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LOBAL WAR ON PLAY

除语言、文化和技术之外，丰富多彩的玩耍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戴维·怀特布雷德，剑桥大学教授

玩耍剥夺不仅仅是存在于美国的问题，它还影响着世界各国的儿童。

不幸的是，一些“与GERM有关”的趋势正在其他国家蔓延，其中包括玩耍剥夺、过度的高利害标准化测验，以及低龄儿童的学业压力。

近年来在一些亚洲国家，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人们对儿童学业成绩的期望越来越高，这些压力让一些家长和学生感到学无所获，甚至无法忍受。

堪萨斯大学的赵勇教授是一位在中国长大的美国教育家，长期关注并研究美国与中国学校体系之间的差异性，他指出，中国毕业生以“高分低能”著称，意思是“成绩好，能力差”。

玩耍在儿童教育中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玩耍，特别是自发的玩耍，是儿童探索和体验周围世界的一种自然而必不可少的方式。这是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孩子们可以通过玩耍阐述和验证他们对世界、社会规范和自然法则的假设。这也是一种比直接教学更有效的方法，可以让孩子了解自己的能动性，了解自身行为对他人和环境的影响。当然，玩耍也能带来快乐，这是儿童教育的重要成果。

不幸的是，他指出：“玩耍，我是指自主决定或自主发起的玩耍，在中国还没有成为正规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意义上，中国的正规教育更注重学习而不是玩耍。即使是在学校里，玩耍通常也是由教师出于某种学术目的组织的。孩子们很少单纯、没有直接的功利目的地玩。”

对许多中国孩子来说，学校成了他们童年时代竞争压力和过度劳累的大熔炉。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中国五分之四的在校儿童每天要完成耗时2小时50分钟的家庭作业—这是在周末。为了获得高分，私立儿童辅导连锁机构在中国各地蓬勃发展。据《中国日报》报道，在湖北省中部的孝感市第一中学，老师们在教室里安装了氨基酸静脉注射装置，据说是为了给备战高考、熬夜学习的学生提供能量。

2016年12月，《南华早报》报道说，忧心忡忡的父母无视政府警告，让孩子参与过多的学术和课外活动，希望这能给他们带来竞争优势。报道称：“在一个典型的周末，家住上海的八岁女孩艾米正忙着从一个补习班赶到另一个补习班。星期六下午，她学习钢琴。星期天早上她上英语课，下午上语文课。除了这些周末辅导，上海徐汇区一所公立小学的三年级学生每周二和周五晚上放学后，也要上3个小时的奥数课，其中一节课是为四年级学生设计的。”女孩的母亲负责接送她去上所有的课程班，她解释了这其中的逻辑：“我也不想让我女儿这么拼命学习，但我没得选。我们的目标是让她考上一所名牌初中。不在重点初中读书就意味着不能被好的高中录取。不在好的高中学习意味着不能考上一流的大学，拿着一流大学的文凭就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这是肯定的。据我所知，她的一些同龄人每周上五六节数学课。”这位母亲坦言，“我一刻也不让她松懈。天气好的时候，她也不能跑出去玩。”另一位中国母亲解释说：“我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把孩子送到了课外补习班。我也不能搞特殊，否则我的孩子就要落后了。”

北京大学社会学家郑也夫认为，中国的家长和教学机构之间存在着一种“阴谋”，他们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给孩子报名补习班或辅导班，还给孩子成堆的家庭作业，以此来“修理孩子”。“父母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学这么多，学这么久，这太愚蠢了。”他表示，“孩子们长大后，很可能会对学习失去兴趣，在竞争中失去动力。”在2013年出版的《吾国教育病理》一书中，郑也夫指出，中国缺乏诺贝尔奖获得者，这说明当下的教育正在“毁伤中国的创造力”。

2010年12月的《华尔街日报》中，在一篇题为《中国学校考试仍不及格》的文章里，中国教育家、北大附中国际部负责人江学勤谈到了一个在中国被广泛认可的做法的危险性：“死记硬背的失败是众所周知的：缺乏社交和实践技能，缺乏自律和想象力，缺乏好奇心和学习热情。”他补充道，“当（标准化测验）分数降低时，我们就知道，中国的学校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他指出，全世界都对中国的教育体系赞赏有加，而中国人却意识到了自己的弱点，这颇具讽刺意味。他解释说：“中国的学校非常善于让学生们备考。因此，他们没有为高等教育和知识经济做好准备。根据教育领域的研究，用考试来构建学校教育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学生失去了天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在追求高分的过程中变得缺乏安全感和是非观。”

波士顿学院心理学研究教授、玩耍倡导者彼得·格雷教授观察到，由于许多中国学生几乎把所有醒着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他们几乎没有机会去创造、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发身体和社交技能：简而言之，他们几乎没有机会玩”。一些西方政治家喜欢美化亚洲学校的好成绩，但正如格雷指出的：“不幸的是，随着我们越来越趋向于标准化的课程，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把孩子们的时间用在课业上，我们的教育成果确实变得越来越像亚洲国家。”私教课程在中国蓬勃发展。总部位于伦敦的市场研究公司Technavio预测，在2017至2021年间，中国的私教市场将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

2015年，一个香港辅导中心进行了一场营销活动，广告中一个小女孩在哭，标题充满嘲讽意味—“你不喜欢竞争？但竞争会找到你的！”广告上的产品是为18个月大的孩子开设的面试培训班。

据《南华早报》2017年4月22日的报道，香港的孩子们“正变得越来越紧张、过度劳累和不快乐，而且这种状况正在给负担过重的精神科医疗服务造成损害”。根据香港在2017发布的一份报告，精神疾病患儿的数量正以每年高达5%的速度增长，学校和家庭中越发沉重的学业压力被认为是潜在的致病因素。文章最后写道：“这场危机表明，香港年轻人正在努力应对这座城市的情绪高压锅。”香港大学2016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和美国及英国的儿童一样，香港学龄儿童的户外运动时间比服刑人员还要少。

在新加坡，著名儿童教育家克里斯汀·陈告诉我们，玩耍遭遇了组织和文化方面的障碍，而这些障碍在亚洲及其他人口稠密的城市中也很常见：“大约80%的家庭居住在高层建筑中，户外活动便受到了限制。即使在幼儿园，日程安排上也只允许孩子每周进行两次户外活动。至于室内玩耍，学前课程的重点还是‘有目的’的游戏。教育工作者在幼儿园设计任务卡时，会让孩子们有目的地去玩。放学后，学龄前儿童参加课外强化班，几乎没有时间玩耍。我担心的是孩子完全没有户外活动，生活中缺乏与自然的接触。

在韩国，孩子们的学校生活充满焦虑，他们压力极大，被繁重的课业和备考文化压得喘不过气来。39岁的公关顾问权熙善是一个6岁孩子的母亲，她解释说：“家庭作业对父母来说也是很大的压力。这是一个巨大的负担，特别是对有工作的妈妈来说。”她表示，“教育系统内的竞争激烈，学生必须学习一些甚至并不适合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东西，如小学就要学编码和幻灯片制作。”

学业压力、作业过多、睡眠不足，韩国学生的激烈竞争已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而玩耍在教育体系中是一种罕见的存在。在韩国，超过80%的5岁儿童白天上幼儿园，放学后在私人学术培训机构（即补习班）进行第二轮学习，时间长达4小时。当四名学生在一年内相继自杀时，韩国高级科学技术学院学生委员会发表的声明中写道：“日复一日，我们陷入了一场无情的竞争，我们感受到的只有窒息。因为作业量过大，我们甚至都抽不出30分钟来关心那些遇到难处的同学。”学生们叹息道，“我们再也没有无拘无束开怀大笑的能力了。”

一位韩国高中生描述了一个典型的一日安排：大约10个小时的学习，短暂的晚餐休息，然后学习到晚上10点。一些学生随后会在家里或补习学校继续学习，一位补习班工作人员这样描述补习班：“那些设施没有灵魂，薄薄的墙壁将房间分隔开，长条形的荧光灯下，学生们都在背诵英语单词、韩语语法规则和数学公式。”

这种持续12年不间断的学业压力，最终是为了一场成败攸关的8小时全国标准化考试—Suneung考试，或称“大学学业能力考试”。奖品是进入一所精英大学的资格，如首尔国立大学、延世大学或韩国大学。25岁的辛浪金说：“大多数老师都强调，如果我们考砸了，我们今后的一辈子就完了，因为考试是我们成功人生的第一步（也是最后一步）。”她把这次考试描述为“我们生活的最终目标和最终决定因素。我们认为，如果成功地完成了考试，那么光明的未来就会随之到来”。

根据韩国国家青年政策研究所的数据，四分之一的学生有过自杀念头。事实上，韩国的青少年自杀率在发达国家中排名第二。几年来，韩国的学校体系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PISA测验中取得了高分，该测验考查15岁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素养水平。然而，这个测验经常招致批评，因为它强调记忆和备考，很少考查实际应用。事实上，75%的韩国孩子上的“补习班”，除了备考，什么也不做。

东亚地区的教育家们越来越担心他们过分执着于考试的高压教育体系将遭遇失败。因为学生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他们几乎没有机会去创造、发现或释放自己的**，锻炼身体和社交技能。最近的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中国小学生患有异常严重的焦虑、抑郁和身心应激障碍，这似乎与学业压力有关。该报告的作者写道：“竞争性和开放性的教育环境导致了中国小学生的高度紧张和心身症状。应紧急采取措施减轻学校对儿童施加不必要的压力。”

在印度这个拥有3.5亿15岁以下儿童的国家，教育体系高度分散，资金普遍不足，可以说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玩耍在学校里不多见。据詹姆斯麦迪逊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斯密塔·马图尔说，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教师的准备工作“还处于初级阶段”。“玩耍被认为是学龄前儿童的工作，但印度家庭很快就采用了传统观念—玩耍与学习脱节，特别是在学校，”她告诉我们，“玩耍被视为纯粹的娱乐，是释放过剩能量的一种方式。它常常被视为对教育的剥夺或对学业的逃避。课余时间是用来奖励在学校努力学习的孩子的。从小学开始，玩耍、艺术和音乐等活动都非常有限。”

如今在英格兰，如果你是个孩子，被发现独自在户外玩耍，你可能会成为刑事调查的目标。2015年，在英格兰中部的贝尔珀镇，一名4岁的男孩和他6岁的姐姐成为邻居投诉的目标，理由是他们在街上玩滑板车和玩具卡丁车的时候太吵了。穿着制服的警察接到报警后前往，他们的母亲被警方展开的45分钟的现场调查吓到了，她惊呼道：“孩子们在阳光明媚的大白天到街上玩，竟然还能惊动警察，我们这过的是什么日子？”离这儿不远的诺丁汉郡，警察向斯内顿埃纳大道上踢球的儿童家长发出通知，警告他们乱踢球可能会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球会砸到东西）。警方还提醒道，任何诸如此类的“反社会行为”或“不服从命令的固执己见”都可能被判100英镑的定额罚款，或招致2014年《反社会行为犯罪和治安法》第12项法规下达的禁令。一家报纸报道了这一事件：“诺丁汉郡警方的一名执法人员进一步强调，任何违反这一命令的行为都是刑事犯罪，将被判处监禁。”

与美国一样，在整个英格兰地区，孩子遭遇交通事故或被陌生人绑架的风险已经所剩无几了—他们在家久坐不动，玩着电子游戏，户外活动正在被取代。玩耍也正在从学校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标准化测验、压力和焦虑。根据2015年英国议会工作组关于健康童年的报告，在过去的10到15年里，英格兰地区的小学一年级也从传统上以玩耍为主的课程转变为更正式的由教师主导的教学。英格兰的孩子们甚至从4岁起就被要求通过正式的教育来学习。然而，越来越多的意见表明，四五岁的儿童可能还没有为小学才会接触到的正规教学方法做好准备。迫使年幼的孩子过早参与这类教学，可能会给幼儿的成长发育带来压力和伤害。

2012年，一份英国国家信托基金的报告揭示了英国儿童正在远离大自然的事实。报告称，经常在野外玩耍的儿童只占不到十分之一，而上一代人的数据是50%。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允许儿童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在家附近活动的地区已经减少了90%。根据《联合国服刑人员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如果天气允许，每一个没有从事户外工作的服刑人员每天至少应在户外进行1小时的适当锻炼”。但据估计，英国近四分之三的5至12岁青少年在户外的时间少于监狱的服刑人员。伦敦大学教育研究所的一项分析发现，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7至11岁的小学生午餐时间缩短，下午的休息时间几乎被取消。

在英国，学校普遍过度使用标准化测验，这种做法把本该以玩耍为根基的学校变成了施压者，全国范围内的教师和家长们对此表示强烈反对。2016年5月，全国超过44000名家长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抵制政府强制实施的测验。一位名叫乌尔里克·谢拉特的母亲参加了抗议活动，她解释说：“我今天不让孩子上学是因为我热爱教育。我喜欢看到我的孩子们对学习阅读和写作感到兴奋。然而，想想看，SATs（政府强制的标准课业测评考试）和自上而下的测验正向教师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为了这些测验而教学，而不是让孩子在玩耍中学习。”她补充道，“有那么多有力的证据表明，孩子们是通过玩耍学习的，不是那些与他们的生活毫无关联的抽象课程。”最后她总结说，“小学生不需要政府主导的全国性考试，他们正在失去学习的乐趣。”另一位参与抗议的母亲尼古拉·杰克逊让自己的孩子们待在家里，她表示：“我不同意政府的观点，他们加大课程的难度，以提高标准。可学习只能发生在孩子们想学、有兴趣学的时候，不是他们被迫学习的时候。”

2017年，全国教师联合会年度会议上，教师们考虑抵制为7岁和11岁儿童设置的SATs考试，他们谴责该考试会损害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学业前途，并有使课程范围缩小和“为考而教”的风险。一位老师将SATs比作“对学校紧追不舍的恶魔”，一位代表认为这些考试应该被“斩首”。而另一位老师则表示，教育工作者们应“彻底推到这令人生厌的”由计算机完成的标准化评估系统。

来自曼彻斯特的老师克里斯·艾顿，认为老师应该“解放”孩子们的思想，而不是让孩子为他们无法理解的考试做准备，她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起立鼓掌。教师工会官员凯文·考特尼指出：“小学教育，应该是孩子们逐渐爱上学习的阶段，不该被害怕和恐惧失败所占据。”他补充说，“在一系列狭隘的学科和期望范围内不停钻研，是在剥夺学习的乐趣，而且其中很多内容的教育价值都值得怀疑。”

“我能想到最黑暗的词，就是虐待。”伦敦著名的切尔西露天幼儿园校长凯瑟琳·索利在接受《幼儿园世界》杂志的采访时说，“童年应享有的权利正在消失。会有一些孩子在阅读测验中不及格。他们将被视为失败者。6岁就失败了？弥漫在家长们中间的偏执情绪会让孩子感到压力和精神创伤。”

她表示：“我们看到孩子们来到这里，他们会认字母表、会数数，但不会擦鼻子，不会擦屁股，也不会和其他同龄人一起玩。我们失去了这一代的孩子，他们是由善意的父母抚养长大的，他们虽然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却被引上了一条道路，我们不知道这条道路将会在哪里结束。这是很危险的。”

“英格兰地区的孩子从进入学校的那一刻起，就面临着学习读写和做数学题的压力。”剑桥大学的戴维·怀特布雷德指出，“在许多学校，孩子们成了阅读方面的‘后进生’，而在许多其他国家，他们的同龄人甚至还没开始上学。现在，政府开始对4岁的孩子进行入学考试。根本没有例子能佐证政府口中的‘越早越好’。”

2018年，英国一个专家小组发布了一份报告，谴责政府对4岁儿童实施“基线测验”的提议。报告的作者之一，儿童教育学家南希·斯图尔特指出：“提议在2020年对99%的4岁儿童进行测验，这是基于一个错误前提的，即4岁儿童的知识和技能是可以准确测量的。但很少有统计学家相信这一点，也没有研究表明，4岁时的成就与后来的进步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如果你每天监禁孩子8个小时，如果你不给老师创造的自由，如果你把他们当作数据百分点或流水线上的产品来对待—如果他们对此表示不太高兴，你可不要感到惊讶，”全球著名的教育研究者和游戏倡导者肯·罗宾逊爵士指出，“如果我们开始把学生当作人，把学校当作孕育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中心，那么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玩耍在英国被认为是童年和学校教育的基础。1926年，英国政治家大卫·劳埃德·乔治宣称：“玩耍的权利是孩子对社会提出的第一个要求。玩耍是大自然对生命的训练。任何社会若侵犯这项权利，都会对其公民的思想和身体造成持久伤害。”1967年，普罗登委员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育报告指出：“玩耍是儿童早期学习的主要手段。这是孩子们调和他们的内在生活和外在现实的方式。在玩耍中，孩子们逐渐形成因果关系的概念，即辨别和判断、分析和综合、想象和规划的能力。孩子们开始全神贯注于他们的玩耍，而让玩耍达到令人满意结果的满足感，养成了他们集中注意力的习惯，这种习惯可以转移到其他学习中去。”《剑桥小学评论》（Cambridge Primary Review，40年来英国最大规模的小学教育调研）2009年的报告例举了以玩耍为基础的早期教育的优势。

然而，在GERM的渗透下，学校“优胜劣汰”竞争的加剧、教学标准化、基于标准化测验的惩罚性问责制和公共教育私有化，不仅席卷了美国，而且也在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英国及其前殖民地澳大利亚蔓延。由于国家越来越强调基础知识和技能，在澳大利亚的许多学校里，艺术、音乐、戏剧和其他重要的基础教育被大幅削减。

纵观澳大利亚的所有学校，玩耍正被排除在儿童教育之外，越发严格的学术要求被施加在越来越小的孩子身上。这项政策被称为“国家评估计划”（NAPLAN，National Assessment Program Literal and Numeracy），目标是提高儿童在澳大利亚国家高利害测试中的分数。这是一项标准化测验制度，每年耗资1亿澳元（7500万美元），用于评估三、五、七和九年级所有学生的阅读、写作、语言习惯（拼写、语法和标点符号）和计算能力。

自2008年推出NAPLAN以来，一轮接一轮的高耗时测验稳步进行，但是人们不愿看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计算和读写的分数已经趋于平缓或下降。最近，包括新南威尔士州在内的多州教育领导人，要求对NAPLAN进行彻底审查，并重新考虑是否应继续实施，因为它给儿童和学校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墨尔本大学研究人员于2012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90%的澳大利亚教师报告说，孩子们在一系列高利害标准化NAPLAN测验中出现了与压力有关的哭闹、呕吐和失眠。这项研究引起了人们对NAPLAN“意外副作用”的强烈担忧，包括测试前的教学、花在其他科目上的时间减少，以及对员工士气和学生健康的负面影响。“为了对儿童进行测验，我们缩小了课程范围，”首席研究员尼基·杜尔弗说，“其实我们可以在不限制孩子学习音乐、语言和艺术等其他学科的情况下，继续计算和读写的教学。”

从2017—2018学年开始，苏格兰地区的4岁儿童都要用电脑进行在线读写和数学测验，这些测验被称为“苏格兰国家标准化评估”（SNSAs）。一位老师反映说：“我已经教书15年了，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残忍的无理取闹！”老师们称标准化测验是“一团糟”和“完全没用”的；而孩子们则“因极度痛苦而流出眼泪，浑身发抖，大哭不止，把自己弄脏”，并大喊“我不够好”“我做不到”“你们为什么逼我做这些？”。SNSAs并不像英格兰或美国施行的惩罚性标准化评估，而是旨在为教师提供诊断信息和即时反馈，以帮助儿童在学习中取得进步。但许多苏格兰教师和家长担心，这些测试对小学低年级孩子来说压力太大，并强烈要求取消这些测验。

科克理工学院的儿童教育专家朱迪斯·巴特勒表示，在爱尔兰，未受过专业培训的教师根本不理解玩耍的重要性。“他们认为那是老师在课程结束后提供的一些东西，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最有效的‘课程’可以通过玩耍来传授。”她告诉我们，“任务表和作业本在学校里随处可见。有人可能会说，这种‘产品’式教学对促进发展毫无帮助。”

即使在一些历来喜欢玩耍的北欧国家，学校中的玩耍也受到了威胁。儿童早期教育教授艾伦·贝特·汉森·桑德塞特介绍说：“在挪威，有一股政治力量推动着幼儿园或托儿中心，朝着更加学术和正规的教学方向发展。”她告诉我们，这种推动始于21世纪初，当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PISA测验显示，挪威的15岁孩子的得分处于中等水平。桑德塞特告诉我们，挪威的幼儿研究人员和教师们正在反击这种压力，他们发起了一场支持玩耍的“暴动”，以反对政客们要求进行大规模测验的呼吁。冰岛大学教育学院的研究员科尔布伦·帕尔斯多蒂尔介绍说，冰岛的学前教育学校（1至5岁）会注重玩耍，但“义务教育学校（6至16岁）就不那么注重了”。在丹麦，奥胡斯大学（Emdrup校区）的儿童研究员和荣誉教授斯蒂格·布罗斯特姆介绍说，在他们那里，以玩耍为基础的早期教育（日托班、学前班和幼儿园）仍然盛行，但从小学开始，1至9年级的玩耍就只是一个非常次要的角色了。直到2015年的学校改革要求更多的玩耍和体育活动，情况才有所改善。

现在，好消息来了！

是时候告诉你一些好消息了。

在所有这些黑暗面前，有一线希望—事实上，学校中的玩耍可能已经准备好重新席卷全球了。在世界各地的学校和课堂中，我们发现了许多受到玩耍启发的优秀课堂实践正在发挥作用，它们珍视孩子天生的好奇心、想象力、创造力和学习能力。

我们见证了这些“玩耍捍卫者”在世界各地所做的努力—在得克萨斯和纽约，在苏格兰和新加坡，在日本和中国，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有时，勇敢的老师和家长为了捍卫玩耍而单枪匹马地到学校据理力争；有时，他们为了让所有的孩子能够玩耍而拼尽全力。

我们将所有的这些努力称为“伟大的玩耍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