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REAT GLOBAL PLAY EXPERIMENTS
只有真正站在儿童立场上，才能真正体味这种游戏的意义。
—虞永平博士，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长
中国的真游戏实验
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在一个革命性的公立学校项目中，14000多名幼儿在玩中学习，而且大部分是由他们自己主导的。
他们是来自中国农村130所早教学校的3到6岁的孩子。他们在开阔的操场上嬉戏、爬树、用轮胎**秋千、堆积木材和竹子、挖沟渠、用锤子敲钉子、互相追逐、大声叫喊，然后摔倒—所有的这些都发生在上课时间。
他们在学校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新鲜的空气中度过的，即使是在下雨的时候。他们每天都在学习，但不是在室内的课桌上，而是在户外（大部分时间）通过开放式、混乱的和危险的游戏进行学习。他们通过工程项目、团队合作和个人努力来学习；通过跑来跑去、攀爬和从高处往下跳来学习；通过在学校花园里合作种植自己的食物，以及互相提供热腾腾的午餐来学习。老师在材料使用方面提供了安全和全面的指导，但这之后他们大多会放手，让孩子们自己玩，自己掌控自己的学习。
和芬兰的孩子一样，这些中国孩子在一种充满爱与温暖、鼓励和自由的氛围中学习，没有恐惧、胁迫和身体约束，没有大人们威吓他们“坐着别动！”。这些学校的孩子们不是通过标准化测验来衡量的，而是在课堂上、在一天结束时，互相做报告，回顾自己和他人的项目。在下午放学之前，来接孩子家长和祖父母透过教室的窗户凝视着自己5岁的孩子站在一块智能板前，自信地向他们着迷的小同事们解释园艺项目、科学实验或数学模块设计。
这一学校网络系统所取得的成果是一流的。迄今为止，已有数千名儿童参与了这一教育项目，其中许多来自低收入家庭。管理人员称，与其他儿童相比，他们明显更有创造力、更自信、更富有表现力、更善于协作、更守规矩，也更勤奋。父母们喜欢这个项目对他们孩子的影响，尽管一开始有些怀疑，但现在他们百分之百地支持这个项目。政治家们对这一结果印象深刻，他们不仅开始将县里所有的学前班和幼儿园转换成这种新的方法，而且还紧急建议在全国范围内采用这一方法。
这个项目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它不是发生在其他任何地方，而是发生在中国的农村腹地—一个距离上海有3小时车程，多山、竹林茂密的地区。正如中国教育专家赵勇教授所说：“在中国，自发的玩耍还没有成为正规教育中可见的一分子。”但在这里，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学校系统中，一项玩耍实验正迅速成为国家优秀幼儿教育的标准，并为孩子们的未来做好准备。
这个项目叫作“安吉游戏”，以它的总部所在地浙江省安吉县的名字命名。安吉游戏经过15年的发展，截至2018年，已经成为中国130所学校的全日制课程，并计划扩展到更多学校。安吉游戏的创始人和负责人是安吉县教育局学前教育科科长程学琴。1999年，刚开始参与这份工作时，她看到老师们对学生在学校的玩耍有着严格的限制，而孩子们脸上写满了难过。玩耍可不该是让人难过的事啊，她想着，逐渐产生了创办安吉游戏的想法。值得称道的是，中国政府正努力将早期教育中的玩耍作为“基础”“纳入每一种教育活动中”来推广，但教师们就如何做到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指导。
经过几年的实验，程学琴设计了一个结构简单、开放式的幼儿学习环境，并提供了简单的当地材料，让孩子们玩耍、发现、探索、想象和创造。这个项目的基础是爱、冒险、喜悦、投入和反思，程称之为“真游戏”或自主性游戏。记者常晶描述了一所安吉幼儿园的场景：“9点一到，孩子们冲出教学楼，飞快地从场地周围搬出了自己想玩的游戏材料—大小梯子、木板木块、轮胎、箱子以及各种小玩具等，没有教师向孩子交代游戏玩法，没有教师组织安排，孩子们自发地三五成群，进入了各种类别的游戏情境。游戏中，没有教师教导孩子应当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
一位名叫杰西·科菲诺的年轻美国父亲，对安吉游戏非常着迷，他前往中国亲自目睹了这一过程，现在他把大部分的时间用于在全球推广这一项目。“在安吉县的任何一天，孩子们都会用梯子和木板搭建桥梁，”他写道，“他们穿过油桶，用砖块、木材和绳子建造环境。他们的老师在一旁观察这种冒险的、自发的游戏，并用智能手机拍摄下来。午饭后，孩子们聚在一起看他们的游戏录像，谈论他们在做什么。下午晚些时候，他们画出当天所做的事情，通常是复杂的故事板、图表，还有自创的象征性书写系统，因为这就是他们选择描述自己经历的方式。”
科菲诺说：“安吉游戏课程背后看似简单的理念，其实是基于15年的发展和实验的结果。此时此刻，像我这样的美国家长以及世界各地的父母，正在参与一场关于教育和养育子女的激烈辩论。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为21世纪做好准备，但我们仍然受制于上一个世纪的思想。”
在为本书进行的一次内容广泛的采访中，安吉游戏的创始人程学琴回忆了她童年时期对玩耍的记忆，以及爱、喜悦、冒险和自由的理念如何塑造了她创造新学校模式的哲学。她告诉我们：
我小时候很喜欢玩，直到今天，许多东西仍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候我们家附近有很多孩子。因为平均每个家庭有5到8个孩子。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母亲们因为生了很多孩子而受到表彰。所以，当我与邻居家同龄的孩子聚在一起时，最少有5到6个孩子，最多有10个或更多。但是我的家庭里的孩子并不多。在我10岁之前，只有一个比我小3岁的弟弟。我的父母真的很爱我们，他们给了我们自由和玩耍的空间和机会。我记忆中的玩耍包括带着我的小弟弟一起，作为当地孩子大团体的一部分去玩，或者我自己一个人独自玩耍。我记得那些和邻居们玩捉迷藏的时光。人数的增多使我们的藏身之处不断地扩大，从一个房子转移到另一个房子。太刺激了。为了让自己更难被找到，我们的藏身之处变得越来越有创意。有一次，我甚至藏到一个上了年纪的邻居放在阁楼的棺材里。
我们在寻找和改变藏身之处，以及实现寻找目标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快乐带来了一种无穷无尽的快感。我们也喜欢寻找宝藏。我们中的七八个人会模仿祖父讲的民间故事中的场景，会爬上房子附近的小山丘寻找埋藏的宝藏。每个人都扮演一个装备独特的寻宝者的角色。我们中的一些人会带着杆子，另一些人会带着钩子或铲子，专门找那些有沟渠和洞以及其他神秘特征的地方。我们对山坡的探索非常仔细。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发现了一个乌黑的陶罐时，带着喜悦的惊奇。当时我立刻告诉每个人我发现了一个宝藏，于是所有的朋友都聚到了一起。我小心翼翼地用铲子探查罐子的内部，感觉到自己要发现什么东西了，就迫不及待地想把它挖出来研究一番。结果每个人都吓得逃跑了（我挖出了一根骨头）。直到今天，我仍然能体会到那种惊奇的感觉和急切的紧张。
关于游戏，我最温馨的记忆是几个大一点的男孩和女孩带我们到河边玩。我们用石头和柳树枝盖房子，玩过家家。大一点的男孩会爬到柳树上收集树枝，我们中的一些人搬石头，另一些人砌墙。我们搬了好多石头，筑了那么高的石墙，然后大一点的孩子们用柳树枝在石墙上盖了一个屋顶，这样它就成了一个家。我们都特别开心，挤在一起体验家的温暖。然后我们找到了用来放碗的扁平石块，把草和野花做成食物。我们沉浸在家庭生活的幸福中。这是一种至今难以忘怀的快乐。
回想起来，我一个人独自玩游戏的记忆也是丰富而有意义的。我记得我的母亲经常用面粉和一种叫虎杖的草来制作酒曲，然后她会用它来酿酒。我觉得整个过程既迷人又有趣，我自己会偷偷地模仿她。我摘下妈妈种的芝麻花，用黄泥做面粉。我把它们捣碎，混合在一起，然后把它们做成小球。我在地上挖了几个小洞，用树叶盖上，把小球整齐地放到每个洞里，再用树叶盖住，然后用泥封起来。我每天都会回去看看他们。过了几天，我发现这些小球已经开始发酵了，它们散发出一种非常令人陶醉的香味。那种成就感和喜悦，即使现在回想起来，也让我感到自豪，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我妈妈的芝麻花有一半被“牺牲”了。但是我很幸运，因为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因为我们玩的时候所做的事情责怪过我或者我的弟弟。
当我开发安吉游戏时，儿时玩耍的记忆给我提供了重要的灵感。这些深刻的游戏记忆让我们了解什么是“真游戏”，什么样的材料和环境最适合儿童玩“真游戏”，这些记忆指导我们如何让成年人理解和支持儿童的“真游戏”。
玩游戏对孩子的全面成长和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如果你问我玩游戏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我会说，它可以从思想中激发知识的形成，并为个体的发展奠定最早的基础。
童年是为生活做准备的时期，是为人类未来做准备的时期。今天的孩子必须创造和面对这样一种未来：全球知识、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以及不断涌现的新技术和现实。真游戏可以让孩子通过快乐的体验去想象、创造和验证假设。当从这种思维中产生的知识被激发时，头脑就会变得灵活、全面、富有创造力，具备适应未来快速变化所必需的能力。
玩游戏作为儿童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反映了儿童的精神和文化世界。在儿童自发、自导的游戏中，在与其他儿童的互动中，存在着对成功与失败、规则与自由、方法与结果以及实现自主学习的接连不断的体验。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儿童不断地肯定自我。在他们与游戏伙伴的互动中，他们寻求确认自己的存在。这不仅是儿童在身体和情感发展过程中的自然需要，而且也为这种发展提供了基础。它丰富和完善了儿童的自我意义。
当代文明推动了人类进步，同时在满足世界人民物质需求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它也破坏了精神意识，对人类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我们经常听到心理健康水平下降、行为问题、学习问题。如“多动障碍”和“感觉统合障碍”这样的词，经常出现在我们当代的话语中。这些现象已经影响到儿童身份的健康发展。日益加深的城市化缩小了孩子们自然玩耍的空间。技术对儿童生活的日益干扰简化了儿童的创造过程，对“智能”技术的依赖削弱了儿童的体育活动体验。这些现实应当给了我们警告，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真游戏”在今天儿童的生活和成长中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作用。
爱是一切关系的基础。只有在真正支持自由和自我表达的环境中，幼儿才能放心地在身体、情感和智力上冒险，保持好奇，不断发现，提出问题，最大限度地挑战自己。在实行安吉游戏的幼儿园中，不仅老师像爱自己的孩子一般爱着每一个幼儿，幼儿之间、教师之间、幼儿园与家庭、幼儿园与社区的关系也充满了爱。爱，帮助构建安吉游戏的生态，影响着安吉游戏幼儿园及社区的生活。
没有冒险，就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去解决问题，就没有学习。幼儿根据自己的能力、时间、地点，选择挑战，在探索能力极限时发现并解决困难。教师在现场观察、记录、支持，但不干涉、干预或指导（除非对儿童有明确的危险，或儿童已真正用尽其掌握的所有办法），最大限度保障幼儿接触并享受物理、社会和智力上的冒险。
没有喜悦，游戏就不可能是真游戏。喜悦是幼儿自主参与游戏、自己调整游戏难度，以及在游戏过程中不断反思的结果。安吉游戏的工作者评估每日课程的标准之一就是儿童在活动中是否达到喜悦的状态。喜悦时，幼儿可以安静或专注，也可以吵闹或表达……喜悦的精神状态不断滋养幼儿的生命。
真正的参与来源于孩子对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的热情探索和发现。安吉游戏赋予儿童最大程度的自由，使儿童有机会在一个开放的空间内活动，充分探索和体验周围的环境，从而充分调动身心。
反思是幼儿将经历转化为知识的关键过程。安吉游戏中，幼儿以多种方式反映和表达他们在一日生活中的经验，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调整自己对世界的认知。教师和家长既通过材料和环境支持儿童自主反思已有经验，也通过观察儿童、探索自己的游戏记忆参与儿童的反思。
起初，当程开始她的新项目时，一些安吉县的中国家长并不喜欢在学校里玩游戏的想法。他们坚决反对让自己的孩子去冒险，浑身弄得脏兮兮，而且这似乎是在浪费“本应该用于学习”的时间。他们抵制学校，写抗议信，并向政府官员举报程。
作为回应，程向该县的每个家庭派发了中国政府的游戏教育指导方针，并邀请每家每户来学校观看他们的孩子玩耍。“他们发现自己4岁的孩子具有如此高水准的勇气、同情心和智慧，这让很多父母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安吉游戏倡导者杰西·科菲诺说，“一夜之间，曾经顽固不化的父母变成了坚定的支持者，担任起了对新来访家庭进行观察和记录技巧培训的角色。”
今天，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正在涌向安吉幼儿园寻求灵感。2017年，关于这个主题的会议吸引了超过850名全球教育工作者。2018年，安吉幼儿园服务的儿童人数增加到80000名。中国教育部正在将安吉游戏项目作为一个范例，用于其新的幼儿教育国家指导方针中。五个安吉游戏试点项目已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启动。
2017年，中国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一项关于开展全国学前教育宣传的计划，主题是“游戏—点亮快乐童年”，重点关注3到6岁幼儿，这一计划对数千万在校儿童的生活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该计划旨在广泛宣传“游戏对幼儿童年生活的重要价值”，引导幼儿教师和家长“充分认识游戏是幼儿特有的生活和学习方式”。该计划还意在“创造充足的机会和条件，鼓励和支持幼儿自主游戏、快乐游戏，扭转当前存在的重知识技能学习，忽视、干预幼儿游戏，成人‘导演’幼儿游戏，以电子游戏产品替代玩具等剥夺幼儿游戏权利，影响幼儿身心健康的‘小学化’‘成人化’倾向”。
2018年7月，中国教育部门启动了一项大规模的扩展计划，宣布安吉游戏正作为公共幼儿教育实践园项目在浙江全省推广。浙江省位于中国东部地区，有近6000万人口。超过250万的儿童将很快进入安吉游戏实践园。
不久前，安吉游戏创始人和儿童自主游戏式学习倡导者程学琴，获得了国家级基础教育的最高荣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所颁发的奖项。
新西兰的冒险游戏实验
2014年的一天，在新西兰奥克兰，一位名叫罗伊·韦特的父亲怒气冲冲地走进斯旺森学校校长布鲁斯·麦克拉克兰的办公室。这所小学有500名5至13岁的儿童。麦克拉克兰回忆说，这位家长走进来的时候“一脸阴霾”。
校长打起了精神。他最近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一项实验，鼓励孩子们在多个日常休息时间进行“冒险游戏”，不设任何规则，玩什么都可以：树木，轮胎，垃圾堆，木板，火坑，踏板车，滑板，徒手爬篱笆。这名男子的儿子柯蒂斯在学校操场上从一辆小型摩托车上摔下来，摔断了胳膊。校长已经准备好接受一位愤怒的父亲的严厉斥责，并完全预料到，自己会因让孩子暴露在这样的危险中而受到公开谴责。这个实验似乎要失败了。
但事情恰恰相反。这位父亲没有责骂校长，而是说：“我很高兴他摔下来摔断了胳膊，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糟糕的家长吧。我很高兴他伤了自己，然后吸取了教训。”这位父亲来访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校长继续执行学校“无规则”的冒险游戏政策。父亲解释说：“我只是想确保你不会改变这种游戏环境，因为孩子们摔断胳膊再正常不过了。”他的儿子小柯蒂斯很高兴游戏政策没有因这次事故受到影响。在冒险游戏政策开始实施之后，他说：“我以前很讨厌上学。现在我喜欢它。”
几个月前，麦克拉克兰取消了游戏政策中的条条框框，并在孩子们的户外休息时给予他们很多玩耍时间—每天两次，每次40分钟—学生中的不良行为有所减少。事实上，严重受伤的人数下降了。孩子们表现出更强的独立性、更加集中的注意力、更优秀的解决问题能力、更令人惊叹的创造力、更健康的冒险精神、更少的跌倒和欺凌以及更好的协调能力和专注力。
简单地说，麦克拉克兰校长认为孩子们应该在课间自己玩。他解释说：“孩子们远离大人的控制，在自己的时间里做的事情，就是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玩。随着善意的成年人对玩耍体验的不断净化，儿童通过玩来学习的机会已经减少。玩耍是孩子了解风险、解决问题、承担后果和与他人相处的方式。这些学习经历可以说与学校提供给孩子们的传统学习经历一样重要。”
在新西兰，斯旺森学校并不是唯一一个提倡自由玩耍的地方，这个国家有着为孩子们提供户外玩耍机会的悠久历史。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个全国性的非营利网络“游戏中心”为全国各地的父母和儿童提供服务，为在充满游戏和创造性的环境中抚养孩子提供机会。游戏中心是围绕“由孩子主导的游戏”和“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和最好的教育者”的理念建立的。目前共有400多个游戏中心，家长们在那里开展2.5至4小时的游戏课程，帮助自己了解游戏对学习和成长为何如此重要。今天，在游戏中学习仍然是新西兰幼儿园教育的基础。
同样在新西兰，奥塔戈大学医学系的瑞秋·W.泰勒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对学校课间的冒险游戏进行了为期两年的研究。随机对照实验涉及8所对照学校，要求他们不要改变现有游戏环境；另外8所干预学校，则在课间休息时给孩子们提供了更多的冒险和挑战的机会，如没什么规则的追逐打闹；还可以随意选择游戏对象，如轮胎。这项研究对840名小学生进行了观察。研究结果显示：在干预组的学校，孩子们不出所料地表现出更多的推推搡搡，同时他们在校期间也更快乐。他们的家长对此表示赞同—孩子更享受学校生活了。而且据他们的老师反馈，欺凌投诉明显减少了。
老师们对此是怎么看的？他们意识到，孩子们的适应能力越来越强了！
苏格兰的积极游戏实验
在苏格兰，教育官员们与游戏倡导者程学琴、黛比·瑞亚和布鲁斯·麦克拉克兰等有着相同的理念。在不远处的英格兰，近年来，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基本上放弃了游戏倡导，而苏格兰领导人则不同，他们已成为强有力的游戏倡导者。他们对苏格兰儿童不佳的健康状况和缺乏活力的精神状态感到震惊。为此，他们发起了一系列主要的教育运动，让孩子们在校内外玩耍。
例如：苏格兰格拉斯哥市的教育主任莫林·麦肯纳就是这样一位倡导者。格拉斯哥是苏格兰最大的人口中心，遭受着长期的公民健康和不平等问题。麦肯纳与学校、高校研究人员以及风险慈善机构“鼓舞苏格兰”合作，开展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积极玩耍”户外游戏学习项目，以促进苏格兰学童的身心健康。“积极玩耍”有两个组成部分：为8岁和9岁的小学生提供“积极玩耍”户外游戏环节；在10岁和11岁的小学生中选拔“玩耍达人”作为项目助手。该项目于2016年在格拉斯哥的30所小学启动，到目前都是非常成功的，不久还将有100所小学加入该项目。
据一位苏格兰小学教师反馈，“积极玩耍”课程对她的班级产生了非常正面的影响，让孩子们“变得更加活跃，获得了自信，建立人际关系和友谊，在课堂上更好地学习”。她注意到她的学生在户外玩耍之后比以前更能集中精力学习。“学生们对自己能做什么和在课堂上能尝试什么也更有信心，因为他们在‘积极玩耍’中尝试了很多新东西。”另一位老师也表示“学生的自信心得到了真正的提高”，她把这归功于“积极玩耍”课程所注重的创造力培养。有趣的是，她的学生把这些课程看作培养韧性的机会，是鼓励尝试新想法的安全失败之地。
2017年春季学期，位于格拉斯哥卡斯特米尔地区的米勒小学（一所面向5至12岁儿童的学校）也引入了“积极玩耍”项目。项目内容包括每周一次的“积极玩耍”课程，与体育课和课间分开。雅基·丘奇老师立即注意到了该课程的巨大价值，尤其是培养孩子解决人际关系问题的能力。学生们从游戏和自我主导的自由玩耍中汲取经验，他们不再求助于成年人，而是开始自行处理在操场上发生的行为冲突。丘奇还指出，学生的自信心得到了真正的增强，这是由于该课程鼓励孩子们创造性地设计和主导他们自己的游戏，不受体育课和课堂教学那样的限制。“积极玩耍”课程被视为一个安全的失败场所—在那里，尝试新的想法是受到鼓励的。
“他们更愿意尝试新事物，而不用担心失败；现在他们都说：‘我能做到’。以前，他们可没什么韧性。”丘奇说道。课堂也因此受益，孩子们有信心在课上学习更多的内容，而不用担心犯错。在游戏时间里，当孩子们在更大的社交圈中玩耍，在班级和年级之间进行更多的互动时，他们的社交能力也得到了提高。“‘积极玩耍’真的把孩子们聚到了一起。”丘奇感叹道。
全校的老师都目睹了学生是如何参与的—如何将在“积极玩耍”课程中获得的技能带入课堂，又如何将读写和算术能力运用到户外游戏中。
家长们反映说，自从该项目开展开始以来，孩子们放学后在外面玩耍的次数更多了。一位家长表示，她的孩子非常喜欢这个课程，甚至会在课程日那天主动叫醒家长，迫不及待去上学。
苏格兰政府承诺将增加免费育儿时间，目标是目前时长的两倍。这为扩大户外游戏和学习对幼儿的益处创造了机会。
“鼓舞苏格兰”是一个国家项目，旨在为苏格兰志愿服务部门提供战略性、有针对性的长期资金。该项目已经制定了一个解决方案，将苏格兰的自然资产和绿色空间与现有托儿所相结合，开发室外托儿基地。研究表明，自然的户外游戏可以增进儿童的健康和幸福感，但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往往难以接触到自然环境和较大的物理空间。户外幼儿园和“森林幼儿园”的模式在其他一些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然而，将重点放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地区，将教育项目与自然环境联系起来，是苏格兰的一个新方向。
“鼓舞苏格兰”正在与政府政策小组、地方当局和资助者合作，重新审查早年间的自然户外活动。从2017年8月开始，他们与格拉斯哥市议会合作，在3个低收入地区进行托儿所项目的试验。如果现有证据表明这一措施切实有效，“鼓舞苏格兰”将进一步推行这一计划，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鼓舞苏格兰”的游戏基金现正在为苏格兰打造一个愿景，那就是苏格兰的孩子们将成为世界上身心最健康的人。通过在国内外开展游戏形式和合作伙伴关系方面的创新，使其更侧重于儿童的健康、幸福和学习，并帮助他们成为环境的未来监护人。
这就是苏格兰人让孩子们玩耍的方式。
新加坡实验：少一点压力，多一点寓教于乐
为了摆脱几十年来的压力教育，成绩优异的亚洲教育明星国家新加坡正对其高压锅式的儿童教育体系进行大胆的、彻底的改革，其中部分途径是让孩子们在学校里“寓教于乐”，以更好地为孩子们的未来做准备。
在教育排名方面，这个岛国往往位居世界前列，但在儿童的幸福感和劳动力的创业技能方面，它一直被认为表现不佳。美国商会对新加坡的100多家美国企业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在东南亚国家中，当地劳动力在技术技能方面得分较高，但在创新和创造力方面得分最低。
现在，新加坡的学校越发注重低龄学生的户外学习和“寓教于乐”，并且鼓励孩子们培养兴趣、才能和生活技能。这种新方法并不仅限于幼儿园。这项改革是新加坡大规模转型的一部分，它不再是由定期的国家评估主导，而是向更深入、更全面的体系演变，建立在好奇心和对学习的热爱的基础之上。
负责带领新加坡青年进入21世纪的一位领导人表示，学校中的“寓教于乐”是改革的关键基础。黄志明曾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新加坡空军退役中将，2015年之前一直担任新加坡三军总长。他现任总理公署部长和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 。在2015至2018年担任教育部长（校务）期间，他负责监督全国幼儿园、中小学及大专院校。他担心新加坡的学校不能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幸福感和创造力，而是过度注重是否在国家评估中表现出色。
2016年，黄部长和新加坡教育部宣布启动一系列重大结构性改革，包括改变国家小学离校考试（PSLE）在科学、语言和数学方面的分级。从2021年开始，为了减少排名两极化和学生之间的竞争，考试将根据一系列标准进行评分，不再强调学生之间的对比。学校计划在体育课上更加重注户外游戏，减少小学儿童的“分流” ，减少家庭作业量。“我们需要腾出时间和空间来培养学生其他方面的能力，那些对我们孩子的发展同样重要，”黄部长在宣布这些政策时表示，“不仅要让他们研究花朵，还要让他们停下来闻闻花香。”
在为这本书进行的采访中，黄部长向我们讲述了他对玩耍在世界领先教育体系中的愿景：
在新加坡，我们认识到“玩”在教育中的重要性，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目的明确的词。我们不断鼓励教育工作者帮助学生发现他们的兴趣，培养他们的热情，通过联结他们的兴趣、日常经验、社会技术，来培养他们对学习的热爱。这与我们的信念是一致的，即通过教育，学生不仅要建立坚实的学术基础、良好的价值观和必要的生活技能，他们还必须找到学习的乐趣，培养终身学习的热情。只有拥有内在的学习动机，我们的孩子才能欣然踏上—学习，忘却，再学习—的终生学习之旅。这也正是我们不再过分强调成绩的原因，这样我们的孩子就会找到超越A和B的**和目标。
中国有句谚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虽然教育远比种树复杂和艰巨，但我们可以从中获取有益的见解。作为园丁，我们必须以高超的技艺、细心和爱心来照料我们的幼苗：确保植物有充足的阳光，但不要过于刺眼，并根据土壤的承载力来给植物浇水。最重要的是，随着幼苗的生长和扎根，我们应该退后，给它们足够的空间和自由，让它们茁壮成长。我们不能给它们过多的遮蔽，不能大量浇水和过多施肥使它们窒息，而是要让它们自行成长，直立、强壮而结实，这样便能够抵御任何风暴。我担心我们把年轻人逼得太紧，让他们只能着眼于学术。
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园丁，但是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我确实为一个学校的项目种了一些绿豆。我记得每天早上醒来都观察着我的玻璃瓶，日复一日，等待着第一次发芽。很快我意识到，过度浇水并不能使幼苗长得更快，反而扼杀了它们。我相信，我们的孩子就像幼苗一样，应该有时间和空间去呼吸、学习、实现梦想。
人们很喜欢关注可衡量的事物。我们给一些东西打分，这样就能很容易地相互比较。但是，从长远来看，有时候可以衡量的东西或许并不是最重要的。追求考试的最后一分可能会让孩子本该全面发展的其他方面付出代价，特别是在这么小的年纪—太多焦虑的夜晚、昂贵的学费（私人补习班），太少的时间留给家人和朋友，以及玩耍和探索。
我们必须培养孩子学习的乐趣。这种内在动机将推动他们前进、探索和发现他们的兴趣和**。学校不应该只关注考试成绩，而应该是一个获取知识和技能的令人兴奋的地方，在那里学习是有趣的，并且具备必要的严谨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培养孩子对学习的热爱的原因。从幼儿园就要开始，我们的孩子在那里学习和玩耍，这能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社会情感技能。在教育部直属幼儿园里，儿童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经历，这会使他们对自己生活的世界产生兴趣，并与他人互动和建立关系。例如：使用道具和各种布景：我们会给孩子们提供超市或公共道路的模拟场景，这样，当孩子通过有趣的角色扮演锻炼计算和读写能力时，他们也通过这些互动活动学习到了重要的生活技能！
教育部直属幼儿园的教师使用两种核心教学法，即寓教于乐和高质量的互动，以吸引儿童参与。儿童透过有目的的玩乐参与有计划的活动，这些活动充满乐趣，让他们积极探索、发展和应用知识和技能。老师和孩子进行分享和持续的对话时，当他们一起研究一个话题、解决一个问题、阐明一个概念或讲述一个故事时，高质量的互动就发生了。孩子们没有拼写表或者记忆乘法表。但他们每人有一个文件夹，学习进度被记录在内，与父母共享。时间还有余裕，孩子们可以进一步钻研那些能激发他们想象力和兴趣的项目！
当然，“玩”的概念也延伸到了中小学和大专院校。在那里，教育工作者创造的环境能激发学生的探索精神，展示他们的创造力，帮他们建立信心，从而主导自己的学习。除了在课堂上使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让学生构建自己的学习模式，我们的学生还经常通过游学、夏令营和社区服务项目接触课堂外的学习。例如：他们可以在户外露营一周，或者使用创客空间来设计工具原型以帮助老年人。我们的学生也关注来自社会的需求，并设计和实施解决方案给以满足。
事实上，我们的课程和学校项目也将应用学习方法运用到了许多领域，从机器人技术和食品科学，到媒体通信、艺术和音乐。通过实践课程和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学生能切实感受到自己的学习活了起来，因为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具有现实意义和相关性。这就是一种“寓教于乐”，正适合他们的学习需要—他们快乐地汲取知识，并对自己和他人产生积极影响。
我们决心通过这些努力，培养所有学生对终身学习的热情。这种内在的学习动机将成为他们每个人的内在动力，促使他们努力实现个人愿景，为新加坡乃至整个世界做出贡献。
2018年7月，新加坡新任教育部长王乙康在对新加坡商界领袖的讲话中宣称：传统、根深蒂固的以应试为导向的新加坡学校文化，可能会为扼杀学习乐趣和施加压力而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主张：“学习过程中一定有贯穿始终的快乐和持续的好奇心。反之，我们就没有动力去学习、追赶、保持或领先于变化。”这位部长补充说，“我们的社会需要基于适当的风险更多地去包容，并对挫折和失败加以容忍。”他还认为，学校和社会应该让孩子们玩，让他们和朋友一起玩，去发现自己的长处和**所在。严格的教育是一件好事，但学生有一生的时间可以学习，所以没必要在年幼的时候就承担过重的负担。
这位部长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某天，在与新加坡家长和孩子见面时，一位家长问他如何确保每所学校都是“好学校”。
他转向这位家长的孩子，问道：“你喜欢你的学校吗？”
“喜欢。”男孩说。
“老师们好吗？他们对你的学习有帮助吗？”
“有。”
部长问孩子是否喜欢他的朋友和他课余的活动。男孩说喜欢。然后，这位部长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也许世界上每一位教师、家长和政策制定者在收集任何其他数据之前，都应该问一问孩子这个问题。
他问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时候，你开心吗？”
“开心。”
最后部长总结道：“那么你的学校就是好学校。”并解释说，“我们必须从孩子的角度来定义一所好学校。如果一所学校能够满足孩子的需求，那么它就是一所好学校—不管它是不是名校，是不是做了很多宣传。”
同样，在2018年7月，新加坡教育部第二部长英兰妮·拉贾说：“我们不希望孩子们在学校的时光仅仅是关于作业、测验、评估、分数和考试成绩。校园生活也必须同样是一段愉快的教育经历，而且要建立在对学习、探索和玩耍的热爱之上。”另一位新加坡教育领袖，中学校长夏尔马·波纳姆·库马里女士完全赞同这一新兴理念，表示：“教育已经不再只是坐在考场上考试这一事务性流程了，而是要注入对学习的热爱，孩子们将要面对的未来是非常复杂的，教科书上的知识并不一定能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新加坡一所小学的校长黄梅指出：“潜在的雇主不会找考试总分最高的人。相反，他们注重人才的技能和天赋，比如同理心、适应能力、创造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黃博智告诉我们：“我们正在努力强调价值观的灌输、终身学习、整体教育和21世纪技能。我们希望鼓励快乐学习，并培养学生的适应能力和创业精神。”
2018年底，教育部宣布取消一二年级学生的标准化测验以及中小学的班级排名。新加坡教育部长王乙康强调，孩子应该从小就懂得“学习不是竞争，而是他们需要终身掌握的自律”。
这些改革是否能在新加坡根深蒂固的高期望文化下蓬勃发展，目前尚无定论。一位新加坡国会议员指出：“在改变家长的思维方式方面，还需要做更多更深入的工作，甚至一些教育工作者和学生自己在这方面的思维也不例外。”但是，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好开端。
新加坡并不是唯一一个开始重视玩耍的亚洲国家。2013年和2014年，新加坡《今日》杂志的一组记者前往五个亚洲大城市—香港、上海、首尔、台北和东京。他们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要求亚洲幼儿和学龄前儿童掌握高级学术知识的刻板印象正在发生改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强有力的概念—玩耍，至少在早期教育阶段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