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杨绛长时间不到系里开会，本就心虚；当钱锺书调到城里后，杨绛更觉隔膜。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后，有人问：“杨季康怎么不来开会？”杨绛便说：“因是‘兼任’，怕没有资格。”由此每会必到。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于1951年秋到1952年秋在全国开展，在高等院校和文艺界一体进行，以肃清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为收尾。虽并非完全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同步开展，许多高校还是将思想改造运动泛称为“三反”。
思想改造运动一般有三个阶段：思想动员阶段、酝酿讨论阶段、声讨控诉阶段。在思想动员阶段，一切要统一认识，步调一致。这段时间气氛相对自由，大家一起开会，读读发下来的学习材料，说说笑笑，抱怨两句也无伤大雅。酝酿讨论阶段则要紧张得多，简而言之，这一阶段要背着被控诉的老师，集体搜集可控诉的材料证据，这便是“背靠背”；参与其中的人，压力陡增。声讨控诉阶段则是对上个阶段积累的“劳动成果”集中控诉的时间，也就是“面对面”。当一个人最后的思想总结或者检查被审阅和认可后，他可能感受到自己还不是一个“纯洁的人、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但至少他感觉自己是个无害于人民的人，便为此感到骄傲振奋。那些被认为有害于人民的人，自然由不得自己，要被控诉一番。
思想改造最初的称谓是“脱裤子，割尾巴”。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于是改称“洗澡”。“澡盆”按照“洗澡人”的职位分大盆、中盆、小盆。职位越高，“盆”越大，参加的人也越多。清华讲师以上都要“洗澡”，一般教职员只是帮助“洗澡 ”，自己并不洗。钱锺书还在城里工作，学生们也要他回校“洗澡”。杨绛不敢怠慢，忙去城里给钱锺书请了两周的假。徐永煐痛快准假，还用自己的车，专程把二人送回清华。
二人仔仔细细把大中小盆“洗澡”观摩了个便。钱锺书学习能力很强，很快了解了“洗澡”套路。他“洗了个中盆澡”，一次通过，就回城里工作去了。夫妻二人从未加入过任何党派，也不参加政治活动，杨绛把二人需要交代的问题一一说清，“忠诚老实运动”也得以通过。终于，在一个周日，两人随着学校老师排队来到一位党代表面前。党代表伸出手与钱锺书握了握，说：“组织信任你。”
那时，外文系的“危险课”有三门：诗歌、戏剧和小说。杨绛所教授的小说课便是危险课之一。后来这三门课改为选修，由学生选与不选决定存亡。上着“危险课”的教师们，思想必然是高度紧张的：稍有不慎，自己的言论便会被学生或其他什么人揪出来，狠狠声讨控诉。杨绛满心期待没有学生选小说课，她便可以不开，但总有许多学生选。杨绛只好硬着头皮开课，授课却仍然不马虎，在指导学生鉴赏国外小说时，重点分析技巧和艺术手法。
后来她得了法子，精读一本小说，同时分析艺术技巧。《大卫·考伯菲》（又译《大卫·科波菲尔》）受过马克思肯定，杨绛便在学习英国小说时作为精读小说教授。一次，她读到主人公的房东太太对大卫说“你觉也不睡，饭也不吃，我知道你的问题”，学生便问：“什么问题？”杨绛便解答：“房东太太点出他在恋爱。”
酝酿讨论阶段，杨绛也在为改造思想做检讨。经过朋友提点，她找到了她的“底”：一是有“过关思想”，二是曾讲过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小说《动物庄园》。大家认为她的问题很简单：不做专职教授，便不属于“向上爬”的典型；系里给的课都肯教，报酬却拿得少，还教得认真，便也不属于“混饭吃”的典型；最后考虑到她满足于做贤妻良母，便给她安了个没有新中国人民的“主人翁感”的罪状，草草了事。杨绛的检讨，一次顺利通过，还被全校学习领导小组列为“做得好的”。
堂姐保康听说她的检讨顺利通过，特意过来与她握手祝贺，还邀她一道参加晚饭后的控诉大会。杨绛欣然前往。会议中，突然一个女学生跳上台去开始控诉，形势变得急转直下。只见那个女学生咬牙切齿、捶胸顿足地嚷道：
“杨季康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
“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
“杨季康先生甚至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
原本昏昏沉沉的礼堂瞬间被惊醒。保康也不瞌睡了，睁大了眼睛盯着那个女生。杨绛并不认识控诉着自己的女学生，也全然不晓得要怎样做。那时礼堂里有近三千人，座位上的目光齐刷刷扫射着周围，企图把那个爱谈恋爱的先生射成筛子。主持会议的费孝通万万没料到会出现这种状况。他清楚杨绛的为人，知道她断不可能讲这些没水平的话，便给那个女生递纸条，让她控制时间。那女生却讲得兴奋，索性把原本准备一同控诉的几位教师略去，只声讨杨绛。她情绪之愤恨，内容之劲爆，搞得人人目瞪口呆。杨绛只好效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闹房时戴着蓝眼镜的新娘，装作不闻不见。保康也早已不知道溜到什么地方去了。
那个女学生简直为控诉大会立了大功。散会后，杨绛一个人默默地走出礼堂，好似刚从地狱飘出来的魔鬼：身上散发着硫磺味，还带着一圈空白。群众在空白外议论纷纷，愤恨不已，也有女同志轻声感叹：“咳！还不如我们无才无能呢！”
外文系主任吴达元走近杨绛，悄悄问道：“你真的说了那种话吗？”杨绛答：“你想吧，我会吗？”吴达元立刻表态：“我想你不会。”
杨绛很感激吴主任，但怕连累他，只好离他远些。
杨绛一头雾水地回到家中，见钱锺书与女儿都不在，阿姨也早已入睡。她的委屈与疑惑无处发泄，只好静静坐着，思绪万千：“假如我是一个娇嫩的女人，我还有什么脸见人呢？我只好关门上吊啊！季布壮士，受辱而不羞，因为‘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我并没有这等大志。我只是火气旺盛，像个鼓鼓的皮球，没法按下凹处来承受这份侮辱，心上也感不到丝毫惭愧。”于是，她看了一会儿书，倒头便睡。
第二天一大早，杨绛特意穿上最鲜亮的衣服，欢欢喜喜地挎着菜篮子去菜市场买菜。她就是要看其他人的反应。有些人看了她并不理，也有人照常向她打招呼。一个相处多年的朋友，远远看见她便绕着道走。杨绛能理解，并不怨恨。反倒是一个平时并不怎么熟络的女教师，与她并肩走了好一段路，还笑着与她谈天，杨绛很感激。在她看来，这些反应都饶有趣味，可以作为喜剧的素材。
经了这场风波，杨绛最先想到的便是从此可以不教课了。可下学期一到，又多了十多个学生选小说课，她只好继续开课。
这次批判是杨绛在那些年的风波中受到的第一次挫折。她大受打击，却也练成了刀枪不入的本事。在后来的《控诉大会》中，杨绛写道：
我刚经过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诚心诚意地做了检讨，决不能再消极退缩。我也认识到大运动里的个人是何等渺小。我总不能惜这点委屈就掼纱帽呀！我难道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吗？我只好自我譬解：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随他们怎么想去吧。人生在世，冤屈总归是难免的。
虽然是一番屈辱，却是好一番锤炼，当时，我火气褪去，就活像一头被车轮碾伤的小动物，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可是，往后我受批评甚至受斗争，总深幸这场控诉大大增强了我的韧劲。
二
但并非每个人都像杨绛这样坚强。那段动**的岁月，见证了多少知识分子意志的崩溃。
高崇熙先生是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兼任化工厂厂长。他业务很好，但不太喜欢与人打交道，总落落难合。钱锺书与杨绛跟他接触后，发现他质朴有原则，与他们倒是投缘。高太太善于交际，还曾专程送鲜花给杨绛，说“鲜花送美人”。两家常常来往。
一日，杨绛一时兴起，想答谢高太太送花之情，便在饭后与钱锺书一道散步，去化工厂高崇熙先生家拜访。高太太进城去了，家里只有高崇熙一人。他独自坐在既像教室又像办公室的客堂里，对二人的到访有些意外。他找来杯子为两人倒了水，勉强地笑着，回二人的话也只有一声两声。钱锺书问起他们厂里思想改造运动，他答：“没什么事，快完了。”
杨绛凭着女性的敏感，觉得高先生“心情不好”，自忖来得不是时候，便说他们只是路过，顺便看看，还要去别处，说完便起身告辞了。
高崇熙并未挽留，只是送他们出门，送出客堂，送出走廊，送出院子，还直往外送。夫妻二人请他留步，他还是要送，一直送到工厂大门。他就站在工厂门口，目送他们离开。
回家路上，杨绛与钱锺书觉得困惑，便一起讨论。杨绛说：“他好像不欢迎我们。”
“不欢迎。”钱锺书回答。
“所以我不敢多坐了。”
“是该走了。”
“他大概有事呢，咱们打扰他了。”
“不，他没事，他就那么坐着。”
“不是在看书？”
“我看他就那么坐着，也不看书，也不做什么事。”
“哦，也许因为运动，他心绪不好。”
“我问起他们厂里的运动，他说没什么事，快完了。”
“我觉得他巴不得我们快走。”
“可是他送了又送。”
只过了一天，消息传来：化工厂的高崇熙，昨天自杀了。
后来听说，星期一上午，工间休息的时候，高太太和厂里的一些女工在会客厅煮元宵吃，回隔壁卧室看高崇熙倒在**，脸已经变黑：他服了氰酸。
杨绛对高崇熙的自杀十分自责：“只恨我们糊涂，没有及时了解。”她与钱锺书都非常欣赏高崇熙，那是一个真正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清华大学筹建化学馆，高崇熙为之倾注全部心血，经常废寝忘食。上至设计、施工，下到安装电气、上下水、煤气罐，他事必躬亲。按照清华旧例，教授每连续服务五年，即可休息一年，赴外国进修。高崇熙连续工作了二十五年，一次也没有享受过进修待遇。化学实验室初建之时，经费困难，从美国进口一只做实验用的蒸馏瓶需要六元五角美金，高崇熙为了节省这笔开支，趁暑假学生休息，独自一人在化学馆吹玻璃泡，制作蒸馏瓶，成本只需要两毛钱。
后来高先生利用化学知识，自制工业原料，并以此开办了清华化工厂。他不计较个人利益，化工厂的收益除了纳税外，全都用于增加系里的设备。有时为了按时交货，他常常连续加班，无怨无悔。他的作风影响了周围的助教、学生。他们与高先生一道，兢兢业业建设化学系，直到化学系日益完备。
这样一个人，就这么自杀了。
还有一位令杨绛经年不忘的，是果园—虞园的园主虞先生。虞先生五十多岁，早年留美，专攻园林，回国后只一门心思打理自己的果园。他人很和善，心肠也好。每当有小孩子去买果子，虞先生总会把稍有伤残的果子大捧大捧塞给孩子。他经常爬到树上修剪果树，一点也没有老板的架子。果园里的工人都叫他“吾先生”，意思是“我们的先生”，语气里是带着爱戴的。
杨绛总带钱瑗去他那里买果子吃，渐渐也就熟了。他会给杨绛一个篮子，让她们自己从树上挑好的果子摘，还会带她们去地窖看他储藏的大筐大筐的苹果。
有次她去果园，开门的工人对她说：“这园子归公了。”
“虞先生呢？”杨绛问。
“跟我们一样了。”
杨绛打听过才知道，虞先生同其他工人一样，成了果园的雇员，拿同样多的工资，但他并不能真正成为工人中的一员。
有次杨绛看到虞先生晒太阳也要离果子摊儿远远的，因为怕被怀疑偷果子。他吃园子里的果子需要到市场上买，因为在园子里买有人会说他多拿。杨绛劝他凡事看开，这不还是为自己的果园服务嘛，果园都是身外之物呀，但虞先生始终没想通。
他不懂，自己整日从事体力劳动，为何还被人说是剥削别人。他终日生闷气，郁郁寡欢，大病一场，最终死于非命—自己触电去世。
杨绛非常痛心。她看过了世事变幻，看过了沧海桑田，看过了大厦起也看过了大厦倾，却始终不忍看人别离。在一次次生离死别、失去与忘却中，她的心愈发坚韧。关于这次运动，吴学昭女士在给杨绛先生作的传中讲道：“她（杨绛）始终认为，人是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练自己。人需要改造自己，但必须是自觉自愿。”
三
1952年下半年开始，根据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全国高校进行了调整。这次调整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中调，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形成高等工科学校专业化比较齐全的体系。这次调整重理轻文倾向严重，大有完全照搬苏联模式的趋势。清华大学变成了一所纯工科性质的高校，一大批教师的工作岗位随着高校调整而变动。
那年秋天，清华校园里有了从未有过的慌乱，许多老师急急忙忙收拾行李、找车，到处都是搬家的景象。“同事都灰溜溜，只觉清华解散了，我们都被逐出清华了。” 钱锺书与杨绛都被分到了文学研究所，也算是“被驱逐”的一员。
那时文学研究所正在筹备中，成立后将由城内沙滩迁入燕京大学的新北大。杨绛接到通知，他们家需要搬到新北大新建的中关园宿舍去。钱锺书正在城里工作，钱瑗住校也不在家，杨绛就与阿姨一起请了一辆板车，把不多的行李装了，一趟搬完。
文学所1952年2月成立，初期的工作方针是按照国家的需要和本所的具体条件，有步骤、有重点地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中外的文学与文艺理论，以及整理文学遗产，促进我国文艺科学水平的提高和文学创作的繁荣。郑振铎、何其芳分别任正、副所长。刚成立时，所里的研究员只有钱锺书、杨绛、余冠英、罗念生等寥寥几人。初期文学所人员编制属北大，业务工作受中宣部领导。1956年1月，文学所划归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64年6月，文学所几个外文组与全国作家协会所属的《世界文学》编辑部合并成立外国文学研究所。1977年5月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撤销，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便属中国社会科学院。
钱锺书与杨绛开始都被分配在外文组，但1954年钱锺书从毛选英译委员会回到研究所后，被郑振铎借调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组，从此“一‘借’不再动”。杨绛则始终在原单位未动。1964年外文组升级为研究所后，他们便成了两个不同研究所的研究员。
文学所的图书馆归钱锺书打理。他博闻强识，所长何其芳很相信他买书的眼光，购买中外文书籍全按照他开的书单。有些善本、孤本价格很高，只要钱锺书觉得该买，何其芳也全凭他做主。钱锺书曾上书周总理，申述文学所因缺少原书，选编各国文学名著的任务难以完成。而文学所“渴望已久的书籍，现存单位却束之高阁，并没有在学术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这批藏书拨给其他藏书丰富的单位，则是‘锦上添花’的重复存储，而应‘雪中送炭’拨给文学所……”这封信起了作用。文学所接收到一大批中外书刊，图书馆有了丰富的血液。
文学所的图书馆在钱锺书的经营下，书全且重复少。曾有外宾参观图书馆后很惊喜，称赞道：“你们的图书室不大，藏书却如此丰富周全；无论新的，旧的，应该有的都有了。”后来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想要把文学所的外文书籍分走。李健吾和几个年轻人便来与钱锺书抢书，何其芳和钱锺书都不答应，说：“你们自有买书费，很富足。”冯至对此不解，私下对杨绛说：“你对钱先生说，他若要看，可来我所借阅。”杨绛向冯至解释道，这些书钱锺书早已看过，只是要保全文学所图书馆的完整罢了。
杨绛在外文所工作得并不顺意。她那时只不过四十岁左右，却与钱锺书等人一道被称作外文所的“老先生”。“老”是不“老”，只是1949年前的学者总与新同志有些隔膜，杨绛自觉有被无视之感。外文组又分若干小组，没有一个小组肯接纳她；1953年召开第二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全是大会代表，只有钱锺书与杨绛不是；外文组集体编写《西洋文学史》，不参与者，仅杨绛一人：总之，什么都没她的份。钱锺书从二级升为一级研究员之后，曾气呼呼地点着杨绛的手背说：“从此你就永远是三级了！”他的判断果然没错，杨绛始终都是三级研究员，再未升迁。
杨绛曾说：“从文学研究所1953年成立，到1977年改革开放后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二十五年间，我是一个零。我开始有点困惑，后来觉得很自在。所以改革开放以后，还自觉自愿地把自己收敛为一个零。”她很豁达，懂得人生的终极意义，也明白自己的位置所在，所以哪怕暂时受到排挤与无视，依然能持平和的心态，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事。钱锺书体贴妻子，所里只给钱锺书发一张《天鹅湖》的票，钱锺书看妻子没有，便不去；每年劳动节观礼，钱锺书有排在前面的“大红条”，见妻子没有，便也不去。夫妇二人行路至此，愈加默契。
中关园的寓所，被他们称为“容安室”，取陶渊明“审容膝之易安”之意，意思是斗室足以安身。钱锺书在《容安室休沐杂咏》中写道：
曲屏掩映乱书堆，家具无多位置才。
容膝易安随处可，不须三径羡归来。
杨绛与钱锺书都爱苏东坡，羡慕他的“万人如海一身隐”，也赞同庄子所谓的“陆沉”，并赞同英美人把社会比作“蛇阱”。后来她在散文《隐身衣》中讲道：
阱里压压挤挤的蛇，一条条都拼命钻出脑袋，探出身子，把别的蛇排挤开，压下去；一个个冒出又没入的蛇头，一条条拱起又压下的蛇身，扭结成团，难分难解的蛇尾，你上我下，你死我活，不断地挣扎斗争。钻不出头，一辈子埋没在下；钻出头，就好比大海里坐在浪尖儿上的跳珠飞沫，迎日月之光而斗辉，可说是大丈夫得志了。
杨绛懂得这套生存法则，也看得通透。如此生活，反倒可以看透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古往今来，自有人避开“蛇阱”而“身藏”或“陆沉”，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孕于海水之内，如细小的野花隐藏在草丛里，不求“勿忘我”，不求“赛牡丹”，安闲舒适，得其所哉。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然而她并不希望这种超脱变成阿Q式的精神安慰，相反，她希望物能尽其用，人能尽其才，守好初心，做好自己便可以了。
我们不妨再加上一句：“是什么料，充什么用。”假如是一个萝卜，就力求做个水多肉脆的好萝卜；假如是棵白菜，就力求做一棵瓷瓷实实的包心好白菜。
这种笃定与从容，让杨绛在杂乱的世界中始终守着一方自己的田地。她在这块田地里辛勤耕耘，播种的与收获的，都是自己喜爱的果子。无论在何种社会环境中，哪怕周围的朋友不能再坚持，她始终挺得过来。
迁到安容室后，钱、杨二人在住所门前种了五棵柳树，一如五柳先生，以此明志。
1955年，杨绛前所未有地得了一张末等绿色观礼条，可以在劳动节去天安门广场观礼。她很兴奋，5月1日一大早便兴冲冲地乘车前往。杨绛看到车上有个戴绿条儿的女同志，喜出望外，忙与她坐到一起。一路上，她跟着“绿条儿伙伴”穿过街，在观礼台上找到了自己应该去的位置。
杨绛在观礼台上等了好久，但除了四周的群众和他们手里的各色纸条，她什么也没看见。忽然远处传来消息：“来了，来了！”
群众欢呼起来。他们手里举的纸花，汇成一片花海，浪潮般升起又落下—想必是领袖在天安门上出现了。接下来就是游行队伍的脚步声，他们都齐声喊着口号。忽然天上放出一大群白鸽，又迸出千百个五颜六色的氢气球。红旗一簇一簇从眼前过去，和着花海，很是壮观。
回到家里，家人问杨绛看见了什么。她忽然很茫然，什么也答不出。她心想，虽然啥也看不见，虽然没有“含着泪花”，泪花儿大约也能呼之即来，因为“伟大感”和“渺小感”同时在心上起落，确也“久久不能平息”。“组织起来”的群众如何感觉，她多少领会到一点情味。
1956年，杨绛一家随文学研究所一道搬出燕园，到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在的中关村住。后经一再搬迁，1959年他们一家搬到东四头条一号的宿舍里。这是个大杂院，家家户户挨得亲近，走动也多。杨绛素来与旁人亲近，大杂院的生活、吵吵闹闹的孩子与左邻右舍的琐事，让她沉浸在烟火中，得了许多人情味。
文学研究所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三套丛书：一套文艺理论，一套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一套外国古典文学名著。文学所负责选题、供稿，人文社编辑出版。所内研究员都是编辑委员，只有杨绛一人不是。编委每次开会，都要到北京的著名馆子同和居吃一顿酒席。钱锺书每次吃完回家，都要盛赞吃到的香酥鸡和乌鱼蛋汤等名菜。杨绛只有干嘴馋的份。
但杨绛却没少做编委的事。有时作者、译者与责任编辑三者意见不一，僵持不下，便会喊杨绛来仲裁。杨绛心里清楚，这种事稍有偏颇便会引起当事人不满，很得罪人。但好在人们普遍对她有种误解，无论她做什么，都觉得是钱锺书暗中帮助了的。这让杨绛有些委屈，却也多了一层保护伞。钱锺书在学术上向来有权威，杨绛的意见也多了威严，两次仲裁，各方都很满意。第三次别人又来找杨绛，杨绛不干了。同事替她抱不平，说她不是编委却一直干编委的活。何其芳听了心里不是滋味，便让杨绛做了编委。谁料她刚去同居和吃了一顿，“文革”便开始了，杨绛因此遭了批判。她自忖：“活该！我自己讨的！”但即便不做这个编委，杨绛身为“老先生”，成为“牛鬼蛇神”总是免不了的。
雕琢与淬炼
一
文学所里其他小组都不肯主动接纳杨绛，杨绛只期望进到现代组，因为现代组能读到新出的书。后来她虽“混迹”在现代组里，但依然无研究课题。
她便开始翻译法国作家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杨绛工作起来很有计划，每周按五天计，每月按二十天计，每年二百天计，都有任务，定得很紧，但开会和运动往往占去很多时间。杨绛翻译《吉尔·布拉斯》的后期，时间很是局促，忙得面无人色。钱锺书与钱瑗都很心疼她，帮她找书节省时间。临近出版，杨绛请钱锺书帮忙校对。钱锺书看得仔细，遇到不满意的翻译，便在稿纸上使劲打叉号。杨绛又急又气：把稿纸划破了，她还要重抄呢。钱锺书却只说“我不懂”。直到杨绛答应把“我不懂”的段落重新翻译一遍，钱锺书才点头答应。他还替杨绛做了几条有关文艺理论的注，杨绛对他的注很是满意。
1954年，《吉尔·布拉斯》翻译完毕，《译文》月刊分期刊出。杨绛译得很好，还得了《世界文学》主编陈冰夷的点名表扬。杨绛文风向来平和细腻，《吉尔·布拉斯》与她以前的文风略有不同，各家对此讨论颇多。1954年4月26日，傅雷与宋淇书写道：“杨绛译的《吉尔·布拉斯》（Gil Blas—一部分载《译文》），你能与原作对了几页，觉得语气轻重与拆句方法仍多可商榷处。足见水平以上的好译文，在对原作的interpretation方面始终存在见仁见智的问题。译者的个性、风格，作用太大了。闻杨译经锺书参加意见极多，惟锺书‘语语求其破俗’，亦未免矫枉过正。”钱锺书对杨绛的翻译影响可见一斑，却也暴露了许多人“自动地”将杨绛置于钱锺书阴影下的心理。
那时年轻人初进文学所，只要条件允许，都要由一位资深专家指导。一个名为董衡巽学生归了杨绛指导。杨绛开始没有答应，自谦说自己“政治思想水平低”，指导不了年轻同志。后来杨绛与董衡巽接触了几次，发现他对文学有些造诣，便也同意了。由此，董衡巽成了杨绛的门外弟子。
杨绛很有责任心，凡事不答应便不答应，但无论是否乐意，只要答应下来了，就一定会尽全力做到最好。她对董衡巽的指导非常认真，开书目、指导阅读、解答问题、批改翻译习作，都非常用心。但好景不长，他们的师生互动刚渐入佳境，便因杨绛参加下放劳动而不得不中止。董衡巽对老师很敬仰，曾谈到老师的译作《吉尔·布拉斯》：
为了提高翻译水平，我读了杨先生翻译的法国文学名著《吉尔·布拉斯》。读的时候很感到一种语言文体美。译文像行云，像流水，从容舒缓，有时夹杂一些上海话，虽是方言，却与自然流畅的译文浑然一体。流浪汉体小说有时候枝蔓横生，但得力于译文的可读，我能一口气读完。不过，读完之后，我产生过一点疑虑：原文也是这样优美、这样畅达吗？其中有没有译者的“加工”？当时不无疑虑。我不通法文，不敢妄说。
最近读到法国文学专家郑永慧同志的文章。她说：“我在大学时看过《吉尔·布拉斯》原文，对勒萨日的文章有一定印象。50年代读杨绛的译本时，就惊异于行文之流畅，用词之丰富，认为完全符合茅盾同志的要求：‘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应认为是文学翻译中卓越的范例。”
杨绛翻译《吉尔·布拉斯》时是在英文组，职务是“研究”。不去研究英国文学而翻译法国小说，她觉得自己有点“不务正业”，急急结束翻译后便开始研究英国作家菲尔丁的小说，将成果写成论文。不料在1956年的“拔白旗”运动中，杨绛的论文和钱锺书的《宋诗选注》都成了“白旗”。钱锺书还在城里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拔”他《宋诗选注》的批判，都由杨绛代为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人对这本书的推崇，钱锺书的“白旗”便不“拔”了。可怜杨绛的论文仍然是“白旗”，“拔”下来还要“撕得粉碎”。她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一心遁入翻译。钱锺书笑她是“借尸还魂”，而她不过是想要“盾身”而已。
二
1956年全国掀起了“大鸣大放”的热潮，方式是召开座谈会，并把各种“鸣放言论”登报。各政党机关、群众团体以及教育、科技、文艺、新闻、出版、卫生等各界也陆续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号召向党提意见。
人声鼎沸，钱锺书与杨绛却一语不发。不少人劝他们“鸣放”，他们也始终不为所动。
1958年“大跃进”时期，文学所决定分批派员下乡去接受社会主义教育，改造自我，地点在北京郊区。杨绛第一批下乡。此时女儿已经下厂炼钢，钱锺书独自在京，一个月过后也下了乡。杨绛没能为钱锺书整理行装，放心不下。那时规定，四十五岁以上的女同志可以免于下乡，但杨绛怕与同志们脱节，自愿下乡。但她觉得自己下乡的动机不纯正：“我第一很好奇，想知道土屋茅舍里是怎样生活的。第二还是好奇。听说，能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是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线。我很想瞧瞧自己究竟革命不革命。”
她与其他人一道，扛着铺盖卷，拎着提包，拿着网袋，风风火火地就坐着长途汽车到了京郊。长途车靠站，把他们一行人和行李丢在路边便开走了。可怜杨绛一个人，肩背手提一堆行李。体力好的男同志走得快，早不知去向；体弱的同志落在后面，也不见踪影，杨绛大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惶恐。她不能停在半路上，只好拼命往前赶，咬着牙走到筋疲力尽时才看到一处房屋，上面写着“人民公社”四个字，算是到了。
来的这批人被分成两队，一队前往富庶的稻米之乡，由副队长带领；一队被分在贫瘠的山村，由正队长带领。杨绛被分在太和庄，是个山村。分到那里的连同队长共五男二女。队长名蔡仪，是个谦和谨慎的老同志。当晚，他们一行人在公社打了地铺，胡乱对付一晚，第二天一早便奔赴各自的村庄。
一位老先生刚进村子，就指着一个农村姑娘说：“瞧！她像不像蒙娜·丽莎！”大家都说像，都叫那个姑娘“蒙娜·丽莎”。又有一位老先生，看打麦场上有个高高瘦瘦、留着一撮胡子的老人，觉得他像堂吉诃德，大家便又一起喊他“堂吉诃德”。
杨绛自觉是过过苦日子的，对困难并不放在心上，但到太和庄后，她才发觉这个村子的落后超出了她的想象。在《第一次下乡》中，她描绘了记忆中太和庄的样子：
我们那村子很穷，没一个富农。村里有一条大街或通道，连着一片空场。公社办事处在大街中段，西尽头是天主教堂，当时作粮库用，东尽头是一眼深井，地很高，没有井栏，井口四周冻着厚厚的冰，村民大多在那儿取水。食堂在街以北，托儿所在街以南。沿村东边有一道没有水的沟，旁边多半是小土房。砖瓦盖的房子分布在村子各部。村北是陡峭的山，据说得乘了小驴儿才上得去。出村一二里是“长沟”，那儿有些食用品商店，还有一家饭馆。
那时候吃饭不要钱。每户人家虽各有粮柜，全是空的。各家大大小小的腌菜缸都集中在食堂院子里，缸里腌的只是些红的白的萝卜。墙脚下是大堆的生白薯，那是每餐的主食。
真正生活在这里之后，杨绛才发现还有许多关口等着她去过，她将这些关口称之为“过五关，斩六将”。
第一关是“劳动关”。公社“煞费苦心”，为他们安排了又不累、又不脏、又容易的活儿—砸玉米棒子。他们各备一条木棍，在打麦场上席地坐在一堆玉米棒子旁边，举棒拍打，把玉米粒儿打得全脱落下来，然后扫成一堆，用席子盖上。有时候他们会被安排用手推车运送地里的秫秸杂草。推车时要把稳两手，分开两脚，脚跟使劲走，把袜跟都踩破。杨绛很能干，能把秫秸杂草堆得高过自己的脑袋，然后推车上坡，拐个弯，再推下坡，车不翻。
杨绛看得出来，他们下乡干的全是轻活儿。“劳动关”对他们而言是“虚掩着的”，一走就“过”，不必冲杀。
第二关是“居住关”。农民让出一个大炕，给五位老先生睡。后来天气转冷，村里腾出一间空房。他们把房间打扫了，糊上白绵纸，买了煤，生上火，就算有了个窝。杨绛和另一个女同志只好“打游击”。公社里怕冻着了她们，就让她们睡在一户工人大嫂家。工人家有钱买煤，可以烧暖炕。但她俩没住几天，工人就回来“度假了”，党支部书记只好连夜帮她们搬了家。
她们搬到了公社的缝纫室。缝纫室里有一张竹榻，还有一块放衣料什物的木板，宽三尺，长六七尺，高高架在墙顶高窗底下，离地约有二米。她们睡觉时得登上竹榻，再登上个木桩子，攀缘而上；躺下了当然不能翻身，得挨着墙一动不动，否则会滚下来。杨绛照顾女伴，让她睡下铺，自己睡在上铺，经常半睡半醒地过夜。窗隙凉风拂面，倒很清新，比闷在工人大嫂家煤味、人味、孩子屎尿味的屋里舒服得多。
不久，村里开办了托儿所。托儿所的教室里摆着一排排小桌子小凳子，前头有个大暖炕。她们与另单位的两个女同志同睡这个大炕。杨绛每早要擂着拳头把女伴打醒，急急穿衣洗漱。一个个娃娃已站满炕前，目不转睛地瞪着她们看，她感到自己成了动物园里的猴子。好在暖炕住得舒服，她们很满意。
第三关是“饮食关”。杨绛他们不属于生产队，吃饭得交钱。如果加入干部食堂，每日两餐，米饭、炒菜，还加一汤，丰盛是丰盛，只是贵；农民食堂饭钱便宜些，一日三餐，早晚是稀的，中午是窝头、白薯。他们愿意接近老乡，也不惯吃两顿干饭，就加入了农民食堂，早晚吃玉米渣儿煮白薯块。杨绛很喜欢粥，又稀又腻。后来她回忆起那时的吃食，似乎唇齿间还留着窝头甘甜的味道：
厨房里把又软又烂的白薯剥了皮，揉在玉米面里，做成的窝头特软。可是据说老乡们嫌“不经饱”。默存在昌黎乡间吃的是发霉的白薯干磨成的粉，掺和了玉米面做的窝头，味道带苦。相形之下，我们的饭食该说是很好了。厨师们因我喜爱他们做的饭食，常在开饭前拣出最软最甜的白薯，堆在灶台上，让我像贪嘴孩子似的站着尽量吃，我的女伴儿也同吃。可是几位老先生吃了白薯，肚里产生了大量气体，又是噎气，又是泄气。有一次，一位老先生泄的气足有一丈半长，还摇曳多姿，转出几个调子来。我和女伴儿走在背后，忍着不敢笑。后来我拣出带下乡的一瓶食母生，给他们“消气”。
我那时还不贪油腻。一次梦里，我推开一碟子两个荷包蛋，说“不要吃”。醒来告诉女伴，她直埋怨我不吃。早饭时告诉了同桌的老先生，他们也同声怪我不吃，恨不得叫我端出来放在桌上呢！我们吃了整一个月素食，另一单位的年轻同志淘沟，捉得一大面盆的小活鱼。厨房里居然烧成可口的干炙小鱼，也给我们开了荤。没料到猫鱼也成了时鲜美味。我们吃了一个月粗粝之食，想到大米白面，不胜向往。分在稻米之乡的那一队得知我们的馋劲，忙买些白米，烦房东做了米饭请我们去吃。我像猪八戒似的一丢一碗饭，连吃两碗，下饭只是一条罐头装的凤尾鱼（我们在长沟共买得二罐）和半块酱豆腐。我生平没吃过那么又香又软的白米饭。
以后，我们一伙都害了馋痨—除了队长，因为他不形于色，我不敢冤他。他很体察下情，每一二星期总带我们到长沟的饭馆去吃一顿豆浆油条当早饭。我有时直想吃个双份才饱，可是吃完一份，肚子也填得满满的了。我们曾买得一只大砂锅，放在老先生住的屋里当炊具，煮点心用。秋天收的干鲜果子都已上市，我们在长沟买些干枣和山楂，加上两小包配给卖的白糖，煮成酸甜儿的酪，各人拿出大大小小的杯子平均分配一份。
队长很近人情，和大家同事。我的女伴出主意，买了核桃放在火上烧，烧糊了容易敲碎，核桃仁又香又脆，很好吃。反正什么都很好吃。每晚灯下，我们空谈好吃的东西，叫作“精神会餐”，又解馋，又解闷，“吃”得津津有味。“饮食关”该算是过了吧？
杨绛向来胃口小，也不贪恋吃食。饮食差了，她总是能克服。但“方便关”对她来讲，便着实为难了。
有一次，食堂供绿豆粉做的面条，杨绛吃了半碗，消化不好，半夜拉肚子。她想去“五谷轮回所”，但“轮回所”在小学后门，还要走半条路才到。杨绛怕黑，大半夜走这么远的路对她来说着实为难。女伴睡得正香，杨绛不忍将女伴叫醒，便硬着头皮，大着胆子，带个手电悄悄出去。她摸索到通往大厅的腰门，推一推纹丝不动，打开手电一看，上面锁着一把大锁呢。她实在无法，又顺着走廊往远处跑，经过一个院子，转进去有个大圆洞门，进去又是个院子，微弱的星光月光下，只见落叶满地，阒无人迹。她想起家里那只猫，学了猫习性，摸索得一片碎瓦，权当爪子，刨了个坑，然后掩上土，铺平落叶，权当过关。
第五关是“卫生关”。清洁离不开水。山村地高井深，打了水还得往回挑。他们搬离借居的老乡家时，都要把老乡家水缸打满，院子扫净。杨绛她们每人备了一只暖水瓶，每天早上从厨房打一壶热水，连喝带用。除了早晚，她们不常洗手，更不洗脸。她们手背比手心干净些，饭后就用舌头舔净嘴角，用手背来回一抹，就算洗脸。下乡的日子，她们整整两个月没洗澡。老先生们照顾杨绛她们两个女同志，每两星期专为她们烧些热水，供她们洗头发，洗换衬衣。至于罩衣上的斑斑点点，她们都在开会时“干洗”—就是搓搓刮刮，能下的就算洗掉。杨绛是江南女子，一向在城市里生活，能吃得下这些苦，不得不让人佩服。
与恶劣的卫生条件相伴的，往往是疾病。食堂里有个害肺痨的，嗓子都哑了。杨绛在街上也曾见过一个烂掉鼻子的。杨绛他们吃饭得用公共碗筷，心上嫌恶，只好买一大瓣蒜，狠命吃生蒜。好在人人都吃，谁也不嫌谁臭，压根儿闻不到蒜臭了。
“过五关”对杨绛来说不算轻松，但她与村子里的人们关系却很好，常有人称她“俺大姑”。杨绛得意地说：“我在上层是个零，和下层关系亲密。”
那时杨绛与钱锺书的婚姻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却还像新婚的夫妻一样成双入对，亲亲热热、恩恩爱爱地过日子，令人好生羡慕。幸福的婚姻让女人变美，她眉眼间全是温柔。即便在单位受了委屈，有丈夫疼惜，自己心胸也开阔，她并不因此而憔悴。此时的杨绛身材匀称，皮肤白皙，步履轻盈，大方，见人总是和颜悦色，说话慢条斯理，举止温文尔雅。1959年，钱锺书为杨绛写诗一首：“弄翰捻脂咏玉台，表编粉指更勤开。偏生怪我耽书癖，忘却身为女秀才。”钱锺书在城里工作的时候，杨绛形单影只。杨绛下乡之后，钱锺书也牵肠挂肚，食不知味。
他放不下妻子，便恢复了热恋时的习惯，每天给妻子写一封信。杨绛说：“这时是默存一辈子写得最好的情书，用他自己的话，‘以离思而论，行者每不如居者之笃’，‘惆怅独归，其情更凄戚于踽凉长往也’。”
杨绛很宝贝这些信，每一封都读了又读，舍不得丢。一开始她把信藏在口袋里，后来信多了，口袋塞不下，就藏在提包里。提包不在身上，她的心也跟着提包走了。这些信如果被别人看到，将会引起什么样的麻烦啊。她狠狠心，把信一股脑烧了，一边烧一边可惜，心疼了很久很久。
杨绛下乡原定三个月，但后来缩短到两个月，其中有临近年关，照顾老乡生活、不给群众添麻烦的意思。回城前他们互相提意见，总结经验，杨绛得了“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的评价，很是得意，终于能“毕业回家”了。
三
回研究所上班后，杨绛依旧指导董衡巽，主要是指导他的翻译。董衡巽试着翻译了一篇英国小说家萨基的短篇小说《开着的窗门》，然后拿着稿件向杨绛请教。
杨绛很快便看完稿件，找来董衡巽，温和地问：“你是不是朱光潜先生的高才生？”
董衡巽在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读书时，导师的确是朱光潜。此时他为表谦虚，连声说“不是、不是”，心里却有些得意，等着杨先生的表扬。
杨绛并不吭声，只将稿件递给他。董衡巽接过一看，上面接连打了十几个问号，顿时就红了脸。
杨绛又问：“你是怎么翻译的？”
“我是这样翻译的：头一遍对着原文边查字典边译，译得很慢，第二遍润色中文，速度就快了；最后誊清，誊的时候再改中文。”
“你这个方法不对，你译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应该更加严格对照原文，看译文是不是符合原文，有没有走样。”
董衡巽对此很感激，后来他讲道：“(那次)犯的错误可能是学者的通病，但杨先生这次谈话给我上了一堂端正态度的启蒙课。我头一次感到翻译是一件难事，这难首先难在态度。纪实属于水平方面的问题，如果竭尽全力反复琢磨，也会减少一点错误。也许可以这样认为：认真地翻译和不认真地翻译，对于同一个译者来说，效果的差别会是惊人的。”
指导新人之余，杨绛有了翻译西班牙著作《堂吉诃德》的任务。那时“三套丛书编委会”的领导、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觉得《吉尔·布拉斯》翻译得很好，便决定请杨绛翻译《堂吉诃德》。杨绛找了五种最有名望的英文、法文译文仔细阅读，还是觉得转译有所欠缺。她说：“五种版本各有所长和不足，很难确定用哪一个更好。我觉得任何译本都不能代表原作，要求对原作忠实，只能从原文翻译。”但那时杨绛虽精通英文和法文，却是不通西班牙语。她决定从头开始学西班牙语：“一九六零年三月，我读毕《西班牙文入门》后，便开始阅读拉美的西班牙文小说。由浅入深，渐渐能读懂比较艰深的文章了。”她选了最具权威性的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马林编注的《堂吉诃德》作为原本，正式着手翻译。
1963年，杨绛到上海探望生病的八妹杨必。杨必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被分配到了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她翻译的英国作家萨克雷的小说《名利场》，是难得的佳作。借着这次探望，杨绛拜访了傅雷和朱梅馥夫妇。那次拜访很愉快，朱梅馥告诉她自己两个孩子的近况；傅雷很有兴趣地和她谈论了翻译上的一些问题。杨绛没有想到，那是她与傅雷夫妇的最后一次见面。事后回望，不禁让人生出“别时容易见时难”之感，因为改变他们甚至国家命运的大事发生了。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全本小说网novel九一。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