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清晨，一辆旅行车开到了我住的楼房下面。萧育轩在下面喊，要我快下来。我走下楼来，就被他拉上了车。一到车上，才发现上面已经坐了好几个人。有莫应丰、水运宪等。我一上车，车子就开了。
我问：“到哪里去呀？”
萧老夫子总是笑而不答。
车子开出长沙城，一直开进了一家叫果园汽车改装厂的乡镇企业。直到这时，这位萧老兄才向我“交底”：说是理事会上提出要成立作家企业家联谊会（我没有参加那天的理事会）。会上决定，我是这个联谊会筹备组成员之一。
厂里热情地接待我们。由水、萧两位向厂方说明我们此行的目的。莫应丰是一个文艺界的全才，不仅写得出好小说，而且在大学里是学音乐的，毛笔字也写得相当不错。长沙街头不少商店，挂出了他写的招牌。这时，他铺开纸笔，准备给厂方写一幅字。
萧与厂长谈着谈着，就说到成立联谊会时请厂里出一点开办费上面来了。我坐在一旁听，心里酸酸的，脸上热热的，连忙“急中生智”，借口解手，上厕所去了。直到估计他们谈妥了，我才回来。
联谊会终于成立了。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给予了我们热情的支持，召开成立大会的那天，省里几大家的领导同志都到会了。省委书记熊清泉同志，当时正患有红眼病，且那天下午四点将乘飞机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仍然按时来参加我们这个民间组织的成立大会了。这使我们心里很热乎。
联谊会成立后，我和未央同志被推为作家方面的执行主席。这时，我心里总是思考这么一个问题：你索取了别人什么，将向别人回报什么？那一段时间，我把写小说的精力，全部用到为企业服务方面来了。在省委沈秘书长的支持下，我们举办厂长秘书培训班，把省长、省委书记的秘书请来授课，为厂长的秘书与省长、省委书记的秘书们相识相交创造条件；我们举办企业报副刊编辑培训班，把《人民文学》、《湖南日报》等大报、大刊的名记者、主编们请来授课。我还经常在厂矿里转，访问厂长、工人，一方面，为自己的创作积累素材，一方面写一些短新闻在报刊发表。有一次，我交一篇四百字的写企业的小特写《纸》，给《湖南日报》经济生活部编辑熊先志同志的时候，他颇为感动地说：“大作家写小新闻，这也是一条新闻啊！”
我们编辑了一套为企业服务的丛书，叫《当代企业家》丛书，考虑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我们将稿费定为每千字五十元。这确是超过了当时国家规定的稿费标准。但是，当时国家已经考虑到现行的稿费标准过低，准备调到每千字四十元（最高）。且正征求意见的著作权法中，有这样的条文，可以按合同支付稿费。出版这套书，我们是和企业订了合同的，同时也和作者订了合同的。当时我们几个主持工作的同志一研究，认为这是可行的。而通过编辑这套丛书，向社会宣传了一批企业。也为作家协会聚集了一点资金，为刚刚单独建制的作家协会，改善了一下工作条件，替一批作家安装了住宅的电话，做为党组书记，我从内心是非常感谢联谊会的同志们的。
不断地有人到医院来向我通报情况：说是外面流言种种，谭谈贪污多少多少钱，这一下完蛋了。形势似乎十分的严峻。我这时候才开始意识到。看来，有人搬动审计机关来查帐，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隐藏在这后面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
我是坦然的。应该说，最了解我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在人民币面前，我是比较警惕的。但是，我虽然挂着联谊会的执行主席，在党组里，我又分工管联谊会。而具体的帐目，我实在不清楚。因而心里真没有底。
……
审计报告终于送到了我们面前，这份报告的第一行文字里就写道：举报中说四十六万余元未入帐，烧毁帐本、私分余款十多万元不实。这时，我心里才明白，这位仁兄是这么把我们的审计机关“请”动的啊！难怪，审计部门下那么大功夫，花那么大的力气，行程数千里，走访百余人。耗时近一年，这真要谢谢我们的审计机关呀！
当时，正值省委换届，我是省委候补委员。这位“朋友”的举报，不仅给了审计部门，同时还打印多份，送给了省委每一位书记和常委。常委当然要严肃对待，调去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召开会议进行研究……我去参加上一届省委的最后一次全会的时候，一位省委负责同志一见到我，就说：“作家们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为了搞活工作，你们是下了功夫的，动了脑筋的。至于某些方面，诸如稿费发高了一点，这也是一个总结经验的问题。个别人这样搞，那是政治品质不好。”
这时候，我想起了毛主席那段精辟的话：我们要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党。
……
让我把极丰富、极生动的内容，暂且埋在这一串“点子”里吧！如果老天开恩。二十年后还让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话。那时，我来补订这本书的时候，再来增补这最为精彩的一章吧！
这一段生活，使我尝到了被人伤害的滋味，使我深刻地领悟到人生的另一个侧面的体会：挨“朋友”一刀，比挨敌人一刀，伤痛十倍！被狗咬了，伤的是皮肉，被人咬了，伤的可是心灵啊！这使我对“朋友”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对人生的认识，变得“复杂”了，变得深刻了，变得成熟了。使我发出了“什么叫成熟？成熟就是虚伪”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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