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INLAND-STYLE PLAY EXPERIMENTS
学校应该是孩子最喜欢的地方。
—海基·哈珀宁，东芬兰大学教师培训学校校长
威廉·多伊尔的故事
2015年夏天，我搬到芬兰，开始在芬兰教育系统内进行一项家庭实验。
在芬兰约恩苏的一所社区公立学校，我给7岁的儿子登记入学二年级。那是一个偏僻、田园风格的大学城，位于北卡累利亚的茂密森林和湖区，在你到达俄罗斯边境之前，它是离欧盟东北部最远的地方。由于我在电视和出版业的经验，美国政府给我赞助了富布赖特奖学金。于是，我成了东芬兰大学的一名教员，教授媒体和教育方面的研究生课程。在此期间，我的儿子转学去了大学里的教师培训“实验室”学校，因为那里离家很近。
我很快感觉到自己好像在另一个教育星球上着陆了。
在纽约，我习惯于和其他家长在操场上讨论如何通过残酷的竞争，进入公立和私立的精英与“天才”幼儿园、学前班和小学。一些家长聘请了导师和教练，让4岁的孩子做好准备，以便在高压力的学前入学考试和面试中有出色的表现。当家长不能操纵自己的孩子到达那个他们梦寐以求的位置时，他们就会崩溃。
在美国，许多5到6岁的幼儿园孩子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做家庭作业。这让一些孩子和家长感到绝望，并引发了关于如何管理这一过程的家庭争吵。许多孩子过着被保护、被包围、被严格安排的室内生活，专注于学习和按部就班的“充实”活动，每日，他们清醒的每一分钟都由成年人编排。在美国内陆城市的高度贫困地区，学校往往存在种族隔离和资源不足问题，却被几代政治领袖忽视。一些可供选择的“特许”学校里有新兵训练营，里面充满了监狱的气息，在这种氛围中，学业压力、焦虑和过重的作业被认为是孩子在标准化测验中取得好成绩的关键。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些特许学校雇用了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只接受了7周的培训，就成了“教师”。
但到了芬兰，我看到了这样一个国家：大多数孩子都在附近的公立学校上学，这些学校的经费分配是公平的，而且是公认的最优秀的学校。在那里，教师像科学家一样受到严格的培训，也得到了相应的尊重。而且人们普遍认为，玩耍既是童年的核心，又是早期教育的必要基础。那里的课时短，作业也相对较少。
教师必须具有研究性硕士学位，在儿童教学方面也要有广泛、受监督的临床培训经验。这样，教师会得到公众的高度尊重，享有专业自主权。当我告诉芬兰人，许多美国学生和教师在学校承受的压力和焦虑时，他们的反应是如此恐惧、难过，以至于我很快就放弃了这个话题。
相反，我听到芬兰父母和老师反复念叨“让孩子成为孩子”“孩子们必须得玩”“孩子的工作就是玩”后，一位芬兰母亲告诉我：“在这里，如果你不经常让孩子到外面玩，你就不是人们眼中的好父母。”对芬兰的许多孩子来说，冒险游戏是被允许的，甚至是被鼓励的。有一天，在大学附近的一条林间小路上，我看到一位开心的芬兰父亲在为他6岁的女儿鼓掌，她爬上了一棵很高的树，还擦伤流血了，那棵树高到让世界上许多父母都会感到惊骇。“如果她摔了一跤，摔断了胳膊，”那位父亲若无其事地说，“那是件好事，因为她已经学到了一些东西。”
按照当地的传统，我的孩子在7岁时学会了如何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安全地步行上学，这段上学旅程中包括8个街道交叉口和两条繁忙的主干道。他当时的年龄，比美国大部分地区允许孩子这么做的年龄小了5到6岁。在芬兰，车辆会自动停下礼让行人，特别是过马路的儿童，这是一个完全正常的程序。当我问儿子为什么这么喜欢步行上学时，他自豪地解释说：“这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大人。”在纽约市，允许一个7岁的孩子步行上学，独自过马路，可能会导致父母在一天还没结束时就被送进监狱，不过考虑到纽约市的交通隐患，也许这并没有什么问题。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喜欢在母亲的家乡度过漫长的夏天，那里是密歇根上半岛森林中一个主要由芬兰裔美国人组成的社区，离欧内斯特·海明威小时候嬉戏的地方不远。但从那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很少想起芬兰。我在曼哈顿的操场和水泥混凝土建筑里度过了剩余的童年时光，在那里，我的父母参与创办了卡德蒙学校，那是纽约市第一所现代蒙台梭利小学。我隐约记得第一天上学的感觉，我自豪地坐在自己的桌前，开启了一段充满发现、探索、实践和自己主导的创造性玩耍的早教旅程。
在所有的这些地方，为什么我偏偏来到了芬兰？2012年，在帮美国民权英雄詹姆斯·梅雷迪思撰写回忆录时，我们采访了一个美国顶尖教育专家小组，询问他们对改善美国公立学校的看法—这是一件梅雷迪思特别热衷的事情。其中的一位专家，哈佛教育研究院的著名教授霍华德·加德纳回答说：“向芬兰学习，那里拥有最高效的学校，它的做法与我们在美国的做法正好相反。”加德纳还建议美国人阅读帕西·萨尔伯格的《芬兰课程》，我很快就读了。并发现这本书是如此引人入胜，让人想一探究竟，于是我在帕西访问纽约期间找到了他。
“来芬兰看看，”帕西告诉我，“你就会明白，如果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教育家和学者资源，美国的学校将会变得多么强大。”帕西解释说，这个秘密很简单。芬兰的学校体系是建立在美国率先提出的理念之上的—如教师专业精神、教育研究与创新、合作学习、培养孩子全面发展、通过玩耍学习—芬兰只是坚持了这些理念。帕西解释说，芬兰是一个由教育者而不是政治家或其他人管理学校的国家。芬兰的教师是世界上最训练有素的教师群体之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芬兰意识到，没有必要建立一个全国通用的标准化考试制度，因为在这个制度的最前端，也就是教师队伍中，已经“内置”了极高的教学质量和高标准。芬兰的家长和政界人士相信教师群体的专业智慧和判断力，这些智慧和判断力才能评估孩子学习的好坏，测验公司可不行。事实上，芬兰的孩子在高中毕业之前（18岁左右）不会参加任何高利害标准化测验。但高度专业的教育工作者们每天都会对学生进行全天候的评估。
结论：芬兰的儿童教育体系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在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联合国环境基金会《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美好生活指数》的最新质量排名中名列第一。最近，芬兰也在—全球最有效的教育体系、最可持续的教育经济发展、最稳定的国家、文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最绿色的国家、最幸福的国家、空气最干净的国家、最有力地赋予妇女政治权力、新闻自由度最高、腐败程度最低、最具创新性的经济、最强大的政府机构、最佳的人力资本和最适合居住的国家—全球排名中位列第一。对于一个拥有560万人口的有百年历史的国家来说，这已经很不错了。20世纪70年代初，这个国家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经济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也许芬兰教育理念中最令人惊讶的部分是玩耍在儿童生活中的核心作用，无论是在校内还是校外。在早期，孩子们通过各种形式的玩耍、体育活动、音乐和戏剧来学习阅读和数学。正式的学习在一年级之后才会开始，也就是孩子们7岁，刚进入小学的时候。在这之前，孩子们把时间花在玩上，无论是自由玩耍还是老师指导下的游戏，都能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责任感，帮助孩子了解自己和他人。
芬兰教师认为，当孩子在学习环境中注入好奇心并积极参与时，高质量的学习就会发生，而所有这些都会因玩耍得到增强。换句话说，当学生在现有知识和即将学习的知识之间建立起可以通过玩耍激活和培养的联系时，优质的学习就发生了。正如著名的瑞士精神病学家和哲学家卡尔·荣格所说：“新事物的创造并不是由智力所成就，而是源自于内在所需的玩耍本能。有创造力的头脑会与它所钟爱的对象玩耍。”
在芬兰，我进入了这样一个儿童教育体系—它是建立在高度专注的基础上的，包含课堂上有趣的智力发现，还有接连不断的户外玩耍。有一天，在我儿子的学校里，我看到一个四年级的学生正全神贯注地用各种工具制作机器人。一组孩子围着电脑屏幕上的说明书，手脚并用地共同完成组装轮式微型机器人的复杂任务，这些机器人可以说话、移动和播放音乐。他们的老师朱西·耶塔瓦解释说，孩子们不仅是在学习关键的科学和技术（或称STEM）技能，他们还是在培养团队合作、领导、谈判和管理所需的技能。
这与美国内城区一些“没有借口”的学校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那些美国学校，低收入家庭学生受到监狱式的行为控制，未经允许不得讲话，不得在不平坦的路上行走，甚至不得将目光从老师的脸上挪开；而在芬兰和其他地方，孩子随时可以咯咯大笑，随意扭摆，因为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天生就是这样的。这些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似乎完全沉浸在一种“流动”的状态中，或者说完全沉浸在创造性和富有成果的知识汲取中。
“他们一边学习一边玩得很开心，”耶塔瓦老师说，“为什么不呢？他们可是孩子啊！”
课堂上的情感氛围是温暖、安全、尊重和充满鼓励的。一位在这所大学学习的中国实习老师对我感叹道：“在中国的学校，你感觉自己像在军队里。在这里，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美满家庭中的一员。”她正在努力地留在芬兰执教。
站在科学课堂的一边，耶塔瓦老师说，这是他作为一名教师最美好的时刻之一，因为孩子们基本上是在独立操作，这实现了教育的主要目的：“他们正在学习如何学习。靠他们自己。现在，他们不需要我了！”
制作机器人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指导性的趣味探索”阶段，老师温和地监督这个过程，而学生们基本上是自学，在这个阶段的最后，孩子们被放到冰天雪地的学校操场，这是他们每小时都能享受的15分钟自由玩耍。芬兰教育者认为，体育活动可以提高儿童的学习能力、注意力、执行功能、行为能力，以及他们的身心健康。这与美国不同，在美国，许多学校都在削减课间休息时间，芬兰的学生每天中每一个小时都有15分钟的户外自由活动时间，不管天气多冷，也不管是否下雨下雪。孩子们即使在5华氏度（零下15摄氏度）的寒冷天气也要出去玩。再冷的话，他们也仍然会玩，但玩耍可能会被转移到室内。
在户外自由休息之后，孩子们精神饱满地跑回教室，他们沉浸在快乐之中，精神焕发，为下一项活动做好了准备。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国家像芬兰一样，深谙经常接触体育活动、大自然、新鲜空气、情感上的支持以及合作的师生关系是儿童学习和幸福的基础。
正如哈佛大学的霍华德·加德纳对我预言的那样：这是一片奇异的土地，一个反教育之道而行之的国度，通过与许多其他国家相反的举措，以更高的效率（或许也因此带来了更快乐更健康的孩子）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在这里，新鲜的空气、自然和规律的体育活动被认为是学习的引擎，可以改善几乎所有对在校儿童最重要的“指标”，包括认知和行为、幸福感、出勤率和身体健康。芬兰有一句格言：“没有坏天气。只有不合身的衣服。”一天晚上，我问儿子那天的体育课做了什么。“老师给了我们地图和指南针，把我们送到树林里，”他实事求是地回答说，“我们必须找到出去的路。”一个老师穿着醒目的安全罩衫躲在远处观察，以保证一切安全。就这样，孩子们在七八岁的时候靠自己学会了“定向越野”的规则和玩法。
我看到孩子们穿着袜子，开心地结伴而行，嬉戏着甚至跳着舞跑进食堂，玩耍和欢乐的气氛延续到了学校每天的午餐时间（芬兰免费为所有孩子提供营养丰富的热午餐）。一个女孩在走廊上做了个倒立。一位长相威严的教授对不断走进来的孩子们微笑，并和他们击掌。他是校长海基·哈波宁，也是一名职业儿童教育家。作为芬兰八所国立大学教师培训学校协会的主席，他实际上是芬兰的大师级教师。
看着孩子们飞奔而过，笑容满面的哈波宁向我解释道，走廊上的场景揭示了一个芬兰在儿童教育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功的秘诀。“对成人和儿童来说，玩是非常重要的。孩子们必须在学校里玩，原因有很多。当孩子活动时，他们的大脑工作得更好，然后他们在课堂上会更容易集中注意力。对孩子的社会化来说也一样重要，他们通过玩耍来协商、社交、建立团队和友谊。”
“学校应该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地方，”哈波宁说，“孩子们一定觉得学校是他们的家，是属于他们的。他们非常聪明，能感受并享受充满信任的氛围。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环境，让他们能明白：‘这是一个我受到高度尊重的地方。我在这里感到安全和舒适。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我的工作是保障孩子们一直拥有这样的环境。所以我每天都来上班。”
哈波宁亲自设计了这所北欧现代学校的大部分建筑。这是一个由传统教室组成的网络，由宽敞的走廊、电影般柔和的灯光和暖色系连接起来，还有一间豪华（按照美国标准衡量）的教师休息室，用于喝咖啡和交流合作，附近还有一个供教师使用的桑拿浴室。舒适的角落随处可见，沙发分散在各处，让孩子们也能在此放松休息—和朋友蜷缩在一起或沉浸在一本书里。所有的空间都是相连的，一侧是高科技科学实验室、壁炉和毛绒沙发；另一侧是模块化的开放图书馆和杂志库，供孩子们阅读。这也是该校的独特之处。在最近的一次访问中，一位来自西班牙的老师在学校里待了几分钟便沉默了，几乎要哭出来。“太美了，”她感叹道，“在西班牙，我们的学校就像监狱。但是这里，就像梦一样。”一位芬兰老师听了这个故事后打趣道：“也许我们的座右铭应该改成‘来芬兰哭一场’。”
在校长办公室，哈波宁指了指墙上千奇百怪的手工雕刻木船，这些木船的形状、大小和类型各不相同。“我是在一家商店看到的那些船，”他回忆说，“它们可真漂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当即决定要把它们买下来。我把它们挂在办公室的墙上，这样一整天都能看到它们。”
“后来，我意识到了它们是什么，”他继续说，“它们是孩子。它们代表了一个事实：所有的孩子都是不同的，他们从不同的目的地出发，经历不同的旅程。作为教师，我们的工作是帮助孩子们度过旅途中遇到的风暴和冒险，让他们安全而成功地融入社会和这个世界。我的工作是为孩子们保驾护航。这也是我每天都来上班的原因。”
我了解到，在芬兰及其他北欧国家，玩耍从一开始就“融入”了儿童教育，因为它贯穿于整个文化。学前班和幼儿园都是以玩为主的，孩子们通过游戏、歌曲、户外活动、对话和实践探索来学习。数学和语言的正式学术教学直到儿童7岁时才开始，那时大多数儿童已经顺利地准备好去“解码”这两门学科，并探索和掌握各种其他科目了。
与许多国家不同，芬兰的父母更喜欢给孩子一个充实、愉快的童年体验，所以不急着让孩子更早地开始正式学习。他们表示，童年是孩子们在学习如何与其他孩子相处时，发现自己内心世界的时刻。
2016年8月，芬兰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新的《国家幼儿教育与护理核心课程》和《国家基础教育核心课程》，强调注重每个孩子的个性，并宣布“儿童有权通过玩耍学习，体验与学习有关的快乐”。鼓励儿童表达自己的观点，信任自己，乐于接受新的解决方案，学会处理不明确和矛盾的信息，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寻求新的信息，并审查自己的思维方式。教师被要求每天给学生反馈，并根据每个人的起点做出评估，不能与其他学生进行比较。这些新的国家核心课程是指导地方规划和教学的基本框架，是以研究和实证为基础，由教育工作者根据家长和儿童提供的广泛意见而制定的。
芬兰的教育愿景与美国、英国和其他地区的政客们强加给公立学校的愿景几乎一模一样。但事实上，芬兰明确禁止教师将学生们的成绩进行比较，教师的工作是评估每个孩子的个人成长，这与其他教育体系的普遍观点大相径庭。根据新的指导方针，从一年级到七年级，学校现在可以选择减少对“数据”的依赖，减少数字或象征性的分数，转而采用叙述性反馈和形成性评估。不及格的学生仍然会得到一个“不及格”的反馈，万不得已时还可以撤销。
作为一名公立学校孩子的父亲和大学讲师，我的生活离不开芬兰的教育体系。在同由这个体系培养的几十名芬兰研究生交谈之后，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尽管拥有一个相对同质的文化背景是芬兰的优势，但芬兰学校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在种族上或文化上是芬兰人，而是因为他们得到了来自社会的配合和支持。一个以儿童为中心、以实证为依据、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完整的学校体系，由高度专业化的教师和致力于儿童和教师福祉的校长管理，并以玩耍为助推器。这是全球教育的最佳实践，而非仅适用于芬兰的文化怪癖。
重要的是，芬兰小学班级的平均人数接近20人，而纽约市公立学校的班级人数通常为30人甚至更多。涉及实验室设备或机械的课程不得超过16人，如金属车间、木材车间、缝纫和烹饪（所有七年级学生必须参加）。由于班级规模如此之小，加上极为强大的早期特殊教育干预措施，在芬兰，十年级之前的学术“追踪”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与其他国家相比，芬兰拥有真正鼓舞人心的教育体系，也可以说是世界上质量最高、最有效的儿童教育体系，但其学校还远未完善，面临着重大的问题和挑战，包括削减预算、移民增加和种族多样化。近几年来，男孩的阅读能力急速下降，社会压力加剧，学生辍学增加，还有来自快速发展的数字化社会的挑战。事实上，芬兰的一些教育优势可能与文化有关，很难在其他国家迅速复制。然而，芬兰的人口规模和结构与美国约三分之二的州大致相似，美国的教育政策主要由州和地方两级管理。芬兰的学校是独特文化的产物，但其他国家的公立学校也是如此。
下午一点半或两点，像许多芬兰孩子一样，我儿子在结束了极其短暂的学校日后，穿过城镇来到了一个社区课余俱乐部。在俱乐部里，孩子们一起吃零食、做作业、做运动，或者一起去图书馆，但他们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后院进行户外自由活动。一个漆黑的冬日下午，他们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外面，在冰冷的雨中一起玩耍，做泥饼和雪人，用棍子挖土。那天结束时我去接他，他身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冻泥，却特别开心。我想，在纽约市，这个年龄段的许多孩子整个上午和下午都坐在课桌旁，或忙于各种高压的课外班，如普通话课、编码课、曲棍球练习课和小提琴课。但对于一个8岁的孩子来说，玩冰冷的泥巴可能和任何一门“充实课程”一样好，也许还更有趣一点。
访问芬兰的幼儿园时，我惊讶地发现：没有任何教师或护理人员专注于正规的学术材料，就像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早期教育那样。相反，我看到孩子们在日常中变得独立，和伙伴们相处融洽，珍惜彼此的陪伴，欣赏艺术和音乐，享受玩耍。孩子们不是通过练习和作业来学习语言和基本的数学概念，而是唱歌、游戏、与和蔼的老师交谈和实践活动。芬兰《幼儿教育法》规定：幼儿教育的目的是“开展以玩耍、体育活动、艺术和文化遗产为基础的多种教学活动，并使学生获得积极的学习体验”。换换句话说，玩耍是芬兰儿童的一项基本权利。当局有责任确保这项权利在全国的幼儿园和学校得到尊重。
芬兰是如何成为一个对儿童和家庭如此友好的国家的？最近，一个美国考察团问他们这个问题时，芬兰议会的两位女议员互相看着对方，同时说：“因为我们！”她们解释了妇女在政治中不可忽视的代表作用推动了更好的整体解决方案，特别是对家庭、儿童和母亲而言。她们解释了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有多少关键立法是由妇女立法者发起的。例如：1986年的《芬兰两性平等法》，该法案要求在委员会、理事会、特别工作组和其他公共部门机构中，女性代表的比例必须不少于40%。所有北欧国家都有类似的两性平等条例、普遍的育儿假和儿童保育制度、保证孩子平等接受高质量幼儿教育的公共政策，以及完全由国家资助的公共教育系统，其中也包括高等教育。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年关于发达国家如何满足儿童需求的报告中，北欧五国在各项排名中均占据主导地位，而美国在41个参与国中排名第37位、新西兰排名第33位、加拿大排名第25位、澳大利亚排名第21位、英国排名第13位。
另一项国际调查，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18）》，对妇女的经济参与和机会、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政治权力进行了比较。北欧国家（除了丹麦排名第13位）再次占据了世界149个国家的前5位，美国排名第51位、澳大利亚排名第39位、加拿大排名第16位、英国排名第15位、新西兰排名第7位。在2015年救助儿童会关于妇女和儿童健康、学历、经济状况和幸福感的年度“世界母亲状况”报告中，芬兰和其他北欧国家再次瓜分了“母亲指数”的最高位次。在179个国家中，美国排名第33位、英国排名第24位、加拿大排名第20位、新西兰排名第17位、澳大利亚排名第9位。这些排名表明：优先考虑家庭、儿童福利和教育的国家性别差距较小。
世界上最适合母亲和孩子居住的国家—芬兰、挪威、瑞典、冰岛、荷兰和丹麦—至少有两个共同点：在这些国家的议会或立法机构中，妇女参政率达到了40%；它们的教育体系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包括通过玩耍学习的传统基础。在一个国家中，可能女性拥有的政治话语权越多，该国教育体系就越能体现孩子玩耍的必要性。有趣的是，2018年的芬兰议会中，有10%的议员具有教师专业背景。
芬兰也是世界上教育公平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意味着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他们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几乎没有影响。在所有成功的学校体系中，公平都是重要的议题。注重公平意味着—高度优先的早教普及计划，所有学校提供全面的健康保障及特殊教育服务，以及认为艺术、音乐、体育活动和学术科目同等重要的均衡课程。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是教育公平的关键，因为学校要满足更多儿童的不同教育需求，也就需要获得更多的资金，以帮助每个学生取得成功。
在所有发达国家中，芬兰在其玩耍式学习和教师专业化的儿童教育基础上，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际基准测验中，取得了教育公平与高成绩的最佳组合。这项测验被公认为是不完美的，但也能提供一些有效信息。芬兰与加拿大、日本、爱沙尼亚、韩国等一道，在公平性和卓越表现方面向世界级的最高水平迈进，这一进程可以被视为理论上的“通往教育天堂的阶梯”。
芬兰从诞生之日起，就拥有一个显著的优势—自一个世纪前独立以来，妇女和儿童的权利和需求就已经“融入”了文化。芬兰是世界上第一个妇女充分享有政治权利的国家—可同时行使选举权和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今天，芬兰妇女在各行各业中都具有很高的代表性。实际上，在很多社会部门中，妇女已经掌握了话语权，这也转化为北欧国家普遍采取的关爱家庭和儿童的政策。在现代芬兰实验的初期，这个国家就意识到要给所有的孩子一个良好的开端，这将会让今后的每个人受益。1949年以来，芬兰政府会给每个待产家庭赠送一次产科检查和一个包含所有婴儿护理必需品的“婴儿箱”。因为芬兰“婴儿箱”计划的成功，美国一些州现在也向有需要的母亲免费提供类似的婴儿箱。在孩子出生后，芬兰家庭受益于强有力的育儿假政策。如果父母中有一方在家照顾子女，那么在子女3岁前可领取家庭托儿津贴。这些政策带来的一个影响是，许多孩子的早期记忆里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父母的陪伴和玩耍下度过的—在安全的环境下进行轻松愉快的探索和发现，而父母也有充裕的时间和孩子交流，陪孩子玩耍。
孩子上小学之前的家庭生活对其今后的教育有着重大影响。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在2011年所宣称的那样：“必须改变我们对教育的看法。我们应该让孩子从出生到5岁这段时间打好入学准备的基础。”在《经济学人》杂志2012年的一份报告中，芬兰在学前教育的国家排名中位列第一。一位名叫埃里卡·克里斯塔基斯的美国游客在访问芬兰时解释说：“当我看到评估对象是学习环境而不是孩子的时候，无动于衷是不可能的。芬兰的幼儿教师对基于测验分数的伪学术标准说‘不’，他们可以自由地关注真正重要的东西：他们与成长中的孩子的关系。”
芬兰家长普遍认为：7岁左右是孩子上正规小学的合适时机，这种文化传统在北欧国家得到了广泛的传承。在此之前，孩子们应该去日托所和幼儿园，学会享受生活，学会彼此相处、了解自己，学会在室内和室外玩耍（当然，天气恶劣时除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以轻松、自然和有效的方式学习阅读、说话和数学概念的基础知识。
近年来，芬兰在PISA测试中的排名有所下滑。在许多其他国家，政客和官僚们会按下名为“惶恐”的按钮，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常见的补救措施很可能包括：教师因为考试数据不理想而受到更多的惩罚，孩子们承受更大的学业压力。但是，芬兰没有这样做。相反，教育工作者和政府官员做了在教育改革领域几乎闻所未闻的事情。他们和孩子们交谈。然后他们意识到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学生在学校中缺乏参与，以及当涉及到学习和校园生活时，孩子们感到自己的声音没有被听到。
芬兰当局与教师和家长一道，决定通过更多的户外活动和体育运动、更多的跨学科学习、更多有趣的课程和更多的生活课堂练习来改善小学教育，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学校更吸引学生，让学生更有兴趣。在芬兰关于幼儿教育和保育的全新国家核心课程中，将更加侧重于教授儿童实际生活技能，培养有助于他们成为成功的终身学习者的思维习惯，而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侧重于早期读写和算术。几十年来，芬兰一直在进行一项实际上是全国性的玩耍能力实验，而且效果非常好，他们因此正加倍努力。
11月下旬，当冬天的第一场雪来到我所在的芬兰地区时，我听到教职员工办公室窗外传来一阵巨大的**，那里靠近教师培训学校的户外游乐区，窗外都是茂密的树。那是孩子们尖叫的声音。我担心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赶紧跑过去查看。
时间已经过去了45分钟，整个芬兰的学生都享受到了每小时15分钟的户外自由活动时间，这意味着他们每天有三到四个“小课间”。田野里挤满了孩子，他们在松树和云杉林中品尝着冬天的第一种味道。雪越积越大，他们高兴得尖叫起来。我自己的儿子就在外面的某个地方，但孩子们被埋在冬衣里，行动太快，我很快就看不见他了。
孩子们在新鲜的冰雪中滑倒、翻滚，他们的笑声、叫喊声和歌声几乎震耳欲聋。
一个穿着黄色安全工作服的特殊教育老师正密切关注着这一切。与芬兰所有小学教师一样，她接受了专业培训，成了一名教育临床专家，获得了儿童教育研究和课堂实践的硕士学位。也就是说，她是一位受过临床训练的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就像所有芬兰教师一样，也许世界上的每一位教师都该如此。
“你听到了吗？”她透过嘈杂声问道，然后骄傲地说，“那个啊，是幸福的声音。”
几天后的早晨，我和儿子一起穿过漆黑寒冷的树林去上学。当学校的灯光映入眼帘时，儿子说：“每个孩子都应该拥有这样的学校。”
“你知道，”我说，“也许你是对的。”
北得克萨斯州三重课间实验
在距离芬兰5000英里的得克萨斯州沃思堡市，一位名叫黛比·瑞亚的女性正在进行她自己的户外玩耍实验。
瑞亚是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哈里斯护理与健康科学学院的教授和副院长。她的学术研究领域集中在运动机能学，也就是人体运动。多年来，她一直着迷于广泛的研究发现，这些研究表明，体育活动可以提高儿童的学习成绩。
有一天，瑞亚教授读到了芬兰取得的卓越教育成果，即保证每一个上学的孩子，每一天的每1个小时都有15分钟的课间休息，直到高中。有趣的是，她在2012年到赫尔辛基和于韦斯屈莱进行了为期6周的休假朝圣，在那里她参观了学校和操场，亲眼目睹了45分钟的课结束后，数千名孩子从教室里飞奔出来，他们在户外的操场上奔跑或放松，然后跑回去继续下一节课—就像是观赏了一场奇异而美丽的国家交响乐。课间休息后，孩子们似乎很开心，精神焕发，充满活力。不仅整个上午如此，而且可以一直持续到下午（下午时段孩子们通常很难吸收学术概念，也很难保持专注）。
一名典型的得克萨斯州小学生每天可能只有15到20分钟的课间休息，再加上一些简短的课堂伸展运动，或者说“大脑休息”。“这对孩子来说还不够，他们的身体不是那样运转的。”瑞亚想。她认为，“课间休息就是重新启动系统，这样当他们回到课堂上，就能重新集中精力，准备学习了。”芬兰的孩子们，一天内有四到五个15分钟的课间，他们得到的休息至少是许多美国孩子的3倍。除了正常的课间休息，芬兰的每个孩子在上学期间都有1小时的体育活动。“芬兰学校在行动”是一项旨在加强芬兰小学体育文化的国家行动计划。自2010年启动以来，全国2000多所学校、90%以上的市政府和80%的小学（从一年级到九年级）都参与了这项计划。
当瑞亚教授回到美国后，她决定开展一项模仿芬兰课间休息方式的实验。她的推理很直接：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儿童在阅读、数学和科学成绩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步，结果导致上课时间增加了，与此同时，无组织玩耍、课间和体育课成为了牺牲品。正如国际儿童教育协会所言：“测验时代的讽刺之处是，我们对提高儿童学习成绩的热情导致了儿童健康状况变差，儿童肥胖率上升到了危险的高水平。矛盾的是，为提高测验成绩而采取的一些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导致孩子们的健康状况不佳，从而降低孩子们取得好成绩的机会。”
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2016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一个由24名研究人员组成的全球专家组指出，让孩子们活动起来，比如增加课间休息，会带来学术益处：“课前、课间和放学后的体育活动能提高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业成绩。即使是一次中等强度的运动，也能改善大脑功能和认知，提高学习成绩。”他们补充说，“事实证明，从学术课程中抽出时间用于体育活动，并不是以学习成绩为代价的。”
尽管许多研究人员和卫生部门达成了这一明确共识，但瑞亚知道，美国和世界各地数百万儿童的课间休息正在被例行地取消或减少，孩子们整天被强行禁锢在荒凉的室内学校环境中，他们被剥夺了一些最基本的童年要素：定期呼吸新鲜空气、开放的天空、运动的乐趣、无组织的户外玩耍，以及与其他孩子在没有成人干扰的情况下进行的社交。
正如瑞亚和她的同事在一篇研究论文中所写的：“当学生在学校的7个小时中大部分时间都要坐着的时候，很多消极行为就会发生，然后老师会将其归为‘坏孩子’，而没有认识到这是由于缺乏体育活动和大脑休息所造成的。”这些消极行为在恶性循环中引发了更多相同的行为—课间被取消，孩子更长时间地坐在椅子上接受惩罚。瑞亚认为：以自由玩耍为主的课间休息，对成长发育中的儿童至关重要，因为它对认知、社交和情感健康都有益处，能孩给子一个充电、想象、思考、走动和社交的机会。
当瑞亚思考如何将芬兰的课间休息模式应用于美国学校时，她发现了一个问题。芬兰的小学做了一些美国公立学校很难做到的事情—他们给公立学校的所有孩子上宗教或伦理课。芬兰的孩子们接受了移情、同情和道德方面的课程，这些课程能与体育活动相结合，也有助于良好的课间休息行为、良好的课堂行为和学业成就。她的解决办法是把一个备受推崇的儿童性格发展项目“积极行动”作为她的实验的一部分。“积极行动”的组成部分包括每周四节简短的课程—避免特定的宗教教导，但强调同情、尊重、移情、“黄金法则”、解决冲突和合作。
瑞亚向得克萨斯州的几位校长和地区主管提出了建设性、看似违反直觉的观点—课间休息时间越长，学习效果越好。她认为，在许多学校为了给更多学术学习腾出时间，而削减或取消课间休息的时候，他们应该试试反着做。她主张，为提高成绩，他们应该像芬兰人那样，将课间均匀地分配到全天—把每天休息20分钟增加到每小时15分钟、每天四次，确保休息时间包括无组织的户外活动（而不是有组织的运动和体育课，这两项要另算），并通过芬兰式的伦理道德和人格发展课程来增强效果。
“我启动这个项目是因为不想再看到学生们才三年级就力倦神疲，老师们才刚上五年班就精疲力尽，而幼儿园到高中都把重点放在考试上。我们现在关注的是考试成绩，而不是孩子的健康和幸福，我们必须改变这种模式。”瑞亚解释说，“我们成年人一直认为有必要管控他们（孩子）做事的方式。我希望我们能摆脱这一切。孩子们知道怎么玩，他们知道怎么安排自己的玩耍，他们需要时间来成长为对自己负责的人。这会让他们建立自信心、建立自尊，还能增强他们的适应性。”瑞亚相信，定期的课间休息可以满足一般孩子的运动需要，重置孩子的注意力“时钟”，并为孩子提供所需的精神休息，让他们专注并积极地参与学习。
在看了瑞亚的演讲后，两位得克萨斯州私立学校的校长热情地带头报名了。LiiNK（Let’s Inspire Innovation in Kids）项目于2013—2014学年在得克萨斯州的四所学校进行了实验—一半学校使用该项目，一半不使用，作为“对照组”进行比较。
该计划的初步成果是如此令人鼓舞，以至于到2017年秋天，实验范围已经扩大到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六个独立学区的20所公立和私立学校。在2017—2018学年，大约8000名小学生参加了LiiNK项目，另有8000名小学生加入了没有采用LiiNK干预的对照组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入该计划的学校一直在逐步增加，幼儿园至八年级都有涉及。加入LiiNK项目的学校既服务于贫困儿童，也服务于来自不同种族的富裕儿童，它们分布在城市、农村和郊区，如得克萨斯州的沃思堡、欧文和阿灵顿。今天，在这样一个课间休息遭到大幅削减甚至取消的国度，在这些实施LiiNK的种族多样化学校里，成千上万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得到的课间休息时间，几乎比美国所有其他群体的学生都要多。
到目前为止，瑞亚教授的LiiNK实验的初步成果是如此振奋人心，发展如此迅速，以至于有可能触发美国教育中的某种奇迹—给孩子更多的课间休息。这项才实施了短短几年的计划已经初见成效，在无组织的户外玩耍逐渐增加后，参与项目的教育工作者又见证了一系列惊人的成果。
根据瑞亚的说法，在所有参与“LiiNK”的学校中，学生的“课堂行为”提高了30%或更多。写作技能教授效率提高，一年中至少节省了6个月。同理心和社会行为（如表现出行动前的思考能力）显著改善。课堂上的不良行为正在减少。学生倾听、决策、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在提高。老师反映说，学生更有效率、更专注，也不那么烦躁了；他们听课更专注，听从指示，并试图自己解决问题，而不是让老师解决所有的问题。纪律问题和欺凌现象减少。课堂行为和注意力集中度都分别有两位数的提高。教师们估计，这项干预措施使学习进度加快了几个月。
在一篇学术文章里，瑞亚和她的同事分享了一所私立学校的经历。这所学校对LiiNK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试点研究（使用的是每天45分钟的课间，并非60分钟），研究人员报告称，孩子们在课堂上更有纪律性，更专注，他们表现得更好，“阅读和数学成绩显著提高”。
归根结底，世界上任何一个孩子都可以告诉你：课间休息时间越长，孩子就越快乐、越健康、学习能力也越强。这种课间休息被定义为无组织的户外自由玩耍，完全由孩子们自己组织和享受，必要时由成年人旁观提供安全保障—不是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或由老师主导的体育课程，因为这些课程通常只惠及运动能力最强的孩子，其他孩子很有可能大部分时间都站着不动。
你可能会认为，大幅增加孩子的户外自由玩耍时间，会造成一系列的校园流血事故，遭到家长的投诉。然而，相反的情况正在发生。在这些幸运的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的学校里，不同种族、不同年龄和不同收入群体的小学生都在学校的操场上跑来跑去，但是受伤、擦伤和瘀伤事故事实上正在减少。孩子们只是越来越擅长安全地管理自己的行动。“我注意到今年我班上的孩子们，”LiiNK学校的一位幼儿园老师说，“比我前几年带的孩子强多了。”这所参与LiiNK项目的学校，低收入学生比例很高，种族多样化程度很高。“我在幼儿园教了18年书。男孩女孩绊倒摔倒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我现在却再也看不到了。他们的柔韧性更好，耐力也增强了。还有一件趣事：当我开始上课的时候，如果是在过去的那几年里，孩子们会说‘哦，不，我现在不想写’或者‘又该读书了吗？’，但现在这些没再发生过。他们特别喜欢写作。”
得克萨斯州沃思堡附近的萨吉诺小学，是一所1级（面向低收入群体）学校。校长安布尔·比恩签署了2016—2017学年的LiiNK实验，因为她表示，当地政府“一直在寻找基于研究的实践，以帮助缩小我们学生的学术成绩差距”。她向我们解释说：“我对学术和行为上的好处也很感兴趣，但是心理上的好处—提高情绪弹性、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增强自信—是最引人注目的。我们许多学生的家庭情况、社会环境或经济状况阻碍了他们在学校的学习能力。如果有一个项目可以帮助我们的学生缩小成绩差距，同时还可以培养社交和情感技能、提高创造力、减少低效的行为，那我们就需要为学生提供这个机会。”比恩校长对这个项目特别感兴趣，因为2016—2017学年她的女儿在上幼儿园，并参与了学校实施的第一年LiiNK计划。
在这所得克萨斯州的公立学校，该项目的效果迅速而显著。比恩校长反馈说：“在2016—2017学年之前，我们幼儿园和一年级的老师不得不经常停止教学，让学生进行“大脑休息”，完不成任务的学生太多，以至于老师需要提供一个快速的休息时间来帮助他们重新集中注意力。到了下午，‘大脑休息’还不足以让学生重新参与进来。大多数学生似乎很难集中精力，很难在一段时间内专注于一项任务。自从参与了LiiNK项目，无论我在什么时间到访教室，表现出与课堂作业无关行为的学生数量都很少（除了真正有注意力缺陷、行为或情感困难的学生）。”
一个一年级女孩的故事说明了一系列的显著好处。比恩解释道：“我们的一个一年级老师在学年开始时会见了一位家长。这位家长非常关心她的女儿。这个小女孩在幼儿园的行为有很大的问题，这种行为也导致了她学习上的困难。当家长和老师在11月再次见面时，家长说：‘她好像变成一个不同的孩子。’不当行为和不专注行为都不见了。这名学生能够集中注意力，积极参与为她提供的学习机会。到了年底，这个学生的学业成绩也达到了平均水平。通过为学生提供适合其年龄的、无组织的休息时间，她的问题行为减少了，学业上的干扰也减轻了。”
起初，校长担心学校缺乏游戏设施，而且有些课间休息必须在空地上进行。
在没有运动器材的情况下，学生们会怎么做？我很高兴看到我们的学生发挥了创造力。我竟然看到学生们创造新的玩耍形式，他们追逐蝴蝶，挖土，挖空一棵死树，寻找石头、虫子和树叶。这个场地激发了人们对户外活动的好奇心，培养了新的，或者可以说是古老的自然玩耍方式。尽管瑞亚博士提到了创造力的提高和无组织休息时间的延长，但是亲自看到它在我们的学生身上实现还是很了不起的。
比恩校长在自己的幼儿园女儿身上看到了惊人的变化，她把这些归功于LiiNK的多重课间结合人格发展的理念。通过经常的户外活动，她的女儿爱上了外面的世界，产生了好奇心和创造力。比恩惊奇地说：“每天晚上我都得掏空女儿的口袋，因为口袋里装满了她收集的树叶、岩石、橡子和羽毛。收藏品每天都在增加。最后，我们不得不在车库里放了一个盒子，用来存放她课间休息时发现的所有‘宝藏’。还有，我女儿已经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无畏精神。由于课间休息的无组织性质，学生们见证了彼此冒险的过程—玩单杠、爬杆、从物体上跳下来。这让他们愿意亲自尝试这些挑战。在最近一次去科罗拉多的家庭旅行中，我女儿抓住机会尝试了绳索课程和滑索。我相信如果她没有在LiiNK项目中的经验，她不会有信心尝试这些活动。我也观察到她在校外娱乐性足球、体操和游泳方面的体能和力量有了显著的提高。当其他孩子在比赛快结束时感到疲倦，她明显比前几个赛季更加活跃和成功。”
在另一所收入较低、种族多样化的公立学校—位于得克萨斯州萨吉诺附近的埃尔金斯小学，一年级教师肯德拉·尼文谈到了LiiNK项目带来的意外收益—“直升机教师”的消失。她解释说：“在参加LiiNK之前，课间休息的教师职责包括解决学生之间的纠纷，防止学生从秋千或器材上跳下来，并反复提醒他们，如果他们这样做或那样做，他们可能会受伤。我们是直升机老师，经常警告孩子们可能发生的事情并叫停孩子们的自我发现。而现在，学生们正在冒险，在探索他们真正能做到什么！老师们不再解决这些小问题，不再奔赴救援，以确保他们感到舒适。学生们正在学习照顾自己的需求。”她补充说，“我最喜欢LiiNK的地方是，孩子们能够成为孩子！”
根据尼文的说法，孩子们收获的益处通过课间休息直接流向课堂和学习。
“课间休息时，我看到孩子们在泥土、棍子、虫子、草、影子和石头上探索。他们还用这些东西发明了新的玩法。一些孩子为昆虫建造了栖息地，实践了风化过程，发现了阴影，同时与伙伴分享他们的发现。我见过孩子们在课间休息的时候给其他孩子讲解什么是风化过程、阴影、栖息地、力量和运动以及测量。课堂上，我注意到学生们的写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现在能够写出更有创造性的故事。他们利用自己的想象力，把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物带入奇妙的冒险之中。许多孩子满头大汗地回到教室，头上戴着鲜花，指甲缝里有一点泥土，有时甚至连鞋子粘上了泥。在我们的教室，学生，甚至我们老师自己，在上课的时候有点儿不整洁是可以的。我班上的孩子在课堂上更快乐，也更有创造力。他们现在和其他班级的学生互动，并能够在短暂的休息后回到课堂，更加专注和机敏。他们真的开始渴望休息，以便重启身体和大脑，达到最佳学习效果。LiiNK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之一，是孩子们把在学术上学到的东西运用到课间休息中。自从参与了LiiNK，课堂生活也发生了变化。我现在花更少的时间重新引导学生和管理课堂行为，这意味着有更多的时间教学。当孩子们回到课堂上，他们会更加专注、更加机敏，并且准备好回到课程教学中。”
在沃思堡附近的鹰山小学，校长布莱恩·麦克莱恩认为，给孩子们更多休息时间的理念很有意义，因为“孩子们并不是天生就要整天坐着不动的”。LiiNK的成果，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令人印象深刻”。他表示，通过给孩子们适当、更多的休息时间，“我们正把童年还给孩子”。麦克莱恩说，允许孩子们有更多时间休息的一个结果就是有更高质量的教学时间，“孩子们回到教室安顿下来，开始学习，因为他们知道不久后就会得到另一个休息时间”。他说：“我们的老师和家长完全接受了这一点，我还没有收到过哪怕一个家长对此的抱怨。”他补充说，“我们对所看到的结果非常满意。”
对于小榆树橡树角公立小学的校长黛比·克拉克来说，LiiNK项目是一种“粘合剂”，它将学校所有的学习策略联系在一起，成功地全方位教育孩子，并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学业成就。“允许学生经常休息，可以让他们的大脑有时间‘重新集中注意力’，这样当他们回到课堂时，就可以进行持久且有意义的学习。”克拉克校长称，“体育活动与较长的注意力持续时间有关，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老师吸引学生的能力。课间不仅仅是一次休息，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在无组织的课间休息中，学生们在思考、创造和解决问题。这提高了他们的社交技巧和自信心。他们对压力的适应能力变得更强。总的来说，我们的学生一整天都更专注于学习任务，而不是烦躁不安。他们的学业成绩更好，身体也更健康。”她总结道，“除了额外的休息对健康的明显好处，我相信频繁的无组织课间休息促进了积极的社交和同伴间的互动。这反过来又改善了我们学校的氛围。学生们正在改善他们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是家庭、学校和未来职场日常所需的重要生活技能。”
乍一看，这是一个悖论：增加课间休息时间，同时减少课堂时间，学习质量就会提升。小榆树ISD学校集团的查韦斯分校（小学）校长道格·塞维尔表示，一些老师最初对这种转变感到担心。“增加孩子在外面的时间，减少他们在教室里的时间，这是没有道理的，”塞维尔说，“但是老师们开始意识到，实际上孩子们从外面回来后会更加投入。他们不但没有浪费时间，反而获得了更多的教学时间，因为孩子们回来后更加专注了。”
“北得克萨斯实验”还处于早期阶段，但它的创始人黛比·瑞亚对此有着远大的抱负。“我真心相信，这是未来的潮流。”她预言道。她相信，30年后每天四次课间休息将成为全美各地学校的常态。“我们知道这是对的，我们的孩子会再次快乐起来，他们会茁壮成长，不会焦虑。我们的老师也会很高兴，他们不会崩溃，因为他们没有做违背自己教育初心的事。”
黛比·瑞亚提醒我们：“虽然这些变化是美妙的，但它们来之不易。由于考试成绩的地位仍然很高，教师们在这一变化发生的第一年感到非常紧张。在启动变革之前，如果没有关于实施这个项目所需的新政策和新程序的充分培训，这个项目就不会实施。”仅仅每天增加休息时间是不够的。“如果没有我们的支持和指导，学校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保持现有的课间休息，并进行额外的积极行动。”瑞亚总结道。
这是一种最有效的方式—一种几乎无成本、低技术的干预措施，可以极大地促进儿童的学习和健康发展。
“这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他们很快乐，很专注，也更活跃。”杰西卡·卡塞尔说道。她是查塔努加乡村地区一所LiiNK项目学校的一名六年级老师。
“这一切听起来好得难以置信，对吧？”这位老师问道，“这简直太棒了。”
长岛玩耍革命
2015年，纽约州的一个学区宣布了一场教育革命。教师和家长决定奋起解放他们的学校和孩子—给孩子更多的玩耍。
这场革命在长岛的帕奇奥格—梅德福德区爆发，该区有8700名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学生，其中超过一半的学生处于经济不利地位。革命的领导者是迈克尔·海因斯，他体格健壮、热情洋溢，是一位年轻的学区负责人。他意识到，基于对儿童施行强制性大规模标准化测验的联邦教育计划，如《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和《力争上游》，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他认为是时候尝试一些新的，甚至是激进的东西了。
海因斯开始观察他的学生们是如何度过他们典型的一天，并越来越警觉地意识到，他们的休息时间、玩耍时间和自主分配的时间是多么的少。“我们在剥夺孩子的童年方面做得真不错，”他想，“孩子们从早上醒来到上床睡觉，期间的每一刻该做些什么，我们早就给安排好了。他们没有能力给自己留出时间，不能做孩子，更不能为自己做决定。”
他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以及20世纪90年代他开始当小学老师时，情况是多么的不同。“我的学生经常可以自由地玩耍，”海因斯回忆说，“我喜欢看他们在身体、情感和社交方面受益。我们每天有三次出去玩的机会。”一个想法开始在他的脑海中形成：“孩子们必须有在学校玩耍的自由。童年本身岌岌可危。我发誓要保护孩子们，我必须把这个给他们。”
多年来，海因斯一直在阅读关于芬兰学校体系的惊人成功，以及其玩耍在儿童早期教育中的强大根基的相关文章。这给了他一个鼓舞人心的想法，并且他把它分享给了所在社区。在学校董事会和当地家长的大力支持下，海因斯和他的团队采取了一系列在当今美国公共教育领域几乎闻所未闻的措施，这些措施对于一些政客和官僚来说，是惊世骇俗的，是鲁莽的冒险，荒唐程度不亚于亵渎神明。海因斯的团队将每天的休息时间从20分钟增加到40分钟，并鼓励孩子们即使下雨下雪也要到户外去。他们把积木、乐高玩具和厨房用具带回教室。他们给每个孩子40分钟的午餐时间。他们为八年级的孩子增加了瑜伽和正念训练选修课。他们为幼儿园到五年级的孩子们建了一个无组织的“玩耍俱乐部”，每周五早上8点到9点15分开放。
他们开设了“发散性思维房间”，里面装满了巨大的泡沫块，没有成年人的打扰，孩子们可以在这里谈判、规划、创新、合作，共同设计和构建新世界。一个教室里的免费早餐计划开始了，这样孩子和老师可以每天早上一起吃饭。家庭作业的数量大大减少了。海因斯称这个项目为“PEAS”（Physical growth,Emotional growth,Academic growthand Social growth）：身体成长、情感成长、学术成长和社会成长。这与电子技术无关。玩耍的时候，没有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或者台式电脑可供使用。
2018年，海因斯给他所在的地区写了一封信，告诉老师和学生们，他们的价值不仅仅是政府强制下的成绩数字，他们应该随心所欲地把这些分数扔进垃圾桶。“我们必须放弃一刀切的教学计划，让孩子停止为了在年终标准化测验中创造高分而死记硬背。相反，孩子们应该参与到玩耍、专题研习、合作、协作和开放式探索中。”
根据现有的研究，海因斯也不主张让年幼的学生晚上在家做作业。海因斯告诉一名记者：“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小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家庭作业之间存在相关性。”现在，他推荐给当地孩子们的晚间活动是户外玩耍，花时间与朋友和家人在一起，睡前读半个小时的书。
海因斯告诉我们，当他第一次提议将课间休息时间加倍时，一些小学校长非常担心，甚至感到害怕。“他们怀疑我是不是疯了。”他回忆道。
一些老师想知道：“我们如何填补失去的教学时间？我们怎么能用更少的时间来教学呢？”“现在我们再也不能把课上完了。另外，有了课间之后，孩子们会汗流浃背地回到教室，弄得到处都又脏又乱。”“哦，天哪，这甚至不会是可控的混乱，而是终极大混乱！”
但事实恰恰相反。就像在得克萨斯州、芬兰和其他伟大的玩耍实验中一样，学生们茁壮成长。一旦大人们很快学会放手，让孩子自己玩，他们就能很好地管理自己。课间休息后，孩子们更加专注，更愿意在课堂上学习。学生们在课上确实学到了更多。这个地区的纪律问题减少了50%以上。学生出勤率上升，无论在校内校外，压力和焦虑现象都有所下降。教室变成了快乐的地方，成为有益的学习场所。“在我20年的教育生涯中，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快乐、适应能力强的孩子。”海因斯感叹道。他认为一些家长可能会反对这种激进的新项目，但他没有收到任何投诉。
该区七所小学每周开放75分钟的“玩耍俱乐部”，生动地说明了正在进行的革命。学校操场在这段时间内是开放的，还有几个室内的指定免费游戏室。孩子们自己决定他们想做什么。球类和运动器材放在室外，室内有大量的道具和活动道具供孩子们选择。起初，海因斯认为每所学校可能只会有20个孩子参加，如果幸运的话，可能会有25个，而且可能大多数是幼儿园里最小的孩子。他想得太离谱了。在俱乐部开放后不久，每个学校平均有100名来自各个年龄段的儿童参加活动，他们在每个周五上午前往，享受自我主导的玩耍。这是俱乐部能够容纳的最大人数，排队等待的名单还有很长。
每个“玩耍俱乐部”都配有四个成年人，以确保没有人意外受伤，除此之外，他们接到严格的命令，不得干涉孩子。“他们在那里，”海因斯透露，“主要是因为，我们可以告诉家长有人在那里（保障孩子的安全）。”如今，你可以看到孩子们在“玩耍俱乐部”里做各种各样的事情—造堡垒、建造和拆除摩天大楼、玩捉人游戏、踢球、编排新游戏，以及最常见的到处跑。这些都是自我主导的，孩子们说了算。“几乎所有以前不被允许做的事情，他们现在都在做。”海因斯解释说。
许多成年人在观看“玩耍俱乐部”的壮观场面时，感到的最激动人心的事情是，他们突然意识到，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正在一起玩耍。这是教育工作者很少见到的一个小小奇迹，因为孩子们通常被严格又狭隘的年龄组分开。但是，在“玩耍俱乐部”，幼儿园和一年级的孩子正在与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孩子玩耍及合作，反之亦然。大一点的孩子在指导小一点的孩子。有特殊需要的孩子被邀请和他人一起玩，也能感觉到自己是受欢迎的。
该地区的特雷蒙特小学的校长洛里·科尔纳惊叹道：“在我28年的教育生涯中，这可能是最令人惊奇的经历之一。看着不同年龄和不同年级的孩子们一起玩，这种体验真是令人着迷！这个俱乐部是自我主导式的，很少受到成人顾问的干预。孩子们在一起交流合作，协作和学习。”巴顿小学的校长朱迪思·索特纳表示同意，他说：“令人完全意想不到的是，大一点的孩子们竟然自己去包容和引导小孩子们。看起来很神奇，也很棒。”迦南学校校长罗伯特·爱泼斯坦补充说：“对孩子们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让他们发挥创造力，参与自我主导的游戏。我们鼓励学生在需要的时候运用自己的技巧来解决冲突。在没有成人干预的情况下，解决冲突的能力是社会能力中重要的一环。这个玩耍俱乐部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在最少的成人干预下练习互动和交流。”
据负责人海因斯透露，这些天，许多来自其他学区的家长和教师团体，都来到这个纽约州玩耍解放区的滩头阵地，亲眼目睹这一奇迹。然后，他们回家告诉自己的政治家和学校管理人员，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得到同样的待遇。不可避免的回答是：“不可能。”海因斯告诉我们：“有很多社区想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由于某些被上帝遗弃的原因，他们不被允许这样做。”他认为唯一的解释是官僚主义的惰性，一种根深蒂固、非理性的对现状的固守。“额外的成人监督费用是最低的，”他指出，“投资回报率如此之高，就好像你投资100美元，就自然而然地会得到10000美元的回报。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钱不是借口。这毫无意义。尝试一下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长岛的玩耍革命才刚刚开始，看起来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该地区正在陆续开放七个新的最先进的学校操场，以便学生将来有更好的和更深入的玩耍体验。海因斯表示，对他的学生来说，一切都很顺利：“如果我试图把这些夺走，我会被当地人绑起来处以极刑的。”
这片纽约学区的家长们对这项伟大的玩耍实验有什么看法？海因斯经常听到的评论是：“谢谢你做的一切！”“我的孩子现在喜欢上学，一点也不觉得有压力。”“我的孩子等不及要来学校了！”
“如果由我来决定，”负责人海因斯告诉我们，“这些孩子每天都会有比一个小时还要多的休息时间。”
“我最关心的‘数据点’是快乐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