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学中的戏剧，杨绛先生也读了许多，但她不怎么喜欢萧伯纳，所以他的戏剧读得少。巴里（《彼得·潘》的作者）名气远不如萧伯纳，杨绛先生倒是把他的剧作和小说几乎通读了。她认为，文学史上“小家”的书往往很可读：“英国桂冠诗人梅斯菲尔德有《沙德·哈克》《奥德塔》两部小说，写得特好，至今难忘其中气氛，只有诗人能写得出。”至于意大利、俄国、德国、西班牙等其他语种的作品，杨绛先生就选择读英文版。日后对杨绛先生影响很大的《堂吉诃德》，她读的也是英文版。
杨绛并不是非严肃作品不读，她也很喜爱有科学性、故事性甚至带点噱头的小说。航海小说、冒险小说她都爱看，尤其爱看侦探小说。侦探小说适合学习外语，轻松易读却包含丰富的词汇：“我读完全部法文侦探，阅读法国小说可躺着看，不必查字典了。但我总记得老师的话：查一字，即收获一字。以后看见就认得；不查，就过去了，再遇到也不相识。”
夫妻情感保鲜的秘诀，就是永不停止精神上的交流。钱锺书主攻西方文学，杨绛此时也正补习西方文学，两人永远有说不完的话，话题深刻有趣，每次谈话都十分相投。“我们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友谊的基础。彼此有心得，交流是乐事、趣事。”
谈话中妻子偶尔露出的奇特能力，让钱锺书很是惊喜，这也是女子保持神秘魅力的秘方吧。钱锺书更早接受文学系统教育，又天赋才情，此时更得牛津名师指导，在学问上，他总感觉是强过杨绛的。但有几次他刚读到一首词，杨绛便能一字不差全然背诵下来。钱锺书有些吃惊，暗戳戳在日记中写下：“她想‘胜过’我呢。”有次他们在讨论雪莱的诗，杨绛觉得有一句有“鸟鸣山更幽”的意思，钱锺书很赞成，还写进了《管锥篇》，只是书中没有提及杨绛的名字。
那时钱锺书最头疼的两门课是古文书学和订书学。这两门课程分别要求学生通过古代的书写方法来辨认作者手稿和学习十一世纪以来装订图书的方法。钱锺书觉得这两门课没有实用价值，并不感兴趣，但这两门课却是必修课。钱锺书与同学按照课本上的要求翻来覆去折纸，希望将纸折成订书学要求的样式，却怎么都折不对。他们向杨绛诉苦。杨绛手巧，看了课本，知道图上画的是反折式，只要一切反着折就对了。锺书他们试了，果然不错。他们又拉着杨绛辨认古代文字。杨绛拿出一只挖耳勺，用尖头点着一个一个辨认字母由古到今的变形规律。他们也慢慢记住了。
钱锺书的作文老师非常严厉，会一对一逐字逐句改学生的作文，要求很高。钱锺书日后能够使用精练的语言和精准的比喻，就是在这时打下的基础。杨绛很羡慕这样严格的训练，钱锺书知道了，就会按照导师的方法，逐字逐句批改杨绛的习作，杨绛的语言能力也因此提升不少。
他们闲聊时喜欢谈论诗，也会在一起背诗。有时把一首诗里的某个字忘记了，回头看时他们便会发现，这一定是诗中最不妥帖的一个字。钱锺书诗文很好，古今体皆佳，经常想教杨绛作诗，杨绛却觉得自己不是写诗的料。虽然念书时，杨绛的诗常常作为优品被赞扬，但她认为，那不过是自己押韵拼凑出来的东西罢了。作诗是很讲求天赋的事，充满了细腻的体悟与转瞬即逝的灵感。感情纤细敏感的人才能做得好诗。以本人愚见，总体而言，杨绛是理性多过感性的人。在露出情感的脆弱之处时，她并不放任自己沉溺其中，而是努力修正感性带来的行为偏差，以获得在尘世生存下去的能力。这种修正，正是对细腻情感的克制。在克制过程中，转瞬即逝的灵感来不及被抓住就溜走了。具备这种能力的人非常难得，他们往往可以对抗挫折，逆流而上，类似于后来日本作家渡边淳一提到的“钝感力”。缺乏这种品质的人，若是有文学上的天赋，却是很容易成为诗人的，但也更容易被现世的困难压倒，故而诗人的自杀与消亡是常有的事。正是杨绛身上这种品质，支撑她以及相对敏感的丈夫穿越那个厚重又慌乱的时代，坚强如昨。她不爱作诗的心态，于我个人而言，是能够理解的。
钱、杨二人还会比赛谁读书读得多，以本为单位，年终结算。杨绛耍无赖，把读的小册子算成一本，钱锺书读的小册子则不算；她读的中文书也算一本，而钱锺书读的中文书则还是不算。一年下来，二人读书的数量相差无几。其实钱锺书中文书读得更多，不仅经常重读，还要做笔记，这是杨绛力不能及的。
三
初到牛津时，两人租住了一间卧室。主人姓金（King），除了为夫妻二人提供卧室，还为他们提供饭食，早午晚餐加一顿下午茶。房间卫生也不消两人打扫，自有金先生的妻女打理。两人不用做家务，乐得清闲。同住的还有两位单身房客，一位姓林，一位姓曾，算是有个照应。
在金家住的日子里，两人无忧无虑，轻松快乐。杨绛有时间便练字。她从国内带了笔墨，却没有纸，就在房主送的餐巾纸上练。钱锺书原本练的是郑孝胥体，撇又粗又长，不甚喜欢，看杨绛临的帖是麓山寺碑帖，也改练麓碑。
在国内时，杨绛就听钱锺书说过他自己拙手笨脚，那时杨绛还不以为意。直到出国读书，杨绛才发现钱锺书所言的确不虚，没有半点自谦。刚到牛津时，钱锺书有次一个人坐公交车，未及下车车便开动了，于是摔了个大马趴，磕掉了半颗门牙。他用大手绢捂着嘴，自己从车站走回老金家。见到杨绛，他抖开手绢。杨绛只见得钱锺书满脸是血，大惊失色，又看手绢，上面还留着那半截掉了的门牙呢。钱锺书不辨南北，难分左右，不会利索地系鞋带，连筷子都用不好，一切生活琐事，少不得杨绛打理。
杨绛很乐在其中，夫妇性格互补得恰到好处。但到牛津没多久，杨绛搬家的念头却越来越强烈，因为钱锺书本就吃不惯西餐，曾感叹“嗜膻喜淡颉羹浑，夷味何能辨素荤”。时光渐逝，金先生家提供的饭食也越来越差，似有敷衍之嫌。杨绛胃口小，把自己吃不完而钱锺书又能吃的食物一股脑留给丈夫。但丈夫还总觉得吃不饱，渐渐面黄肌瘦，她非常心疼。
杨绛打算租一处带厨房的房子。不等与钱锺书商量，她便开始留意报纸上的招租信息。她平日喜欢散步，便趁着散步四处看房。有次散步至牛津大学公园马路对面的高级住宅区，她发现一栋三层小楼上贴着招租告示，再去看时又不见了。她不甘心，决定去敲门碰碰运气。
开门的女士不回答有无房子出租，只是将杨绛上上下下打量一番，问了些话，就带她到二楼去。洋房外有楼梯，有独立小门，可以不必入一楼能够直达二楼，看起来像是费心从楼里分隔出的一套房间。屋内有起居室和卧室两间房，几乎是一套独立的公寓了。房子前面有个大阳台，楼下便是大片的碧绿规整的草坪和花园，环境很是清幽。这里距离学校和图书馆都近，生活也方便。杨绛问好租赁条件，第二天就带钱锺书来看房，钱锺书也很喜欢这里。他们便通知金先生，新年后搬家。
钱锺书是习惯早睡早起的，杨绛却是晚睡晚起。搬家当晚，钱锺书倒头睡得香，杨绛却累得怎么也睡不着，第二天早上便起不来。钱锺书早早下厨，烤了面包，热了牛奶，煮了“五分钟鸡蛋”，还冲好香浓的红茶，伴着蜂蜜果酱，一齐端到杨绛的床头。杨绛没想到向来拙手笨脚的丈夫竟能做出这么丰盛的早餐，很是快乐。钱锺书因杨绛快乐，也非常开心，便给妻子做了一辈子早饭。
有了厨房，夫妻两个便开始像过家家似的研究做菜。他们去附近的便利店订了食物。打工的男孩每天早上用木匣子盛了食材，送到他们家门口，第二天再送时便将前一天的木匣子带回。订了什么东西，店主就记在账本上，每两周结一次账，很是方便。房主达蕾女士还租给他们炊具和餐具，他们很快就学会了用电灶和电壶。
此时杨绛“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汤”。钱锺书想吃红烧肉，杨绛便学着做。杨绛开始总不得其法，做出来的肉又硬又咸。中国厨房用的酱油、醋之类的调味品，在伦敦很难买到。杨绛记起母亲做的橙皮果酱，很受启发，就去买了雪莉酒当黄酒用，用小火慢慢炖肉，竟也把肉炖得软烂。钱锺书大快朵颐，幸福不已。
但杨绛害怕杀生，所谓“君子远庖厨”是也。有次杨绛买了鲜虾来吃，剪虾须和虾脚时虾一阵抽搐。杨绛吓得把剪子一下子丢到一边，向丈夫哭诉：“虾都痛得抽抽了，以后咱们不吃了吧。”钱锺书大笑，告诉杨绛虾不会像人一样痛。以后吃虾，剪虾须虾脚的工作就由钱锺书承担了。
杨绛这时日日做饭，甘愿做“灶下婢”，钱锺书却十分担心妻子，怕她辛苦。他整日想着怎样不吃饭，免去妻子做饭之辛苦，甚至想学道家辟谷，还作诗曰：“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汤。忧卿烟火熏颜色，欲觅仙人辟谷方。”但忧心归忧心，杨绛还是开开心心的，每天为丈夫做饭，盼他身体康健。
有了可心又可口的中餐，钱锺书能够日日吃饱，心情快活，人也渐渐胖起来。有次钱锺书给家里寄了一张照片，附信道：“爸爸，娘，近照一张，已变肥头胖耳之人矣！皆季康功也。”
杨绛对新租的房子很是满意。她平日非常珍惜时间，但住在金先生家时因为只有一个房间，只要有客人来，她便要停下手头的事接待，还不得不闻两三个小时的烟臭味。如今有两个房间，每次客人来，她给客人泡好茶，简略招呼一下便可以到另一个房间去读书，省去不少麻烦。在牛津的朋友以及钱锺书的同学也会偶尔来蹭饭，向达是钱锺书夫妇家里的常客。他那时是作为北平图书馆与大英博物馆交换馆员来英的，起先在大英博物馆抄抄敦煌卷子，后又到牛津大学图书馆帮忙编辑中文书目录。他寄宿在一户传教士家。那家天天土豆、顿顿土豆，他实在受不了，就常来钱锺书与杨绛这里换换口味。他常提及留学生间的八卦传闻，告诉钱锺书这里很多人评论钱锺书不合群，脱离群众，钱锺书听了只是笑笑，并不在意。
生活过得舒畅了，两人渐渐有了兴致胡闹。钱锺书虽看起来木讷，淘气起来却比十几岁的男孩子还要调皮。有次杨绛临帖时睡着，钱锺书午睡醒来，看妻子睡得香，便把毛笔用浓墨汁蘸了，轻手轻脚地在妻子脸上作起画来。他刚落笔杨绛就醒了。她发现后又好气又好笑，赶忙用清水洗脸。她皮肤本就白皙，又吃墨，无论怎样洗都会留一点墨印子，几乎把皮都洗破了。钱锺书知晓事态严重，就不再在妻子脸上画画，只会偶尔画了一幅妻子的肖像，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直到女儿出生以后，他才寻得好耍处，在女儿肚皮上画。杨绛发现后严厉地制止他，他才不画了。
房东家的家具都是拼凑的，床也是一对小铁床。夫妻两个将两张床拼在一起，就能相拥而眠。两人睡前会把枕头立起来，头靠在一起，共读一本书。他们的睡前读物内容很简单，大多是一些轻松的小说。杨绛读书不爱哭笑，但钱锺书读到开心处总要痴痴地笑，逗得妻子也跟着笑。钱锺书还喜欢给妻子讲故事，都是些道听途说不入流的“野史”，混着自己胡编乱造的情节，七拼八凑地糊起来的神奇小说。他每讲完一段，便要问妻子“啊”，意思是可曾听见。杨绛这时就会“嗯”地答应一声，有时明明困得迷迷糊糊，还是要提着精神答他一句“嗯”。答到最后，钱锺书睡了，杨绛反倒被自己的回答弄清醒、睡不着了。
杨绛在父母家时得母亲庇佑，并没有管家理财的经历。与钱锺书结婚后，杨绛发现钱锺书不擅持家，就开始负责起家庭预算来。她精打细算，宽打窄用，虽然余钱不多，但家里有事从未闹饥荒。日常里只要预算宽裕，她还会给钱锺书留出钱来买书。钱锺书很是佩服，便把所有钱财交给杨绛打理。这个习惯他持续一生。
日子渐渐过去，夫妻二人虽习惯了在牛津的日子，但开始想起家来。杨绛想家想得很苦，每星期写一封家书，但信要走两三个星期才能到家。好在翘首寄出信笺的同时，她总能收到上封信的回信。接到家书是杨绛最开心的事。每封家书，父亲都会亲自动笔写，问学业，问生活，也会附上几句诗，问夫妻二人可知出处。母亲也会亲笔附上几句，叮嘱琐事。姐姐和妹妹们也会叽叽喳喳跟着附笔。见字如面，一封家书上有几个亲人的笔迹，就好像他们一一挤在面前争着抢着和自己说话似的，杨绛很得慰藉。
钱锺书不像杨绛那样想家。他小时在伯父家过得并不幸福。伯母抽大烟无暇管他，伯父虽疼他，但去世得早。伯父去世后，钱锺书过得更苦，常常吃几口馊掉的粥就去上学。家人对待他这个长子颇为严厉，所以他并不很留恋那里。如今钱家也会寄信过来，但寄得少，内容无非是教诲学养之道之类的话，相比杨家的情真意切，总显得有些疏离。因此他对杨绛家热热闹闹的家书很欣赏，也羡慕杨绛童年时享受的快乐。杨绛每次回信，他总会附几句，问家里人好。妻子家庭的温暖关怀，多多少少弥补了他童年缺失的爱与温柔。
四
钱锺书英文很好，知识广博，才华横溢，在牛津念书时便小有名气。牛津当时有一富翁，名叫史博定（H.N.Spaldng），他弟弟（K.J.Spaldng）是汉学家，专研老庄哲学。富翁请钱锺书夫妻两个吃茶，让钱锺书放弃庚款奖学金，停止攻读文学学位，转去读哲学，以后做他弟弟的助手。在富翁看来，中国的奖学金不值一提，但钱锺书当即拒绝了他的提议。投靠外国富翁这种事，钱锺书是决计不干的。事情过后，杨绛与他们还有来往，富翁的弟弟还常请他们到他那里去吃下午茶，借此请教问题，劝钱锺书改变主意，但钱锺书始终不为所动。
那时牛津大学的学风并不全然是好的。在校读书的学生，多半是贵族学校毕业的阔家子弟，他们临到考试前才抱佛脚，平时夜里就去喝酒胡闹。牛津大学还有一项必须遵守的规矩：学生每周得在所属学院的食堂里吃四五次晚饭。吃饭，就是要证明这学生住校。在牛津，“吃饭比上课更重要”。但学院食堂伙食费昂贵，又耗费时间。学校体谅钱锺书有家室之累，就许他每周只在食堂吃两次饭。钱锺书所在的学院每名学生有两位导师，一位是学业导师，一位是品行导师。很多品行导师整日忙着保释学生，焦头烂额，而钱锺书的品行导师却非常悠闲，不过时常请夫妻二人喝喝茶叙叙话罢了。
牛津大学每年有三个学期：第一个学期自十月开始，每学期八周，然后放六周假，第三学期结束后便放暑假。暑假有三个月长。假期一到，纨绔子弟们便四散旅游散心去了。钱锺书与杨绛就留在学校，继续“饱蠹”。待暑假钱锺书考试结束后，两个人才开始度假，去伦敦、巴黎“探险”。
牛津幽静，像一座开放的花园，伦敦则充满了洋派的、快乐的气息。钱锺书的堂弟钱钟韩原本在伦敦读书，此时正趁着假期，骑自行车环北欧旅行呢。钱锺书没有这等本事和气魄，只有敬佩羡慕的份儿。他乐得跟杨绛逛逛伦敦市区。两人从伦敦东游**到伦敦西，富庶与贫穷都得以见识，眼界开拓了很多。他们逛了市中心的公园，看了动物园和植物园，见了特拉法广场和旧书店，还拜访了一些在伦敦的同学。后来他们又转道巴黎，但没来得及遍访朋友，便要赶赴日内瓦参加第一届世界青年大会了。钱锺书是由国内拍电报指派去的，杨绛则是通过一位共产党朋友，受托参加大会的。到牛津大学以来，杨绛始终以借读生、陪读的身份生活，略略有些边缘感。这次参加大会，因为自己有身份有任务，并不是陪同，她很是自豪。赴日内瓦的路上，两人遇到陶行知。三人一见如故，彻夜长谈。
钱锺书同样不爱参与政治。这次开会，发言者理应是政府的特派代表，但钱锺书不太喜欢这个身份。而共产党代表则要争取在国际上获得更多发声的机会，于是钱锺书就把中国青年向世界青年致辞的稿子交给杨绛，让她作为代表发言。
每逢重要的会，两人是不会缺席的。可以溜号的会，他们则是能溜就溜。日内瓦莱蒙湖的山光水色静谧唯美，夫妻两个很喜欢沿着湖边走一走。山白水蓝，鸟鸣清风，水波粼粼，漫步于此，让人忘记时间。执手相望的夫妻，仿佛这时才真正许下余生共度的诺言：任斗转星移，岁月流转，再也不会有什么可以将他们分开。他们在世上有了扯不断的纽带。
杨绛怀孕了。
“我们仨”
一
杨绛妊娠反应很大，难受得厉害。由日内瓦回牛津的路上，有个同行的加拿大女代表让杨绛躺平，将杨绛的身子抱在膝上，另一名女伴来回穿梭于车厢之间，将毛巾打湿了给杨绛敷额头。杨绛个子不高，长得白净，看起来年纪很小，她们就称她为“Chinese little girl”，关切备至。钱锺书因此对加拿大人印象很好，觉得他们兼具法国人的热情与英国人的真诚。
两人路过巴黎，又在那里逗留了一段时间。杨绛清华时的同班同学盛澄华在巴黎大学读文学，听说夫妇二人有意去巴黎大学进修，就建议他们赶快注册。因巴黎大学较牛津大学管理更自由，学生不需要吃饭以证明本人在校，二人便委托盛澄华办理入学，成了巴黎大学的学生。
钱锺书还是要返回牛津大学去，因为他需要完成毕业论文才能拿到学位。二人便回到牛津，仍在达蕾女士家居住。这时达蕾女士家另一位租客已经搬走，她就让夫妻两个住到更好一点的房间去。新房间有大澡盆，热水是电加热，方便不少。两人享受了一个月，付房租时才发觉电费惊人，赶忙节约热水。
钱锺书的毕业论文是《十七世纪及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文章旁征博引，包罗众广，十分精彩。在西南联大任教时，钱锺书将这篇论文打印出来，交由联大图书馆总负责人出版。英国女王1986年访华前夕，还曾调阅此文。
在发力用功的同时，钱锺书也未疏忽对妻子的照顾，闲暇时他总要替妻子分担家务。钱锺书喜欢女孩，曾对妻子讲：“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杨绛却宁愿孩子更像丈夫。开始她对这个孩子不以为意，觉得胎儿在肚子里，便由他去，仍计划做自己的事。谁料怀孕竟是如此辛苦，她常觉疲累，精力不济，读书的量也减少了。这年钱锺书年底记录二人读书情况时，在日记中写道：“晚，季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又打趣她：“以才援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钱锺书的嘴巴向来毒，向达曾打趣他：“别人都是口蜜腹剑，你是口剑腹蜜。”好在妻子懂得他，两人拌嘴逗趣，你来我往，互相不甚介意。
嘴上利剑出了鞘，腹中蜜糖还在酝酿，钱锺书早早去医院定下单人病房，还拜托院长介绍专家大夫。院长问：“要女的？”锺书答：“要最好的。”院长就帮他们介绍了斯班斯大夫，他家正好离杨绛的住所不远。
那年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将于5月12日加冕。斯班斯大夫给杨绛做了检查，推测她将生一个“加冕日宝宝”。但这个孩子好像并不急着出生看热闹，预产期过了一周，孩子迟迟没有动静。
5月18日，杨绛住院待产。入院当天疼痛尚不剧烈，她能躺着看完一本小说，还陪钱锺书吃了下午茶。到了19日，分娩的征兆越来越明显，杨绛使尽浑身力气仍不能生下孩子。时间越拖越长，情状万分凶险，最终，斯班斯大夫给杨绛打了麻药，用产钳生生把孩子夹了出来。
许久之后，杨绛从昏迷中醒来，发现自己被严严实实地包裹在法兰绒被子里，脚后跟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却瘪了下去。她全身都痛，痛到骨缝里，动都不能动。她问护士：“怎么回事？”护士答：“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
杨绛的孩子是在这家医院里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宝宝。由于分娩时间过长，孩子缺氧，出生时已经浑身青紫，是护士拼命使劲拍，才把孩子拍活的。宝宝死而复生，脸被产钳夹得通红，仿佛受了什么委屈，放声大哭。她嗓门奇大，护士们都喊她“Miss Sing High”。杨绛将这个名字翻译成“高歌小姐”，又音译成“星海小姐”。
钱锺书不能住在医院陪护，但妻子生产，他心里着急，一个上午往医院跑了三次。坐公交不能从住所直达医院，他就步行。第一次来，他得知妻子生了女儿，正合他意，但妻子正在昏迷，他没能见着；第二次来，妻子还没醒；第三次来，他终于见到妻子，但她麻药未退，昏昏沉沉，没能与她说上话。到了下午，钱锺书又来，杨绛终于醒了，听说他已经来来回回走了七趟，怕他累着，就让他坐汽车回去。
护士将孩子从婴儿室抱出来给钱锺书看。新爸爸抱着孩子仔仔细细端详，过了好一阵子，才开心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都说分娩是婚姻的照妖镜，自私无爱的男人，无论平时如何体贴，都会在妻子分娩时原形毕露。分娩是女人一生的大事，这时的女人疼痛万分，绝望无助，万事都要依赖家人，诞下的却是两个人的骨血。若遇良人，丈夫担心妻子冷热，体谅妻子的虚弱，妻子便会无怨无悔地忍受痛苦，撑起一个家的天。若是这时丈夫临阵脱逃，妻子所受的伤痛，一生都将无法弥补。
钱锺书心疼妻子分娩之痛，以后的日子，每当女儿过生日，他总会对女儿强调这是“母难之日”。他再也没有要第二个孩子，说若下一个孩子好过女儿，他会更喜欢二宝，这样对女儿不公平。杨绛笑丈夫是在讲痴话。在外人看来，这没头没脑的借口，是不是“口剑腹蜜”的丈夫对妻子最柔软的怜爱呢？
妇产医院床位紧张，单人病房的产妇至多住十天便出院了。杨绛体弱难产，破例多住了一段日子，几乎在医院坐完月子。杨绛住院的日子里，向来依赖妻子生活的钱锺书手忙脚乱，闯了一堆“祸事”。他每天都来探望妻子，有时会苦着脸向她求助：“我做坏事了。”原来他不小心打翻了墨水，把房东的桌布染黑了。
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地回去了。下次来他又苦着脸，说自己把台灯砸了。
杨绛问明是什么样的灯，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地回去了。
下次他又满面愁容，说把门轴弄坏了。杨绛又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一次放心地回去了。
钱锺书向来很信赖妻子的“不要紧”。他们去伦敦时，钱锺书额骨上生了一个疔，看起来非常严重。有人向他们介绍了一位护士，护士教杨绛做热敷，慢慢拔除脓栓。杨绛做得很认真，不久果真将最后一点脓栓连根拔除，钱锺书脸上一点疤痕都没留。他很感谢妻子，将妻子看作女神一样的人物。只要她说“不要紧”，再难的事，钱锺书总会放下心来。
杨绛不仅会读书，生活里遇到难事也从不含糊。有次杨绛被反锁在屋外，钱锺书不在，钥匙也落在房间里。她记得阳台上有扇窗没关，就借了园丁的梯子爬到二楼。那扇窗很高，只开了一半，杨绛竟跳起来，用手扒住窗沿，像在单杠上做180度转体似的，硬是生生把自己甩进房中。若不是有小时淘气爬树、大学参加排球队锻炼出的好身体，她怕是完不成这样高难度的动作的。
果然，杨绛出院以后，把桌布洗得干干净净，一点墨水印子都没有，又将台灯、门轴一一修好。钱锺书对她更是信任。
杨绛怎么也没想到，月子里的最后几天，向来不会料理生活的钱锺书竟给她端来了亲手熬制的鸡汤。鸡汤清亮，上面还飘着几瓣绿色的豆瓣。杨绛喝汤，钱锺书吃肉，夫妻甜蜜无言。生活的美妙，大概都在这一处了吧。
二
钱锺书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学位，一家三口便动身前往巴黎。他们的女儿名叫钱瑗，小名阿圆。钱基博老先生给她取了个名字叫健汝，因她属牛，取“牛丽于英”之意，名丽英。夫妻两个觉得拗口，平日还是叫她圆圆。
一家人从牛津乘火车到伦敦，换车到多佛港口，上渡船过英吉利海峡，由法国加莱港登陆，然后再转火车到巴黎，一路换乘，舟车劳顿。这时圆圆才一百多天大，需要人抱。钱锺书不会抱孩子，杨绛就把打字机一类本应手提的行李一股脑塞在大箱子里，手里只留两个小箱子。钱锺书只提这两个小箱子，杨绛抱不动孩子了，就跟钱锺书换换手。圆圆长得很可爱，皮肤白皙细腻，很像妈妈。路遇的英国人或法国人对她多有称赞，母亲杨绛不免得意。
船到港口，要排队下船。法国的港口管理人员一眼从人群中看到抱着婴儿的杨绛，便请她出来，优先下船。杨绛不用排队，第一个入海关，很是悠闲。海关工作人员都凑过来看这个粉雕玉琢的中国宝宝，连开箱检查行李的环节都免了。杨绛非常赞赏法国人关心妇孺的风度，觉得这一点法国好过英国。
他们在巴黎住的公寓是同学盛澄华帮忙租的，夫妻两个对这个住所很满意。房东咖淑夫人以前是邮务员，退休后用退休金买了一幢房子专门出租。公寓离车站很近，到市中心只消五分钟。咖淑夫人擅长料理，烧得一手好菜。钱、杨二人刚搬来时跟她一起吃饭，付伙食费。伙食很丰盛，菜是一道一道上的，可以称得上隆重，价格也不贵。但钱锺书与杨绛都很珍惜时间，每顿饭花费两个小时，对他们来说非常不值。哺乳期的杨绛很喜欢喝些汤汤水水，但法国菜里没有中国产妇想象中的那些汤。她就利用起公寓的厨房，自己做饭。钱锺书自告奋勇，负责去集市买菜。
巴黎大学管理自由，学费较英国便宜，许多中国留学生在此读书。钱、杨夫妇在巴黎时，除与盛澄华走动，还结识了不少朋友，尤其与1934届清华大学毕业的李伟亲密。李伟的丈夫林藜光此时正研究梵文，攻读法国国家博士，治学严谨，钻研刻苦。两对夫妇兴趣相投，来往颇多。林藜光好客，经常备好酒菜请、钱杨做客，钱、杨也得以结识更多在巴黎的中国人。但他们惜时如金，对巴黎流行的咖啡沙龙参与不多，更何况还有孩子要照顾。
林、李的儿子与圆圆同年同月生，也算缘分。两家常聚在一起探讨育儿心得。他们本来都有意将孩子送到托儿所，自己可以多出时间做事，但听说孩子在托儿所要接受定时吃喝拉撒睡的训练，觉得有违孩子天性，非常心疼。在最后关头，两家都还是选择将孩子留在身边，亲自照顾。
圆圆到了牙牙学语的年纪，非常乖巧活泼。杨绛为女儿买了一辆崭新的手推车，得空就带女儿到室外晒太阳。女儿胆子大，喜欢五彩缤纷的世界，最早学会的话不是爸爸妈妈，而是“外外”，就是要到外面去玩耍的意思。
有个女邻居特别喜欢圆圆。她的丈夫是公务员，每天早出晚归。她没有孩子，一个人在家无聊，便喜欢来逗圆圆玩。钱、杨二人出门的时候，偶尔也会将圆圆暂时托给她照料，付她报酬。她还想把孩子带到乡下去养，劝钱锺书和杨绛说乡下空气好，牛奶菜蔬都好，对孩子成长有利，他们去探望也方便。其实在到巴黎之前，杨绛便听说有许多留学生念书期间生了孩子，他们就会把孩子送到托儿所或者送到乡下，有时间才去探望，自己做事非常自由。杨绛也曾有过这样的打算。女邻居为了试验圆圆是不是适应离开爸爸妈妈，还曾把圆圆的小床搬到她的卧室，让圆圆跟她睡了一夜。圆圆倒是乖巧，不哭不闹睡得香甜，她的爸爸妈妈却牵肠挂肚，整夜都没合眼。好在女邻居并没有将圆圆带到乡下，毕竟她的丈夫还要在巴黎上班呢。钱、杨夫妻两个知道了，心里仿佛有一块大石落了地，再也不想跟女儿分开了。
没有孩子时，母亲总过分看轻了自己对孩子的情感。一旦孩子在自己身体里扎了根，与自己血脉相连，便有了做母亲的责任心；一朝分娩，就像把最珍贵的宝贝摆在眼前；一旦宝贝不见了，便怅然若失，好像生命都被抽离了。此时的杨绛，已然懂得了做母亲的爱与沉重。
夫妻二人觉得，在牛津大学时为学位所累，学了很多不必要的课程，浪费时间与心力；这次在巴黎大学，他们就不求学分学位之类的虚无，虽然仍向学校交学费，但只选自己喜欢的课去听，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
他们在家读书时，就把圆圆放在高凳上，买一大册丁尼生的全集摆在她面前，还给她一支铅笔。丁尼生全集很便宜，圆圆可以拿铅笔在书上随意画。她对着父母，有样学样地盯着书看，一坐坐好久，不哭不闹，非常乖。后来杨绛想到这里，总觉得非常内疚，后悔自己没能经常逗逗圆圆。那时小圆圆的娱乐，几乎只有被邻居阿姨抱去唱儿歌的经历。
钱锺书书读得扎实，总是一日读中文书、英文书，隔日读法文书、德文书，后来还加上一点意大利文书。他与杨绛都是极自律、惜时如金的人，在家读书的效率比在学校高得多。钱锺书尤甚。刚到法国时，两人一起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钱锺书遇到的生词比杨绛多；一年后，他的法语水平就远超杨绛了。他们读的书大部分是托盛澄华向图书馆借的，偶尔他们也会去旧书市场去淘。旧书价格便宜，常能淘得“宝贝”，二人很是喜欢。
在巴黎的一年里，钱、杨夫妻两个虽未上很多课，但大量的阅读使二人的外语水平迅速提升。法国多元化的交流环境也使得他们眼界大为开阔。但好景不长，战争改变了一切。
三
他们在牛津时，就听闻祖国已被日军全面进犯的消息。起初家人只是在信中讲，后来战火真真切切地蔓延到他们自己身上。杨绛分娩前，母亲还在家书中叮嘱，让他们仔细看着点孩子，不要让医院抱错；父亲则打趣道，不要抱了个金发碧眼的孩子回家，信间满是慈爱欢笑。谁料写过这封信后，家人便去逃难了，杨绛与家里人的通信一度中断。她想象不到亲人在战乱中经历着什么，只是心急如焚。到法国后，只有姐姐写了几封信给她。她总觉得不对，家里少了一个声音。母亲怎么不说话了？再三寄信去问，姐姐才告诉她，一年前便已经去世了。
这是杨绛经历的第一件大伤心事，哭得天昏地暗。杨绛很爱母亲，因为母亲总是那样忙碌、平和、与世无争。三个姐姐出生时，父亲在外留学还未毕业，母亲一人带三个孩子，还要照顾一大家子人，把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父亲刚正不阿得罪当局，被停职，被排挤，母亲对父亲毫无怨言，每次丈夫工作变动，她都将全家行李收拾得妥妥贴贴，无怨无悔地与他奔波千里。她孝敬老人，照顾丈夫的妹妹、侄子，又对孩子给予无限爱意。她对八个孩子都很慈爱，并不因哪个孩子更出色就偏袒。她心善，对下人都真心相待。杨绛佩服母亲，尊敬母亲，又心疼母亲。她自己才做了一年母亲，刚刚体会到母亲的不易，还没来得及报答自己的母亲，就永远失去了母亲。
远在祖国的父亲，同样因失去一生挚爱而锥心刺骨。1937年，日本空袭苏州。杨家房子比一般的民居高，非常显眼，敌机绕着它来回盘旋。那时杨绛的弟弟在维也纳求学，七妹妹在上海，家里只有父母和大姐、八妹。一家人互相搀扶着，从前院躲到后园，又从后园躲到前院，精神极度紧张，紧张到什么都吃不下，直腹泻。第二天，杨氏夫妇就带着两个女儿，一齐逃到苏州城外的香山，暂住在一位曾经的委托人家里。这年秋天，唐须嫈得了恶性疟疾。病来势汹汹，她高烧不退，无法移动。香山眼看要被攻破，邻居全都逃难去了，他们住的房前全是战壕，一片狼藉。妻子没办法逃，杨荫杭就让大女儿带妹妹先走，自己打算与妻子同生共死。大女儿宁死不从，誓要与家人共进退。唐须嫈病虽险恶，但若是和平环境，找一位医术高明的大夫医治，并非没有痊愈的可能。但此时炮火连天，狼烟四起，到哪里去寻大夫呢？
苏州沦陷的前一天，唐须嫈去世。她到死，都在为丈夫与孩子着想。
杨荫杭用几担大米换了一口棺材。那天国民党的军队在撤退，杨荫杭和女儿抬着棺材，就在军人队伍里穿行，给唐须嫈下葬。他们想办法请人在棺材外边砌了一座小屋，厝在坟地上。杨绛回忆起有次偶然听得父母间的谈话：
有一次，我旁观父母亲说笑着互相推让。他们的话不知是怎么引起的，我只听见母亲说：“我死在你头里。”父亲说：“我死在你头里。”我母亲后来想了一想，当仁不让说：“还是让你死在我头里吧，我先死了，你怎么办呢？”当时他们好像两人说定就可以算数的。我在一旁听着也漠然无动，好像那还是很遥远的事。
陪着走了几十年的爱人走了，她没有遵守死在后头的诺言。向来坚强如钢的杨荫杭，在荒野里失声痛哭。
杨荫杭在棺木上、砖头瓦片上、周围树干上、地面石板上，凡是能写字的地方，都写了自己的名字。他反对迷信，讨厌旧俗，但此刻他只想留点记号，让妻子归魂时找得到家。
他们四处奔逃，但所到之处不是被土匪霸占就是被敌军占领。四海之大，竟无处安身，他们只好冒险逃回苏州。苏州已是一座死城，万籁俱寂，尸横遍野，一文堂却灯火通明，很热闹。杨绛大弟的奶妈家的人本该是留下看房子的，此时却正同他们的乡亲“各取所需”呢。好在家里还剩些存米，可以煮饭。日本兵每日黄昏吹号归队以后，就挨家挨户找“花姑娘”。杨绛的大姐和小妹妹逃难时就剃了光头，扮成男孩。家里还剩一个一起逃难的女佣。每当日本兵来时，杨荫杭就出门用日语与他们周旋，姐妹二人连同女佣都躲起来，连吃饭用的碗筷都要藏好。女佣越是紧张呼吸声音就越大，有时大如打鼾。姐妹时常担心—只要日本人进屋，她们肯定会被日本人从柴堆里揪出来。
曾经为杨荫杭写过状子的书记员在当地“维持会”谋了个差事，杨荫杭托他给在上海的三女儿送信。三女婿通过一位企业界知名人士的帮助，把杨荫杭和两个女儿接到上海。三人从苏州逃出来时，身上只有一身破衣服和一个小小的手巾包。
远在巴黎的杨绛此时有钱锺书宽慰，稍稍可以撑过最难过的日子，但二战的阴影同样笼罩在法国上空。当时巴黎的社会环境极度糟糕。钱、杨到英国办理户籍时，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态度友善，还夸奖照片上的人像明星。此时的法国，办事需排长队，有事几天也不得解决。钱锺书听得“偏方”，在递交的材料里夹了些钞票，事情果然很快办妥。夫妻二人常常感叹：“法国将亡矣。”此时国内战事吃紧，牵动人心。钱锺书曾作《哀望》一诗，倾吐国破之悲。
白骨堆山满白城，败亡鬼哭亦吞声。
熟知重死胜轻死，纵卜他生惜此生。
身即化灰尚赍恨，天为积气本无情。
艾芝玉石归同尽，哀望江南赋不成。
庚款奖学金还可以延续一年，但于国于家，他们都觉得需要回国。战争已经影响到生活，他们买不到回国的船票。辗转拜托多人，他们才通过里昂大学买到了回国的三等舱船票。
钱锺书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们将于9月回家，而我们已无家可归。我们各自的家虽然没有遭到轰炸，都已被抢劫一空……我的妻子失去了她的母亲，我也没有任何指望能找到合意的工作。但每个人的遭遇，终究是和自己的同胞结连在一起的，我准备过些艰苦的日子。”
1938年，钱锺书与杨绛携钱瑗回国。他们从祖国到英国时，从从容容，买的是二等舱船票，吃的是像样食物，旅途很是惬意。不过三年光阴，天翻地覆。杨绛因来英时船上伙食并不差，没有准备吃食，但回国船上住的三等舱非常拥挤，饮食极差。圆圆才断奶两个月，只能天天吃土豆泥。圆圆不挑食，在巴黎时吃面包蘸蛋黄，吃牛肉汁水，吃通心粉，白白胖胖，非常可爱。但此时因为营养匮乏，圆圆迅速变成瘦瘦小小的孩子。杨绛为此自责不已。
钱锺书回国前向国内发信求职，外交部、《天下月刊》和上海西童公学都向他递了聘书。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聘他做外文系教授，月薪三百元。留学生归国任教，往往先做讲师，再逐级擢升，聘钱锺书为教授则属破格提拔。钱锺书乐得回母校，欣然应允。受战事影响，这所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的学校已由长沙迁往昆明。杨绛当然希望与丈夫同行，但更为家里的爸爸姐妹们焦心，于是她决定独自带圆圆回家，钱锺书一人赴任。
船行至香港，钱锺书独自一人坐了小船离开。圆圆自出生后就没有离开过爸爸。她这时还小，不会讲话。妈妈抱着她，看爸爸站在船上，背影越来越远，越来越小。小孩子虽不会讲话，却是有灵性的。她是不是在想，爸爸为什么自己走了？爸爸是不是不喜欢圆圆了？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但妈妈没有向她解释，她也不能向妈妈讲出心里话。她紧紧盯着爸爸乘坐的小船，看得直发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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