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来，我走遍全世界，一个天问总伴随着我。叩问文明兴衰，其他三大古老文明都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金字塔下行走的人们已经不是当年法老王的子孙；两河流域至今仍然炮火连天，成为恐怖主义的大本营；看似延续至今的印度，实则也经历了无数次的文明中断与消亡。只有中华文明能够绵延至今。在智能化、信息化的今天，我们的孩子依旧在诵读着两千多年前那些老人家的文章，华夏文明血脉历数千年而不断，原因何在？

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已经不合时宜，全世界都在寻找打开中国这扇大门的密匙。其实，这把密钥不在繁华的北上广深，而藏在看似无足轻重的山西。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汉学家白鲁恂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族。中国是一个佯装成国家的文明。

这句话，窃以为相当有见地，精准点出了世界认识中国的一大误区。中国并不是西方话语体系中常见的主权民族国家形态，而是一个长达数千年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政治载体几乎完全重叠发展的文明型国家，文明的传承与帝国的延续互为表里，互相支持，使得中国具备了极其罕见的政治文化双重属性。理解了这一点，对于认清今天的中国问题都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

关于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质，很多学者有过精彩论述，我在此不多赘言。我想着力指出的是，不管是“文明记忆”的起源与流变，还是“天下观”的塑造与阐释，山西都是极为关键的坐标。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治乱循环本是常事。但是，山西古今盛衰间的落差之大，可以说无出其右。今天的山西有多落魄，历史上的山西就有多辉煌。只有理解山西几千年来的辉煌、动**与沉沦，方能穿越浮华，抵达文明的深处。

在煌煌上古史中，山西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从考古学来看，中国文明最早诞生于河东，即今天晋南襄汾一带的陶寺遗址。它是中国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500―前1900年。

从1978年陶寺遗址首次发掘至今，城墙、宫殿、宗庙、王陵、作坊、大型仓储区、普通居民区乃至天文台陆续出土，深埋于地下的古中国逐渐露出真容，举世皆惊。考古实证表明，在四千多年前，陶寺就已经成为了区域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中心，这一切都指向了遥远传说中的尧都——中华文明的起点。

“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三皇五帝久远缥缈，但晋南毫无疑问是这首《卿云歌》中所描绘的上古华夏族历代领袖人物的核心活动舞台，古华夏联盟的盟主国所在地。在陶寺文明结束后，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才跨过黄河转移到河南，诞生了更为成熟的“二里头文化”。后者是夏商时代的重要遗址，年代为公元前1900―前1600年。

在考古学昌明的今天，华夏文明发轫于黄河流域基本已经成为共识，但究竟源起何处，却是争议纷纷，晋、豫、陕、甘各执一词。但我认为最站得住脚的，应该是山西的古河东地区。丁村、陶寺、炎帝陵、盐池、历山、尧庙、蒲坂、禹王城……这片土地上，随处可见三皇五帝的模糊身影和文明的斑斑印记。

时间再往后推移，西周初年成王剪桐封弟，将其弟唐叔虞封在山西，改国号为“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晋国都是黄河流域的霸主，率领各中小国和长江流域的霸主楚国相抗衡。战国初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之后都能跻身“七雄”行列，昔日晋国之强可见一斑。尽管晋国已经灭亡两千多年，但直至今日山西人对于“晋”这个字都有着很深的情结。

伴随秦始皇一统天下，改封建为郡县，恢宏的中央大一统帝国正式出现。与此同时，在北方草原上，雄才大略的冒顿单于“鸣镝弑父”，挟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快速建立起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达辽河、西逾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的强大匈奴帝国。

汉朝建立以后，高祖亲自挥军北上欲破匈奴，却在山西遭遇“白登之围”，只能屈辱求和，这也正式标志着中原帝国、草原帝国的对抗就此拉开序幕。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延续了近两千年。

从诞生、征伐到融合，中原帝国、草原帝国经历了极为深刻的相互融合与促进的过程。从狭义的天下观来看，从文明源头到春秋天下霸主，再到边关军镇，山西在不断地边缘化；但如果放弃汉民族中心论的思维定式，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作为农耕-游牧过渡区的山西，在这场漫长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中国历史上有一条很重要的线——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这条线以北，干燥多风，宜耕地极少，而且十分分散，只能以放牧为生，因此这条线也成了农耕、游牧两种文明的分野。不同的气候条件、地形地貌，使得两种文明的生产、生活乃至生命哲学都截然不同。在这条线上众多山脉绵延，形成两大文明之间的天然屏障，但山脉的走势与降水量线毕竟并不完全重合，这条防线上最大的漏洞就在山西。

被誉为“表里山河”的山西，东依太行，西界黄河，山河相间，是一个半封闭的地理模块。其内部是多个山脉交夹而成的一连串断陷盆地。由于地形原因，山西与外界之间——甚至山西内部几大盆地之间——的交流都相对困难，这也使很多盆地形成了独立性很强的人文风貌。

如果说晋南是传统的农耕区，那么晋北就是游牧民族的天堂，雁北地区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中原农耕文明、北方游牧文明的交汇处。广为人知的雁门关，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第一道屏障。而雁门关之外，水草丰美的大同盆地常年门户大开，中原帝国强势时，尚可派大军驻守于此；一旦中原王朝衰微，游牧民族南下，以此为据点，将会对中原帝国的统治产生严重威胁。因此，两千多年来，山西北部一直是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相互攻伐的最前线，也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牧马、问鼎中原的重要通道。

在这些问鼎中原的游牧民族中，建立北魏的鲜卑族跟山西关系最深。

多年以来，我对魏晋南北朝史——特别是北魏史——非常感兴趣。在中国历史上，北魏是一个不受人关注但是意义重大而且耐人寻味的王朝。它在五胡十六国的大混战之中神秘地崛起，在汉、唐两座中国封建文明高峰之间的漫长低迷岁月中掠过历史的天空，并逐渐使北方各族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开启了通向隋、唐帝国的大门。

我这种兴趣的萌生，跟我当时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工作有很大关系。翦伯赞先生的《内蒙访古》中提出了一个命题：

秦汉时期或者更早，匈奴人就以一个强劲的形象出现在草原上。以后，鲜卑人、突厥人、回纥人，更后，契丹人、女真人，最后，蒙古人，他们像鹰一样从历史掠过，飞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只是一些历史遗迹或遗物，零落于荒烟蔓草之间，诉说他们过去的繁荣。他们从哪里来？最后又去了哪里？

当时年轻的我同样对这个问题充满兴趣，我甚至打算写一本关于游牧民族的书，名字都想好了，叫作《走上那高高的兴安岭》，为此我阅读了大量资料，也跑遍了内蒙古各地。

我去了鄂伦春自治旗的首府阿里河镇，拜访了闻名已久的嘎仙洞。1980年，文物考察队员在嘎仙洞中布满苔藓的岩石上，发现了密密麻麻的祭文。嘎仙洞石壁铭刻的发现，其权威性和原始性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

经过考证，石洞中的铭刻与《魏书·礼志一》中的记载“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高度相似，这证明嘎仙洞就是著名的“鲜卑石室”——拓跋鲜卑的祖庙所在之地。鲜卑族的祖先从呼伦贝尔转东南，出大兴安岭南段东侧的辽河支流乌尔吉木伦河流域，从而进入“匈奴之故地”，最终建立北魏，定都山西大同，完成了前秦苻坚之后的统一北方霸业。

中国有这样一个说法：秦、汉、隋、唐看西安，宋、齐、梁、陈看南京，钱越、赵宋看杭州，燕、元、明、清看北京……那么，北魏、辽、金看大同，也是理所当然的。

大同承载着两千多年的文明史，叠加着数十个古代民族的文化。历史上，鲜卑人走了突厥人来，契丹人走了女真人来，蒙古人、鞑靼人、沙陀种、瓦剌部走马灯似的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与征战，你来我往，一派多民族的聚散离合景象，大同独特的城市文化也便由此而来。

在研究北魏文化的过程中，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到过大同，直到很久之后才得以一偿夙愿。

提起北魏，最出名的应当是北魏孝文帝。魏孝文帝二十四岁亲政后，延续冯太后的改革，文化上全面禁胡语，改汉姓；经济上实施均田制、三长制，最后甚至提出迁都动议，并且一力推行，把北魏的首都由平城（今大同）迁到了洛阳。

应该说，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是风云激**、蔚为壮观的。在魏孝文帝看来，草原民族的统治方式难以适应疆域横跨草原、中原的大型帝国，五胡十六国的一百多年间，既是血腥残酷的黑暗时代，也是人种、文化、生活、地域、政治、社会、语言、风俗及习惯大融合的时代，更是草原民族政权走马灯轮换的时代。游牧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后，往往短短几十年政权即陷入混乱，天下分裂，其核心原因是，草原的治理手段根本不适合于疆域广阔的中原帝国。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草原上的王位传承往往采用兄终弟及制，因为在草原部落联盟中，维系凝聚力的基础就是大汗个人的绝对强势。草原之上征伐频繁，如果采用父死子继制，常常会出现少儿皇帝的情况，主少国疑，很快分崩离析，因此兄终弟及实属不得已而为之。然而，兄终弟及最大的矛盾点在于，兄弟间都是同一辈分，按照最乐观的情况来假设，一代人也不过区区百年。本代最后一位汗王过世之后，留下的是无数虎视眈眈的皇子皇孙，除非有极强势的人物横空出世，否则一场席卷草原的大分裂将不可避免，这也是草原帝国的国祚通常不满百年的重要原因。这样一套政治体制随着胡马踏过阴山，问鼎中原，混乱自然不可避免。

魏孝文帝正是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致力于打破民族间的藩篱，形成一君万民的政治格局。但是，这一系列改革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魏孝文帝太轻易地放弃了胡汉二元的政治架构，导致了很多鲜卑军事贵族的强烈不满，改革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迁都后不久，魏孝文帝本人英年早逝，而北魏帝国也在其身后三十年分崩离析；鲜卑这个古老的民族，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整体，也在不久后彻底消失在了历史中。

于身、于家、于国、于民族，魏孝文帝的改革都难说成功。年轻有为的统治者，波澜壮阔的政治理想，最终带领帝国走上了一条灭亡之路。

如果站在更宏大的历史观上来看，我们在观察到游牧民族汉化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汉人的少数民族化。富庶的中原帝国，往往在高度发达后走向腐烂，统治者穷奢极欲，官僚体系效率极度低下，帝国走向衰朽。这种时候游牧民族的大举入侵，看似是国难，实则是涅槃。游牧民族的刚健、血性和某些极富想象力的制度创新，如同当头棒喝一般，为衰朽中原文明注入了活力。

从世界史角度看，游牧民族并不仅仅是我们的北方邻居，他们广泛地分布在欧亚大陆的中间地带。他们的生活极端不稳定，夏季有大旱或草原大火，草地瞬间荒芜；冬季寒流或大雪侵袭，险境环生之下，甚至有可能导致整个群体灭绝。因此，游牧文明会周期性地向欧亚大陆边缘的文明发动入侵。“上帝之鞭”与“万里长城”其实是一个故事的不同侧面，这个故事就是游牧文明、农耕文明的战争。

中原大地上的“五胡乱华”和罗马帝国的“蛮族入侵”，这两件大事大致就发生同一个时间段，欧亚大陆的两端重新陷入了两三个世纪的混乱，但两者的结局却迥异。承载了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的帝国就此陨落，欧洲分裂成无数个小国，至今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国又重新回到了大一统，并延续至今，其中北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公允地说，自秦一统中国以来，南北朝是中国最有可能陷入彻底分裂的时期。当时，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感尚未完全形成，再加上南北朝间江河阻隔，胡汉相异，甚至一度在风俗、思想、文化方面也越走越远，更关键的是，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互相无法控制水源与粮食，这给分裂提供了条件。

中国得以统一的功臣，就是以北魏孝文帝为代表的那一批少数民族政治家。在他们或小心或大胆、或成功或失败的尝试下，胡汉二元的政治制度得以形成，期间盛世离乱相继，免不了阴谋诡计、国破家亡、流离失所，但正是在北魏孝文帝乃至无数失败者的尸体之上，中华文明完成了涅槃。日后的隋文帝、唐太宗，都是高度鲜卑化的汉人，他们在无数血与火的经验中，融胡汉之所长，成就了气象万千的伟大帝国，让包容并汇的中华文明走向了成熟期。

四十年看深圳，一百年看上海，一千年看北京，三千年看陕西，五千年看山西，看的不是帝王将相，也不是亭台楼阁，而是文明的生发。

晋南的临汾是尧舜舞台，晋北的大同是北魏皇都，晋中的太原是李唐龙城，文明在这里从肇始到激**，再到成熟包容，最终走向世界。小则来看，山西是民族融合的熔炉；中则来看，山西是中国人文的重要孵化器；大则来看，伴随中国的快速崛起，西方世界急需重新认识中国。认识中国的最好途径，就是发现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