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英、法时，杨绛总是想家。近乡情更怯，魂牵梦萦的家马上就要在眼前了，杨绛却像不敢相信似的。每想一次家，她就要狠狠掐自己大腿的肉，怕是梦。苏州那所高大的房子，满是绿荫的后园，父母开心的笑好像马上就能看到了、听到了。忽然，就跟梦醒了似的，她眼前的一切都变了。
钱锺书的家人这时已经逃到上海。他的弟弟和一个亲戚一道，把杨绛和圆圆接到了辣斐德路的钱家。这是钱锺书的叔叔花大价钱租来的一套三层弄堂房。那时战争四起，上海租界就成了孤岛，全国各地的人都跑来避难。人多地少，一房难求，租金飞涨。
叔叔一家住在三层大房间和二三层之间的亭子间，钱基博夫妇带着钱锺书的三弟钱钟英和妹妹钟霞住二层，钱锺书的二弟钟纬夫妇和儿子住一二层之间的亭子间。厨房由钱基博家使用，叔叔家就在三楼晒台上搁了个炉子，权当厨房，两家分灶。底层客堂两家共用，中间放一张桌子，是孩子们学英语的地方。杨绛与圆圆回来，就与弟媳和侄子住一二层的亭子间，钱钟纬则挤到父母房间去住。
家里添了个可爱的小女孩，钱家全家都很开心，围在一起盯着圆圆看。圆圆见一群陌生人像在动物园里看动物一般把自己围住打量，非常警惕。这里的环境与法国太不一样了，亲人又只剩了妈妈一个。她把小拳头攥得紧紧的，对企图上来拉她手的人决绝地大喊“non non”，又很不淑女地像一条小狗似的低吼“r……”。
杨绛此前从未教圆圆法语，估计这一两句是邻居太太教的。至于小舌音“r”，大概也是圆圆听了周围人讲法语，无师自通的。钱家人觉得很新奇，称圆圆“打花舌头”，还让她“再打个花舌头”。圆圆仿佛听得懂，又“r……”了起来，全家人就大笑。
后来圆圆渐渐看懂了周围人的意图，也不“r”了。她本意是威胁，结果被当作卖艺，心里大概不爽快。说来奇怪，这门小舌音语言技术，随着语言环境的改变，竟被圆圆彻底放弃，再也不用了。
到上海的第二天一大早，杨绛就焦急地带上圆圆去看父亲。三姐闰康家在上海有花园洋房，住得舒服，杨荫杭就暂住她家。此时闰康在大华医院生孩子，杨绛到家只见到父亲和大姐、妹妹。杨荫杭见了杨绛与圆圆，很是开心。自从妻子去世，他郁郁寡欢，睡眠极差，要靠服用大量安眠药才能睡着，整日昏昏沉沉。见了女儿和圆圆，他眼中好像一下子有了光彩。圆圆在外公家一点都不凶，仿佛知道这些都是极亲近的人，只是乖乖地看。杨荫杭将圆圆抱在膝上，姨妈们拉拉她的手，摸摸她的头，叫她“圆圆头”。杨荫杭想与圆圆同住，又不愿让三女儿为难，就从宽敞的洋房搬出来，另寻住处。
上海房源紧俏，杨荫杭好不容易寻得一个住处，地方很小，房租却贵。杨绛带着圆圆，时而住在父亲家，时而在公公家“做媳妇”，尽儿媳本分。她与妯娌小姑间共同话题不多，但不能总是躲在一边，更不好当着她们的面看书。为了避免尴尬，她就搬了一台缝纫机放到走廊，不停地做衣服，直做得汗水涔涔。她孝敬婆母，也对妯娌小姑们照看得周全，任劳任怨。虽然“孤岛”里日子过得苦，因为家人都在一起，反而多了很多幸福和快乐。杨荫杭因为有了圆圆，神色渐渐清朗，安眠药停了，身体也慢慢好起来，不久便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一门《诗经》，聊以消遣。他不喜欢叫圆圆“外孙女”，也不喜欢“外公”这个叫法，说没有什么“内孙”“外孙”的差别。女儿和儿子家的孩子，在他这里是一样看待的。
但杨荫杭在上海的朋友却是越来越少了。有次他从公园散步回家，说外面流传杨某眼睛瞎掉了。杨绛很吃惊，这传言当然是指向父亲的，便问是怎么回事。原来是杨荫杭碰到一个新做了汉奸的熟人，心里讨厌，没与熟人打招呼便径自走开了。熟人生气，骂他目中无人。后来又有朋友许久不到家里做客，杨绛奇怪，父亲答那人怕是没脸来了，原来朋友也“下海”了。
他一直惦念着妻子在乡间的棺椁，想尽快好好安置她。他为妻子厝的那间小房子，只有他记得在哪里。他在苏州灵岩山绣谷公墓买了一块墓地，准备将妻子从香山迁到墓地去。杨荫杭有个过去的委托人，曾对唐须嫈磕过头。听说杨荫杭有心迁坟，这个委托人便特意从苏州赶到上海陪他下乡。那时乡间很乱，常有贼人出没。杨荫杭摘掉眼镜，穿上一件破棉袍，戴上一顶破毡帽。事后听陪去的人笑说，杨荫杭化装得一点不像，一望而知是知识分子，而且像个大知识分子。
他还是完成了任务，将妻子的棺椁带回公墓。几个孩子去看时，只见棺木漆得乌亮。他们看不见母亲，只能掏出手绢，将棺木仔仔细细地揩拭得干干净净。杨荫杭指挥工人们将棺材放入水泥圹，倒下一筐筐的石灰。棺材全埋在石灰里，随后就用水泥封上。他对杨绛说，水泥最好，因为打破了没有用处；别看石板结实，如逢乱世，会给人撬走。
趁着安葬母亲，一家人有机会回了苏州老宅。昔日精心布置的院落，此时已面目全非。杨绛眼看大厦起，又看大厦衰，沧海桑田，早已将身外浮云看得分外淡。
我们到苏州，因火车误点，天已经很晚。我们免得二姑母为我们备晚饭，路过一家菜馆，想进去吃点东西，可是已过营业时间。店家却认识我们，说我家以前请客办酒席都是他们店里承应的，殷勤招待我们上楼。我们虽然是老主顾，却从未亲身上过那家馆子。我们胡乱各吃一碗面条，不胜今昔之感。
我们在二姑母家过了一宵，天微亮，就由她家小门到我家后园。后园已经完全改了样。锺书那时在昆明。他在昆明曾寄我《昆明舍馆》七绝四首。第三首“苦爱君家好苍坊，无多岁月已沧桑，绿槐恰在朱栏外，想发浓荫覆旧房”。他当时还没见到我们劫后的家。
我家房子刚修建完毕，母亲应我的要求，在大杏树下竖起一个很高的秋千架，悬着两个秋千。旁边还有个**木架，可是**木用的木材太顸，下圆上平，铁箍铁链又太笨重，只可充小孩子的**船用。我常常坐在**木上看书，或躺在木上，仰看“天澹云闲”。春天，闭上眼只听见四周蜜蜂嗡嗡，睁眼能看到花草间蝴蝶乱飞。杏子熟了，接下等着吃樱桃、枇杷、桃子、石榴等。橙子黄了，橘子正绿。锺书吃过我母亲做的橙皮果酱，我还叫他等着吃熟透的脱核杏儿，等着吃树上现摘的桃儿。可是想不到父亲添种的二十棵桃树全都没了。因为那片地曾选作邻近人家共用的防空洞，平了地却未及挖坑。秋千、**木连架子已都不知去向。玉兰、紫薇、海棠等花树多年未经修剪，都变得不成模样。篱边的玫瑰、蔷薇都干死了。紫藤架也歪斜了，山石旁边的芭蕉也不见了。记得有一年，三棵大芭蕉各开一朵“甘露花”。据说吃了“甘露”可以长寿。我们几个孩子每天清早爬上“香梯”（有架子能独立的梯）去搞那一叶含有“甘露”的花瓣，“献”给母亲进补—因为母亲肯“应酬”我们，父亲却不屑吃那一滴甜汁。我家原有许多好品种的金鱼，幸亏已及早送人了。干涸的金鱼缸里都是落叶和尘土。我父亲得意的一丛方竹已经枯瘁，一部分已变成圆竹。反正绿树已失却绿意，朱栏也无复朱颜。“旱船”廊下的琴桌和细瓷鼓凳一无遗留，里面的摆设也全都没有了。我们从荒芜的后园穿过月洞门，穿过梧桐树大院，转入内室。每间屋里，满地都是凌乱的衣物，深可没膝。所有的抽屉都抽出原位，颠横倒竖，半埋在什物下。我把母亲房里的抽屉一一归纳原处，地下还拣出许多零星东西：小钥匙，小宝石，小象牙梳子之类。母亲整理的一小网篮古瓷器，因为放在旧网篮里，居然平平安安躲在母亲床下。堆箱子的楼上，一大箱古钱居然也平平安安躲在箱子堆里，因为箱子是旧网的，也没上锁，打开只看见一只只半旧的木盒。凡是上锁的箱子都由背后划开，里面全是空的。我们各处看了一遍，大件的家具还在，陈设一无留存。书房里的善本书丢了一部分，普通书多半还在。天黑之后，全宅漆黑，据说电线年久失修，供电局已切断电源。
父亲看了这个劫后的家，舒了一口气说，幸亏母亲不在了，她只怕还想不开，看到这个破败的家不免伤心呢。
二
杨绛的三姨母家有个姐姐，听说姨丈家在上海住得挤，就把姨夫一家都接到来德坊的家中住。她的丈夫在外地工作，她就与婆婆、妯娌合住二楼，将母亲安置在四楼，三楼两间向阳的大房间则留给姨丈一家人。杨绛带圆圆随着杨荫杭一道搬来，有了一间宽敞的卧室，从此她便常住娘家。来德坊与辣斐德路距离不远，杨绛也能常有机会探望婆婆，一家人都能周全。
战事仍在继续，杨绛的母校振华女校艰难度日，朝不保夕。校长王季玉办学有方，本已将振华中学办成一所完备的现代学校，但战争爆发后，她坚决不肯在日本人手下办事，更不肯将振华女校交由日本人管理。迫不得已，她决定将学校迁到日本人尚未踏足的上海租界。王季玉在教育界享有盛名，非常时期抛头露面无疑会带来诸多麻烦，她想另请校长，便找到了自己回国不久的学生杨绛。
师生重逢，恍若隔世，分外感慨。杨绛发现自己的老师两鬓灰白，面容枯瘦，几乎没了当年的风采。她还未来得及问老师的现状，王季玉便直截了当地讲：“我有事求你。”王季玉直言自己准备在上海复校，想让杨绛帮一把。
杨绛有些迟疑，还是答应“扶一把”昔日老师，助她办学。但她万万没想到，王季玉先生要她做的，是学校校长。
杨绛心里有一千一万个不愿意，因为从小父亲便再三教她不要做官，她也自认为绝非行政人才。让她做校长，就像是“狗耕田，牛守夜”，但校董不由分说便在教育局备了案，有些“黄袍加身”的强迫感。杨绛觉得窝囊，就回父亲家问主意。杨荫杭做过振华校董，了解王校长的人品，对她兴教育之业的志气十分欣赏，沉思片刻便答：“此事做得。”
但杨绛的公公钱老夫子并不满意杨绛去做校长，他挖苦道：“谋什么事？还是在家学学家务。便是做到俞庆棠的地位，也没甚意思。”俞庆棠是钱家世交唐文治先生的儿媳，曾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兼校长、上海市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会员。杨绛听了未作声。杨荫杭知道钱基博如此态度，很是不满：“钱家倒很奢侈，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
杨绛还是做了振华女校的校长，开始像“狗耕田”一样工作。首先她要寻得校舍。校舍难找，小了不够用，大的租不起。杨绛起早贪黑，并没有工资拿，好在借到赫德路振粹小学的校舍。振粹小学也有一位女性代理校长，姓叶，与杨绛很是要好。两校合用校舍，只能振粹小学上午上课，振华女校下午上课，各上半天。王季玉先生教会杨绛如何组班子，如何做预算，如何定薪水，为她找了可靠的会计主任，告诉她：“会计主任可是重要的角色，人要靠得住才行。”王季玉先生还教她把要办的事都记在本子上，做完一件，勾掉一件。传授诸多秘籍后，王季玉先生便要离开上海。见杨绛心里没底，王季玉先生便安慰她：“我在这里，你什么都不会；我走了，你不会也会了。”
王季玉先生对杨绛的影响持续一生。事无论大小，王季玉先生都要讲个“实事求是”。在恢复办学的那段日子，王季玉先生可谓筚路蓝缕。后来杨绛回忆这段日子时讲道：“我和季玉先生天天出去跑，用她省吃俭用下来的全部存款作为办学经费。季玉先生那段时间吃的是什么？她用糠虾蘸酱油下饭；牛奶馊了，她也舍不得倒掉，说那不等于酸奶吗？于是就吃酸奶。先生居无求安、食无求饱，先人之忧、后人之乐，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杨绛人很聪明，又肯努力，虽然自嘲不懂行政工作，但振华女校在她“狗耕田”式的操持下，竟然办得有声有色。避难上海的振华女校学生都来复学，还新招了一批当地学生。杨荫杭为她推荐了圣约翰大学的国文教员屈伯刚，钱锺书也先后推荐给她两位英文教员，高三英语则由杨绛自己带。
为贴补家用，杨绛还有一份兼职—给一名富家千金当家庭教师，补习高中课程。如此一来，杨绛几乎没有时间留给自己和圆圆。圆圆白天在外公家，很盼着妈妈晚上回来陪她，但妈妈一回来就要批改一堆厚厚的学生考卷。圆圆很乖，开始总不打扰妈妈，但妈妈总是不陪她，她很生气，觉得是那堆讨厌的考卷让她与妈妈分开，就噙着泪花举起小拳头打那些考卷，令妈妈内疚难过万分。
圆圆在法国时，爸爸妈妈讲无锡话，客人讲国语，邻居太太讲法语，她不晓得要怎么开口说话。到了爷爷和外公家，周围的人都讲无锡话，她就很快学会了无锡话。刚回国时，圆圆不会自己走路，却能扶墙走得飞快。爷爷家的人告诉杨绛，说圆圆穿的洋皮鞋太硬了，看起来像猩猩穿木屐。于是杨绛给圆圆换上软底鞋子，她果然很快就学会了走路。
圆圆很讨人喜欢。用杨绛的话来说，就是因为她乖，说得通道理，还很管得住自己。她们刚到上海那年冬天，圆圆出了疹子，肠胃很弱，杨绛便禁止她乱吃东西。每次妈妈不让她吃什么，她便不吃什么，从不哭闹。有位阔气的学生送了一大篓白沙枇杷给杨绛，她不确定圆圆是不是能吃，便叮嘱她不许吃，她就乖乖答应。一群大人热热闹闹吃着水果，忽然只见圆圆走到妈妈身边，扯扯妈妈的衣角，眼角挂着一滴小眼泪，吃的人几乎都惭愧起来了。这么乖的孩子，谁看到她流眼泪不心疼呢。
圆圆继承了爸爸妈妈的好记性，很小就显示出过目不忘的本事。杨绛表姐家也有一个女儿，比圆圆大两岁，已经开始学《看图识字》了。每次姐姐识字，圆圆就不声不响地搬个小椅子坐在对面看。杨绛看圆圆实在羡慕姐姐有《看图识字》，就给她买了一本。圆圆开心地拿过书，能够自己从头到尾念下来，书却是倒着的。起先大人们以为圆圆是在背书，并不识字，后来他们才想明白，圆圆坐在姐姐对面识的字，就是倒着的呢。
杨荫杭觉得孩子不宜太早识字，大姐寿康却觉得一定要圆圆把倒着识的字纠正过来。寿康买了一匣方块字，挑出几张，只教一遍，圆圆不用温习也能记得，还能从别处读出这个字。杨荫杭记起寿康识字时，小同康坐在旁边看，不用人教就能把大姐识的字全部识得。同康是杨荫杭八个子女中最聪明的，她的早夭，让父母惦念一生。杨荫杭念及此，颇有感触，再看圆圆，便对杨绛说：“过目不忘是有的。”
暑假时，钱锺书回来了。辣斐德路上的家挤得满满的，杨荫杭就让大女儿和小女儿睡在自己的房间，腾出一间房给钱锺书与杨绛住。
杨荫杭与钱锺书都是博学之人，二人能聊得来，锺书在岳父家住得很开心。楼下表姐经常与婆婆，妯娌吵架，寿康怕表姐难堪，每次听到吵架就把门关起来，不许家人听。钱锺书虽然近视，耳力却好，经常听得吵架的全过程。表姐与婆婆、妯娌争吵时才思敏捷，伶牙俐齿，争辩起来宛若诸葛亮舌战群儒。钱锺书听到精彩处，就一脸兴奋地跑到岳父房间去讲给他们听，一家人听得津津有味。寿康干脆放开禁令，不再关门。
钱锺书虽然住在来德坊，却每早必到辣斐德路的家请安。杨绛此时正忙于振华女校的事，无暇每日都陪他去。有一日，钱锺书从那里回来，一脸苦闷。先前钱基博应故友廖世承之约，赴湖南蓝田（今湖南涟源），担任国立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他说自己年老体弱，须有儿子侍奉左右，令钱锺书辞去西南联大职务，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
钱锺书与杨绛都觉得不应辞掉西南联大的工作，却对家人多方劝说感到无奈。杨绛找到父亲，希望父亲出出主意，父亲却缄默不语。杨绛明白，这是钱家家事，父亲不便干预。钱锺书与杨绛都是不爱争辩的性子，凡事讲究求同存异，但在这件事上，她总觉得要与钱家人争辩一番。
杨绛陪钱锺书回了家，却好似掉进天罗地网，因为一家人全都寂然无音，不说一句话。杨绛和钱锺书找不到说话的机会，自然无从争辩。她看到了令人难堪的脸色，尝到了令人难堪的沉默，忽然同情起丈夫来。她作为媳妇，没有再多说什么，怕徒增丈夫的烦恼。
钱锺书每日早上都要到辣斐德路去“办公”。他要按照父亲信上的安排办事，还要到老远的地方去找人。九月份，钱锺书给西南联大的外语系主任叶公超先生写了信，请求辞职。叶公超先生的家人与钱锺书的父亲交情深厚，他希望得到叶先生的些许挽留，借此能帮助他与父亲做最后的分辩。但奇怪的是，他的信石沉大海，未能得到回信。
十月份，钱锺书便与蓝田的新同事共同赴任。他刚走，杨绛便收到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履的电报，责问钱锺书为何不回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电报。这更是奇怪，因为他们分明未收到梅校长的电报。尽管杨绛立刻拍电报向清华大学阐明原因，并将电报转发至蓝田，在西南联大方看来，钱锺书还是成了未经解聘便擅离职守的孤傲、清高之人。钱锺书每念此事，十分懊恼。
钱锺书对母校有很深的牵绊，也热爱母校给的工作。到西南联大赴任时，他二十八岁，是学校最年轻的教授，风度翩翩，轰动校园。他开设新课，对西方文学流变条分缕析，思路清晰。钱锺书很幽默，授课气氛轻松却内容充实，学生们都热爱他的课堂。那时，一心投入学术的钱锺书并未察觉外文系办学理念的微妙变化，也未来得及体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生存法则。
三
钱锺书西行之路走得艰难，整整耗时三十四天。这段糟糕的赶路与任职经历，成了他创作《围城》的灵感来源。师范学院学生素质远不如西南联大的学生，教师间也甚少有志同道合者。钱锺书生活并不顺意，最难忍受的就是对妻女的思念。他这时也会给杨绛写信，杨绛看了，分外动容。但她一直忙于振华女校事务，并不能多匀出时间给丈夫回信。钱锺书惜时如金，但无友可访，无书可读，百无聊赖，便着手撰写《谈艺录》。
他照顾父亲的任务也并未完成得出色。在蓝田，钱锺书拿出了照顾杨绛月子时学会的本事，一有工夫便炖鸡给父亲吃。父亲的同事夸他有福气，夸锺书孝顺，父亲就会说：“这是口体之养，不是养志。”同事就说：“我倒宁愿口体之养。”但父亲还老嘀咕着不能“养志”。他与钱锺书父慈子孝，但两人的爱好并不接轨。钱锺书与杨绛写信时提及此事，语气间满是委屈。
但在杨绛看来，公公却是“头等大好人”，不过人情世故远不如他的兄弟练达。他关心国事，却天真得不识时务。有次钱老为一家刊物写文章，大写特写蒋介石不懂《孙子兵法》而毛泽东懂兵法，料定蒋介石打不过毛泽东，但这家刊物偏偏是国民党人办的。钱锺书得知此事，偷偷把文章里臧否人物的段落删掉，文章照登。钱老爷子看了，大为光火，但以为是编辑删的，也无可奈何。
钱锺书在湖南百无聊赖，杨绛这边却忙得焦头烂额。承诺做振华代理校长时，杨绛开出条件：只做半年；半年期限一到，立刻向王季玉先生请辞。王季玉先生风风火火赶到上海，好说歹说，才劝得杨绛多干半年。一年任满，她再次请辞，历经重重波折，才勉强卸任。
王季玉先生是不肯放杨绛走的，无奈杨绛人生方向明确，一定要走创作之路。但杨绛始终关心振华女校，也对王季玉先生抱有歉意。她还以季玉先生为原型，创作了短篇小说《事业》。
虽然筹备建校与实任校长总共不过两年，杨绛却长了不少见识，“最主要的，是增加了人生经验和智慧”。若非这段经历，她永远也不会想到和懂得办学还得给瘪三、叫花甲头和白相人（流氓头）送节赏，以求平安。
杨绛晚年时，吴宓的女儿吴学昭女士曾与杨绛先生详谈办学往事，杨绛先生讲道：
我做一个小小的校长，得到一个重要经验，影响我一生。我自知年轻无识，留心在同事间没半分架子，大家相处得很融洽。但他们和我之间，总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我无法融入群众之中。我懂了做“领导”的与群众间的“间隔”，下决心：我一辈子在群众中，一辈子是老百姓之一。我懂了做皇帝尽管乔装平民想知民情，办不到（校内死了一位教师，我请到清华的周正鹤接替。事务主任说，若能筹得三千元，寡妇儿女在乡间可以靠利息过日子了。我在教职员中募捐一份；学生中募捐一份；学校贴一份；我自己捐了个大数。这就等于强迫教员捐，但谁也不肯告诉我这个错误。后来他们报复，请我捐这捐那，我才明白）。
……
我名义上做校长两年，第二年由我推荐别人代理校长。以上是我“狗耕田”的经过，是我最苦恼的经历。我如勉励，也能胜任。但每事要我专权（校长主权，只许独揽），而我不善专权。我生平做过各种职业，家庭教师、代课先生、中学教员、小学教员、灶下婢(大家庭儿媳妇也是一项)、大学教授、研究员。经验只有一条，我永远在群众中。
钱锺书来信讲，暑假将回上海，不再到蓝田去。但此时杨绛的弟弟已经回国，住在父亲房里，家中无房可住。为了迎接钱锺书回来，杨绛在外找了住处，打算搬出父亲家。圆圆挨着外公，外公说：“搬出去，没有外公疼了。”圆圆听了大哭，落下大滴大滴的热泪，把外公麻纱裤的膝盖都浸湿了。从不轻易示弱的杨荫杭，被圆圆哭得也跟着落泪。他实在是疼爱这个圆圆头。他的八个子女，没有一个跟他同床睡过，只有圆圆有这个特权。唐须嫈在世时曾别出心裁地为他做过一个小耳枕，枕头是用台湾席子包成的，中间有个窟窿放耳朵，他一直珍藏着。圆圆午睡时，他专门把这只宝贝找出来，给圆圆枕着，睡在脚头。
说好要回上海的钱锺书，却没能如期归来。原来钱锺书原跟父亲约定，在蓝田住一年便回上海。一年期满，钱老却不想回了。钱锺书便与徐燕谋先生结伴同行。谁料路途不通，他们路费不够，绕道走已不可能，只好走到半路，折返回去。杨绛与圆圆在外住了一个月，就退掉房子回到来德坊。
孤岛之困
一
辞掉代理校长职务的杨绛很快找到另一份工作：在工部局半日小学做代课先生。工作轻松，时间充足，待遇却高。
此时圆圆已经能独立看书了。杨绛先是为她买小人书，但她看得快，一本小人书很快就看完。书不经读，妈妈又专给她挑长故事，买了三册的《苦儿流浪记》给她。圆圆才看了开头，就可怜苦儿，伤心痛哭。妈妈只好告诉她，书里的只是故事，到了最后苦儿就不流浪了。但圆圆看了那三册书还是哭，眼泪砸在凳子上，足有五分钱硬币那么大。
杨绛很理智，看书从不笑或是哭；钱锺书看书看到开心处会痴痴地笑，但从不哭；圆圆心软，看书很容易哭。多年后，圆圆长成钱瑗教授，还是会告诉妈妈这个故事的原作者是谁，译者是谁，苦儿的流浪如何结束。那么多年过去，她一直记挂着那个苦儿。
1941年暑假，钱锺书终于回到上海。一年前杨绛还能另寻得住处，这次却无论如何也寻不得一间小房子，只好挤在辣斐德路钱家一楼的客堂里。
钱锺书这次回来，面目黧黑，头发也长长了，穿一件土里土气的夏布长衫，毫无刚回国时的风采。他从船上为女儿带回了一只外国橘子。两年未见，圆圆早就不认得眼前的男子。她接过橘子，回头交给妈妈，又马上回头盯着这个人看。她眼看这个人走近了妈妈，还把行李放在妈妈床头，她非常警惕。晚饭后，圆圆不客气地发话了：“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
钱锺书挨了驱逐，还是一脸“窝囊”地笑：“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这是圆圆的原话。杨绛听得圆圆这套逻辑，非常吃惊，所以记得清清楚楚。
钱锺书悄悄地在圆圆耳边说了一句话，圆圆立即感化了似的和爸爸非常友好，从此成为好“哥们儿”，妈妈都退居第二了。两人嘻嘻哈哈扭在一起玩，只留妈妈一个猜测父女俩到底说了什么，却怎么都猜不透。
圆圆这一年四五岁，正是淘气的时候，爸爸的出现非常对她的胃口。以往只有人疼她、管她、教她，却没人陪她淘气疯玩。她原本是个不声不响的乖乖女孩，有了爸爸后就变得“人来疯”“相当讨厌”。奶奶说她和爸爸是“老鼠哥哥同年伴”，经常抓来把小的打一顿，大的也打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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