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协会和文联分家。矛盾霎时如泉水般的涌出。我是党组书记，躲也躲不开了。

过去，我虽然兼任过市委副书记，那正如我自己说的，我是看别人做书记，做市长。自己有一点什么感受，就写一点什么。过去，我虽然担任过几年作协的常务副主席，但多是管一点创作上的事，没有太多的行政工作锻炼。如今，可真是套上了赵树理那个短篇小说“锻炼，锻炼”的名儿了。

作家协会从文联分出后，迁到新址。这新址只是一个基建工地。五年前买下的地皮，突然又要涨价。且价格翻了一番多。我们哪里能拿出数十万元钱呢？对方告到法院。法院三次开庭。我们要去接受“审判”。以前主管基建的同志，曾许诺别人搞多少多少吨水泥，如今他们上门讨债来了。我只好马上拿出一本自己著的书，请这位不曾见过面的小青年“雅正”，才暂时把他打发走。新址只建了一栋宿舍，许多作家和干部尚未搬进，又无处办公。我一家一家叩头、烧香……

作协和文联分家前，经省委批准，我们聘任了19名“聘任制”专业作家。许多聘任制作家想趁作协文联分家转为“铁饭碗”的专业作家。愿望没有实现，意见都对向我来了。本来，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现在无形中和我对立起来了。我感到很是委屈。我过去没有经过“官场训练”，没有学会诸如“研究研究”、“考虑考虑”之类的行话（老实说，我以后也不打算学）。回答别人的问题时，直率、干脆，不拐弯，常常无意中就把朋友得罪了。作协刚刚从文联拉出来。机构不全，人员不全。有段时间，作家们家里的厕所漏水、电灯不亮，都来找我。我是煤矿工人出身的，性格也象煤。平时，象一块没有燃烧的煤，沉静、老实，一旦来气，就象一块投入了炉膛的煤，浑身冒火。有一次，一个聘任作家来电话，说他家的煤气罐没有气了，原单位不给换气。我答应给他们领导人打电话，或明天到他们单位联系。他说，怎么能等你来联系，我十一点钟就要煮饭。我一听，火了：

“难道要我马上给你送气来不成？你也写小说，我也写小说。我写的小说比你写的小说还多……”

看看，我多么不象一个党组书记！

好心的朋友开导我，如今的你，不是过去的你了。说话办事，都要想到自己是党组书记。天啦，党组书记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呀？难道只能有火的时候不能发火，想哭的时候不能哭，想笑的时候不能笑，想说的时候不能说。而不想哭的时候要哭，不想笑的时候要笑吗？

朋友的话毕竟是善意的，我下决心要改变自己。一逢有人来找，不管自己当时的心情怎么样，立即笑着迎上去。我想，那准是苦恼人的笑。人，这样活着，是多么的不自由，是多么的别扭啊！

作协从文联拉出来，摊子还没有铺排好，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动乱就来了。

一件现在不便细说、我也无法说细的突发事件，一下困扰着我。我常被请到电视台去看电视，到电视里去认人。上面不时把我召去询问这个，询问那个。而且一再交代，不能告诉任何人。这些，又怎么符合我这个快言爽语的性格啊！在家里，我不便对爱人说，在单位，我不能对朋友说。我憋得实在难受的时候，只好一个人在房子里绕着圈圈。有时，莫名其妙地对着墙壁疯喊……

我病了。

1990年春节的时候，胃痛得厉害。在部队时，曾经犯过胃病。回到地方后，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再痛。这一次，痛起来，却比以前似乎更厉害，一连几天，我拉黑便。有经验的好友告诉我：这可不能马虎，赶快去医院检查。我在参加省委全会时，宣传部周部长见我老捂着肚子，催我立即去医院检查。夏部长对我们的主席未央同志说：“家里的工作，请老同志多担一点。谭谈这个干部还年轻，我们要多多爱护他。”

省委全会没有开完，我便来到163医院检查身体。一查，果然是胃出血。医院要我立即住院。

我终于进了我十分陌生的医院。

这是这家部队医院里的一个高干病室。在这里住院的，多是一些离退休的部队军师级干部。每天开饭前，早早地，他们就拿着碗，来到食堂排队等饭吃了。他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吃一顿少一顿，从而对吃饭特别的积极呢？我真难把他们在食堂吃饭的模样儿和他们当年指挥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形象统一起来。

到医院后，不知是心情平静了一些呢？还是药物起了作用？我的胃没有那么痛了。我悄悄地拿起了笔。一个星期里，我写出了短篇小说《爱之旅》、《相逢又离别》、《蛮蛮小传》，分别交给《上海文学》、《湖南文学》、《小溪流》发表。

正当我铺开稿纸，准备写作一部中篇小说的时候，省作家企业家联谊会的几位同志到医院来看我，并告诉我：审计局来人把联谊会的帐本全部拿走了。

我觉得审计部门查帐是很正常的，接受审计机关的检查和监督也是应该的。我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映。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在审计这个烟幕里面，竟伸着一只可怕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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