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山西给我的印象很美妙。

1966年前后，社会的管制已经趋严，各类书籍大多被当成毒草收缴，当时十来岁的我，只好偷偷翻窗户跑到被尘封的图书馆读书，间或偷出来几张木胶唱片听。其中一大盘《小二黑结婚》的唱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郭兰英银铃般的歌声，像流水一样，清澈甘甜，响遏行云。之后我又听了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人说山西好风光》，到现在我都会唱：

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

在这些歌谣的熏陶下，山西在我脑海中形成了一副很清纯的形象：高天流云，溪水清冽，民风淳朴善良。日后接触多了以后，虽然觉得山西的清纯形象不再，但对山西在艺术领域的地位却认识得更加深刻。从编成于春秋时期的《诗经》中的“唐风”“魏风”十九篇——包括极负盛名的《伐檀》《硕鼠》等，到今天山西籍音乐家辈出，如郭兰英、关贵敏、阎维文、谭晶等，还有无数的民间艺人，山西可谓弦歌不绝，尤其晋北更是民歌的海洋。

关于山西的第二印象，就是“农业学大寨”。那时候全国上下一盘棋，在中央精神的指导下，我的家乡贵州山区同样在轰轰烈烈学大寨，“三战狼窝掌”等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因此我对山西的印象又多了一条：极度贫瘠。

在当时，大寨的名声比山西还响，山西只是大寨的陪衬，以至于后来我到山西，第一愿望就是拜访大寨，也曾与大寨时任掌门人郭凤莲有过两面之缘。当时大寨想往工业化的路子上走，我很诚恳地提了一些建议，可惜没能深入合作下去。

这些模糊的印象，是一个贵州大山深处的孩子对远方的遥遥一瞥。令我遗憾的是，在十年新华社记者生涯中，我长期从事宏观经济报道，可以说是几乎走遍全国，但竟一次都没有到过山西。最接近的一次是，我从陕西采访归来，站在壶口瀑布上眺望，黄河滔滔，山峦起伏，随行者说对岸就是山西，可惜始终缘悭一面。

我真正踏足山西，是下海从事策划行业几年之后了。20世纪90年代末，山西当地一位生意做得很大的金融业老板，辗转邀请我前往考察。我去的时候，发现他麻衣素履，居士打扮，一副看破红尘的模样，合作自然无从谈起，但对方还是很尊重我。在这位居士老板的陪同下，我仔细地走了一遍山西，从阎锡山故居，到五台山，再到平遥古城，也看了名噪一时的话剧《立秋》。

在和话剧创作人员交流的过程中，我非常感慨：在野心时代里，人心往往被物欲驱使，山西的能源经济更是典型，但偏偏是山西这片土地上出现了《立秋》。

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

这种对传统与变革、国运与人运的深切反思，除了山西我还想不出中国哪里能演绎得这么到位。

彼时的山西，小煤窑已经兴起，一路上灰尘漫天，两边拥塞着一辆辆拉煤的卡车，路面凹凸不平，空气中弥漫着煤灰味，文化也压抑得厉害。但就在这晦涩沉闷中零星闪现的一点火花，让我意识到：山西绝非某个无足轻重的省份；某种深埋于煤层之下的璀璨，有待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