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以降，全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南方愈加繁荣，再加上国家一统，山西逐渐沦为中游。在元末明初的天下大乱中，山西曾获得过短暂的喘息机会，当时两淮-中原一带是主战场，杀得血流成河，而朱棣的“靖难之役”使得华北到华东硝烟密布。彼时的山西，表里山河，易守难攻，不仅独善其身，而且吸引了大量难民，成了离乱年间的乐土。

然而好景不长，明朝统一后，其他各地经济凋敝、人烟稀薄，躲过一劫的山西成了全国最大的人口迁出地，累计外迁十八次，百万山西人从洪洞大槐树出发，走向全国，山西也成了很多姓氏的寻根问祖地。

鄙人这个“王”姓与山西同样渊源极深。我常常自我调侃说，王姓虽然是中国有数的大姓，人丁遍及四海，可惜在历史上文韬武略不彰。王姓的人才之寥落与人口之众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仅有的一个皇帝王莽，还是个半吊子皇帝。

唯独一件令我们王家颇为自豪的，是唐代诗歌界的五大王姓才子：王勃、王翰、王之涣、王昌龄、王维，从初唐到盛唐，从边塞诗人到田园诗人，个个文采风流。我在深入了解后才发现，这五位本家兄弟居然都是山西人。不由让人感慨：天下王氏出太原，诚哉斯言！多年前我到晋祠参观时，拜访了传闻中的王氏祖祠，虽是第一次到，但香火缭绕间竟也心生戚戚之感。

多次官方组织的大移民使得山西在造福天下的同时，自身经济实力却受到严重削弱。多次的人口外迁，使得山西人口数量在明清两朝持续下跌长达六百年之久。有清一朝，山西的经济实力仅在东北、西南诸省之上，其间仅存的亮色就是晋商。

从历史上看，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统治者的冲突几乎从未间断过。晋商的辉煌，客观上得益于明清王朝边疆政策的变化。明朝弘治年间，设“九边”（九个军区）压制边疆，八十多万军队、三十多万匹战马的物资需求给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促进了晋商的崛起。“九边”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把山西从作战第一线拉到了第二线，让山西从战场变成了商场。

作战军队的后勤供应，不仅为长袖善舞的晋商提供了发财的商机，也促进了他们与皇权、官府的结合，为他们成为具有垄断特权的皇商奠定了基础。这是晋商崛起最重要的天时。

山西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北邻蒙古草原、南接中原腹地——则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最重要的地利。

在晋商崛起的地利因素中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山西恶劣的自然条件——“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山西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当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只能选择“走西口”。西口，即山西与内蒙古交界的一处长城隘口——杀虎口。从这里走出去，有些人成了富商大贾，更多的人却由此走上了不归之路。

清代初期，晋商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交易的辐射及聚合半径就迅速扩大了：向内，扩展至内陆全境；向外，延伸至远东、贝加尔湖，直至欧亚大陆广袤的内陆地区。庞大的市场，巨大的吞吐量，使原本只具有地方意义的晋商，能量迅速放大，成为一支国际商业劲旅。

然而，回顾一部晋商史，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晋商几百年间积累下的基业在短短十数年烟消云散，其兴衰都充满了历史的必然。

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时，马克思就指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经历从初级形态、中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递进阶段。初级形态发生在流通领域，可以称之为“商业资本”。先有相互的需求，才会产生交换商品的行为，进而形成商业活动；贸易的高级形式是国际贸易。商业资本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肯定会进入“产业资本”，再进化到“金融资本”。纵观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都逃不掉这个规律。

但是，晋商的发展情况不太一样。他就像一个侏儒，长到一米二就不长了，说他是大人，他的身体是小孩；说他是小孩，他却有一颗大人的脑袋。坐在桌子上是个大人，站起来只是个孩子。

晋商之所以会成为侏儒，原因很多，诸如资本主义的发端不是中国历史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在封建帝制的卵翼之下，不可能出现产业革命，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法律制度、宪政意识、产权关系。即便是近现代的中国资本主义，也是在巨大的民族危机压力下产生的。

“根”在流通领域的晋商，没有形成完善的产业资本。晋商主要做盐业、票号，兴于官商合作的“开中法”，盛于官商勾结的税收银，繁荣的背后是官僚经济巨大的泡沫，主流农民、手工业者并没有被惠及。因此，晋商的繁荣可以说是一种工商业的“伪繁荣”，与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乃至金融市场的诞生，看似失之毫厘，实则谬以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