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网络新闻里得知游冬父母的消息，相当吃惊。打电话过去问他，找不到他人；网络留言，也无回音。

对此事件，外界评论自然是拍手称快，骂得痛快淋漓。若我不认识他们，那我也一定属于那叫骂着的大多数。可我站在一个与当事人如此接近的视角，手里还欠着他们的恩情，认知就迥然不同了。

我突然明白了书里读到的木心先生那句话：“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正义，只有正义感。”

若有可能，我也愿意帮游冬一点什么。可我什么也做不了。

柔山离去之后，我的生活和内心如海啸之后的狼藉渔村，满目疮痍，耗费漫长时间进行修复和重建。找工作，更多的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正常起来。当然，那所谓的正常，不过是每天和几百万人一起，搭公车挤地铁，上班，下班……相亲，结婚，生子……直至老去，死去。

想到此生，不过几个词语就可以概括完毕，我有种无所适从的恐慌。

这是一个思考让人痛苦的世界。反反复复告诉自己：“不要想太多。不要想太多。”我安慰自己，这是正常的，是对的，几千万人几亿人都这样度过一生，这样的一生已经是幸福的。我没有资格说不。

毕业后，我买了一辆二手电瓶车，找到一份在国际旅行社做文员的工作，决意要在这个大城市扎下根来。

转正之前要忍受长达六个月的实习期，每个月只有一千元底薪，两百元交通补贴。我知道有太多人熬不过这六个月实习期就走掉了，所以小公司都靠这样的实习生来降低薪资开销。人员流动之大，叫人咋舌。但这是我第一份工作，我想要一个好的开始。

每天七点闹钟响，赖几分钟床，七点半出门；在楼下的包子铺买一杯软塑料杯装着的豆浆、两个包子，就汇入生活的洪流。公司离我住的地方比较远，地铁没有站，公车太挤了，路上又太堵，只能骑电瓶车。

那么多人和我一样，骑着电瓶车，穿着廉价西装，嘴里还嚼着包子，穿梭在堵得水泄不通的马路上，见缝插针地钻来钻去。忙碌的意义在于它能够剥夺你思考的时间和精力，面对一个个拥堵的路口，一条条尘霾弥漫的马路，一声声汽车喇叭的啸叫，教你失去质疑的能力。

不出意外，九点钟我能准时到公司打卡，然后坐下来，开始一天的工作。程式化的翻译件，手续，联络，经过我手的资料所属者，他们去德国，去美国，去日本，去埃塞俄比亚，去智利……一次签证动辄收费几千，其实不过是很简单的手续。

刚开始心里还有些好奇，那是些什么地方，那是些什么样的旅行和生意，时间长了，就不在乎了。像个做了一辈子手术的外科医生，眼前只有器官，没有活生生的个体；也像本分的银行出纳，过手一沓沓钞票，就像一张张白纸。

公司在闹市区，一座旧写字楼里。我们的办公室靠近走廊尽头的厕所，一股又潮又臭的味道永远似有似无，幽灵一样徘徊在办公室里。

下了班，晚上在外面吃一点东西，骑着充好电的电瓶车，回到屋里。有时候疲惫得连澡都懒得洗，打开电脑看看电影，不到半个小时，就困了，倒头就睡。

第二天被闹钟吵醒，如此往复。

我一直觉得生活最卑微处，不是现状如何黯淡，而是看不到未来。我发现我那时最远的，只能看到一个月之后，该缴纳房租的时刻。

直到有一个星期天，我昏睡到中午才醒来，浑浑噩噩起身走到厕所里，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愣住了：头发好长，三天没洗格外油腻；脖子后面的头发被衬衣领子戳成了企鹅尾巴那样的形状；前面又翘起，按不平；发痒了，伸手挠一挠，一手油腻的气味。

我突然有种沮丧到极点的感觉。

在这个四人同租的单元房里，三个房间分别住着我、榔头，还有另一对永远打不到照面的情侣。厕所永远没人打扫，废纸塞满了垃圾筐，压一压，再继续扔，一直到堆成尖，溢出来，还是没人去倒掉。

越脏，越没人打扫。

心理学界有一个“破窗效应”，来自于一个试验：一栋完好的房屋，很少有人会故意打碎它的玻璃，翻墙而入；而如果它本身就是一座废弃的窗户破损的旧仓库，那么很快窗户会被打得更碎，人们朝里面扔垃圾，在墙上涂鸦……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地方最终会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垃圾库。

人对本来就糟糕的东西，有一种天性中的放弃。这大概是为什么好的总是容易更好，坏的总是容易更坏。

我当然不能说我的生活有多坏——一千二百元的工资，饿不死。只是看着屋子里一地软绵绵的头发，灰尘，布满果汁渍、咖啡渍的茶几，没人倾倒的垃圾桶……我会觉得有种挫败感。

榔头是做保险销售的，一直没找到门路，干得很辛苦。每天穿得周吴郑王地出门，胸口挂一块公司的名片卡，站在街上，手里端着一块塑料书写板，夹着一沓信息资料表，看到路人就上前微笑，询问是不是需要购买保险。当然，绝大部分人在他靠近之前就躲掉了。

没有“站街”的日子，他就在公司打销售电话，一天被挂掉两百次，被骂五十次，其余的一百次是置之不理，连续两个月都没有开单，只领到五百元的底薪。

为了签单，他像我一样骑着一辆电瓶车，穿梭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他每天回家来，房门一关，不久里面就会响起电脑游戏的声音，直到深夜。

隔壁房间的情侣，我极少能与他们打照面。他们永远窝在一个房间里面，像两只穴居动物，看碟，睡觉，**，吃外卖送来的用塑料袋提着的食物。吃完拉开房间的门，手从门缝里伸出来，朝小垃圾桶扔东西——塑料袋常常被筷子或者竹签戳破，油汤就漏出来，流得一地都是——当然，他们能做到熟视无睹，从不倾倒、打扫，出门的时候，低头看到油汤，跨一步跳出去便是。

这个老房子是十多年前建的，没有水压，也没安装电泵，到了五楼，自来水管里根本只有涓涓细流，热水器点不燃火，无法淋浴。若要洗澡，只能烧开水，倒进水桶里，再兑满凉水，用毛巾蘸水打湿身体，或者举起水桶来冲淋。夏天还好，到冬天，这样原始的洗澡方式很冷，能不洗就不洗。

于是就有了我现在这个样子。

那天我对着镜子，看自己乌青面色，头发又乱又腻，我突然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找了读研究生的同学，租了一个研究生寝室的床位，打算住回学校去。

什么东西都是失去了才知道它的好。我怀念起学校生活来——那里一切都便宜，有食堂、澡堂、开水房，有草坪，有图书馆……寝室尽管脏乱，但也不至于油汤漫溢。除了有宵禁不太方便，其他都好。

本来房租还没最后到期，还有一个星期才打算搬走，但到了星期六的夜里，我无端失眠，辗转反侧，无论如何也无法入睡。听到隔壁那对情侣**的声音，一直在哼哼唧唧，床垫的旧弹簧发出极其规律而刺耳的吱嘎声，我感觉自己像一根火柴，“哧”的一声划燃了，身心如焚。

突然极其暴躁，当即起床，“噼里啪啦”收拾了所有的衣物，发现其实不过两麻袋而已。就这样提着东西离开这个窝，再没有回去。

在街上徘徊到天亮，四下又响起一阵阵沙沙的扫地声。是周末，城市醒来得很迟。我突然想起那些在机房蹭空调写稿子、凌晨一个人出来跑步的日子。

走着走着，不知不觉看到了和柔山租住过的那个房子。我望着那座楼，在熹微的晨光中，安安静静，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个窗口就有一个早已封缄的故事。

我想起那一锅当归汤的味道，如此饱满，充实，寂静，亦甘亦苦。

为我想要的生活，我不是舍不得付出代价，但现实是，我只知道我不想要什么，却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住回学校之后，感觉好了些。周围都是上课的年轻学生，看上去无忧无虑。有时候下班回家碰到散步的小情侣，相互轻轻搂着，步子又小又碎，手里还有书本或者水杯，谈笑轻快。

爱情在他们身上如夏花般绚烂，容易让人以为它也会如秋叶般静美。

但常常不是。

公司里只有两个男生，其余都是女的。狼少肉多，捡不少便宜。一个女生每天给我送午饭来，她叫许贞祺，我们的办公桌离得不远。

人总是这样，一开始不适应的好，久而久之就理所当然了。刚开始还不好意思吃她做的饭，后来习惯了这份心意，还挑三拣四地点菜。虽然我实在不知道，我那副头发油腻的狼狈相，有丝毫值得讨好的。

送饭一个月之后，我们自然而然地开始约会，当然，上了床。

我不知道贞祺竟然是处女。有一丝犹疑，然而不可抗拒的情欲，叫我无法停止。她叫疼，我就轻一点，过一会儿又忍不住激烈起来，她就不吭声了，忍着。

做完之后，她留恋温存，紧紧抱着我，无声无语，像一只猫。依稀说了些什么，我却都没听见。就这么平躺着，在潮水退却之后的空白中，无端孤独和疲倦。

那个夜晚我整个人是彻头彻尾的空白，感觉空空躯壳，什么也没有。我意识到自己可能要失眠，突然很害怕，就起身喝了些二锅头，再蒙头倒下。仿佛预感到回忆要来拜访我，避之不及，所以早早锁上门，熄了灯。

只是想入睡。

贞祺什么都不要，不问我买衣服，不问我吃好的，只是安安静静地和我在一起，窝在**看五块钱一张的DVD盗版碟，也很开心，哪怕电影的内容她其实不太喜欢。

再没有比她更好的女人了，我想着。是不是老天可怜我，才让她来到我身边。

因为没钱，极少在外面吃饭。和贞祺一起租房的几个姐妹凑钱，由她负责买菜做饭。她每天晚上下班了就去菜市场，回来又是洗又是炒，小小房间里饭香扑鼻。同租的几个姐妹把晚饭吃完，再把第二天的午饭装进饭盒。她多装一份，是给我的。

我去过她的小公寓一次，室友都是女孩子，房子陈旧而狭窄，却打理得有理有条。她喜欢做饭，炒菜的时候，我坐在她的房间里，那股浓浓的香气，一直从厨房飘到我脑子里，叫我不由得放下书本，抬起头来。从未闻到过这么香的饭菜，那香气里包含着盛大的平静而卑微的生活之息，由柴米油盐构成的熨帖，叫人心里无限安心。

她是很会过日子的普通居家女孩儿，喜欢买菜做饭，喜欢做家务，喜欢看国产剧。感动起来，鼻涕眼泪一大把。偶尔逛街买衣服，在小摊儿上砍价，花半小时和老板磨嘴皮，一条裤子从八十元砍成三十五元，最后成交，得意地翻开小花布钱包，准备给钱。我拦住她，替她付了。她有一点不好意思，却又明明很受用，笑得那么开心，拿着裤子在身上比画，问我：“好看吗？”

我也就笑着看她，说：“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她又说：“要不给你也买一条？我看看有没有男式的？”

我赶紧说：“不用了，不用了。”

太阳又软又绵，晒得人快要融化成一摊水。我那一逛街就犯困的毛病，依然没有好转，逛久了，困得像是被抽掉了筋骨，只想坐下来。

贞祺给我买来一瓶矿泉水，递到我跟前，说：“不好意思，你累了吧，我们这就回家。”

我坐在步行街的长凳上，抬头望着她，接过她的矿泉水瓶，那一刻想起柔山来。

我努力要自己像对柔山那样对她说：“没事，我陪你再逛。”但话到嘴边，就说不出来了。

想起这些日子，每天中午吃她做的饭。衣服她会定时抱回去帮我洗，晒干了，熨好，再给我送回来。为了解决我的需要，每个星期我们抽时间，在她室友不在的时候**。

我内心很清楚，自己对她的感情，不值得她这样付出。时间长了，我熬不过心里的愧疚，想和她分手。

她站在一小块阴影里，眼里全是眼泪，问我：“为什么？”

我张口结舌，隔了好久，只能说：“你太好了，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她没有闹，低眉顺目，开始拼命地摇头，什么也不说，伸手捂住自己的嘴，哭得止都止不住。一边哭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问：“我做错什么了？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听她那样说，我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被一寸寸绞碎，但还是一滴眼泪都没有，只是把她拉过来抱着，由着她伤心，直到她哭累，把我推开。

贞祺对我说：“你什么都给不了我，这我早就知道，可我本来就没有想从你那里要什么。”

毕竟不够爱，所以说散就散的事，我真的做得出来——现在我才明白过来，柔山之所以那样对我，也不过就是因为，她真的不再爱我。

说分手之后，平日里在公司里碰到贞祺，我本还想做回朋友，打个招呼，但她根本不抬头看我，远远地，贴着墙低着头就窜过去了。如此一来，我也不好再说什么。

不久之后，她辞了职，走得悄无声息。我在三天之后，问及同事，才知道她已经离开了。在我们那样的小公司，辞职跳槽是家常便饭，没有人多看一眼，多问一句。

她走之后，我只花了不长的时间，就适应了中午自己去快餐店随便吃点儿什么，晚上自己回家窝在**上网看碟，有空儿自己洗衣服的日子。

有时候还是寂寞，忍不住想和贞祺发短信道歉。编好了，又一个字一个字地删掉。想说些什么，终究又觉得没脸和她说。

工作对我来说，是为明明看不到意义的东西，日复一日交付生命。那种疲惫，像是绳索一样地，渐渐勒紧了我。常常下班回来，不想直接回到窝里，又不知何处去，就在学校的操场上一圈一圈散步。操场永远是青春的舞台。踢球的、练跑步的年轻学生，一个一个从我身边跑过去。手拉手的恋人，窃窃私语。看台上坐着三个女生，望着天，抱着吉他。

真不愧是大好青春，一无所有，依然有气魄将烟火生活拒之门外。

一个风清雾净的黄昏，天是阴的，层云如浪。我又在操场上散步，风掠过，空气里已有春天的浓郁气息，闻上去温暖极了。我望见天上有一只飞得又高又远、简直快要看不见的风筝，那么高那么远，令人好奇放它的人在哪里。

我望着那只远得只剩一个黑点的风筝，想，人生还不如一只风筝呢，连一只风筝都可以飞得那么高，人生未免太重了。

就这么一圈一圈走下去，在天黑的前一瞬，教学楼的灯光突然全亮了。一时间我仿佛回到十六岁，那些晚自习之前短暂的自由时光。

如果早一点知道我们后来将要面对的世界不过如此而已，那么年少的时候，是否会少一些因为过度期待而产生的怨怼。

我在旅行社的这份工作，坚持了一年。每天晨时去，尘中归，在汹涌人潮中，差点认不出自己来。电瓶车被偷过两次，也就买过两次。都是廉价二手货，电瓶老化，不经用，骑到公司就已经快没了电，得停进地库充上，晚上才能骑回家。

真是物似主人形，我和我的电瓶车都一样，看不了多远，也走不了多远。

后来做文案做烦了，我就调去干外勤，都是些杂七杂八的活儿，接机，送人，订餐，订房之类。

是浪费生命吗，当然。

最糟糕的是，我鄙视我的生活，但我无法甩掉它，不能说走就走。

大好青春正当眼下，而手头那些文案，那些无辜屠杀了千万个时时刻刻的琐事……似乎有更好的用途。

又仔细想想，一生不是浪费在这些事上，就是浪费在那些事上。

一个清洁工的一生就比一个医学专家更浪费吗？一个农民的一生就比一个旅行家更浪费吗？

自诩为人类，就不甘于在荒原上东游西**、晒太阳、追逐、**，不甘于觅食生禽，不甘于衣不蔽体，不甘于在山野里**……不甘于无所事事。生命的空虚，迫使我们找一种兴趣或事业——科研也好，写作也好，哲学艺术也好——来消磨活着的这几十年。

如此，就渐渐有了所谓的文明。

但是，如果说我们像动物那样活着就是浪费生命，那么世上那么多动物，它们的一生，就是浪费吗？就是徒然吗？我们用工作来换取衣食住行，和它们用牙齿和爪子来换取生存，有本质区别吗？

想多了，绕不出弯子来，于是作罢。无聊地举着登机牌傻站在机场等，航班经常一晚点就是好几个小时，我站在人潮汹涌的出口大厅，望着红绿闪动不停的巨大显示屏，盯着那些地名，想象远方。

我始终没有见过电影里那种深蓝或黑色的翻飞不停的显示牌。那种牌子可真浪漫，好似在旅途的起点和终点上跳动着的千万颗无法平息的心。可是在这里，没有那种牌子；我等待的人，也都与我无关。我常常在机场百无聊赖等人的时候，看着时间一分一秒被杀死，自己又无一丝胜利可言，觉得人生一败涂地。

工作一年后，这种泥泞不堪的生活叫我绝望，像所有没有安全感的年轻人那样，我最终决定考公务员。我想，不知有多少和我一样，在体制下感到绝望的年轻人，最终却选择了投靠体制。

早已听说公务员考试竞争惨烈，我心里根本没有底。谁都知道，这事儿的水太深了，犹如尘埃的下落过程，如此不可捉摸，如此漫长，全是变数。和我一起参加国考补习班的同学，报考省会城市的热门岗位，已经连续考了三年。三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反正都没有捷径可走，那就硬着头皮上吧。为了备考，我蹲厕所的时候都在背书，做梦都是“三个代表”。

备考耗时一年，背水一战的日子，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写作。饿不死，当然也过不好。好在什么事情习惯了，也就说不上失意。

在那些深不见底的夜晚，看备考的书看到想吐，就闷头写东西。写着写着，天就亮了。那样的感觉像是打着手电筒，一个人在漆黑的郊外走路：月色寒冷，只有树在风中瑟瑟作响，四下是深蓝色的寂静，一路走着，内心恐惧，清醒，又亢奋。

在那样寂静而孤独的路上，我没有野心，无欲无求，只想在天亮前好好讲完一个故事。可能是这种无辜和赤诚，能够感动到一些人，所以我在另一个世界里渐渐有了很多读者。随着点击率渐渐攀升，网站开始给我报酬，又有出版商找到我，要签下我的作品。我在这条无心插柳的旁径上，竟然意外收获了第一笔版税。

其实不过五万块钱。

但这已经足以令我惊喜至极。有一种极为本能的情绪，叫我突然想给家里打一个电话，想听听父亲母亲的声音。

由于还要挪出四万来赶紧还掉我欠游冬的债，我只敢告诉他们我挣了一万。在某种内疚和无来由的乐观情绪中，我不断向他们承诺，以后我会挣得更多。

父亲在那头依然严肃，但听得出来他很宽慰。母亲对我的收获表现出惊喜和担心，一直不停地重复说：“好儿子，照顾好自己，别弄感冒了。妈不要你挣多少钱，妈活了大半辈子了，吃穿都不缺，什么都不要，只要你健健康康的，好好对自己……”

我可怜的父亲母亲……大概在我一门心思沉浸于爱情中不能自拔，为了讨女朋友欢心，花钱如流水从未心疼的时候，他们正在省吃俭用，提着环保袋，在菜市场和农民为三角钱斤斤计较；抱怨楼下的豆浆又涨了五毛钱；心疼快要变馊的饭菜舍不得倒掉，再撑也要吃完；将用剩变小的肥皂全都收集起来，揉成一团大的，再继续用。

如果有一天，他们无意中知道，我其实可以做到对人嘘寒问暖，煲汤送饭，任劳任怨，而且竟然还没工作就胆敢举债数万……我还是不是他们的好儿子？或者至少，他们是否会有一丝寒心？

在我自以为占据道德制高点，质问柔山——为什么要把真正对她好的人置之不理，为什么爱她的人反而得不到她的好——的时候，我是否想过，对我的父母来说，他们生我养我疼我，无怨无悔，不计得失，如此二十多年，到头来可曾吃着过我做的一顿饭，喝着过我熬的一碗汤，可曾得着过我一声嘘寒问暖，可曾接受过我送过的昂贵礼物……

……

不堪想。

就这样，我在默默放下电话之后，流下泪来。

大约是因为小城雾江的公务员考试竞争不如大城市激烈，因此极其意外而幸运地，历经笔试、面试、体检、政审，我终于被录用了。

得知喜讯的时候，是个冷茶一般的下午，我待在家中，窗外细雨如诉，想念起旧日朋友，提笔给邱天写了一封信。

在信里，许多话写到最后，其实只是在自我鼓励。

……其实我鄙视将个人失意归咎于体制的心态，这等同于埋怨自己的出身，而谁能选择自己的出身呢。在我们生下来的那一刻，我们的家境、国籍、长相、健康、智商、才华……就纷纷成为我们握着的这一手牌。这一手牌，将陪伴我们终生。牌是注定的，而如何打好这一手牌，就成了一则终生游戏。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光明、它的阴暗。活着的我们，谁都无法生活在其他的时代，切身体会，对比到底哪一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这个好的标准又是什么，又是对谁而言的好。

所以我相信有些事，不用抱怨，因为个人的奋斗可以改变它；剩下的事，更不用抱怨，因为个人再怎么奋斗也改变不了。

是的，我作为一个体制中的弱者，只能选择最大限度地靠近体制来保护自己。作为这样一个弱者，我的确从未为什么“发声”过，手点击一下鼠标，转发一篇帖子，不叫“发声”。真正“发声”的人们，可能已经失去了生命。其他的大多数“发声”，不过是嫉妒和抱怨，出发点在于私利——就像我明白，尽管我如此愤恨特权的存在，但如果给我这样的特权，我一定欣然接受——这就是人性。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不易，想想邱天，也就没资格说什么了。邱天在医科名校读德语班，本科学制五年，从进校的那一天起，就立志要出国。为此，她五年来拼命学语言，平时打工挣钱，到了毕业时，考公派留学，一分之差，被刷了下来。

知道结果的那天，她打电话给我。我一句话都没能安慰上她，穿着拖鞋，双脚冰凉，站在走廊里安安静静听着她在电话那端号啕大哭一场。

哭累了，停下来，电话那边，她窸窸窣窣地用纸巾擦眼泪，擤鼻子。过了一会儿，她整理了声音，说：“对不起……耽误你时间了。你别担心，习惯了，我这辈子好像什么事都不顺，习惯了。你放心，我不会放弃的。我就工作一年，再多存点钱，隔一年再去。”

我不知道劝她什么，也就没说话。沉默的那一瞬，她挂掉了。

邱天无法忘记，考公派失败后，为了找工作，第一次去面试的情景。企业主管们向她投来的目光，强烈的同情中兼具一丝敬佩，却又出于实际考虑而对录用万分犹豫，她对此几乎可以一览无余。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渐渐妥协，学会了如何顺应人们的同情心，并且聪明地善用它——那曾经是她最抵触的东西——如今她却能游刃有余地借此打败肢体健全的竞聘者，进了这家外企工作。邱天卖命一样，一边工作挣钱，一边申请德国大学。一年后，她如愿拿到了Offer[9]，即将自费去德国，攻读一个药学方面的硕士学位。

邱天去柏林前夕，正值酷暑七月。她回到雾江办些临行前的事，顺便来看我。

我已过上公务员谨小慎微的太平日子。趁领导不在，想到要赴约，下午五点我就早早下了班。

是个盛夏天，闷热到极限，天色浑浊如茶垢，一场大雨在即。在冷气十足的咖啡店，我们聊天，我说：“怎么这么急着出国？都准备好了吗？”

她凄凄一笑，垂目，黯然说：“邵然，我现在是……不走也不行了。”她停了停，说，“你知道吗，邱叶回来了……”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问：“谁？”

“邱叶。他们的亲生女儿。”

我大吃一惊，差点打翻水杯。

“那么大一个人，突然回来了……当年她没有淹死。”

“那是怎么了？”

“被人拐走了。”

我愣在那儿，瞠目结舌。

“最糟糕的是……”邱天欲言又止地看着我，低下头，说，“她成了……那个样子。”

她说不下去了，眼望着窗外。几道闪电触目惊心地劈开，过了好一阵，才传来咆哮的雷声。霎时雨点“噼噼啪啪”砸在地面上，越来越密。树像疯了一样被刮得左倾右倒，一地飞沙走石，好像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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