走去。铲了满满两铲木炭后，一颗头骨从木炭堆中露了出来。我妻子吓得瑟瑟发抖，撇下所有东西飞快跑上楼梯，最后晕倒在了卧室里。我来到地窖，想要再多铲一些木炭，结果发现了整具骨架。那是约贝—杜瓦尔曾经用过的一具老旧的用金属线串制的骨架，后来散架了，约贝—杜瓦尔便把它扔在了地窖里。
如你们所见，这些事情其实并不复杂，但碰到一起所形成的巧合却令人毛骨悚然。要小心埃德加·坡。我继续看书，看着看着，便不由得想起了那只黑猫，继而又联想到了巴尔贝·德·奥尔维利的《罪恶中的幸福》，想到了这一离奇的故事中作为引子出现的那头黑豹。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总能发现，作者讲述的事件似曾相识。
有的时候，我会去参加斯特芳·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43]举办的星期二沙龙[44]，他是位可敬的诗人。在某个周二的沙龙上，话题转到了公社上面，我也跟着一起谈论了起来。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有一天，我在从交易所回家的路上走进了马扎兰（Mazarin）咖啡馆。有位军人模样的绅士坐在其中一张桌子旁边；他让我忽然想起了我的一个老同学，我不由得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他捋了捋胡子，傲慢地说道：“我欠你什么东西吗？”
“不好意思，”我开口道，“您是不是在洛里亚尔（Lorial）那儿待过[45]？我是保罗·高更。”
他答道：“我是登内布德（Denneboude）。”
我们一下子就想起了对方，热络地聊起了毕业后所发生的事情。他在圣西尔军校（Saint-Cyr）[46]受训后当上了军官，一度被普鲁士人俘虏。在凡尔赛军队进入巴黎时[47]，他指挥着一个营。他带领队伍经由香榭丽舍大道（Champs-élysées）抵达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48]，而后又向圣—拉扎尔车站（Gare Saint-Lazare）[49]前进，其间攻克了一个街垒，并抓了一些俘虏。在这些俘虏当中，有一个约莫十三岁的巴黎小伙子，他很勇敢，被俘时手里还拿着步枪。
“抱歉，长官，”小伙子喊道，“临死之前，我想去和我那可怜的祖母道个别，您看，她就住在那边的阁楼上；您放心，我不会耽搁太久的。”
“那就快去！”
听到这里，我几乎忍不住要上前和我这位儿时的伙伴——好心的登内布德握一握手，但是我没有。
他继续讲了下去：“我们沿着街道向克利希街垒（barrière Cli-chy）[50]走去，还没到地方，那个小伙子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上前来喊道‘长官，我来了’。”
我，高更，焦急地问道：“你对他做了什么？”
“呃，”他说，“我开枪打死了他！你明白的，这是我作为一名军人的职责……”
从那一刻起，我想我理解了“军人的良知”这一宝贵概念的含义。当侍者朝我走来时，我掏出我们两个人的酒钱，没再多说一个字，带着纷乱的心绪迅速起身离开了。
斯特芳·马拉美取下一本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51]的作品集，用他那收放自如、富有魔力的嗓音，读起了我刚刚讲述的那则故事；只是在结尾，雨果出于对人类生命的尊重，没有让年轻的英雄倒在枪下。
[1] 弗洛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1803—1844）：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现代女权主义的奠基人之一，著有《女贱民游记》《工人联盟》等。她在高更出生前就已去世，但仍给他留下不小的影响，甚至可以说，高更的性情狂热和特立独行皆源于这位外祖母。
[2] 皮埃尔—约瑟夫· 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法国政论家，无政府主义奠基人之一。主张和平改良，建立生产者个人占有、自愿互助的社会。从下文高更外祖母的社会实践，可知蒲鲁东对她的影响。
[3] 巴泰勒米· 普罗斯佩· 昂方坦（Barthélémy Prosper Enfantin，1796—1864）：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学派主要领导人之一，著有《圣西门的理论》。圣西门（Saint-Simon，1760—1825）去世后，昂方坦与其他几位追随者共同创建并领导圣西门主义运动；后来该运动逐渐带有宗教色彩，他因此被称为“最高神父”。
[4] 手工业行会（Compagnonnage）：法国手工业行业组织，旨在帮助业内人员传承知识和技能。一般认为，昂方坦把手工业行会制度的确立归功于弗洛拉·特里斯坦，是因为她为拜访工人而走遍了法国。高更下文即提到她“不辞劳苦地四处奔走”。
[5] 玛塞利娜·德博尔德—瓦尔莫尔（Marceline Desbordes-Valmore，1786—1859）：法国女诗人，作品集结为《诗集》于1842年出版。
[6] 路易—阿道夫· 梯也尔（Louis-Adolphe Thiers，1797—1877）：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著有《法国大革命史》等。阿尔芒· 马拉斯特（Armand Marrast，1801—1852）：法国政论家、政治家。1830年，他们和阿尔芒·卡雷尔（Armand Carrel，1800—1836）等人共同创办《国民报》（Le National）。该报主张实行英国式的议会制，为推翻波旁王朝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7] 指1848年爆发的法国“二月革命”，这是一场旨在推翻七月王朝、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资产阶级革命。
[8] 指1851年12月，时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Louis-Napoléon Bonaparte，1808—1873）发动的政变。1852年1月新宪法颁布，法兰西第二帝国成立，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于同年12月称帝，是为“拿破仑三世”。
[9] 利马（Lima）：秘鲁首都，位于秘鲁西部，濒临太平洋，终年少雨，是著名的“无雨城”。高更1851年来到利马，在曾叔祖父唐·皮奥家中度过了四年的童年时光。
[10] 饥饿港（Port-Famine）：又译“法明港”，亦称“汉布雷港”，位于今智利南极区和麦哲伦省首府蓬塔阿雷纳斯以南八十公里处。
[11] 高更记忆有误，埃切尼克娶了唐·皮奥的大女儿，所以他实际上是唐·皮奥的女婿。
[12] 伊基克（Iquique）：智利北部太平洋沿岸的一座港口城市。
[13] 法国戏剧家菈希尔德（Rachilde，1860—1953）1891年创作了《死亡女神》（Madame la Mort），剧本的介绍初见于《艺术剧院》（Théatre d’Art），高更画了一个蒙着面纱的女人作为配图。菈希尔德真名玛格丽特·瓦莱特—艾梅里（Marguerite Vallette-Eymery），作品还有《维纳斯先生》等。
[14] 高更记忆有误，唐·皮奥去世时八十七岁。
[15] 19世纪，因工业革命引发人口激增，粮食需求日益增加。为提高农作物产量，欧洲人将目光投向秘鲁的鸟粪岛，希望进口鸟粪作为肥料。1840—1880年间，秘鲁从“鸟粪贸易”中赚取约一亿英镑，成为拉美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当时为建设铁路，秘鲁政府以未来鸟粪的生产作为抵押，在国际金融市场大规模举债，最终因对外国资本过分依赖，加之政策失误等其他因素，秘鲁出现严重金融危机，“鸟粪时代”也宣告结束。
[16] 夏约大街（Rue de Chaillot）：位于巴黎西部的第十六区，该地区有许多高档住宅区，自十九世纪以来便是巴黎上流社会家族的聚居地。
[17] 指普法战争期间的一场大火。1870年，拿破仑三世在巴黎圣克卢宫下令发动对普鲁士人的战争，后来普鲁士人包围并攻破巴黎，烧毁了圣克卢宫。
[18] 阿尔封斯·马里·路易·德·普拉·德·拉马丁（Alphonse Marie Louis de Prat de Lamartine，1790—1869）：法国作家，著有长诗《约瑟兰》《天使谪凡记》，小说《一个女仆的故事》《圣普安的石匠》等。
[19] 《约瑟兰》（Jocelyn）：拉马丁1836年创作的长诗，歌颂青年教士约瑟兰为履行宗教职责而牺牲爱情的精神。
[20] 《信使》（Mercure）：《法国信使》（Mercure de France）的简称，1672年由让·多诺·德·维泽（Jean Donneau de Visé，1638—1710）创刊于里昂，1995年终刊。该刊主要登载文艺作品，是法国权威文学刊物之一。
[21] 亨利·德·雷尼埃（Henri de Régnier，1864—1936）：法国象征主义诗人，著有诗集《翌日》《古传奇诗集》《乡村迎神赛会》等。
[22] 一般认为，在奥尔良，神学院式的教育形式多样、内容广泛，赋予了高更深厚的文化背景。
[23] 当时宗教学校规定“永远不要两个，总是三个”（Nunquam duo，semper tres），意在鼓励学生之间相互告发。
[24] 安东尼奥·德·埃斯科瓦尔·伊·门多萨（Antonio de Escobar y Mendoza，1589—1669）：西班牙道德神学家，耶稣会传教士。他是当时著名的诡辩论者，其名字后来成为“闪烁其词的伪君子”的代名词。
[25] 让· 尼 古 特· 德· 维 耶 曼（Jean Nicot de Villemain，1530—1604）：法国外交家、学者。1559年作为大使前往葡萄牙，在里斯本接触到烟草并引入法国，烟草中特有的成分烟碱因此被命名为“尼古丁”（nicotine）。在文中的“让·尼古特”，是当时人们对一种烟斗的幽默称呼。
[26] 勒阿弗尔（Le Havre）：法国北部海滨城市，其港口是法国第二大港，仅次于马赛港。
[27] 雅克·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1819—1880）：德裔法国作曲家，法国轻歌剧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代表作有《霍夫曼的故事》《地狱中的奥菲欧》《美丽的海伦》等。
[28] 高更1884年至1885年间曾与家人住在丹麦哥本哈根。
[29] 让—路易—欧内斯特·梅索尼埃（Jean-Louis-Ernest Meissonier，1815—1891）：法国画家，作品以风俗和军事题材为主，风俗画笔法细腻，富有生活情趣。
[30] 巴特尔·托尔瓦德森（Bertel Thorvaldsen，1770—1844）：丹麦雕塑家。早期作品多取材于希腊罗马神话和历史事件，晚期则多为肖像和纪念碑雕塑，代表作有《亚历山大攻陷巴比伦》《哥白尼像》《卢塞恩之狮》等。1848年，丹麦政府筹建“托尔瓦德森博物馆”，收藏他的雕塑和绘画作品。
[31] 据考证，托尔瓦德森晚年回到出生地哥本哈根，几年后在哥本哈根逝世。
[32] 指托尔瓦德森的纪念碑雕塑作品《垂死狮子像》（L?wendenkmal）。作品位于瑞士卢塞恩的街头公园，用以纪念1792年“八月起义”中为保卫巴黎杜伊勒里宫而战斗的瑞士雇佣兵。大丹犬为原产德国的犬种，体型高大，性格温顺。
[33] 约瑟夫· 马洛德· 威廉· 透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1775—1851）：英国画家。他曾悉心研究海上的光线、云气和风雨活动，尤其擅长描绘水汽弥漫的风景。代表作有《海上渔夫》《雨、蒸汽和速度——西部大铁路》等。
[34] 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1606—1669）：荷兰画家。他擅长运用明暗法，“用黑暗绘就光明”，法国画家、批评家欧仁·弗罗芒坦（Eugène Fromentin，1820—1876）曾称他为“夜光虫”。代表作有《尼古拉·特尔普教授的解剖课》《夜巡》等。
[35] 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挪威戏剧家，以“易卜生式”的“社会问题剧”而闻名。代表作有戏剧《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培尔·金特》等。
[36] 《人民公敌》（Un Ennemi du Peuple）所描写的故事发生在挪威的一个海滨小镇。小镇为吸引游客、繁荣社会，计划建设温泉浴场。项目顺利进行中，医生斯多克芒发现制革厂污染浴场水源，严重影响居民和游客的健康，建议改建供水管道。由于公开实情有碍发展、改建又需增加投资，斯多克芒遭到全面反对，并最终以表决方式被宣布为“人民公敌”。
[37] 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1809—1849）：美国作家、评论家，作品以怪异恐怖著称。代表作有《怪异故事集》《莫格街凶杀案》《黑猫》等。
[38] 保尔·魏尔伦（Paul Verlaine，1844—1896）：法国象征主义诗人，1894年被选为“诗人之王”。作品有诗集《感伤集》《智慧集》《平行集》《好歌集》等。
[39] 奥迪隆·雷东（Odilon Redon，1840—1916）：法国画家，十九世纪末象征主义画派的领军人物。代表作有《独眼巨人》《维奥蕾特·海曼像》《长颈瓶中的鲜花》等。
[40] 《黑猫》（Le Chat Noir）：爱伦·坡的经典恐怖短篇。故事中，妻子阻拦“我”砍死在地窖里差点把“我”绊倒的黑猫，结果“我”转而砍死妻子，并将尸体封入地窖的墙里；不料黑猫也被封入其中，它的叫声最终帮助警察找到了“我”杀妻的证据。
[41] 儒勒—阿梅代· 巴尔贝· 德· 奥尔维利（Jules-Amédée Barbey d’Aurevilly，1808—1889）：法国作家，著有小说《图什骑士》《着魔的女人》等。《罪恶中的幸福》（Le Bonheur dans le Crime）是作者短篇小说集《魔怪集》（Les Diaboliques）里的一篇，讲述一位伯爵爱上一个女击剑手，两人合谋毒死伯爵夫人，最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故事。
[42] 阿尔芒· 费利克斯· 马里· 约贝—杜瓦尔（Armand Félix Marie Jobbé-Duval，1821—1889）：法国画家。作为学院派画家，他画风严谨，作品也多为教堂和公共建筑的壁画。他出租的住宅位于巴黎西南部第十五区的卡塞尔街八号，带有工作室和花园，高更和妻子1880—1881年间曾住在这里。
[43] 斯特芳·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1842—1898）：法国诗人，现代主义和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1896年被选为“诗人之王”。作品有《牧神的午后》《骰子一掷，不会改变偶然》，诗集《徜徉集》等。
[44] 星期二沙龙：自1880年起，马拉美开始在家中举办沙龙，因在星期二举行，故称“马拉美的星期二”（Les Mardisde Mallarmé）。该沙龙在当时法国文化界最为著名，魏尔伦和诗人兰波（Rimbaud，1854—1891）、作曲家德彪西（Debussy，1862—1918）等，都是沙龙的常客。
[45] 高更于1862年至1864年间曾是一所私立中学的寄宿生，学校的经营者为洛里亚尔（Lorial）先生，地址位于巴黎地狱街四十九号。
[46] 圣西尔军校（Saint-Cyr）：全名“圣西尔军事专科学校”（école Spéciale Militaire de Saint-Cyr），位于巴黎西南郊外凡尔赛宫附近的圣西尔。1802年由拿破仑创办，是法国最早的军校，也是与美国西点军校齐名的世界四大军校之一。
[47] 指凡尔赛军队进攻巴黎，镇压巴黎公社。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梯也尔政府在凡尔赛与普鲁士签订和约草案，并任由普鲁士军队包围巴黎，巴黎工人自发成立公社进行反抗；梯也尔政府在普鲁士军队的帮助下，纠集凡尔赛军队，对巴黎公社进行了镇压。
[48] 香榭丽舍大道（Champs-élysées）：又称“凯旋大道”，位于巴黎西北部的第八区，在卢浮宫与新凯旋门连心中轴线上。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位于香榭丽舍大道的中段，是法国著名广场之一。
[49] 圣—拉扎尔车站（Gare Saint-Lazare）：1837年建成，位于巴黎西北部的第八区，随着法国第一条铁路——巴黎—圣日耳曼线的通车投入使用。
[50] 克利希街垒（barrière Clichy）：位于巴黎西北部第八、九、十七、十八区的交界处，在1814年的巴黎战役中为保卫巴黎所建，因通往克利希村而得名。如今，那里已演变成为克利希广场。
[51] 维克多· 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诗集《惩罚集》《沉思集》等。他被誉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曾评价称：“在文学界和艺术界的所有伟人中，雨果是唯一活在法兰西人民心中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