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从志又揉了下眼睛，却并没有回答，而是自己给自己泡了杯茶，坐下来，才道：“数字都是真实的。六千多套房子，四十九万多平方米，这有验收报告和监理报告。”
“每套房子的面积呢？”
“啊，后来因为土地原因，每套实际竣工面积是八十二到八十三。”
“什么叫八十二到八十三？”
“就是一部分房子在八十二或者八十二多一点，绝大部分房子接近八十三。”
李同这一问，让王从志和刘会明都没声音了。李同盯着王从志，说：“你们糊涂啊！房屋面积能做得了假？说说，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这少的面积，在财政列支中是不是直接扣了下来？”
刘会明望望王从志，王从志抹了下脸，说：“没扣。我马上按照李书记的指示，把它从财政列支中提出来，扣掉。其他……李书记，真的没问题了。”
“没问题就好。”李同移了移身子，将正在震动的手机按了下，继续道：“两天之内必须把这个算清楚。所有面积都算出来，全部按成本价扣除。然后将材料报到我这里，同时送一份给政府木荣市长。”
王从志还在犹豫，刘会明马上答道：“行，我们马上办。”
李同看了看手机，电话是小米打来的。他直接回拨了过去，一般情况下，小米给他打手机，都是先打，李同并不接。然后再由李同回过去。小米一接电话，就说：“我要到北京去。”
“几个同学一道。另外一个在北京的同学结婚。”
“啊！那……”李同斜视着刘会明和王从志，说，“那好吧，什么时候过去？要……”
“明天。当然要些，你晚上来吧！”小米打了个哈欠。
“今天不行。你去吧，注意安全。我马上给你打过去。”李同本来还想说两句亲昵话，但碍于刘会明和王从志在，便挂了电话。然后从抽屉里拿出张小纸片，递给王从志：“按这上面的账号，打点钱过去，一个朋友急用。”
王从志看都没看，直接将纸片放到包里道：“好，我马上让人打。”
刘会明和王从志走后，李同掩上门，又给小米打了个电话，叮嘱她在北京要灵活点，不要太傻。另外，钱马上就打过去。在北京碰到好的衣服，尽管买些。早去早回，这个周末，如果没特殊安排，我将过去。
小米说你放心，周末尽量赶回省城。
中午，李同陪同中央理论精神宣讲团一行，稍稍喝了点酒。午饭后就直接在国际大酒店开了房间休息。刚躺下，身子就有些发热。他便给王若乐打电话，问他在哪儿？王若乐聪明透顶，一听就明白领导需要什么，就说自己正在外面有事，李书记在哪个房间？我马上安排人过去。李同没说话，挂了。话说得多，没意思，说到彼此能懂，就是高明。
下午三点，李同在市委这边主持南山旅游年规划研讨会。专家们唾沫横飞，学者们意气激昂，领导们指点南山，会议好不热闹，充分显示了与会者对南山旅游年的关注与期待。李同只坐了会儿，便委托秘书长章风继续主持，说自己还有点事，待会儿再来。回到办公室，他静坐了足足有十分钟，脑海里浮现的不再是小米的影子，也不是中午那个在他怀里叫死叫活的女人的影子，而是花木荣。刘会明说得对，花木荣的目标并不是建设局，也不是房管局，而是李同。女人当官，要么没有手段，要么就特别有手段。这就像女人在**，要么死气沉沉，要么波涛汹涌。
花木荣这女人还真了不得。当年，花木荣从妇联主席位置上进入常委，李同也是冷眼旁观的。那时，他说不上话。作为南山地区赫赫有名的花政委的女儿，花木荣身上还真的聚集着花政委的果断与胆识。与她的兄弟南山一中的花立不同，花木荣作风张扬，为人粗砺。在宣传部长任上，她就做了几件一般市领导不愿为之也不敢为之的大事。一是搞了个“我与领导面对面”系列访谈，让那些处级干部在电视镜头前回答老百姓提出的种种问题，搞得很多处级干部相当难堪。二是改革南山地方戏剧团。南山地方戏剧团建立于一九五二年，到新世纪初，因为地方戏剧种的局限，长期处于无戏可演、演了也没有人看的尴尬境地。但是，剧团是事业单位，国家全额拨款，这十年来，很多南山市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子女，一旦没有把握上大学，就考江南戏校。学习倒是其次，关键是毕业了有个地方戏剧团来接纳他们。二○○○年，剧团只有八十多人，到二○○八年，剧团已经膨胀到了一百八十多人，八年时间增加了一百人。而每年演出，只有屈指可数的十来场，还都是“两会”和重大活动期间由市委市政府包场。每年财政在剧团这一块的投入达到了四百多万。花木荣当宣传部长后，就带队到剧团调研，弄出一个《关于地方戏剧团改革的意见》，报给了市委市政府，提出三条意见：一是精简人员，先破后立；二是政府买戏，变养人为养事；三是强化创新，改革地方戏。按照这三条意见，南山地方戏剧团要从一百八十人精简到五十人。所谓先破就是剧团解散，所有人员全部下岗，关系转入社会养老机构；所谓后立，就是在精简的基础上，重新组建南山地方戏发展有限公司，以精兵强将打造新的南山地方戏剧团。至于政府买戏，说白了就是将政府每年给剧团的四百多万，由养人变成养戏。剧团每演出一台戏，政府给予两千元的财政补贴。同时，她还提出要南山地方戏剧团改革南山戏，吸收其他剧种的优点，将南山戏过于冗长的唱腔，改革成适合于现代观众的唱腔。这三点意见得到了时任市委钟雷的充分肯定，很快在常委会和政府常务会议上获得通过。南山地方戏剧团由此宣告结束，新的南山地方戏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在人员精简上，花木荣坐镇剧团，不问谁说情，不管是谁的关系，一概不问，唯业务论去留。那一阶段，南山官场议论得最多的是花木荣，被人骂得最多的也是花木荣。但也就是这两件事，让花木荣在南山官场上树立了威信，甚至江南省都知道：南山市有个女宣传部长，其改革力度，非一般人所能为。
现在，花木荣到了市政府，李同听政府那边的人说，花市长正在着手两件事。一是南部新城的重新启动。虽然宋雄书记和莫大民市长对此都没有明确表态，但她却已召开了相关部门参加的会议，并且到新城去实地查看。第二件事就是安置房。本来，安置房是在李同任常务副市长期间安排并建设的，到花木荣这里，房子早就建好了，只剩下最后的一部分财政资金到位问题。按理说，花木荣是不该蹚这水的，前任干的事，你搅它干啥？何况前任还在南山市，且已升任副书记。稍稍有点官场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事惹不得。可是，花木荣偏偏惹了，且惹得有些过分。李同觉得：花木荣这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烧得不是地方，她应该在发展经济上烧一把火，而不应该在如此敏感和如此牵动官场神经的工作上烧火。这不是分明对着我吗？李同越想越生气，但他得稳着。他得等刘会明和王从志他们拿材料来。没有证据，一切说法都是瞎说。不过，对这两个人，特别是王从志，李同确实在心里没多少底。王从志这人军人出身，处事果断，胆子也特大。他也是因为王若乐，而结识王从志的，后来他发现王从志和王若乐各有所长。王若乐从来不在工作这一块找李同，而王从志恰恰从来都是在工作这一块找李同。两个人的共同点是：保密性好。做过的事，说过的话，到了他们那里，就是进了保险箱。你就是用三吨炸药，也难把那些事那些话炸出来。这点让李同放心，也正是这放心，当初在安置房建设上，李同也没太多过问。他给王从志和刘会明明确了一个态度：保证质量，廉洁建房。现在看来，如果花木荣那边掌握的资料是真实的，那就是王从志在他李同面前耍了手腕。凭直觉，李同觉得王从志和刘会明在安置房建设中一定有猫腻。一点没有不现实，但有得太多，则是错误，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了。
民生问题是首要问题，中央领导都多次强调。在民生问题上犯错误，那可不是一般的错误，那是得承担双重责任的错误啊！
李同揭开杯盖，他发现手竟有些微微的颤抖。他赶紧用左手握住右手，但那没被握住的手指，却依然在颤抖着。这一会儿，他竟然想起了李唐。李唐是原江南省建设厅的副厅长，是南山状元李家当时最大的官，李氏家族曾为他骄傲。可是他出事了，刚刚四十多一点，就因为受贿两千多万，成为江南省新时期以来第一个因为受贿腐败被执行死刑的厅级干部。李唐成了南山状元李家族的疼痛。李唐被执行后，骨灰就安放在南山红白塔边的公墓里。那墓正处于红白塔的中线上，独立而富有意味。
“李书记，宋书记请您过去。”秘书小刘过来喊。
李同“嗯”着，端起杯子就出了门。他走得很慢，活像一尊正在慢慢移动的佛。到了宋雄办公室，他听见宋雄正在同章风交代：“将经济局的范定也叫来。”
叫范定过来？是为了……
“正忙呢。”李同进了门，边招呼边坐下来，又用两手攥了攥脸庞。宋雄说：“机械集团的事，咱们得好好研究下。”
“李重庆这种走法，会把机械集团带进死胡同的。我们发现了问题，就得及时去纠正。”宋雄说，“为这事，我想了好几天。也同大民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还分别征求了李驰同志和花怒波同志的意见，南山机械集团的有些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宋雄回到座位上，叹了口气，他的头发又开始向后使劲地伸着了。
章风又进来了，身后跟着花木荣，还有经济局长范定。大家坐定，宋雄问范定：“机械集团的具体情况，经济局清楚吧？”
“这个清楚。”范定不假思索就答道。
范定道：“机械集团这两年因为国际国内市场的问题，产品严重积压，出口降低了一半，企业效益明显下滑。李重庆也多次向市委政府递过报告，要求政府在关键时刻给机械集团注资，以期渡过目前的难关。”
“仅仅是因为市场问题？”
“是的，市场问题。当然也可能有内部管理的问题，但不是主要问题。”
花木荣在边上插了句嘴：“我可听说李重庆在南方投资搞房地产，有这回事吧？”
“这个，我们不清楚。应该没有吧？他没有那么大的资金去搞房地产开发的。即使有，也应该是参股开发。机械集团的资金让他觉都睡不好，他还会抽资金去搞房地产？”范定在南山处级干部中，算是个秀才。这人一脸学者样，讲话喜欢用反问句。他的岳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南山市委副书记花山。因此，他也可以算得上是南山花姓的子弟，与花木荣他们搭得上界。不过这人很少与花姓来往，大概是作为花姓的女婿，他不想让人感到他是靠花姓而混上来的。往往是，在官场上特立独行的人，就是最想向别人证明自己能力的人。
“范定同志！”宋雄喊了声，“你这个经济局长，对经济不敏感哪！南山机械集团的大部分资金这三年内，不断地向南方流动。这个情况你们掌握了吗？”
“这……没有。”范定的脸更白了。
“李同同志，还有木荣同志，你们说说看。”宋雄道。
李同喝了口茶，就在他准备张口时，花木荣先说了：“南山机械集团是个老集团，这几年效益不好，我想两个方面的原因都有：一是国际国内市场的波动，二也跟管理有关——管理层老化，观念陈旧。李重庆把资金转移到南方搞房地产开发，这完全有可能。关键是他个人去开发，还是以机械集团的名义去开发的。如果是个人的，那就不合法。如果是以机械集团的名义，那说不定也是一条拯救机械集团的路子。至少能帮助机械集团暂时渡过难关。现在全国的房地产市场一片红火，到处都是金子，就看谁有能耐。李重庆如果真的抓住了这机会，那就说明机械集团从产品运作走向了资本运作，这是好事啊！”
“不是好事！”李同闷闷地堵了句，然后道，“李重庆这是置机械集团好几千员工于不顾。主业荒了，副业能振兴？”
花木荣动了动嘴，宋雄示意她让李同说下去。李同继续道：“不过，从产品运作向资本运作过渡，是一个企业集团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这我一点也不反对。关键是资本如何运作了？建议市委责成经济局牵头，成立个调查组到南山机械集团，对机械集团的资本运作情况进行一次全面了解。防患于未然哪！否则等集团倒了，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李重庆是不会承担的，他可以抽身就走。企业家是最自由的，中国的企业家尤其是。”
章风听李同的一席话，知道李同是在明白了宋雄的意图后，有意识地这样建议的。这建议一方面迎合了一把手的意图，另外又否决了花木荣刚才的提议。其实，李同同李重庆的关系，也是相当复杂的。李重庆在南山十几年了，南山没有哪个市级官员敢站出来说：他跟李重庆没有工作以外的任何关系，或者说他同李重庆是绝对清白的。无非是关系深浅而已。李同同李重庆的关系应该也不浅，但在今天这个问题上，李同如此态度明朗，那只能说明了李同的老道。南山人称李同为“官佛”，佛的最大智慧就在于悟。李同是悟出了宋雄的心思，他要把作为市委副书记的第一把火烧在宋雄书记身上。他要让宋雄书记感到：在南山，李同可以是一把手杖，或者是一把雨伞，甚至是一枚炮弹……
宋雄犹豫了一下，将向后的头发向前拢了拢，说：“那就请李同同志牵头，组织经济局、纪委、审计等部门，到南山机械集团去调查一下。要注意方式，讲究效率。另外，在事情弄明白前，不要对外有任何表态。”
“这个可以。”李同答道。
花木荣扭过头，看着窗外。天下起了小雨，远处的南山山顶，正在雨雾里缥缈着。
李同和范定一道回到办公室，拟定了参加调查组的人员名单，对外名义上是进机械集团，调查集团应对市场的相关情况，对内则重点是查集团资金的流向。范定走后，李同又仔细地看了看名单，所抽的几个人都是他信得过的。宋雄把第一把火烧在南山机械集团，这说明宋雄抓问题会抓主要的。而现在自己主动来揽这活，那正是因为南山机械集团因为李重庆跟自己跟南山的领导层关系太紧密了。他怕其他人控制不了局面，一旦调查起来，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局面一旦失控，那后果可能将是南山官场的一次海啸。
临近下班，李同接到李驰的电话，问他是不是在负责对南山机械集团的调查工作。李同说是的，这是宋雄书记的意思，重点是调查南山机械集团的资金流向。李驰说宋雄这是做给南山的干部们看的。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他李重庆只要不侵吞国有资产，只要不胡来，他有经营企业的自主权。市委来牵头搞调查，这不是干预企业经营的行为吗？李同啊李同，这事你应该阻止宋雄同志。他对南山的情况不了解，难道你也不了解？我们不能因为怀疑，就挫伤一个对南山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企业家的积极性。我们挫伤不起啊，同志！
李同解释说所谓的调查，李主任还不清楚？我会把握分寸的。你放心。有什么情况，我再给你汇报。
那好！我等着。李驰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明显带着情绪。
这，李同理解。在南山，官场上人都知道李重庆是李驰最赏识的企业家。李驰的女儿早年从大学毕业，一开始就安排在李重庆的集团内。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堂堂市委副书记的女儿，怎么就安排到了一家企业？半年后大家才知道：李重庆以职工出国培训为由，将李驰的女儿送到美国公费培训了。三年后，李驰的女儿办了绿卡，成了李重庆的南山机械集团驻美国办事处的全权代表。能把这一步棋走得如此缜密如此高明，没有李驰和李重庆的相互配合，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显见李驰跟李重庆的关系，早已超越了领导与企业家的关系。就像李同自己与王若乐的关系一样，说不清，道不白。处处都不见他，却处处都能看见他的影子。
每个官员后面都有另外的影子，或许正是指这吧？
一个人厉害不厉害，狠不狠，并不在他赤膊上阵，而在他四两拨千斤。能够把南山地盘上最厉害的悬壶王家族给压住了，这也算是莫大民在南山烧得最旺的一把火。
一年四季，南山人只有两次可以听到心渡禅寺的钟声，也只有两次可以远远地在市内看到心渡禅寺。两次听到钟声：一次是大年三十的晚上，另一次是四月十八佛诞日。两次远远地能看到心渡禅寺，一次是禅寺桃花盛开之日，一次是冬天白雪落满禅寺之时。桃花盛开时，从南山市区就可以看到在桃花的淡红中，那禅寺的飞檐。平时，禅寺的飞檐也是向着四周的，可是南山市的人怎么也不会看见。人们说这是因为南天子老先生当年移南山时，栽下的一株桃花。这桃花是南山之灵。桃花开，万物生；桃花红，万物显。冬天，白雪将心渡禅寺覆盖，那充满着神秘与清香的禅寺，竟然像庞大的法轮，从远处看，就平添了无限的肃穆。
花木荣早起的时候，喜欢到南府河边走一走。虽然这些年，从生理上看，她正在逐步丧失作为一个女人的特征，但在内心里，她渴望着那一切重新回来。从她的家到南山脚下的南府河，也就一里地。早晨人少，她快步地走，四月的风吹着她，她习惯性地拢了下头发。这个纯粹女性的动作，让她在一瞬间又有了少女年代的美好情感。在南府河边上，靠近南山的那一侧，有红白塔。塔边上有她的父亲南山赫赫有名的花政委的坟墓。父亲的坟墓边也栽着三株桃花，为什么是三株？花木荣一直没弄明白，这是父亲遗书中说的。后来她曾想：父亲是不是要用三株桃花来纪念他人生岁月中的三位女性？或者还有其他？
一个人的内心多深，深到了别人不可能进入的地步。父亲晚年的内心，就是如此。
花木荣到了河边上，正沿着河岸走。这种走法让她自在。这些年，在南山官场上浸**，慢慢的，她感到作为一个自然人，失去了许多天然的特质。
笔者注：某社会学家曾有评论说：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事实上就是人类逐步丧失自然特性，而被社会化。社会化最终的结果是：随着价值观的趋同，个性消失。从而影响自然人的生理遗传。而官场，则是最大的社会化工厂。官员性格与理念的同质化，是当下官场走向以灰色为主的单一色彩的重要原因。
一抬头，花木荣猛地看见了一丛桃花，那是南山顶上心渡禅寺的桃花。虽远，却近。她几乎想伸出手去，轻轻地抚摸那些正在一一打开的花瓣。那些花瓣上还有露水，晶莹，清亮，安静……她赶紧加快了步子，到了红白塔边。父亲墓前的桃花也开了。不过，才刚刚开。在早晨的风里，桃花有淡淡的香。她走到父亲的墓前，坐了会儿。跟父亲之间，近三十年，他们很少说话。父亲是个把感情藏得很深的人，即使在自己最喜欢的女儿面前，父亲也是不苟言笑。只有在去世前十几天，父亲有一次对着她突然笑了，说：“丫头，你真像……”至于像谁，他没有说。后来再也没有机会说。他端坐在红白塔下，静静而去。花木荣也就一直将父亲的笑藏在心里了。
上午，花木荣牵头召开财税部门季度调度会。从前三个月的财税情况看，不容乐观。特别是重点企业入库税收，大幅下降。南山机械集团下降了百分之六十，南山丝绸集团也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其他一般性工业税收虽然略有上涨，但一季度实收比原计划少了将近百分之三十。财政局长乔树、国地税的两位局长都分别谈了对一季度税收下降的总体看法，认为主要还是受大环境影响，特别是进出口影响，导致重点企业税收严重下滑。花木荣一直听着，对于财政，她也不算是外行。早年在乡镇担任主要负责同志，天天就是与财税打交道。在宣传部长任上，她曾组织过一次财税大访谈。她自己亲自参与了很多节目的策划与摄制。而面对现在南山财税如此严重的情况，她只用了五个字：结构性下滑。
何谓结构性下滑？花木荣也是思考了多日才提出这个观念的。南山地区多年来，税收主要依靠两大产业：机械加工与丝绸加工。两大产业的兴旺与否，直接关系到财税收入的增减。“我们要逐步引导改变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南山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花木荣强调。同时她提出要加快南部新城建设。南部新城重新启动的规划已经拿出来，以投资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与以第一产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共同推进。这样，南山市的财政状况，就会在较短的时间内，有较大的改善。
乔树年纪不大，四十出头。他原来是南山市财政局的副局长，外地人，从大学毕业就一直在南山工作。二十多岁时，他当时任财政局的计财科副科长，被时任南山市副市长的花怒波看中，把自己的大女儿花叶嫁给了她，花叶长得不丑，但有一样毛病，就是小时候因为高烧留下了羊角风。不过很少听说她发作。只是这么多年来，也很少看过她出门。花怒波说他女儿喜静。不过，有两次南山市举行书法展，倒是有他女儿也就是乔树的老婆花叶的作品。那些字倒真是摇曳生姿，颇见功底。乔树平时见着花木荣，大部分时候是喊职务，有时候较私下的场合，则喊“小姑”。
这会儿，会正好开完了。乔树留了下来，对花木荣道：“花市长，第一季度的财政收入太……我看是不是能想点办法，不然，连一般预算性支出都难以兑现了。”
“当然有。我刚才说是百分之三十下滑，其实还不止。南山机械集团这三个月几乎是一分钱税收没有。财政给他担保的世行贷款，还得由财政来结息。”
“唉！”花木荣问，“你说怎么办？”
“我的意见是能不能请政府研究一下，从这第一季度市民生工程资金中动用一部分。等下一步财政状况缓解，再填上。”
“动过。”乔树说，“一季度，国家财政给南山市民生工程的直接拨付资金是四亿二千万。我们已经拨下一亿多一点。还有三亿，不能全用，但可以用一部分。何况这用也只是暂时的。”
“这个……这是政策性投入，关系到民生问题。从上到下，十分关注。我看要慎重。”
“花市长哪，我当然也想慎重。可是到处都要钱，钱从哪里来啊。不瞒市长说，这三年，南山市财政通过国家民生工程资金，救财政之急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涉及资金也不是一亿两亿了。我看，花市长，这事你只要点上头，我们来操作。”
“那好，我先回去。花市长定了后再告诉我。一个大市，财政不能崩盘哪！要是真崩盘了，那就……”
乔树说着就出去了，花木荣想了会儿，动用国家民生资金，这可不是小事。民生工程是当前最大的工程，民生资金也是上面一直盯着的。这两年，就先后有不少官员在民生工程上出了事。刚才乔树说以前也动用过民生工程资金，但那是以前。现在是花木荣在政府担任常务副市长，动用民生工程资金，她是得负责任的。不过，依目前财政的状况，确实是十分困难。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南山和全国其他的地方一样，早些年是财政大门敞开，财政负担人员数额庞大。财政中的一大半，都是解决人头经费的。这几年，市级财政逐步好转，原因并不是因为市级财政的盘子增大了，而是因为中央的转移支付资金增多了。中央项目不断增加，就给地方上提供了“揩油”的可能。检查是检查，验收归验收，该“揩”的“油”还是得“揩”！民生工程资金是从前年开始，地方上获得的最大数额的中央无偿扶持资金。比如医保配套、村村通工程配套、社保配套、文化进社区工程配套、中小学生早餐工程配套等等，各种配套加起来有二三十种之多，一年总的资金，就一个南山市来说，也是相当可观的。这些资金虽然按照要求，部分是直接打到老百姓的卡上，但绝大部分还是通过政府部门运作的。政府部门是最大的“揩油”者，不揩油，没法生存，至少没法高质量地生存。以前，花木荣在妇联当主席时，妇联一共才二十来个人，每年市财政给的个人经费以外的工作经费，包括招待、用车、补助、文印、会议等，一共才十二万元。刚刚到了五月，十二万元就用完了。还有七个月怎么办？不能不过日子吧？也不能关门吧？既然要过日子要开门，那就得有钱。钱从哪里来？就只得采用三个办法：一是打报告找市长批一点，二是找好的企业化缘一点，三也就是最大的来源，是从中央和省里安排的项目经费中挖一点。可以说，用项目钱，是各级各部门跑项目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那些年，她也至少用了上百万的项目款，后来离开妇联离任审计时，也就是一句话：部分资金的使用，未能做到完全合理。至于责任，没人跟她说过，也就更不存在她来负的了。政府也一样，李同当了几年常务副市长，用民生工程的钱，用完了，走了。谁去追究呢？
“花市长，莫市长来了。”政府办主任李谈在门口喊道。
刚才开会前，花木荣曾问李谈，大民市长今天有什么安排，李谈说不太清楚，等会儿市长会过来的。上午，他还得参加人大李驰主任那边一个活动。她就让李谈等市长来了叫她，这市长来了，她马上拿着笔记本到莫大民办公室。莫大民刚刚坐下，她没停，就直接说：“有两件事给大民市长汇报下，请市长定。”
“一个是南部新城重新启动的事，方案都拿好了。请市长定一下，到底由谁来牵头。第二个是目前财政状况吃紧，财政局那边建议从民生工程资金中先挪一点，你看……”
莫大民抬着头，看着花木荣，然后又低下头，端起杯子，这一套动作，慢条斯理，恰恰跟莫大民这个人给南山官场的印象一致。但是，谁都知道：这慢条斯理背后，是莫大民的心机。在开发区光伏产业开工后，一部分人到工地闹事。莫大民当时没让公安出去，过后直接让公安找到了王若乐，请王若乐把事情处理完了，再到环卫局上班。王若乐为此专门到莫大民办公室解释，他连门都没让王若乐进。王若乐又跑到他的房间，甚至通过他在西平的关系来疏通，他一概不理。结果王若乐只好让人到开发区向光伏企业工地的负责人道歉，还赔偿了十万元。王若乐虽然没出面，但有人传说：王若乐在事件之后曾跟人说莫大民是真正的厉害角色。一个人厉害不厉害，狠不狠，并不在他赤膊上阵，而在他四两拨千斤。能够把南山地盘上最厉害的悬壶王家族给压住了，这也算是莫大民在南山烧得最旺的一把火。有人甚至怀疑：莫大民这一招是早就算计好了的，不然，他怎么在王若乐的人动手前就离开了工地，又在刚刚出事之时，又出现在现场？
最复杂的心，是官员的心。佛说人心有七层，官员心至少也得在五层之上。五层之心，密不透风哪！
“这两条嘛！”莫大民把面前的文件拢在一块，说，“第一，南部新城的事，我同宋雄同志商量了一下，由李同同志负责，政府这边成功市长协助。至于财政，情况我清楚。在目前这个非常时期，适当地动用一点专项资金，也不失为一种方法。但只能是权宜之计，要很快安排回笼，要经得住审计，要用得灵活，用得安全，用得其所。这个事，就由你负责，跟乔树同志好好商量一下。”
“这……”花木荣觉得莫大民对这两件事的处理，完全出乎了她的意料之外。她想牵头的，恰恰成了别人牵头的；她不想沾的，却又成了自己非得要沾的。如果莫大民确实与宋雄商量了，那么，李同是应该在南部新城的重新启动这件事上，做了宋雄的工作的。到政府来之后，花木荣第一件着力干的事，就是南部新城的重新启动。她认为这是通过投资增加南山经济增长点的必要措施。她满以为这事即使不是她牵头，也应该是高成功牵头，但现在成了李同牵头、高成功协助。也就是说将来除了拨款外，她花木荣与南部新城并无多少关联了。全市上下说起来是一盘棋，然而棋子该谁走不该谁走，是有规矩的。特别是在像南部新城这样重大的项目上，李同牵头了，就意味着除了宋雄和莫大民，其他任何人最好不要插手南部新城的事务了。那是李同的棋子，只能由李同来走。但花木荣还是在莫大民面前想救一把，便道：“南部新城这事，主要是政府这边在协调。我看这牵头，是不是咱们政府这边……”
“一样！李同同志也是从政府过去的嘛！一样！政府这边，事务性的工作多，南部新城涉及方方面面，没有强有力的推动，难以见成效。还是让李同同志牵头比较好，政府这边要全力配合。”
回到办公室，花木荣心里窝了气。南部新城的事，如果不是她提起来，可能就悬着了。现在她将泥和好了，房子却是别人来搭。工作往往就是这样，她摇摇头，市纪委的常务副书记李怡来了。
李怡是南山正处级干部当中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纪委常务副书记，正处级，在此之前，她是监察局长。她与花木荣算得上是发小，李怡的老父亲，当年跟花木荣的老父亲一道打游击，后来被批斗死了。花政委在世时，对李怡家庭没少照顾，两家走得近。虽然没有血缘上的亲情，事实上彼此都有些亲近。早年，花政委还曾动过心思，要把李怡娶进门当儿媳，后来没成。没成的原因是花木荣的弟弟花立，对李怡不感冒。李怡身材娇小，性格温柔，甚至有些怯弱。花立说这样的女人只能当花瓶，不能当老婆。可是后来的发展证明花立的想法彻底错了。或许正是花立的话激发了李怡，她工作后变得相当泼辣，成了南山官场上引人注目的女官员。只是后来，当了监察局长后，据说李怡有机会往上一点，条件是给她的某省领导一次机会。她没给，不仅没给，还将相关短信直接发给了该领导的妻子。结果是虽然没再升上去，却也再没人敢动她或打她的主意。花立先是娶了同是一中老师的唐平，不到三年就离了，再后来与在上海的大学同学王又结婚。两个人长期两地分居，且不生孩子，迈入了“丁克家庭”的行列。花立作为南山一中的副校长，行事说话却是校长之风。背后人传他实际是南山一中的真正校长，南山一中“垂帘治校”即由此而来。不过，花立这人有一点好，他业务精，且从不过问一中以外的事情。就是对于花木荣，这些年，也不见花立找过她任何事情。一个官员，最需要的是亲情，最烦恼的，往往也是亲情。
李怡见花木荣皱着眉，便笑道：“大市长又在想治市之事了？”
“别笑话我。”毕竟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说话也就无所顾忌的了。
“好好，不笑话了。找我有事？”
“是有事。”花木荣把门关了，说，“是公事。最近我接待了一些安置房的上访户。了解到安置房建设中有很多问题，而且问题很严重，数额惊人。我正在考虑这事要不要向两个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你看呢？”
李怡稍稍想了下，说道：“还是不要汇报的好。”
“这安置房工程以前是李同书记牵头的吧？”
“工程不是早已结束了吗？”
“验收了。还有些款子在我这边。”
“那就对了。既然都验收了，说明安置房在程序上，已经结束了，且是合理合法地结束了。你刚到政府，来挑起安置房的事，那其实是等于在挑李同的骨头。你可能会说这是为工作，但外界会一致说你这是揭前任的短，与李同书记过不去。你得考虑好：真查出了问题，如何收这个场？”
“是啊！我在纪委这么多年，很多事情是开场容易收场难。特别是查某件事某个人，一旦查了，就得有交代。但怎么交代？往往是连查的人都没底。因此，我们一直都是慎重的，宁可不查，也不能查了却无法收场。这事千万要慎重！”
“当然得慎重。不然我找你干什么？”
“我看这样，如果你真想了解情况，我可以安排人侧面调查一下。纪委对安置房工程也有监督的义务。”
“这样也好。”花木荣把话题扯开，问李怡孩子学习的事，李怡说都差不多，调皮，让人操心。两个人停了会儿，李怡凑到前面问：“那事有改善了吧？”
花木荣脸一热，李怡指的是生理上的事，这事除了医生，就李怡一个人知道。她摇摇头，李怡说：“不行到北京看看。我最近在网上看到，北京有家医院对这个病有特殊治疗方法。要治啊！才四十多岁，怎么能？女人就要有水，没水，怎么滋润？”
李怡又道：“女人哪，看来真的不能当官。当官了，不想问的事，你非得问。而且女人的好胜心都强，因此活得比男人都累。男人可以撕破面子，还可以去消遣去寻花问柳。女人就只得硬撑着，撑着撑着，就不男不女了。刘晓庆说做女人难，我说做女官员更难。啊，最近我到心渡禅寺去了一趟，讨了些佛教的书看了，还真有启发。很多事情就在于我们自己放得下放不下。木荣哪，哪天我拿两本给你，你没事也看看。”
“那好！”花木荣说着，心思却已经到别处去了。
李怡叹口气，说：“那你忙。那事我让人侧面了解下，有情况就告诉你。”
花木荣点点头，又从柜子里拿了一只精致的小包递给李怡。李怡问是什么，她说我也不太清楚，大概是化妆品吧，听说是进口的。李怡说那我就收下了，用用试试呗！
李怡走后，花木荣感到有些累，她告诉秘书小金，她想回去一下，有点事。没有特殊情况，不要找她。回到家，没有人，她上床躺了会儿。大概女人到了这个年纪，都是这样的吧，容易累，仿佛身体内有什么东西被抽空了似的。或许正如李怡所说，自己在工作上太要强了，心思太细，形之于身体，就是疲劳，就是乏力。躺着，天花板在头顶旋转，她只好大睁着眼，接着又爬起来。这床已经有四五年都是她一个人的领地。家里另有两张床，一张是丈夫的，一张是孩子的。分居久了，她竟然慢慢地习惯了，与丈夫之间，她觉得没有体肤之亲，却有了亲人之亲。
正想着，她听见门锁响，接着就听见皮鞋声。她没动，就听见两个人的讲话。
男的说：“没事。她从来出去都是一天。”
花木荣的大脑“轰”的一声响，丈夫和另外一个女人，正在那间属于丈夫的房间里说着话。她听见丈夫说：“我不喜欢宾馆，没有气氛。”而那女人笑了一下，答道：“但是我有点怕。”
那女人说：“她要是回来了怎么办？”
“回来了正好，咱正好摊牌。”丈夫声音有些冷，却又有明显的谄媚。
花木荣的脑袋开始疼了，她看看自己的房门，正好掩着。丈夫和那个女人的声音越来越小，接着是关门的声音。她的心一下子沉到了深冬的井里，冰着，冻着，一点回音也没有……
一个女人，一个在官场上风云多年的女人，此刻她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迅速起来，穿上衣服，然后轻手轻脚地穿过客厅，打开大门，离开。除此之外，她不知道自己还能有什么路可走。等到她到了大街上，再回头看，房子正掩映在四月的树木之中，丈夫的车子正停在门口。而那漫漾着她和丈夫二十多年时光的房子，正如同一艘小船，在风暴中飘摇。这么多年来，特别是当她渐渐地与女人的生理周期越来越远，她有时也曾想：正当年的丈夫，是不是也会……丈夫虽然只是市法院的一名审判员，但人生得清秀，与她的粗大正好相反。两个人往一块儿一站，正好是中国的地理：南方和北方。现在，南方正在漂移，这一切，北方能够拉回头吗？一个市委常委、市政府的常务副市长，如果传出这样的事，她怎么面对？但是，她就应该如此忍着吗？她越想越乱，头也越来越疼了。她打的到医院，找到刘蓓，让她开了点药。刘蓓问：上次那进口药吃了有效果吗？她摇摇头。刘蓓说不会吧，我们院里也有人吃了，效果很好的。她便道：有一点感觉吧，有时感到身子有些变化。但那个还是没有。刘蓓笑笑，说那就快了。她也笑笑，司机就过来了。
刚回到政府，政协主席李驰就找过来了，说打电话没人接，就到这边来看看。花木荣发现自己一旦回到工作，头疼就缓解了。她问李主席有什么吩咐，李驰说：“我是来报告的，不是吩咐。”
“其实，有什么事李主席可以直接让秘书通知的。”花木荣泡了茶递给李驰。
李驰接了，说：“你忙，我就直接说了，两件事。一是政协的经费，现在很紧，能不能让财政这边安排一下？第二，我听说南部新城重新启动，到底是什么情况？”
“经费的事，我让财政安排。南部新城，唉！”花木荣坐下来，叹了口气，说，“这事也是我挑起来的。我觉得南部新城拖了几年了，不能再拖。就建议两个一把手考虑重启南部新城建设。他们同意了。结果是，这事由李同书记牵头，政府这边成功市长协助。哈哈，我这是和泥和得起劲，人家早在等着了。”
“啊！”李驰将杯子放下，说，“李同负责？这事也是有点……不过都一样嘛，都是南山市的重点工作。一盘棋，一盘棋啊！这事我也只是问问，需要政协这边做什么工作，我们也好有准备。”
李驰望了眼花木荣，抿了口茶，道：“小花啊，最近看你脸色不好，身体要紧哪！到了政府这边，工作头绪更多，更要合理安排好自己。不能累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还年轻，一定得注意啊！”
“谢谢老领导。”花木荣这会儿用了“老领导”这个称呼，李驰确实是花木荣的老领导，当年她大学毕业被父亲送到桐山一个乡镇当妇联主任时，李驰是桐山县长。李驰当县委书记时，提拔她当了乡党委书记，再后来成为桐山县副县长，副书记。李驰到市里当组织部长时，她到市里当妇联主席。李驰当常务副市长，她正在作为进市级班子人选进行培养。李驰当副书记，她进了班子，当常委宣传部长。现在，李驰当政协主席，她来当常委、常务副市长。这样想来，她似乎一直踩着李驰的脚印在走，每一步成长中都有李驰的关怀。李驰这个人，在南山状元李中，现在算是当地级别最高的。但这人对宗族这一块儿好像并不太热衷。当然，他也不会去改变南山干部结构中李姓占大多数的格局，这是自然形成，也是历史原因。李驰对花木荣最重要的两次提携，第一次是在从乡镇到县里，进县里班子；第二次就是这次市级人事变动。据说当时省里征求李驰的意见时，李驰态度明朗，认为花木荣是合适的常务副市长人选。常务副市长这个角色在市级班子中很特别，论常委排名，它也不一定排在前面，可是在市级权力分配中，它绝对是靠在前五名的角色。书记、市长、副书记过后，就应该是常务副市长，而且如果从权力的可支配能力来看，常务副市长有时甚至超过了副书记。这次南山市人事调整，常委中至少有三位同志想过来任常务副市长，李驰在关键时刻说了话。他的理由有两个方面：一是花木荣同志从基层成长起来，懂经济，有政府工作经验；二是政府班子中也必须有女性市长。他说的话，除了这两点理由外，还另外有深意。一个从副书记位置上到政协当主席的领导的建议，往往更容易被省委采纳，当然，更重要的是被莫大民采纳。而莫大民，对南山的情况可谓是刚刚入门，李驰的建议，就成了决议。花木荣是在到政府后，才听说此事的。虽然她在此过程中，也曾到省里进行了活动，但没有得到准确的信息。省里的意见是：南山常委的分工，主要由南山市委拿意见。回来后她也曾将此向李驰报告，李驰说：这不仅仅是常委分工，还有一点，就是从党委到政府了，我会给你努力的。
知恩不报非君子，官场上虽然真正的君子不多了，但有恩必报，还是得坚持的。
花木荣问李驰主席中午有没有安排，如果没有，她这边正好有个接待，也是老朋友了。李驰就问是谁？花木荣说你去了就知道了，在金满楼，十二点准时。
李驰望着花木荣，点点头说，那好，我到时过去。
十二点，花木荣和李驰几乎是前脚赶着后脚到了金满楼。进了包间，客人已经到了。花木荣说：“徐总，看谁来了？”
“啊！”李驰和这个被花木荣称作“徐总”的女人，同时“啊”了一声。
女人道：“李县长，啊，不，李书记。”
“哈，不是书记了，是主席了。”李驰放松了下来，旁边人给他拉了椅子，李驰坐下道，“木荣同志说有一个老朋友，我还真没想到。原来是你小徐啊，哈，现在做老总，了不起啊！”
小徐名叫徐艾矛。她笑着，两颊上有酒窝。看年龄，也就四十挂边。她站在李驰边上，说：“我也没想到。木荣市长说请了个老领导过来，我就猜着会不会是李书记，果真就是。李书记还记得小徐，真是小徐的荣幸。”
“能不记得？”李驰笑着。
花木荣本来也想说几句，但脑子里一直缠绕着家里的房子和那一男一女的对话。她拿着手机出了门，打了丈夫的电话，问他在哪儿。丈夫说在单位，正吃饭呢。她便没再说话。或许真的在单位，甚至或许，她上午遇见的只是幻觉，但愿是幻觉。她想起刚才在医院，刘蓓问她有什么疗效时，她那一瞬间跌倒了谷底。一个女人，正在努力地回到女人，而她所希望守住的，却正在远离。官场能成为一个女人的一切吗？
就像现在，商场能成为徐艾矛的一切吗？
席间，花木荣破例喝了白酒。她说：“一来是因为小徐来了，老朋友；二来是因为有李主席在，他是老领导。这样的氛围，岂能不喝酒？”
徐艾矛说：“当然得喝。而且得好好地喝一回。想当年，我在乡里搞团书记时，我的名字还是李书记给改的呢。”
李驰道：“这我记得。你当时叫徐爱毛。”
“就是。”徐艾矛端着杯子，先敬了李驰，再敬花木荣。然后大家谈到桐山的一些老同事，老朋友，当然也谈到一些轶事，只是，花木荣明显地觉得在李驰和徐艾矛之间，还有很多东西是无法谈的。既然无法谈，两个人都是点到为止。那种说不清楚的含混，就像莫合烟的气味，弥漫着。其实，早在桐山，就有传闻说徐艾矛和李驰之间，关系暧昧。花木荣不太相信，她觉得官场上，男女官员之间，更多地还是工作关系，还是纯洁的同志关系。那种一味地将男女官员的关系定位成男女关系的想法，不仅片面而且没有道理。至少，在她自己身上，在她身边的许多女性官员身上，她没看到男女关系的影子。她们一样驰骋在官场，一样在努力工作。不可否认，中国官场是男权化了的，但不是非得靠男女关系才能破解男权化的桎梏。
笔者注：花木荣这个观点，笔者深为赞成。男权化的权力根本，导致女性官员在官场的角色异化，这是应该被正视的。女性官员由此在官场承受了工作压力和家庭压力之外，还格外承受了性别压力。国外有研究报告称：女性官员在男权化权力分配格局中，长期处于压抑和异化的边缘。笔者以为：这种现象在中国更甚。
下午，花木荣要赶到省里参加一个会议。临走时，她对徐艾矛说：“我就把你交给李驰主席了，行吧？”
徐艾矛没说话，望着李驰。
李驰道：“下午到开发区吧，胡北川在那儿，他也是从桐山出来的。那里有不少企业正想上市，小徐的公司正好用得着。你们不就是搞上市咨询的吗？”
徐艾矛道：“那好，我就随了李主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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