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抗战胜利后两个月，钱锺书出任国立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主编《书林》季刊Philobiblon。这本季刊于1946年6月创刊，1948年8月停刊，总共出了七期。与此同时，他还出任了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开设欧美名著选读和文学批评两门课。钱锺书每周只上两三次课，由学校吉普车来接；课后就回家，并不占用太多时间。1947年冬，钱锺书担任了留英学生派送委员会主任。经英国文化委员会主任贺德立（G.Hedlay）再三邀请，他还兼任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顾问。由于他涉猎广泛，了解中国读者需要，他提出的建议总是高明而有效。

1947年5月，《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轰动华语圈；1948年9月再版，1949年3月三版。一时间，钱锺书名满天下，似乎再也不会被“冷落”了。杨绛开玩笑道：“钱锺书一下子扬眉吐气了。我呢，成了钱锺书夫人。杨绛还未完全被人遗忘，但主要是钱锺书夫人了。”

《围城》吸引了大批读者。尽管钱锺书一再强调故事纯属虚构，人们还是企图从钱锺书的生活中寻得蛛丝马迹。有暨南大学的学生来访钱锺书，刚好碰到杨绛上楼。那学生向来以为《围城》中孙柔嘉的原型是杨绛，便对钱锺书说：“钱先生，其实您的柔嘉蛮不错的嘛！”

杨绛在回忆作为钱锺书写《围城》时的后盾岁月，不由得感叹：“抗战时期在上海，生活艰难，从大小姐到老妈子，对我来说，角色变化而已，很自然，并不感觉委屈。为什么？因为爱。出于对丈夫的爱。我爱丈夫，胜过自己。我了解钱锺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随着女性话语权的确立，更多性别不平等的现象被挖掘，极端的女权主义者便容易激进。性别不平等的焦虑让她们草木皆兵，女性的任何牺牲在她们看来都是无谓的，是男权压迫下的，是愚昧奴性的。我们并不漠视争取女性权益的必要性，但谈及杨绛这段感叹时，与其纠结性别视域下的男性主导与否，不如我们换种角度思考这个问题，那便是家庭个体。

世事繁杂，人生在世，要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结束一天辛劳疲惫时，家便是最温馨、最能慰藉旅途风霜的地方。家里的男女主人，便是撑起这个家的脊梁。丈夫看起来总是坚强如刚，但疲累的时候，还是需要人照顾，需要温暖的怀抱。妻子既要应付工作，又要照顾家庭，看起来无所不能，但停下一切琐事的时候，还是需要爱人送上一杯热茶。若是这个港湾足够温馨，家人们就有个休息充电的地方。最可怕的是这个抵御伤害的地方成了伤害本身，最应该互相支持的两个人做着互相伤害的蠢事。

但钱锺书与杨绛的家，不仅是二人应对困苦的避难所，还是二人互相成全的坚固外壳。他们是将夫妻看作一体的人。杨绛或者钱锺书的牺牲，在彼此看来，都是在为家庭牺牲，他们想让这个家释放出最大的价值。

钱锺书的作品陆续得以出版，他也有了机会，能明晃晃地展示对杨绛的感谢与爱意。1941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钱锺书的第一本集子《写在人生边上》。书稿付印时，他郑重地在赠书页上写“赠予 季康”。1946年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时，他也谈到“假使这部稿子没有遗失或烧毁”，皆因为“此书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这次，他没有在赠书页上写什么。书稿出版后，钱锺书在自留的样本上写道：

To C.K.Y

An almost impossible combination of incompatible things: wife, mistress & friend.

赠予杨季康

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在谈到婚后夫妻的相处之道时，杨绛先生曾讲道：“我认为（妻子、情人、朋友）三者应该是统一的。夫妻应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朋友，至少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情人而非朋友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够朋友，只好分手。”她又说：“锺书和我都认为‘五伦’—中国以前的人伦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中，朋友非常重要。其他四伦如能复为朋友，交心而知己，关系定会非常融洽、和谐。我们俩就是夫妇兼朋友。”钱锺书与杨绛的爱情之所以能持续几十年而不减，秘诀大概都在这段话里了。他们是幸运的，年轻时便已然有了这种觉悟。二人经营夫妻关系时，几乎丝毫没有走过弯路。

曾经有一位英国传记作家写自己的美满婚姻，写得很简单：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

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

也从未想要娶别的女人。

杨绛曾把这段话读给钱锺书听，钱锺书说：“我和他一样。”杨绛回答道：“我也一样。”

有妻如此，钱锺书自然满足。他毫不避讳地将对妻子的欣赏挂在嘴上。有次钱锺书在朋友王辛笛家闲聊，王辛笛忽然嬉皮笑脸地问他uxorious是什么意思。钱锺书装傻充愣说不知道，转而回家告诉杨绛：“王辛笛说我有誉妻癖。”

杨绛问：“你誉我没有啊？”

“我誉了。”

“你誉了我什么呢？”

钱锺书随口说出三件事：“一件是《称心如意》上演，杨绛一夜成名，可是你还和以前一样，一点没变，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照旧烧饭、洗衣，照顾我吃药。那时我正生病，没去看戏。

“一件是日本人来抓你，你应付得那么沉着，把他们引进客堂，假装倒茶，三脚两步上楼把《谈艺录》稿子藏好。日本人传你第二天上午去宪兵司令部问讯，我都很担心，你却很镇静，平时睡眠不好，可是那天晚上你还睡得很香。

“还有，那次你买回一桶煤油，阿菊把煤油灌得过满，溢得到处都是，一点火，油全燃了，火舌蹿得老高，快舔到天花板了，周边堆着干柴，一旦点燃后果不堪设想。阿菊早已发呆，我和阿圆也吓得大叫：‘娘，娘快来，快点来！’你过来一看火势凶猛，用被子浸水覆盖已经来不及，便灵机一动，顺手抄起一个晾在近旁的尿罐倒扣下去，火柱立刻灭了。一场大火被你止住了……”

杨绛忙制止：“快别说了，‘呆大’！”她心里明白，王辛笛这样讲，可能是因为徐森玉、郑振铎等人在钱锺书面前夸赞杨绛，而钱锺书并没有自谦的缘故。那次夸赞源于一次教育部组织的台湾行：原本旅行组织方并未计划让团员们带家属，但有些太太们却吵闹着要一起去，主事者很为难，唯独杨绛非但不闹，还主动表示不去。徐森玉先生是主事者之一，对杨绛印象很好，便对钱锺书夸了几句，钱锺书没作声。徐森玉是王辛笛夫人的叔父，大概徐森玉在王辛笛面前提过此事，王辛笛才会专去问他uxorious的事。

二

钱锺书同时有了几份工作，家庭经济状况大大好转，杨绛终于从“灶下婢”的境况中解脱出来。1946年秋，她接替陈麟瑞的班，成为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教授，教英国小说、散文等课程，直到1949年秋离开上海。震旦女校的负责人待杨绛很好，总是给她安排最好的教室、最好的时间上课。杨绛却总是说自己“学教”：一边学一边教。但学生对杨绛的评价都很高，直到杨绛晚年，还有震旦当年的学生给她寄自己出版的书。

授课之余，杨绛也会翻译一些作品，创作一些文章。抗战胜利初期，《观察》杂志向杨绛约稿。杨绛正在读哥尔德斯密斯的散文《世界公民》，便着手翻译了其中一小段，译文受到傅雷的赞赏。不久之后，钱锺书也邀请杨绛参与《英国文化丛书》的翻译工作。她也会因杂志约稿，创作一些散文，自称“随意即兴所写，自知没甚出色，多数没有留存”。但这一时期，杨绛还是有《流浪儿》《风》《听话的艺术》等散文流传至今。

杨绛的家人们似乎也各自回到稳定的生活轨道上。大姐寿康在启明读书时便信了天主教，父亲去世后，孑然一身的她了无牵挂，去做了修女，后来还随教会一同出国。但她性格暴躁，受不得委屈，又回国还俗了。八妹阿必与四姐一样，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书，还得学校负责人支持，去清华做了一年助教。几个姐妹都住在上海，来往方便，互相照应，过得倒也舒心。

最令杨绛揪心的是圆圆，因为圆圆年幼时身体实在是差。圆圆六岁时进晓星小学上一年级，起初还能开开心心地与同学一道上课，结果两周不到便病了。下一年复学，圆圆半个月后又病了，因此圆圆整个小学的课程都是妈妈在教。1947年冬天，圆圆右手食指骨节肿大，查出是骨结核。医生判定：“此病目前无药可治。”圆圆听懂了，流着眼泪对妈妈说：“我要害死你们了。”说得妈妈心都要碎了。

但是做母亲的，怎么能放弃孩子呢。好在那时家里条件已经有了好转，他们有能力持续给圆圆提供维生素A、维生素D和营养品。杨绛遵照医嘱，让圆圆尽量休养，只在**玩，不下床。十个月后，圆圆的病居然全好了。杨绛用了三个月时间为她补习算学。1948年夏，圆圆参加民立中学入学考试，竟一举考上。

婆婆此时也记挂着杨绛。1948年7月，钱锺书的祖父百岁冥诞，钱锺书带杨绛和圆圆一同回无锡老家。婆婆已经好久没有见到杨绛，见锺书与圆圆都胖了，唯杨绛变瘦，便嘱咐她：“喜欢吃什么，买点吃吃。”钱母向来看不起贪吃的女人，嘲笑那是“修了五脏殿”，此番叮嘱杨绛，也是关切之至了。杨绛算阔绰人家出身，婆婆本以为她不能吃苦，却发现她半点娇气也无，心里更加疼爱。1957年，钱父病重时问妻子：“我走后，你跟谁过？”钱母答：“我跟季康。”

此番回无锡，圆圆对老家的一切很是好奇。此前钱基博对这个孙女并不在意，但圆圆彻底改变了钱老对她的看法，她成了钱老心中不可替代的存在。

圆圆不喜欢跟其他小孩一起吵吵嚷嚷地玩，更喜欢躲书房里看书。

一天，她看爷爷正在午睡，脚露在外面，便用被子把爷爷的脚盖好，还掖了掖被角。爷爷家有一小柜子的《少年》，她看了一本不解馋，又一本一本地看下去，弄得满地都是书。爷爷醒来，看圆圆坐在地上看书，便考她《少年》里的内容，又考她其他方面的学问。圆圆已经读过《西游记》《水浒传》，正在读林纾用文言译的外国小说，而那时她只有十一岁。钱老又惊又喜，从此认定：“女孙健汝乃吾家唯一的读书种子！”从此他对圆圆刮目相看，与待其他孙儿不同。钱锺书与杨绛觉得“健汝”这个名字拗口，为圆圆起名“钱瑗”。但面对爷爷，钱瑗却一直是自称健汝的。

黎明新生

一

1949年，钱锺书的叔父令锺书三弟搬来上海同住。辣斐德路钱家原本已有八口人，加上钱锺书一家三口、三弟一家三口，拥挤不堪。钱锺书与杨绛便打算搬出来，另寻住处。刚好有朋友介绍了蒲石路蒲园的一处房子，夫妻二人便从杨家姐妹处借了几件家具，搬到蒲园，还留了柴米油盐供三弟家用。钱瑗也从民立中学转到蒲园附近的震旦附中，继续念书。钱锺书称新居为“且住楼”。这时，钱锺书不仅身兼数职，还有《围城》加持，自然免不了应酬。每次宴会回来，钱锺书总要与杨绛一起“研究”今日所遇之人和事，自觉“读通”了许多人，长了不少见识。

陈衡哲就是他们住在且住楼时结识的。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朋友储安平家。储安平知道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要到上海定居，便准备在家里请客，为他们夫妇接风。但储安平已经离婚，家中无女主人，钱锺书便答应他，请杨绛代作女主人接待任鸿隽夫妇。杨绛便认识了陈衡哲。此后，钱锺书想请任鸿隽为《英国文化丛书》翻译一本相关专业的小册子，便特意到任家拜访，杨绛也与他一道去。会面结束后，任先生特用汽车将夫妻两个送回来，不久之后又携夫人陈衡哲到钱锺书家来做客。那时蒲园附近有一家很有名的点心铺，鸡肉包子尤其好吃：皮暄、汁多、馅细，调味也好。杨绛就让阿姨买回来请任鸿隽夫妻两个尝鲜，任鸿隽对鸡肉包子很欣赏。没多久陈衡哲又邀请钱、杨去他们家吃茶。杨绛就带了两条厚毛巾，把一笼刚出锅的热包子包了，带到任鸿隽家。大家聚在一起，吃得开心。一来二去，杨绛与陈衡哲就相熟了。

陈衡哲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早的女学者、作家，比杨绛大二十一岁。她们是忘年交，经常喝茶谈天，并不因年龄差距而有隔阂。杨绛对陈衡哲印象很好，总记得她眼镜后那双秀美的眼睛，经年不忘。

一次胡适与任鸿隽夫妇相约吃茶，陈衡哲便邀杨绛与钱锺书一道来。胡适见到杨绛，便对杨绛说：“我认识你的姑母，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苏沪土语‘尊大人’的意思，即父亲)是我的先生。”杨绛有三位姑母，但胡适所指当为杨荫榆。杨绛还有伯父和叔叔各一位，均因事故或疾病而早逝，可见胡适“认识你的叔叔”所指非其亲叔叔，而是杨荫杭叔父兼好友杨志洵。在这里，胡适搞错了，杨志洵不是杨绛的叔父，而是叔祖父(杨绛称为“叔公”)。

晚上回家，杨绛对钱锺书说：“胡适真是个交际家，一下子对我背出一大串叔叔姑母。他在乎人家称‘你的学生’，他就自称是我爸爸的学生。我可从没听见爸爸说过胡适是他的学生。”

钱锺书便向杨绛解释，说胡适曾向顾廷龙打听杨绛，顾廷龙告诉他说“名父之女，老圃先生的女儿，钱锺书的夫人”；至于“你老娘家是我的先生”这句话，当然指父亲当过他的老师，但父亲曾在澄衷学校、务本女校、中国公学教课，不知在哪个学校教过胡适。后来还是钱锺书查到，1950年，杨荫杭果然在澄衷学校给胡适上过课。杨绛便从胡适身上学了交际之道，遇人前先打听。

1949年，摄影家郎静山在上海举办了个人摄影展，请钱锺书代为翻译英文说明，付了报酬。后来杨绛已经记不得报酬的数目，只记得郎先生出手很是阔绰。那时法币贬值速度飞快，夫妻两个觉得钱在手里不能长久，便干脆奢侈一把，当回“阔佬”，去杭州旅游一次。

他们将圆圆留在家里，托给八妹阿必，便由钱锺书的拜门弟子周节之陪同照料，共赴杭州。钱锺书对杭州向往已久，成行后不禁春风得意：“四年夙愿，今日始偿。”他还将游览所见写成日记，题为《钱大先生游杭州记1949.3.27至1949.3.31》，笔触细腻，才情肆意。钱锺书发现“西湖水色绿而态腻堪当油碧之目，忆意大利语亦有

Un mare d’oilo（一塘油）之称，皱而不折，剪而不断，表里合一”。杨绛答：“文之Form and matter（形式和内容）宜如此。”夫妻俩学识渊博，思维活跃，令人心生敬佩。

杭州之行不过三四日，夫妻二人却觉收获颇多。回到家时，钱瑗特折了垂丝海棠插到书房瓶中，为爸爸妈妈接风。几日不在家，已有数位好友访而不得，足见得二人交友之广。

全国解放近在咫尺，许多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都在考虑去留的问题。曾任联合国教育文化会议首席代表的朱家骅，对钱锺书非常赏识，常请他吃饭，还许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时任教育部长的杭立武邀请钱锺书去台湾大学、杨绛去台湾师范大学任教，还许诺拨给他们专车运书籍和行李。香港大学向钱锺书投来橄榄枝。牛津大学的汉学家K.G.斯波尔丁来信希望他们赴英。但他们不愿离开故土。“当时有三个选择，一是去台湾，二是去香港，三是去国外。我们当然不肯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我们是文化人，不愿去。”“我们的国家当时是弱国，受尽强国的欺凌。你们这一代是不知道，当时我们一年就有多少个国耻日。让我们去外国做二等公民当然不愿意。”当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心，如同当年他们从法国返回炮火连天的中国时一样：“每个人的遭遇，终究是和自己的同胞结连在一起的。”父辈生活和长眠之处，是他们永远要坚守的地方。

夫妻两个想着自己并无资产，算是平头小老百姓，只求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饭足以。与他们关系相近的朋友，大多数选择留下，走掉的只有胡适。杨绛后来回忆时写道：“郑振铎、吴晗同志，都曾劝我们安心等待解放，共产党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但我们明白，对国家有用的是科学家，我们却是没用的知识分子。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爱唱爱国调，但我们不逃跑，不愿离开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1949年5月26日夜里，天阴沉沉下着小雨，解放军已到上海，窗外枪声不断。钱锺书与杨绛带着钱瑗，平卧在三楼躲避流弹。第二天凌晨，他们听到号角声，知道是解放了。他们起身出门去看，只见解放军战士全都整整齐齐地和衣睡在马路上，不打扰一家百姓。那天夜里刚下过雨，路面都还是湿的呢。这些战士用水泡锅巴吃，对橱窗里诱人的奶油蛋糕看都不看一眼。看到此情此景，夫妻两个觉得很感动。蒲园有一家人在解放军渡江之前便搬走了，解放军进驻了他家，杨绛便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解放军，发现他们都淳朴可爱。有次她还从楼上看到他们买了冰棍，三人吮一根。夫妻两个觉得，中国共产党人宽和，很有人情味，与传闻中的大不相同。

钱锺书有了工作，钱瑗病好入学，有新雇的阿姨帮忙做家务，杨绛只消在震旦教几门课程，生活似乎前所未有的轻松。但长期紧绷的神经得到松弛后，人最容易生病—把因劳累攒下的病气全都发作出来。杨绛病倒了。

她整日病恹恹的，每到下午三四点钟就发低烧，每月体重都要减轻一磅，医院也不能查明病因。钱锺书嘴上不说，心里焦急万分。清华大学已在北京复课，正需教师。而不喜欢钱锺书的陈福田，1948年因乱用教师致使学生罢课，早就回了夏威夷老家。钱锺书想与杨绛一同回母校外文系任教，希望环境的转变能使杨绛病情好转。

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的周而复到蒲园访问，听说钱、杨要北上，便为他们一家连同阿姨买了四张卧铺票，还给他们开了欢送茶会。卞之琳同样有意北上，钱锺书便匀了一张票给他，让钱瑗与阿姨挤一张床。

二

钱、杨到达清华时，外文系主任是赵诏熊。钱锺书办好手续后，正式开始在新中国工作。他除教授大二的英文课外，另开了西洋文学史、经典文学之哲学两门课，还负责外文研究所事宜。按照清华旧例，夫妻二人不能同时在校任正职教授，杨绛便做了兼职教授，教授英国小说选读。她对这样的状况很满意，因如此一来她便可以逃掉不少会议：系里开会，她说自己不是正式教授，便可以不去；妇女开会，她说自己还要上课，不算家庭妇女，便也可以不去。

后来清华夫妇不能同做教授的规矩取消，赵诏熊便与杨绛商量，希望她担任专职教授。杨绛推托自己身体不好，没有答应。她向来爱惜时间。

杨绛教课很是认真，学生都喜欢她的课。系里要她教什么，她便教什么，从不讨价还价。对于报酬，她也不怎么计较。因识大体，又谦虚谨慎，付出多、回报少，同事经常开玩笑地说她“被剥削”，彼此关系都好。

好在钱锺书此时待遇还算不错。他在清华很受重视，每月工资有一千一百斤小米，比大多数教师都高，比系主任赵诏熊只少二十斤小米。

那时清华正忙于战后恢复，宛若重生。大家在一处皆为共同理想奋斗，其乐融融。校园中不乏大家，他们与钱锺书、杨绛住在一处，关系甚好。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美好岁月。潘光旦的夫人赵瑞云和张奚若的夫人杨景任待杨绛都好，像母亲一般。钱、杨与梁氏夫妇关系也不错，林徽因经常邀钱锺书夫妇去家里吃饭。他们还常去费孝通夫妇家叙旧，也进城看望过沈从文、张允和夫妇。

钱、杨夫妻是温德先生的老学生，两家关系甚好。那时温德不满苏联学者待遇太高又无建树，常常生闷气。杨绛便安慰他：“你怎么跟他们比呢，你只能跟我们比呀！”温德虽仍然赌气，心里却对学生的关心非常受用。他有体己话也常常只对杨绛说，有时还会跟小孩似的抱怨：“我都很久没吃鸡啦！”杨绛就炖了鸡，请他到家里吃年夜饭，还为他庆祝生日。

那时学术氛围自由活泼，大家聚在一起，更多的是谈笑。钱锺书在外文系会议上偶尔讲讲笑话，谈些历史掌故，大家听得开心，常常哄堂大笑。每个人周围都充斥着快活的空气。不知是因换了环境，还是因生活得轻松，杨绛的身体果然像钱锺书期待的那样，逐渐好转。

一日，钱锺书从保康堂姐那抱来一只黑白相杂的小郎猫，大家为它取名“花花儿”。养猫的人大概都会觉得自家的猫通人性，要比别家的猫聪明些。但家猫原本就是善取悦人的物种，看似高冷不爱理人，其实对于怎样讨人喜欢，它们清楚得很，故而如今“猫奴”遍地，对伺候“猫主子”这事欲罢不能。向来通透洒脱的钱锺书一家人，也着了猫的道。杨绛甚至专写了一篇《花花儿》纪念这只猫：“我大概不能算是爱猫的，因为我只爱个别的一只两只，而且只因为它不像一般的猫，似乎超出了猫类。”杨绛先生简直被花花儿哄骗得“死心塌地”，禁不住对猫赞不绝口，称它“简直有几分‘人气’”。

小猫刚抱来时，认生，扯着尖嗓子喊得叫人心疼，杨绛就把它抱在怀里，一抱就是一整天。阿姨李妈会“把”小猫，杨绛不晓得她是怎么“把”的，总之花花儿从没弄脏过屋子，很省心。花花儿有自己的窝，家里沙发上铺的一张白布垫子就是它睡觉的地方。有次，杨绛把垫子对折着，忘了打开，花花儿就把自己的身体约束成一长条，趴在上面，一点也不越出垫子的范围。它很早就知道吃饭的时候不上桌，只坐在杨绛身后。李妈直夸它“仁义”。一次，它聚精会神地蹲在一摞箱子旁边，忽然伸出爪子一捞，就逮了一只耗子，那时候它还很小呢。杨绛去上课，花花儿就在她身后跟着，一直跟到大道边上才停下，定定地看着她走远。

梁思成家也有只猫，被林徽因称作全家“爱的焦点”，很受宠。天气转暖后，猫儿闹春，花花儿与林徽因家的猫经常争风吃醋，撕咬打架。一日清早，两只猫又在打架，叫声若鬼哭狼嚎，战况惨烈。钱锺书听了很心疼，“痴”性大发，披衣起身，抄起一根竹竿就要去为花花儿壮威。那时还是早春，清晨的空气还冷得很呢，杨绛见了，连忙劝他，打猫要看主人面，若林徽因知道了，怕会伤了两家和气。所幸林徽因家并未发现。

那时夫妻两个除了上课、办公、开会之外，深居简出，一有时间便读书。访客经常看到他们坐在长桌两端，各抱一本书来读。清华之于他们，熟悉又陌生，少了份清幽，多了燥热般的热闹；但对钱瑗来说，北上新奇又有趣。她已经在上海读过初中一年级，本是要继续读初二的，无奈清华附属中学成志学校校长对杨绛说，钱瑗年龄太小，按照规定只能读初一。杨绛觉得重复上学有些浪费时间，又见北京中学生开会频繁，动辄讨论，念及钱瑗体弱刚恢复，就让她在家学习。钱锺书为她补习语文和英语，杨绛补代数、几何和理化。

夫妻两个对女儿的课业要求很宽松。钱瑗只需每日向父亲交两篇毛笔字当作业，每周听父亲讲些英文文法，读一篇英文课文，再写一篇作文，便可以了。她时间充裕，又没有同学可以交游，便常独自一人在清华校园内游**，熟悉环境，很快便将清华转了个遍。清华草木繁盛，美丽的建筑掩映其中，气韵清幽，鸟鸣花香，钱瑗很喜欢，认定“水木清华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清华众教学楼中，钱瑗最喜欢的是灰楼的音乐堂，那里的琴房每月交一元钱便可以每天练一小时琴。钱瑗很喜欢练琴，总觉得不过瘾，便每天多练几个小时，连功课也不做了。每日需要交的两篇毛笔字来不及写，她便动起脑筋，把以往爸爸没有批改的毛笔字交了充数。头两次，钱锺书并没有觉察到不对，但事不过三，第三次，爸爸终于发现了钱瑗的秘密。事关品德，钱、杨二人绝不含糊。钱锺书怒不可遏，痛斥钱瑗弄虚作假，气得把教她的英文文法书都撕了。杨绛也严厉地批评了钱瑗一顿，责令她把文法书补好。从此，钱瑗无论学业还是做人，再不敢弄虚作假。1951年，钱瑗参加中考，考上贝满女校。

书写与沉默

一

那几年，除了教书，杨绛最大的消遣是读小说。她之前读过一本英译西班牙语小说《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La Vida de Lazarillo de Tormes），觉得很好，就翻译成了中文，另取名为《小癞子》。“小癞子”这个名字是杨绛先生超脱于原文的独创。1951年，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了首版《小癞子》。1953年，平明社重译重排《小癞子》，在《译者序》中杨绛写道：“我们所谓癞子，并不仅指皮肤上生癞疮的人，也泛指一切流氓光棍。我国残唐五代时就有‘癞子’这个名称，指‘无赖’而说；还有古典小说像《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里的泼皮无赖，每叫作‘喇子’或‘辣子’，跟‘癞子’是一音之转，和拉撒路这字义相同，所以译作《小癞子》。”

此后，杨绛又对译本进行重译，共出版过五六个版本，原因在于她觉得由英文版本的二次翻译失了许多本真，如小癞子偷吃的香肠在英译本中被翻译为“黑香肠”，而原本中则为“倒霉的香肠”。她体会到：“从原文翻译，少绕一个弯，不仅容易，也免了不必要的错误。” 1978年初，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杨绛重译的《小癞子》。在写于1977年5月的《译后记》中，她说：“本书根据一九五八年法国奥皮叶（A ubier）书店重印富尔歇·台尔博司克（R .F oulché- D elbosc）校订西班牙原文本（restitución delaedición príncipe）（1900）译出。”但杨绛所擅长的是法语，而不是西班牙语。据学者考证，该版本是西法对照本，她以该版本翻译时，很难不受法语版本启发。

杨绛在《译者序》（或为《译后记》）中讨论《小癞子》的同时，也对流浪汉小说的轮廓有大致的描述，可以看作国内流浪汉小说文论的先驱之作。

《小癞子》是西班牙十六世纪中期出版的。当时文坛盛行英雄美人的传奇，渲染无敌的勇士，无双的佳人，崇高的品德，深挚的爱情，等等，而神奇怪诞的魔法师、巨人、怪兽、毒龙之类多方作祟，造成故事的悲欢离合。到六十年代末期，继骑士小说而盛行的是田园小说，写超尘绝俗的牧童牧女谈情说爱。《小癞子》不写传奇式的英雄美人，不写“田园”中的牧童牧女，而写一个至卑极贱的穷苦孩子。他伺候一个又一个主人，亲切领略到人世间种种艰苦，在不容他生存的社会上一处处流浪，挣扎着活命。这里没有高超的理想，只有平凡的现实；而卑贱的癞子替代高贵的伟大人物，成为故事主角。

……

究竟什么是“流浪汉小说”，解释并不一致。一般说来，“流浪汉小说”都以“流浪汉”为主角。“流浪汉”指无业游民。他们出身微贱，没有家产，没有行业，往往当佣仆谋生，却又没有固定的主人，因为经常更换。他们或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或是无业可就，到处流浪，苟安偷生。有的是玩世不恭，有的是无可奈何。他们对国家的法纪和社会秩序都格格不入。可是他们并不公然造反，只在法网的边缘上图些便宜，如欺诈讹骗、小偷小摸之类。流浪汉从来不是英雄，他们是“非英雄”(anti－hero)或小人物——不过“非英雄”或小人物不专指流浪汉。

流浪汉小说可以借主角的遭遇，揭露社会上各个角落的龌龊，讽刺世人的卑鄙；也可以借主角的为非作歹，一面写良民愚蠢可欺来逗笑取乐，一面写歹徒不得好下场来警顽劝善。反正这种小说的内容都写这个很不完美的现实世界——徐文长《歌代啸》楔子开场所谓“世界原系缺陷，人情自古刁钻”。而流浪汉都看破这个世界而安于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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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小说不仅都用自述的体裁，结构上也有相同处——都由一个主角来贯穿全书的情节。流浪汉到处流浪，遭遇的事情往往不相关联。他一生的经历并没有亚里士多德《诗学》上所讲究的“统一性”或“一致性”，而是杂凑的情节。主角像一条绳束，把散漫的情节像铜钱般穿成一串。这种情节杂凑的(episodic)结构是流浪汉小说所共有的。

杨绛先生的翻译，具备忠于原文之精准，却无“翻译腔”的洋腔怪调，读来清新隽永，又不乏冷幽默，称得上“信达雅”。后来，有人问著名学者朱光潜先生：“全中国翻译谁最好？”朱光潜先生说：“可以分三个方面—散文翻译、诗歌翻译和理论翻译。”那人又问：“那么散文翻译谁最好？”朱先生答：“杨绛最好。”

有读者谈到《小癞子》时说：“《小癞子》，我读过，顶好玩儿的。”这无疑是对作者及译者最大的褒奖。

除了文论，1949年到1966年这十七年间，杨绛先生没有创作文学作品，尽管她正处在创作的黄金期，心中也有许多酝酿已久的题材等待落笔。钱锺书先生亦是如此。二人封笔，在后人看来固然是憾事，但反观那个时代，对文艺作品思想批判力度之大，不禁让人庆幸二人实乃识时务之人。

二

钱锺书只在清华教了一年书。1950年8月，他接到乔冠华的通知，被借调到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翻译《毛泽东选集》。这一安排，据说得益于费孝通的推荐。但钱锺书的清华老同学胡乔木此时正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新闻署署长，同时也是《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成员，他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钱锺书对此一直很关注。

钱锺书不是党员，承担这一项颇有政治意义的工作任务，自然与他专业能力过人密不可分。他经过牛津严格的语音训练，文字风格称得上是noble（雍容大雅），与毛主席的气魄与风度相配；但从根本而言，还得益于组织的信任。

钱锺书被推荐到毛选英译委员会的消息刚一传出，一位住在城里、清华校庆时过校门而不入的老同学，专程雇了人力车赶过来祝贺。钱锺书惶恐地对杨绛说：“不好，他以为我要做‘南书房行走’了。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毛选英译委员会办公处设在北京西城堂子胡同，钱锺书便搬到城里住，周末回清华指导他带的研究生，直到他们毕业。杨绛平日便独守清华。

清华1924届毕业生徐永煐是毛选英译委员会的主任，业务能力很强。据传言，周恩来总理曾说过，他认识的中国人里，英文最好的有“两个半”：“半个”是宋庆龄，因为中文差些；“两个”里有一个是徐永煐，另一个有说是陈翰生的，有说是冀朝鼎的。开始参加委员会的有金岳霖、钱锺书、郑儒箴、王佐良等一批人，还有史沫莱特、爱泼斯坦、艾德勒等一批外国专家；但一年以后，委会员便只剩下钱锺书和几个年轻助手了。

钱锺书知识面广，语言条理清晰，水平很高。有次金岳霖对成语“吃一堑，长一智”如何翻译举棋不定，便问钱锺书。钱锺书几乎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A fall into pit, A qain your wit”，赢得赞赏一片。

但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因为毛选的英文翻译与中文编辑在同步进行，原文在编订过程中不断修改，英译文也不得不跟着变动，因此往往是译了改，改完译，有时觉得以往的译文不好，又全部推翻重新译。杨绛笑他们的翻译就像《奥德赛》中王后织的布，织了拆，拆了又织。

钱锺书对此毫无意见，完全服从，但他也有主见。一次翻译到“孙悟空钻进庞然大物牛魔王的肚子里”这样的情节，他觉得不对。他自幼爱看《西游记》，内容是极熟悉的，坚持“孙猴儿从来未钻入牛魔王腹中”。胡乔木调来全国各地各个版本的《西游记》来看，发现钱锺书果然没错。毛主席还得把他的原文改一改。

总体而言，钱锺书对在毛选英译委员会过的日子很满意。委员会会开得少，搞运动也没声势，他觉得清净，很喜欢。他效率高，别人一天做完的事，他半天甚至两小时就做完，剩下的时间便自己看书，好不快活。他效率高，也缘于他工作有计划，井井有条。他不仅自己这么做，还经常提醒忙碌的领导要做什么，并为领导做好一切准备。徐永煐笑称钱锺书是自己的“office wife”。由于两人合作愉快，私下便成了很好的朋友。直到徐永煐去世，两家还是一直来往，关系很好。

钱锺书珍惜时间，他周围的人都有体会。学生黄雨石（黄爱）回忆：“钱先生不看电影不看戏，似乎除了读书，没有其他爱好或任何消遣的玩意儿。中南海的宴会请帖，他从来未去参加。他总把时间腾出来用在读书上，从不肯轻易浪费一点点。钱先生常说，像他这样的人，可以称为Miser of time（时间的小气鬼）。”

在翻译毛选的三年时间中，钱锺书晚饭后经常会和同在委员会帮忙的学生们一道逛旧书店。他对学生们说：“你在这儿如果找到一本书我没读过，我就不算你的老师。”学生们好奇，便专挑冷僻的书问他看过没有。结果他每每都能讲出此书何朝代何人所作，书中讲什么内容，从未错过。黄雨石说：“说来惭愧，我真不配做钱锺书的学生，钱先生却百分之百地有资格当我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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