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院是一栋古色古香的清代民居式建筑，正门留有一个雕花的门楼，“文革”中曾被破坏，木头被胡乱砍成碎片烧了，留下的砖石门框又被人用石灰什么的涂抹起来，不让人看到砖石上雕出的精美花纹，说是传统的奇鸟异兽之类都属“四旧遗物”。后来这里被辟作日军侵华大屠杀资料馆之后，出于外事工作的需要，才又找来木匠石匠们照葫芦画样的重新恢复了旧时风貌。却又因为年轻的匠人们技术不到家，做活儿又粗糙，整座门楼弄成个新不新旧不旧的尴尬模样，活像博物馆里蹩脚的仿制品。刻在那块嵌进墙中的一块二尺长一尺宽的青花石板上的字：“日军侵华大屠杀资料馆”，也因为刻痕太浅的缘故，年代未久，字迹却已经模糊，行人路过这里，如果不是留心去看，恐怕谁也不知道门内还是个有点价值的文化单位。
通常正门不开。小院的墙上另开有一个偏门，供馆里的职工们进出。逢到大屠杀纪念日，或者抗战胜利多少多少年的时候，这里才会变得喧闹沸腾起来。单位里通常总要组织职工来接受教育，老师也带领着长长的学生队伍到这里上历史课，更有那些无缝不钻的记者，吸着比猎犬还灵的鼻子，打电话来，或者骑着派头的摩托车来，希望捕捉到一星半点的“独家新闻”。这时候黑漆大门就会肃然洞开，仪态庄严地迎接八方来客。偶尔也会有日本游客上门：侵华老兵组成的“赎罪团”啦，中学生暑假观光团啦，由家庭主妇们结伴而成的“互爱会”啦，由导游带着四下里看，重要些的便由外办下文，以官方仪式接待。日本人来了之后总是又拍照又录像，忙个不亦乐乎，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出于什么心理什么目的。
进大门之后，有一溜青石甬道通往三大间正房，差不多的大屠杀资料都是陈列在这里，照片、书信、实物都有。正房高大荫蔽，夏天进去用不着空调电扇，只是光线不足，日光灯常年开着。
正房之后有三间资料库，存放着一些尚未来得及整理或是不便展出的物品。旁边的厢房便是工作人员办公室。早先的馆长是个老太太，林仲达一来她便退了休，林仲达接任她的位子，待遇是正科级。闻清打趣仲达说，官是升了，就是不能发财，因为资料馆是个清水衙门，福利方面远不如原先市教育局的好。但是林仲达挺喜欢这里，他天性中有些士大夫的习气，崇尚世外桃源的生活，资料馆里清清静静的工作和散散淡淡的人际关系都很对他的口味。
林仲达从偏门走进小院，惊讶地发现任涛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先到了，正背着双手看院里的一排树桩盆景。
“嗬，今天是刮哪阵风啊？”林仲达笑着招呼他。
任涛回过头：“不放心，来看看你。闻清说你挺喜欢这儿？”
“过得惯吧。”
“没有再发病？”
林仲达摇摇头：“想发病也没有机会啰。从家里一路走过来，总共穿两条小巷，路上不会碰见十个以上的人。然后就到了我们这个四人小世界。没有喧闹没有烦恼，整个一个青灯古佛的境界。”
任涛竖起一根手指，威胁地摇着：“你该不是后悔了吧？可不要埋怨我没有选对地方啊！”
“哪里，开个玩笑。你帮我换了单位，又帮小弟安排了工作，我们一家欠你的情实在太多。我只恨自己一介书生无以回报。”
任涛自嘲地冷笑一声：“社会上不是有这么句话吗？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老婆当着堂堂的大市长，我不多吃不多拿，帮朋友安排几个合适点的工作，这不过分吧？何况你这里算什么好地方？换了别人，怕是拿轿子都抬不来。小弟更可怜，堂堂一个篮球健将，才替他谋了个酒店保安的位置。昨天我到酒店看他，那么大的个子，就那么一声不响在大堂里转来转去，我觉着心里难受。”
林仲达反过来安慰他：“已经很好了，他自己挺满意了。想想啊，要学历没学历，要技术没技术，心眼儿再死，嘴巴再不灵，他还能干什么？”
任涛说：“我就喜欢他的老实。其实说起来，这世上谁都不能证实聪明人就一定比老实人幸福多少，可是不知为什么个个都嫌自己不够聪明，特别是埋怨自己的孩子不够聪明。”
林仲达略略一愣：“你不是在指责我吧？”
任涛说：“我不过替小弟不服气罢了。我跟那孩子挺有缘。”
林仲达开玩笑：“要是我们早认识二十年，干脆生下来就送了你，没准儿现在前途要好得多。”
任涛叹口气：“是我没福气啊！”
这时候任涛看见林仲达肘弯里夹着的几本日语教材，指指说：“怎么，学上日语了？”
林仲达说：“读大学的时候学过，长年不用，丢得差不多了。到了新单位，才知道常常要跟日本人打交道，日语用得着。反正上班也没什么事，打发打发时间吧。”
任涛感叹道：“我真是佩服你们做学问的，活到老学到老，什么时候都能钻得进书里去。”
又闲聊了几句，任涛说他八点半钟要赶到公司主持一个会议，便告辞出门。林仲达送出去，问他怎么走，开没开车；任涛说开了，车停在前面街口。林仲达嘱咐道：“开慢点，小心点。”
任涛回头笑他：“倒像我是你的儿子。”
林仲达也笑：“习惯了。回回孩子们出门，都要叮嘱一句的。”
林仲达看着任涛大步走远，才重新进门，径直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今天要算是林仲达到任之后最忙的一天了。前几天馆里接到省外办中日友好协会发来的一个文，要求资料馆协助外办做好接待日本友人田中清子的工作。文中附了一个副本，简单介绍了田中清子的身份、来华目的和要求。
原来这清子小姐是一位大学讲师，她的伯父田中三郎曾经是侵华士兵。这位曾经读过中学的士兵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在中国参战的几年中，他写下了厚厚几大本日记，详尽记录了他所在的小队当年对中国犯下的各种暴行，其中包括了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部分过程。晚年后他反思当年的所作所为，对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切齿痛恨，因而公开展出和出版了他的阵中日记。
却不料田中三郎在日记中提及的另一位犯下暴行的士兵也还活着，同样是八十多岁的高龄。那士兵和他的后人以“田中三郎虚构侵华大屠杀”，侵犯了他的“名誉权”为由，把三郎老人告上了法庭。年初东京地方法院作出“诽谤罪成立”的判决。一时间原告气焰嚣张，给原告撑腰的右翼暴徒们接着对三郎老人的生命作出种种威胁，老人身上承受的压力极其巨大。但是晚年丧子的三郎毫不退缩，责成自己的侄女田中清子跨海取证，然后再上诉东京高等法院。这是一件令世界舆论和中日两国人民极为关注的事情。
既是收集证据，陪同和协助的任务当然非林仲达的“日军侵华大屠杀资料馆”莫属。林仲达接到省外办来文后便细排本单位能动用的人手：一个老李头，是退休后反聘的，年纪已经六十大几，眼睛又不大好，看资料都得用放大镜，显然不适宜陪着清子小姐四处奔波；一个于大姐，身强力壮，是馆里的主要劳动力，却兼着总务、后勤、会计、采购多种职务，杂事多得脱不开身，况且她对业务也不怎么熟悉，六十年前那场大屠杀的前因后果详细过程都说不明白，如何能陪着清子小姐找到她想要的“实物”？再一个小蔡，二十出头的小女孩，旅游学校刚刚毕业，分到资料馆里当解说员，解说词背得挺溜，派她出去独挡一面恐怕就勉为其难了。
林仲达排来排去，只好自己亲自上阵。为公理，为人道，为国仇，为家难，这都是他义不容辞的事情。世界上还有没有一个说真话的地方？说出了真话还被人诬为“诽谤”，这样明目张胆地否认六十年前的那场大屠杀，不是给中国人的心上戳刀子吗？
闻清又是赞许又是心疼地讲他：“你天生就是个劳碌命！刚有个地方坐安稳了，又惦着出去奔波。哪天搞不好发一场病，可不要把人家日本客人吓死！”
林仲达笑笑：“我自己注意点，尽量不往人群里扎堆就是了。你再给我开点药备着，人前人后吃几粒，万无一失！”
林仲达心里想：发病不发病倒是小事，真抗不过去，至多出个洋相，事后跟客人解释一下也就算了。关键是这个“证据”不好找。事情已经过去六十年了，当年侥幸活下来的人已经不多。谁知道田中清子需要些什么东西呢？又怎么能找到她需要的东西呢？
林仲达是个细心人，办事又从不敷衍，在接到外办来文之后的短短几天准备时间里，他已经查阅了馆藏的大批资料，把全城有案可查的当年大屠杀幸存者的姓名地址都摘抄下来，准备根据清子小姐提供的线索一一登门拜访。他还自费“打的”去了江边“虎跳石”，去了城北的“万人坑”，城西的“临江门”，这都是当年日军杀人最多的地方。他亲临一遍是为了积累印象，当清子小姐叙述出原始素材之后，他能尽快帮她判断出可能会找到证物的方位，以免多做无用功。
林仲达正趴在桌上把他摘抄下来的资料最后归整一下，电话铃响了。他赶快接听，是省外办中日友好协会打来的，说是清子小姐昨天已经乘飞机到达上海，今天一早从上海坐火车过来，预计十一点钟到达。友协要求林仲达和友协翻译小文一块儿赶去接站。“派给你们的外事用车已经出发了，马上绕到资料馆，接了你就去车站。”林仲达是第一次参加“外事接待”，心里一点谱没有，此刻被电话指拨得完全成了个木偶人，除了“噢噢”地点头，别的什么话也没有。
放下电话，林仲达起身到老李头和于大姐的办公室，交待了自己的去向和馆里几件急办的事，门外汽车已经到了，“笛笛”地叫个不停。林仲达慌慌张张奔出门，忽然想起衣服还没换，又折回头，在办公室里换上了闻清新给他置办的“外事行头”：一件蓝白细条纹衬衫，一条深蓝色薄型毛料裤，一双黑色轻便皮鞋。手边还有一条深蓝色领带，他犹豫着要不要打？为郑重起见，还是打上了。出门时小蔡笑他：“哈，林馆长像个新郎官，帅昏了！”
林仲达好笑地想：“帅昏了”是什么意思？现在年轻人说话用的词，一点都不合语法，不知道学校里是怎么教他们的。
上得车，才知道这身打扮委实过于郑重，因为翻译小文只穿了一条宽松长裤和一件翻领恤衫。小文将他上下打量一番，略带怜悯地问：“头一回接待外宾吧？”林仲达老老实实点头，只觉浑身上下的不自在，心里一个劲后悔：起码那条领带不该打。
汽车行进中，小文将身子舒舒服服靠在后垫上，双手环抱胸前，摆出一副“老外事”的派头，居高临下地对林仲达交待了几条外事工作应该注意的事项，又感慨了一番平日的辛苦，并且戏称自己干的是“侍候人”的活儿。林仲达因为是初次跟小文认识，不便多插嘴，人家怎么说，他就怎么听，态度是一贯的谦和恭敬。其实这小文也就是跟他的儿子林栋差不多的年纪。小文对林仲达的沉默和微笑感到奇怪，说：“人家第一次上外事任务，都跟我打听这打听那的，怎么你没有什么可问？”林仲达就说：“不是有你在旁边吗？”小文听不出这话是奉承还是嘲讽，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
过了一会儿，林仲达忽然问：“在性别问题上，你有没有什么忠告？”
小文转过头看他，有点茫然：“什么性别？”
林仲达说：“田中清子不是位小姐吗？”
小文愣了一下，猛地哈哈大笑：“我的天，林馆长你真逗！什么小姐不小姐？一个没有结婚的老处女罢了。田中清子已经年过四十！怎么？发给你们的文件副本里没有提到吗？”
林仲达摇摇头。
小文哼了一声，自言自语说：“四十岁还没结婚，不知道会古怪别扭成什么样。长相身材什么的自然也不能提了。闭起眼睛熬过这几天吧。”
林仲达没有答话，心里却不知怎么有一丝隐隐的失望。他也弄不清自己失望什么，清子小姐的长相跟他又有什么关系？他在生活上一向是个拘谨严肃的人，对待女性的态度尤其庄重。
说着话，车已经到了软席候车室前的停车场。小文下车的时候，变戏法一样从车里摸出一块做得很精致的纸牌，上面写着“田中清子”几个黑体大字。林仲达心里不能不佩服人家“老外事”的周到。
软席候车室的服务员们跟小文也都是认识的，打一个招呼就进去了。坐下喝了一杯茶，列车已经缓缓进站。林仲达急急忙忙跟小文冲到站台上，才发现软席车其实就停在最方便进出的地方。
车门打开了，列车员先跳了下来，后面是陆续下车的乘客。小文把手里的纸牌高高举起，脸上已经堆出了职业化的灿烂笑容。林仲达紧挨在小文旁边，赶快也学着笑，却发现肌肉不听指挥，笑得很是别扭。他心里想，算了，也别作态了，该什么样是什么样吧。
下来了一队体态庞大的北欧老人，个个银发红颜，步履蹒跚却精神抖擞，仲秋天气还穿着短裤汗衫和花裙子，边走边对着站台上的每一个中国人点头微笑。林仲达虽说是久住城市，这么近距离地和这么多的外国人同时照面还是第一次，他被他们身上热烘烘的香水味弄得头昏起来。他心里不断告诫自己可不能发病，千万千万不能在这时候发病，否则洋相要出得大了。
正念叨间，忽然一个身材小巧的女人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对着小文深深弯下腰去，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我就是田中清子。”
林仲达心里一跳，细看面前的女人：一头略微鬈曲的齐耳的烫发规规整整梳向脑后，露出白晰明净的额头，眼角处有一些细细的鱼尾纹，脸颊的皮肤很薄，苍白得有那么点病态。一套很合身的灰绿色西服，配着同样色调的手袋和皮鞋，柔弱中带着知识女性特有的温雅和执拗。
趁小文跟她握手寒暄的时候，林仲达不亢不卑地接过了她的旅行皮箱。小文连忙给他们互相作了介绍，清子一个劲朝他鞠躬，嘴里说：“给你添麻烦了。”
上车以后，小文当即递给清子小姐一份日文打印出来的时间表，上面详细写明了未来几天的活动安排。接着小文又例行公事地介绍了一番本市概况和清子将要下榻的酒店的规模。清子一直含笑听着，当小文说到下午将要带她去游览几处风景名胜的时候，清子开始摇头反对，说：“不不，我希望能尽快开始工作。我的伯父时时刻刻都在等我的消息，他已经风烛残年，我担心时间不多。”
小文皱着眉，表示为难：“预定召开的一个座谈会是在明天上午，人员都通知过了……”
林仲达插话：“那就把后天的日程提上来，下午陪她去看现场。”
小文眉毛一挑，惊讶道：“怎么？林馆长能听懂我们说的话？”
林仲达笑笑：“日文我学过，听是能听个大概，就是说话……”
清子这时候忽然用不很熟练的中文接过去：“说话的，好办，只管开口，没有关系。”
小文更加吃惊：“原来清子小姐还懂中文？”
清子红了红脸：“一点点。伯父教我的。”
小文抚掌大乐：“这下可好了，一个懂中文，一个懂日文，沟通估计没什么问题。怎么样？必要的时候可以让给我一天半天的时间吗？我们机关最近要考公务员，我忙得还没腾出工夫背那些考试提纲呢。”
林仲达看看清子：“凭我这点水平，怕是不行……”
清子说：“也许能试试。我来之前，是做好单枪匹马对付一切的准备的，为此我还突击进修了一个月的中文会话。”
汽车拐进一条花园甬道，速度慢下来，两边的喷泉和花木从车窗边缓缓地掠过去，环境显然地有了变化。小文从前座回过头：“女士先生们，古都大酒店到了。”
林仲达稀里糊涂跟着下车。直到现在他才知道清子小姐将住进这个酒店。林仲达几乎对本城所有的酒店都很陌生，因为他素常根本没机会踏进这类豪华场所。但是“古都大酒店”的名字他不是第一次听到，任涛为小弟谋到的工作，便是在这家酒店当保安。既是儿子的工作单位，林仲达也就本能地对这家酒店产生出亲近感，他又新奇又感慨地抬头打量酒店门厅的堂皇设施，心想这世上的事情就有这么巧合，他刚好可以有机会了解一下小弟工作的环境。
偌大的门厅里悄然无声，璀璨豪华的水晶吊灯，光亮如镜的大理石地面，厚厚的玫红色地毯，包金裹银的玻璃门拉手，这里那里摆放的鲜花和盆栽绿树……一切的一切都标志着某种身份和奢华，是林仲达这样的普通人所无法坦然消受的。他注意到穿制服的酒店小姐们微笑着肃立在各自的位置上，只有几个行李员进进出出忙个不停。那么保安呢？保安们在哪儿？小弟又在哪儿？他真怕儿子新来乍到不懂规矩，又处处笨手笨脚，没干几天就被人家辞了。
趁小文领着田中清子去总台办手续的当儿，他磨蹭着踱到“问讯台”边。还没来得及开口，肃立的小姐已经抢先打了招呼：“先生您好！请问先生有什么事？”
林仲达小心问道：“有一个新来的保安……姓林的……”
小姐愉快地打断他的话：“啊，我知道，个儿特别高的那个？”
林仲达连忙点头。
小姐说：“他今天可能在顶楼值勤。先生要找他，最好在下班之后。”
林仲达说：“啊不，我没什么事。”
他放下一颗心，返回总台找小文和清子。小文刚好办完住宿登记，对林仲达扬一扬钥匙：“十六楼！”
从电梯上去，打开房门，林仲达看见清子小姐的房间是个面积很小的单室间，房内除一张床外，还有一张小小的写字台和一对小小的沙发，三个人踏进去之后，立刻觉得转身有点困难。小文道歉说：“正是旅游旺季，房间不好找，让清子小姐受挤了。”清子却一个劲感谢：“非常好，非常舒服，比日本酒店的房间要宽敞得多。”
清子看来真是个性急的人，行李刚放下，就提议在吃饭之前他们先交换一些情况。她从手袋里拿出两本小小的、印刷极为精美的书，分别递给小文和林仲达：“这就是我伯父的那本日记。”
于是林仲达有机会读到了这几段惊心动魄的文字。书的日文名翻译过来应该是《我在驻华步兵队的日子》。涉及到案件的一部分，细心的清子已经事先折起一个纸角。
……
进攻的最后三天，即12月10日、11日、12日的战斗是生与死的激烈较量，炮弹跳起了地狱之舞，枪声高唱死亡之歌。12日夜晚，我们发起突击占领“方城”，翌日由平安门进城。这一天是攻城胜利的日子。
尊敬的师团长野村太郎挥舞东洋刀，大声叫着：“支那人皆可杀！”他下令：“不要保留俘虏！”
我们毫无罪恶感地杀了很多农民，大叫着：“讨伐支那！山川草木皆敌人，要杀尽宰光！”实在残酷至极。
……
受命整肃城市，离开马镇。
位于中山路上的最高法院是一栋灰色的大楼房，大概相当于日本的司法省。
法院前面横卧着一辆撒了气的小轿车。马路对面有一池塘。
不知从哪儿带来一个中国人。战友们像抓了一条小狗的孩子似的耍弄他。山本提出一个残忍的办法。
即把他装进袋子里，浇上汽车用的汽油点火烧。
哭喊着的中国人被装进邮政袋子，袋口扎得牢牢的。他在袋子里又蹦、又哭、又骂。袋子像足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像蔬菜一样被撒上小便。山本从撒了气的汽车里拿来汽油浇到袋子上，袋子上系了一根长绳子，能够到处拖着走。
山本点着了火，汽油一下子燃烧起来。与此同时袋子里发出一种无法言状的可怕的喊叫声。因全力挣扎，袋子跳了起来。袋子自己蹦起来，自己滚动。
抓住袋子绳子的山本说：“喂，你那么热的话，给你凉一凉怎么样？”说完把两枚手榴弹系在绳子上，连口袋一同扔进了池塘。火灭了，口袋沉下去了，就在波纹即将恢复平静的时候，手榴弹在水中爆炸了。
这样的事在战场上根本谈不上犯罪。我们只是对山本的残忍惊愕不止。接下来一路人马对这样的事根本不去记它，又哼着小曲继续行进了。
……
林仲达连猜带蒙，相当吃力地读完了这一段文字，然后合上书，抬起头来。他突然发现清子小姐始终坐得笔挺，双手放在膝盖上，安静的、略带点执拗的眼睛默默地凝视着他，像是要从他脸上看出他对这一段文字的反应。林仲达干干的咽了口唾沫，嘴张了张，没说出话来。读过这一段令人发指的文字之后，什么话都成了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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