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除了在文化上居于“天下之中”，更是地理位置上的中原，因此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治乱兴衰、成王败寇的主舞台。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司马光的这句诗，一语道出了河南洛阳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西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记述了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成周（今洛阳）之事。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是“中国”一词的最早记录，这个“中国”便指洛阳。

自夏朝肇始，至清王朝结束，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建都于洛阳。武则天尤为喜爱洛阳，把这个“东都”更名为“神都”，着力营建。由此，冠盖如云、气象万千的洛阳，正式步入巅峰。

在周、秦、汉、唐的一千五百多年间，整个华夏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都在黄河流域，天下格局也便以关东、关陇两大片区为重心。其中，长安（今西安）、洛阳是我国古代中前期绝对的统治重心。

西安、洛阳这两个城市我都很熟悉，也深度参与过城市发展的策划。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我深刻地理解了武则天为什么要做强做大洛阳。

同为帝都，洛阳与长安在文化上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长安就成了儒家思想的中心。长安城内无论士庶，皆以孔孟为尊；而洛阳却恰恰相反。自汉明帝建白马寺以来，洛阳便逐渐演变为佛教重地。北魏时期，拓跋氏皇族迁都洛阳，并且极力尊奉佛教，数十万佛像的龙门石窟便于此时建成。

唐太宗驾崩后，武则天曾削发为尼，遁入空门。这段非比寻常的经历，使武则天对佛教充满好感，而洛阳的佛寺数量要远远多于长安，钟情佛教的武则天自然偏爱洛阳。

除了个人偏好外，作为政治家，武则天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虽然长安是唐朝名义上的治所，但实际上关中的土地承载力已经严重不足。虽然有轮耕、休耕制度，但长安城毕竟太大了。据现当代学者估算，当时长安城的人口达到八十万至一百万。如此高的人口数量，给粮食供给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关中根本无力供养。为了满足长安城的粮食供给，朝廷不得不从产粮较多的洛阳调粮。即便如此，仍然常有粮食短缺，以致饥荒横行。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武则天和其前几个唐朝皇帝曾经亲自垂范，带着长安的大批臣民前往洛阳。唐朝开国百余年，皇帝待在洛阳的时间长达五十多年，以至于皇帝都戏称自己为“逐粮天子”。

政权东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安缺水。虽然历史上有“八水绕长安”之说，但其流量并不大，而且多年战乱一次次摧毁了“八水绕长安”的体系。每当统治者夺回长安，他们发现了比城郭破坏更严重百倍的是，长安最基本的水利系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缺粮尚可通过漕运纾解，缺水真就问题大了。

相比较之下，河洛文化滋润出来的洛阳，水资源非常丰富。伊、洛、涧、瀍、黄，五水绕洛阳。古人说洛阳“万家流水一城花”，水月风花，优雅浪漫。此外，广义上的洛-郑-开一带，山川翕集，形胜万千，是绝佳的风水宝地，也是中国农耕文明的集大成者。

时至今日，河南依旧是中国名副其实的大粮仓、大餐桌、大厨房。农耕文明的发达，加上历史悠久、王气荟萃，使得河南的美食还是相当有水准的，毕竟调和五味的厨师“祖师爷”伊尹就是河南人。关于河南的美食，除了前面所述的烩面与胡辣汤外，洛阳水席、开封小吃也让我印象深刻。

我在洛阳吃过二十四道菜的水席正宴，全跟水有关系，而且几乎每道菜品都飘着胡椒味，炖的、蒸的、煮的、勾芡的，还有牡丹燕菜，汤汤水水，非常讲究。

洛阳重场面，开封重风情。开封小吃堪称一绝，品类繁多，色香味俱全。尤其是晚上夜市，风雨无阻，夜夜笙歌，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现在的浙江小笼包，其实都是北宋末年开封人南迁时的文化记忆。

然而，自北宋灭亡后，河南持续衰落。其主要原因在于政治、经济双中心的迁移。

作为塞外民族政权的金、元，其本质是跨越中原-草原的二元制帝国。在它们的统治下，作为传统中原的河南，政治地位逐渐衰落；沟通塞内塞外的北京逐渐开始崛起，经济重心慢慢向东转移到京杭大运河沿线。再加上黄河于1194年（金章宗明昌五年，南宋光宗绍熙五年）向南决口，夺淮河入海，河南原有的漕运系统被彻底摧毁，富饶的豫东平原成为“黄泛区”，从此京杭大运河干脆不走河南，改走山东的济宁、临清。这使得河南的地位一落千丈，加速了自北宋灭亡后开始的衰落之路。

河南的兴与衰，都离不开王权。我国帝王的权势之大在世界上实属罕见，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农民战争也同样屡见不鲜。帝制绵延两千余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观念也延续了两千余年。可以说，敬君是表面，畏权是实质。于是，为君者自然擅权，为臣者自然逢迎，而胸怀问鼎之志的野心家们，时刻准备着逐鹿天下。改朝换代之时，群雄逐鹿不免杀得尸山血海。然而，英雄的对手戏在台上，台下百姓面临的只有连年兵燹和疮痍。

我国改朝换代带来的巨大破坏性、灭绝性灾难，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据史载，西汉末年中国人口将近六千万，王莽之乱十几年间就使人口死亡三分之二，致使到东汉光武帝建国前人口只剩下两千一百万。百年生息后，汉桓帝时人口又恢复到五千六百多万。但是，更严重的黄巾之乱、军阀战争——三国交兵——随之到来，就像曹操诗中讲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很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重归一统于西晋时，原本的魏、蜀、吴三国人口加起来只有七百六十万。

这样大规模的人口灭绝，日后同样屡见不鲜，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永嘉之乱、隋末大乱、安史之乱、五代十国……每次大乱，人口死亡率都在70%以上。作为主战场的河南，一次次被严重摧毁。

近代以来，河南受创更是极为严重。虽然北洋军阀的祖师爷袁世凯是河南人，但河南却是中国中东部地区唯一没有军阀作为根据地的地方；正因为没有长期稳定的统治者，使得河南成为了各路军阀跑马逐鹿的战场。

从历史上看，中原大地不仅战争最多，自然灾害也最频繁。“赤地千里”“饿殍遍地”说的就是中原的旱涝灾害。

这不得不提黄河。黄河在哺育和滋养中华文明的同时，也成了一条害河。对于河南人而言，黄河既是母亲河，也是头顶的一盆水。

可以说黄河造就了河南。大约十五万年前，在河南三门峡群山之西，曾经存在一个超大型的古湖，不断吸纳上游来水。愈来愈大的古湖最终切开山体，湖水奔涌而出，喷薄而下，直至大海。由此，现代意义上的黄河才开始形成。

冲出三门峡的黄河，在西北太行山、西部秦岭余脉、南部大别山共同组成的怀抱中肆意奔流，时而北夺海河、时而南侵淮河，每年携带的泥沙多达数亿吨到十多亿吨。数万年后，一个大型的冲积平原诞生了，这就是如今包含京、津、冀、鲁、豫、皖、苏七省市的华北平原，其中河南部分更是膏腴之地。站在河南这块土地上，你才能切实感受到黄河对于塑造中国的伟大意义。

如今，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都在探讨一个问题：人类四大古老文明中的另外三个都已经夭折，为什么唯独中华文明能够浴火重生、绵延至今？

关于这个问题，解释有很多，我在前文《发现山西》中也讲到了游牧民族的重要性，但从地缘角度而言，我认为黄仁宇先生的说法很有见地。中国作为典型的农耕民族，水（主要指的就是黄河）的利用至关重要。然而，黄河经常淤塞河床、决堤泛滥。中央集权必须要有威望能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实现有效的全流域管控。所以，当分裂时间过长，中央集权衰微时，环境上就会产生极大的压力，呼唤大一统的再度出现。

我在河南大地上徜徉时，更是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就像曾经的美苏之间的恐怖核平衡一样，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也围绕着黄河形成了最早的恐怖平衡。水一旦被卡住，谁都活不了，而以邻为壑的事情又时有发生。《春秋公羊传·僖公三年》记载：

秋，齐侯、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谷。

传曰：

齐公曰：“无障谷，无贮粟……”

公元前657年（鲁僖公三年，周惠王二十年），周王力不能及，齐桓公乃召集有关诸侯互相盟誓，不得修筑有碍邻国的水利，不在天灾时阻碍谷米的流通。兴修水利涉及每个人的利益，小道理服从大道理，集中力量才能办大事，因此，尽管大家有很多矛盾与争执，但分裂还是要让位于统一。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也就逐渐从应急和需要，变成了传统和惯性，一直延续了两三千年。这也算是更大尺度上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阐释吧。

出三门峡后，没有了峡谷的束缚，黄河开始慢慢沉积下携带的泥沙，河床逐渐抬高，在开封彻底变成了地上悬河。开封得以繁华，正因为滚滚东向之水的便利。然而，开封因黄河而兴，也因黄河而衰。

开封城，城摞城，地下埋有几座城。

这个顺口溜说的正是被黄河淹没的一座座的历史上的开封城。在大规模战争冲突中，黄河多次被决开，开封古城也一次次被裹挟而来的泥沙吞没。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已经沦为寂寞中小城市的开封，早在千年前“汴京富丽天下无”是什么样的情形了。

泥沙俱下，再加上支流众多，黄河的水文情况十分复杂；而且受季风气候的影响，黄河流域夏季多暴雨，因此，黄河在历史上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黄河在下游左右横扫，制造出了中国人曾经唯恐避之不及的“黄泛区”，令人闻之色变。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的统计，黄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间，下游决口次数可达1590次，比较大的改道有26次。

“黄河直北千余里，冤气苍茫成黑云。”黄河泛滥是中国北方自宋、元以后的一场噩梦。不断泛滥改道的黄河让定都于北方的历代王朝焦头烂额，成为了皇帝们的一块心病。清初，康熙把三藩、河务、漕运作为治国的三件大事，黄河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记录河南的灾难，冯小刚导演的电影《一九四二》最为典型。这部电影改编自河南作家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我们最近为刘震云的老家延津做战略策划，延津人常把刘震云挂在嘴边，津津乐道。可以说，刘震云是当代批判国民性较为犀利的作家之一，文风平实幽默，很见功力，对人情世故有着超人的洞察。《温故一九四二》同样如此，教科书上的金科玉律和来自个体微不足道的苦难“记忆”之间对照，形成强烈的反差。

导演冯小刚有着京油子特有的圆滑世故，多年来也拍了很多应景的电影，但唯独这部沉重、不讨好、不讨巧、花了心血的《一九四二》让我印象深刻、心怀敬意。

1942年，正是战火燎原之际，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目光聚焦在一城一池的征伐劫掠上，几乎鲜少有人注意到古老的中原河南正爆发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旱灾。

如同河南史上的众多灾难一样，这场旱灾给河南人民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损失；但也如同那些埋葬于历史深处的灾难一样，这场旱灾也伴随老一辈人的逐渐离开，成为遥远而无关痛痒的故事。而《一九四二》这部电影，重新把我们拉回历史的尘埃中，去反思人性的真相——如何面对生死、面对灾难，也用艺术的手段重现了苦难深重的河南。

河南这块土地上有繁华，有辉煌，也有整个中华民族最深重的苦难。

我并不是一个戏剧爱好者，但我去河南时总要去听一下豫剧。河南人对豫剧的痴迷，也许只有关中人对秦腔的酷爱才能与之媲美。“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齐吼秦腔”，那是一种怎样恢宏的气势和场面！豫剧则截然不同。秦腔是吼出来的，但这种吼里面没有悲，只有壮；而豫剧从旋律、唱腔到妆容，都凄惨悲凉。《铡美案》《三上轿》《泪洒相思地》《秦雪梅吊孝》这些豫剧名段，大多声泪齐下，偏偏很受民间欢迎。我想，这种热爱，可能是因为“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磨难与沧桑才是河南人生命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