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拿手好戏还是编顺口溜，起绰号。有一天我午睡后在大**跳来跳去，他马上形容我的样子是“身是穿件火黄背心，面孔像只屁股猢狲”。我知道把我的脸比作猴屁股不是好话，就噘嘴撞头表示抗议。他立刻又把我比作猪噘嘴，牛撞头，蟹吐沫（鼓着腮帮子发出“噗噗”的声音），蛙凹肚。我一下子得了那么多的绰号，其实心里还是很得意的。
爸爸还教我说一些英语单词，如牛、猫、狗、猪什么的。见还有潜力可挖，就再教我几个法语或德语单词。有朋友来时，他就叫我去卖弄。我就像八哥学舌那样，客人听了哈哈大笑。我以为自己很“博学”，不免沾沾自喜起来，连塌鼻子都翘起来了。
钱锺书这次回来，原只打算住一个暑假的。清华爱才，钱锺书莫名其妙地离去令许多故交惋惜。他们已向当时清华的校长梅贻琦建议重新聘用钱锺书，梅校长亦准许，大家都欢迎。但当时的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及其他几人，因种种原因并不喜欢钱锺书。钱锺书听闻母校重聘，便如“痴汉等婆娘”似的等学校聘书寄来。通常来说，清华教师聘书都在上学年第二学期由系主任或委托人送到本人手中，一般都在七月以前发放完毕。其他教师都已收到聘书，钱锺书的聘书却迟迟未到。而系主任陈福田，六月份便回老家夏威夷度假去了。
陈福田没有就聘用钱锺书的问题向系里做任何交代，只说会亲自到上海钱家处理此事。直到十月份，西南联大已开学三周，陈福田才姗姗来迟。钱锺书明白，陈福田的来迟并非无心之失。他并不想在系里做个不受系主任欢迎的人，便委婉地辞掉这场工作。陈福田则对他的请辞未有一句挽留。
钱锺书没了工作，一家人却因此能够团聚。钱锺书对杨绛发愿：“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二
上海的工作并不好找，钱锺书有一段时间始终处于失业状态。清华大学的师兄陈麟瑞此时在暨南大学做英文系主任，钱锺书便向他求助。暨南大学英文系有位名叫孙大雨的教师，系里对他有意见，师兄便想让钱锺书顶替他的职，钱锺书一口回绝。战争时期，一职难求，一人失业往往意味着全家挨饿，钱锺书断不肯夺人生计。岳父杨荫杭不忍女婿无业可谋，便将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诗经》课给他上。震旦女校的负责人爱惜钱锺书的才华，便为他加了课。
每周几节课的课时费并不够家用，钱锺书还兼了几位阔家子弟的家庭教师。有位富贵哥儿得知钱锺书爱读书，便整日让钱锺书帮他选书买书，他自己倒不读，全送了老师。钱锺书得学生“资助”，虽然生活清贫，却仍能逍遥读书。他在买来的书上一一写上“借痴斋藏书”，盖上“借痴斋”的印章。
杨绛的小学教员也做得有声有色。她不是教育专业出身，也没有教小学生的经验，但遇事总向同事请教，教学过程里也常常思考，很快琢磨出一套教育孩子的方法。小学一年级的小孩子非常调皮，课堂上吵吵嚷嚷是常事，老师们对这帮小鬼非常头疼。三堂课下来杨绛便能准确无误地叫出每个孩子的名字。每当有小鬼淘气，杨老师会点名批评，从不叫错，孩子们一下子就被震住了，从此乖乖上课。她能摸得清每个孩子的脾性，也乐得与学生做朋友，孩子们都喜欢她。
她与同事们相处得也好。入职时杨绛履历表“学历”一栏填的是“东吴大学”，有同事认识钱锺书，打听过后才晓得杨绛是留学生，还做过中学校长。但杨绛一点架子都没有，同事们便更觉得与她亲近。
这所小学在上海最北，离他们的住处很远。杨绛每日要乘车到法租界边上，再走过很长一段不属于租界的路，然后再乘公租界的有轨电车才能到达。单趟要消耗一个多小时，她在车上困得直打盹儿。所幸小学是半日制，她只需下午上班，不需起太早。下班时杨绛总与同事结伴回家。走得次数多了，开电车的师傅都认得这帮老师。乘客少时，电车师傅会故意把车开得摇摇晃晃，踩得铃直响，大家又惊又笑。虽然一路奔波辛苦，大家却十分快活。有次杨绛想到永安公司去为父亲买一把茶壶，因想事情走了神，坐过站，师傅还专为她在永安公司门口停了一下，由此可见杨绛待人之亲切。
但那次她买的东西父亲并不喜欢。父亲的茶壶盖子打碎了，女儿想帮他买了盖子配，父亲却毫不领情，只要原配。杨绛不懊恼，她明白，父亲是在想母亲呢。
杨绛工作向来做得出色，无论是当作家或学者，还是做教师或校长。原因诚如杨绛本人所讲，她从不脱离群众，始终在群众中。除此以外，她总是对工作格外用心。哪怕自己力有不逮、无甚兴趣，哪怕从未踏入这一领域中，她都有自己的坚持，不肯丝毫懈怠。
杨绛不关心政治，但面对国仇家恨，她的底线非常明确。珍珠港事变后，日军进驻上海租界。有轨电车行至黄浦江大桥时，乘客需下车步行，还要向把守桥头的日本人鞠躬。杨绛不愿鞠躬，每次都低头走过去，所幸未被发现。后来规矩改了，乘客不必下车，但需接受日本人上车检查。检查时，乘客都得起立。有次杨绛起得比别人稍迟些，被日军察觉。那个日本人见她低着头，便走过来用食指挑着她的下巴，猛然一抬。杨绛大怒，呵斥道：“岂有此理！”她与日本兵四目对视，僵持许久，周围乘客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好在日本兵盯了她一会儿，转身便走了，一边走一边回过头来看她。她僵直地站在原处。
碰到这种状况，杨绛心里自然是怕的。第二天，她恐怕那个日本兵打击报复，换了一条路走。一个星期后，同事告诉她，执勤的日本兵天天换，她才复走原路线。
工部局半日小学待遇很好，每月还有三斗白米的补贴。白米虽普通，却是战时上海的稀罕物。那时日本人配给市民的只有碎米，里面掺杂许多沙子；面粉则是黑的，杂质与麸皮各半。杨绛在这所小学教书三年。日本接管这所小学之后，她便辞了职。
那时钱锺书声名在外，常有人拜访，许他功名利禄，让他为日本人办事，钱锺书一一回绝，甘守清贫。
上海沦陷后，杨家与钱家住处狭窄，物资紧缺，都过得艰难。但钱、杨夫妻两个就住在娘家，还能每日到婆家探望，三姐和七妹也经常回娘家，一家人比在苏州时分散几处更亲近。杨荫杭很高兴：“现在反倒挤在一处了。”
但此时上海的日子越发困苦，糊口都成了问题。杨绛在《我们仨》中曾回忆过这段日子：
只说柴和米，就大非易事。日本人分配给市民吃的面粉是黑的，筛去杂质，还是麸皮居半；分配的米，只是粞，中间还杂有白的、黄的、黑的沙子。黑沙子还容易挑出来，黄白沙子，杂在粞里，只好用镊子挑拣。听到沿街有卖米的，不论多贵，也得赶紧买。当时上海流行的歌：“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从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
随就接上一句叫卖声：“大米要吗？”（读如：“杜米要哦？”）大米不嫌多。因为吃糠不能过活。但大米不能生吃，而煤厂总推没货。好容易有煤球了，要求送三百斤，只肯送二百斤。我们的竹蓖子煤筐里也只能盛二百斤。有时煤球里掺和的泥太多，烧不着；有时煤球里掺和的煤灰多，太松，一着就过。如有卖木柴的，卖钢炭的，都不能错过。有一次煤厂送了三百斤煤末子，我视为至宝。煤末子是纯煤，比煤球占地少，掺上煤灰，可以自制相当于四五百斤煤球的煤饼子。煤炉得搪得腰身细细的，省煤。烧木柴得自制“行灶”，还得把粗大的木柴劈细，敲断。烧炭另有炭炉。煤油和煤油炉也是必备的东西。各种燃料对付着使用。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
……
有一个夏天，有人送来一担西瓜，我们认为绝不是送我们的，让堂弟们都搬上三楼。一会儿锺书的学生打来电话，问西瓜送到没有。堂弟们忙又把西瓜搬下来。圆圆大为惊奇。这么大的瓜！又这么多！从前家里买西瓜，每买必两担三担。但这种日子，圆圆没有见过。她看爸爸把西瓜分送了楼上，自己还留下许多，佩服得不得了。晚上她一本正经地对爸爸说：“爸爸这许多西瓜，都是你的！—我呢，是你的女儿。”显然她是觉得“与有荣焉”！她的自豪逗得我们大笑。可怜的锺书，居然还有女儿为他自豪。
钱锺书的父母已经不住在上海，但凡他得了什么好吃的，总先往岳父那里送。杨荫杭便得意地夸他：“爱妻敬丈人。”杨父胃口不好，女儿们就在他床头放几个罐子，里面盛上各色点心，看哪种少得比较快，就知道他爱吃哪种，不爱吃哪种，再趁他睡着悄悄放些他爱吃的。原本以为父亲不知道她们的小动作，直到杨绛发现父亲日记中写道“阿X来，馈……”才明白父亲一直晓得她们的心思呢。
有时姐妹几个回家，心里空虚，缠着父亲“放焰口”，父亲就会带着她们去锦江饭店吃点心。她们都明白，虽然如今不需要父亲破费便能自足，但父亲带了孩子们出去，心上高兴，孩子们心里也能饱好几天。抗战胜利前夕，杨荫杭特回苏州卖了一部分书，把书款给孩子们“放焰口”。那是最后一次。
就在这次“放焰口”前后，上海有遭地毯式轰炸的危险。杨绛的小妹妹还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上学，杨荫杭将她托给杨绛，带着大女儿和三女儿同回苏州小住。临行前，他对四女儿说：“阿必就托给你了。”他顿了顿，又说：“你们几个，我都可以放心了，就只阿必。不过她也快毕业了，马上能够自立了。那一箱古钱留给她做留学费吧。至于结婚，如果没有好的，宁可不嫁。”父亲说这番话的语气，好像他永远不会再来似的。杨绛听了，心里不舒服。在上海时，杨荫杭曾有意写一本书，名叫《诗骚体韵》，还说定将这本书赠予杨绛。
父亲没兑现他的承诺。他在苏州去世了。
杨绛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等她与姐妹弟弟凄凄惶惶地赶回苏州时，只见父亲的棺椁孤零零地停在大厅，前面搭个白布幔，挂着父亲的遗像，厅里原有的红木家具都不知去向。杨绛像小时候一样，到厨房去泡上一碗酽酽的盖碗茶，摆在桌上，发现并无处可坐。她坐在门槛上，哭了起来。
杨绛想起一文堂新屋落成、装修完毕那天，厅里被油漆漆得锃光发亮，陈设都是崭新的，厅上悬着三百支光的扁圆大灯。杨荫杭意气风发，让人把全宅前前后后的灯都开亮。那时苏州供电有限，全宅亮了灯，灯光立刻就暗下来了。唐须嫈赶快关掉一部分，嘴里说着别害了人家。杨绛又想起自己结婚那一天，高朋满座，热闹非凡，帮工在院子里的大柱子上缠红绿绸缎，要爬高梯子上去，绕过柱子，再从梯子上下来，换另一处继续爬梯子，继续搭彩绸。
如今，柱子上搭的，只有白惨惨的粗布。
丧事是三姐夫操办的。父亲下葬时，杨绛忽然发现父亲棺椁上盖的是石板，并不是浇灌的水泥。她想起母亲去世时父亲的叮嘱，心里很是懊悔。母亲去世时，父亲那样精心地为母亲操持；父亲去世了，几个子女竟如此潦草。但临时将石板换成水泥定然不可能，她只好沉默，将悔恨埋在心底。
三
钱锺书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书时，师兄陈麟瑞由暨南大学转至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担任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他的夫人柳无非是柳亚子先生的长女。他们家与钱、杨夫妻二人家住在同一条马路上，两家来往密切。陈麟瑞待钱锺书很好，像大哥关爱弟弟一般照顾。他很欣赏杨绛，第一次在辣斐德路钱家见到杨绛，就说：“哦！我现在明白了，锺书为什么总这样高兴快活，原来他有这样一个wife。”然后他笑呵呵对杨绛说：“他打我踢我，我也不会生他的气。”
他与钱、杨两人志趣相投，每次来辣斐德路总是说说笑笑很开心，不愿回家，直到家里来电话催促姑爷回去吃饭，钱锺书才又拉又推地赶他走。他常带锺书和杨绛去尝鲜，吃便宜而美味的食物。几人在一起的快活日子，为沦陷区苦涩的日子添了无穷的甜蜜。
陈麟瑞曾留学美、英、法，主攻方向为戏剧。抗战时期，他创作过四幕喜剧《职业妇女》，改编过美国著名悲剧《晚宴》、英国著名喜剧《雁来红》等。他经常请杨绛看他编写的戏，还与她一起谈论戏剧。陈麟瑞家里关于戏剧的藏书很多，杨绛也会时常借来读。
那时，与他们交好的还有李健吾等人。李健吾亦是大剧作家，几人在一起的时候也会讨论戏剧。一天晚上，陈麟瑞请钱锺书、杨绛夫妇和李健吾吃烤羊肉。大家围炉而坐，各执一双二尺多的筷子，从火舌里抢出羊肉夹着干烧饼吃。陈麟瑞给大家介绍这是蒙古人的独特吃法，一旁的杨绛立刻联想起《云彩霞》和《晚宴》中的蒙古王子和王爷，语惊四座。出于职业写作的高度敏感，陈麟瑞、李健吾便劝杨绛：“何不也来一个剧本？”杨绛被说得心动，趁着在半日小学有闲暇的工夫就动脑筋，不久果然想出一个故事。她把剧本拿给陈麟瑞看。陈麟瑞看后道：“你这个剧本，做独幕剧太长，做多幕喜剧呢又太短，内容不足，得改写。”一般人听到这样的结果便不了了之，杨绛却坚持了一把，直到写出四幕喜剧。她思索良久，给这部喜剧起名《称心如意》。
这部喜剧讲述的是一位富家小姐李君玉，因父母双亡而千里迢迢从北平来上海投靠在银行任经理的大舅赵祖荫。大舅嫌她家贫无利可图，原不想收留她，可大舅母却逼大舅收她当秘书，以解聘一直与大舅有亲密关系的秘书陆小姐。赵夫人一方面希望以李君玉替代赵祖荫的现任秘书陆小姐，另外一方面又不希望李君玉住在自己家中。于是，赵夫人以自己女儿瑛瑛患白喉怕传染李君玉为由，让李君玉住进了曾经当过领事的二舅赵祖贻家中。如此一来，李君玉白天要到银行给大舅赵祖荫当秘书，晚上替二舅赵祖贻打字、看孩子，苦不堪言。
二舅母怕儿子迷上李君玉，影响与三姨妈女儿的婚姻，又把她“踢”给在面粉厂当厂长的四舅。四舅是喜欢外甥女的，但四舅母却是个挥金如土的“慈善家”。四舅与四舅母并没有孩子，四舅母却并不愿意收留李君玉，打算领养一个孩子。四舅为了打消太太领养孩子的念头，让外甥女编造一封信，假装他在外有私生子。四舅母大为光火，对四舅步步紧逼，时时监控，却把李君玉的男朋友当作“外头女人”的弟弟。李君玉在四舅家也待不下去了。
几个舅舅最终把她“踢”到舅舅们的舅舅家。这个舅公徐朗斋是个富翁，膝下无子，几个舅母都盼着他早死，好继承他的遗产。没想到这个舅公偏偏喜欢四处不受待见的李君玉，而君玉的男朋友恰好是舅公旧友的孙子。她意外地被孤僻的舅公收为孙女，不仅继承了舅公的全部财产，还收获了称心如意的郎君。而那几个苦心巴结舅公的舅舅、舅母们，却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
陈麟瑞看过这个剧本后说：“这回行了。”他又把这个剧本送给了李健吾。
过了几天，李健吾给杨绛打电话说：“你真运气，你的剧本被黄佐临看中了，马上排演，就要出广告了。你用什么名字？”此时还是杨季康的杨绛不想用本名。她想到姐妹经常将“季康”快读成“绛”，就答：“就叫杨绛吧。”从此开始，“杨绛”真正诞生了。
1943年春，《称心如意》正式公演，李健吾扮演徐朗斋，黄佐临任导演。
《称心如意》的演出大获成功，杨绛一夜成名。与喜剧相比，悲剧更能赚人眼泪，让观众获得强烈的现场感，容易讨好观众，因此，此时剧坛正是悲剧当道。《称心如意》无论从人物还是从结构来看，都是典型的喜剧，在当时一片悲戚戚的悲情氛围中营造出了另一片天地。后来在《喜剧二种》的《重版后记》中，杨绛表达了自己久藏的心声：“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丧失信心，在艰苦的时候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剧评人希望杨绛女士能“创作更多的喜剧，替喜剧争一口气，替上海剧坛争一口气”。那时，她还在工部局半日小学做教员呢。
当时父亲还在上海，杨绛请他去看自己的戏。杨荫杭看得开怀大笑，问杨绛：“全是你编的？”杨绛答：“全是。”父亲笑着说：“憨哉。”
在《称心如意》后，杨绛又写了《弄假成真》《游戏人间》和《风絮》，在剧坛地位日渐稳固，其中《弄假成真》更是得到李健吾的高度评价：
假如中国有喜剧，真的风俗喜剧，从现代生活提炼的道地喜剧，我不想夸张地说，但我坚持地说，在现代中国的文学里面，《弄假成真》将是第二道纪程碑。有人一定嫌我过甚其词，我们不妨过些年头来看，是否我的偏见具有正确的预感。第一道纪程碑属诸丁西林，人所共知；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
《弄假成真》由上海同茂剧团搬上舞台，获得更大的反响，演员们都以出演杨绛的戏为荣。杨绛的朋友寄来称赞该剧的剪报，观众也常给杨绛写信表达敬意。杨绛却非常冷静，说：“自己对剧中女主角太同情，喜剧就变得有点像悲剧了。”
后来杨绛承认，自己写剧本的动机是为了糊口。那个时候他们实在太穷了，偏偏“贫和病总是相伴的”。钱锺书缠绵病榻，始终不得健康。但杨绛写剧本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改观，《称心如意》上演的酬劳只够她请朋友们吃一顿蹩脚馆子。剧作出版后，他们一家吃了一顿老大房的酱鸡酱肉。几个月没吃到肉的圆圆，吃完肉之后还要找肉。
杨绛出名以后，常被当作贵宾请去看戏。每次她都坐戏院最好的位子，受到最热烈的欢迎。有次她与钱锺书一道去看一幕古装剧《钗头凤》，作者热情地与杨绛攀谈，却不怎么搭理一旁的钱锺书。钱锺书受了冷落，心里恼火，便对杨绛说：“以后你一个人去看戏吧，我不陪你了。”杨绛也不勉强他。以后她每次去看戏，都要先把饭做好，再自己一个人去。
除了喜剧，杨绛还有许多小说和散文佳作，《小阳春》《ROMANESQUE》等作品就是她在这一时期创作的。
《小阳春》中的男主人公俞斌教授，大概是近代文学史上第一位遭遇中年危机的男子。“十月小阳春，已在一瞬间过去了。时光不愿老，回光返照还挣扎出几天春天，可是到底不是春天了。”年逾四十的教授俞斌正经历着人生的秋天—发福、秃顶。他打拼了半生，刚刚能够立定脚跟从容地看世界，却发现世界变了颜色，他的春天已经过去了。俞斌并不甘心就这样老去，但他的太太已然安于平淡，心满意足地胖了起来。其实俞太太是个美人，白皙丰腴，但俞斌并不满意：“一个女人，怎么做了太太，便把其他给忘了？太太，便不复是情人，不复是朋友，多没趣！她就这样满足了。”
他的女学生胡若蕖小姐点燃了他青春的**。她聪明好学，长得俏丽轻捷，薄薄的脸儿，灵巧的口鼻，眉毛细而弯，眼珠乌亮，不知有多少男同学为之心碎，但她只倾心于成熟的老师俞斌教授。胡若蕖登门要稿子，俞太太凭着女人的直觉，对胡若蕖充满敌意，觉得她“一个乌黑乌黑的锅底脸，一脸黑毛，说话哼呀哼呀，像要哭出来似的”；但在俞斌眼里，胡若蕖则“黑得静、软、暖和，像一朵堆绒的墨红洋玫瑰花苞儿”。此刻他像许多结婚多年的男人，对女人的审美与妻子的观点截然相反：“白有什么好？生面粉似的！给我太阳晒熟的颜色，宁可晒焦，不要生的！”他认定“白是没有感情的颜色。黑，表示蕴含着太阳的热—或者—像一朵乌云，饱含着电”。所以胡若蕖来时，他只觉得会客厅里“充满了‘饱含电的乌云’里散发出的阴阳电子”，而他自己“活像一支颤巍巍的铜丝，等候着触电”。
他们果然触电了，虽然这电光不被社会和家庭允许。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恋爱，只将书信作为“稿子”来往。他们的感情是真挚的，表现得却是若有似无。俞斌真正体会到“幻想是实在，梦是真，白水是酒，谈笑是诗”。他年轻了，充满活力了，整个人也由“散文”变成“诗”了。
直到有一天，俞太太发现了俞斌口袋里的“稿子”“是黑毛女人的情书”！俞太太看了一封又一封，气不打一处来。盛怒之下，她把“稿子”连同俞斌的衣衫一起投入浴缸，扭开水龙头冲了又冲，直到“把那叠肉麻的东西溶成一块墨糕”。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被蒙蔽了，活得多么孤独，成了脱了仁的壳、去了酒的渣—无人需要的东西！她宁愿做《伊索寓言》中占据马槽的恶狗，也决不让他们称心，绝不退让！
不待俞太太实施她的“恶狗计划”，俞斌和胡小姐的感情便出现了问题。一日俞斌带了鲜花和巧克力去胡小姐住处看她，却发现她的男同学陈谦坐在她家。他一下子自惭形秽起来，像一个遭雨淋的公鸡。胡小姐兴奋地喊着“好漂亮的花”，俞斌却执拗地说花是“送给内人的”，转身就走，然后将花送给太太。收到花的俞太太以为俞斌在赔罪，气消了一半。第二天清晨，俞斌约胡小姐在公园见面，怕太太怀疑，便假意邀太太去赏**。俞太太原本绝不会陪先生散步的，但这次受了玫瑰花的鼓舞，执意要去。胡小姐正在公园满心期待地等着俞斌，却赫然看见喜盈盈的俞太太挎着俞斌的手臂走了过来。“情人间的误会，好比木柴上的根节，着了火燃烧得分外旺”，她宛若遭了晴天霹雳，觉得自己受到莫大的侮辱，转而便与陈谦订婚。俞斌彻底失去了胡小姐。俞斌与太太又恢复了往常那样的生活。
杨绛对人物的心理刻画得十分细腻真实。在这部小说里，最真实出彩的人物，莫过于俞太太了。俞太太热爱丈夫，甘心为他做家庭主妇，牺牲一切。她的爱是充满占有欲的，她不许丈夫再有春天，不许丈夫从别人的春天里再分一杯羹。发现丈夫与“黑毛女人”的情书时，她恶狠狠地走到街上，准备好好款待一下自己，把几十年亏待自己的都补回来。可当她走进餐馆，她“把菜单读了半天，只叫了一碗面”。她自恃貌美，想不通丈夫为什么会跟“黑毛女人”混在一起。她憎恨出轨的丈夫，又害怕失去丈夫，所以当丈夫把花送给她时，丈夫料想她一定嫌突兀，嫌贵，嫌不实用，但她并没有。她珍重地接过这一束玫瑰花，嗅嗅，笑笑，还摘下一朵，戴在头发上。人生的秋天并不只发生在丈夫身上，还发生在她自己身上，她也禁不住不寒而栗。“十月小阳春，已在一瞬间过去。时光不愿意老，回光返照地还挣扎出几天春天，可是到底不是春天了。窗外的风雨，只往屋里打。俞太太觉得冷，她一手护着肩，过来关上窗户。”
《小阳春》发表在《文艺复兴》第二卷第一期上，是1949年前杨绛发表的最后一篇小说。
钱锺书以往大概是不大看得起小说、戏剧一类大众文学的。杨绛刚写出剧本时请钱锺书看，钱锺书并无兴趣，只是“很好、很好”地敷衍几句。在看过《弄假成真》后，钱锺书大约是受了被冷落的刺激，对杨绛说：“我也要写，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很高兴，当即表示支持，还催他快写。
那时钱锺书要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钟点课，还要做家庭教师，无暇写作，杨绛便让他减少课时。“家里的生活很节俭，还可以减少开支，更节省”，她总是这样安慰丈夫。刚巧他们的女佣要回老家，杨绛便不再重新雇人，而是自己当起“灶下婢”来。
四
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中，杨绛写道：“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者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锺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杨绛所言并不全然是虚。出嫁前，杨家的家务有母亲和女佣操持，杨绛从不忧心家事。留学时，一家三口的家务也不算繁重。到这时，杨绛面对的是上有老下有小一大家子的琐事，于是她的担子一下子变重了。
在钱家媳妇里，杨绛的文化水平最高。她见多识广，能说会道，办事牢靠，叔叔便把交房租水电费以及对外联络等事宜都交给她。婶婶外出也爱带杨绛，说自己的媳妇是“粳米”，“阿季是糯米”。圆圆身体不好，休学在家。杨绛除了操持家事外，还要给圆圆补课。钱锺书将妻子的辛苦看在眼里。那时杨绛要洗婆婆、钱锺书、圆圆还有自己的衣服，钱锺书心疼妻子，就把门关起来偷偷自己洗衣服，却总洗不干净。
婆婆见儿媳在外有那么大名气，在家却毫无架子，吃得起苦，便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
那时上海人民不仅要忍受生活上的困苦，还要时刻提心吊胆地应付日本宪兵的骚扰。杨绛在文艺界有许多进步的朋友，熟人间经常谈及身边人突然就被逮捕的遭遇。有经验的人就教他们，一旦遇到这类事，“可以找某人等营救；受训时第一不牵连别人，同时也不能撒谎。撒谎更遭猜疑，可是能不说的尽量巧妙隐瞒”。
钱锺书与杨绛住在临街，经常夜半听到日本宪兵出动抓人的声音。他们没想到，有一天这种事也会轮到他们自己。
1945年4月的一天，钱锺书去学校上课去了，杨绛在厨房择菜，忽然听得敲门声。杨绛开门，只见门口站着一个日本兵、一个朝鲜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兵力吃紧，便从朝鲜殖民地征兵，派往侵华战场。杨绛赶忙请日本兵和朝鲜兵进门，以倒茶为借口抽身，飞快地将钱锺书的《谈艺录》的手稿收好。日本兵问明本户姓钱，只此一家，便开始打电话。杨绛的叔公见日本兵在记录本上写下“杨绛”二字，定让杨绛出去躲一躲。杨绛拗不过，只好出门去大姐的朋友家暂避。
朋友见到杨绛很高兴，留她吃饭，还与她一起缠毛线。钱锺书的堂弟跑来，说日本人不肯走，要是嫂嫂不回去，日本兵就要把自己和另一个堂弟带走。杨绛忙让堂弟去弄堂口迎钱锺书，让他去陈麟瑞家躲一躲，自己则借了一筐鸡蛋，独自回家对付日本人。
婆婆开门见杨绛回来，吓得慌了神。杨绛悄悄向她摆摆手，挎着鸡蛋大步向里走，一边喊着：“我给您买鸡蛋回来了。”杨绛上楼去看，只见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柜子和抽屉里的东西到处都是。朝鲜兵大声问：“杨绛是谁？”杨绛答：“是我。”“那你为什么说姓钱？”“我嫁到钱家，当然姓钱啊。”她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原来你们是找我的，怎么不早说。我给婆婆买蛋去了，真对不起，耽搁你们时间了。我这就跟你们走。”日本人却没有当即带走她，只让她第二天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去。
家人大惊失色，杨绛却不慌不忙，仔细清点失散各处的物件。见钱锺书的《谈艺录》的手稿还在，她感觉庆幸。她仔细清点了，发现少了的只有一本通讯录、一叠宣传她编写剧本的海报，还有一封剧团演员的联名感谢信。第二天杨绛去宪兵司令部，却意外平安。日本人只让她填了一张表格，问了几句话，说以后还要找她，便放她走了。后来得知日本人要找的另有其人，那人的化名正是“杨绛”。
美军开始轰炸上海后，上海加强了灯火管制，家家户户都挂起了内红外黑的双侧窗帘，防止灯光外泄；门窗玻璃贴上交叉纸条，以免空袭时玻璃震碎伤人。广慈医院就在杨绛家附近，他们一家经常看到血淋淋的人被抬进医院。钱锺书知道苏联即将出兵东北，侵华日军时日无多，便打算坚持留在上海，哪里也不去。空袭来临时，一家三口就藏在楼梯底下，紧紧挨在一起。钱锺书说：“要死也死在一起。”
杨绛后来在回忆抗战岁月时，被问及体会最深的是什么，她回答道：“抗战期间，最深刻的体会是吃苦孕育智慧，磨砺人品。我穷困中学到许许多多本事，例如剪裁缝纫，能用缝纫机一下做成一件旗袍，能为锺书、圆圆做衣服，见缝插针，做许多家务事。在来德坊，我大姐姐脾气不好，有事能盯住拟（唠叨）个没完，逼得人发狂。我和三姐和两个妹妹都怕大姐姐。我为了爸爸，一切忍受，练成好脾气。后来在单位被轻视、被排斥，我披上隐身衣，一切含忍，也是抗战时练下的功夫。”
从1944年《弄假成真》公演到1946年《围城》完稿，《围城》写了两年，这也是杨绛全力支持钱锺书的两年。在《围城》序中，钱锺书写道：“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终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那时杨绛生活是苦的，心却是甜的。丈夫钱锺书的写作就像酿蜜。钱锺书白天忙忙碌碌殚精竭虑，夜里却能将满满的蜂蜜捧出，与爱人分享。“每天晚上，他把写好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对视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他怎么写。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家人得知消息，聚在一起，商量如何永远铭记这一天。叔叔开玩笑说要把每个小孩子都打一顿，他们便记住了。家里充满轻松快活的气息，杨绛却躲在亭子间抹眼泪。钱锺书明白她的心思，她是在想父亲呢。杨荫杭去世前，一直盼着日本战败投降，如今这一天到了，杨荫杭却不在了。钱锺书走进房中，拉起杨绛的手道：“无论如何，漫漫长夜已经过去，爸爸会为我们高兴，为国家高兴，我们终于熬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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