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队战败后，国民政府落荒而逃，迁往台湾孤岛，很多人追随而去，据统计，仅1949年，小小台岛就骤然涌入残兵败将60万人，家眷难民70万人；而从1946年到1952年，先后登陆的总人数达200万人，与岛上600万原住民的比例达到了1：3。绝大多数是乘船上岛的。

二战胜利以后，曾经在一个战壕里携手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国民党、共产党，却相煎何太急，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唯一一个通过内战争夺政权的国家，儒家所谓的“仁、义、礼、智、信”理论，再次暴露出虚伪、阴险的嘴脸，导致了民族内部搏杀的大悲剧。太平轮大海难，不过是这一悲剧时代的悲剧之一。不知道，当年是否有比较客观的沉船统计，只知道，沉船在当年已是家常便饭。在太平轮沉没之前，有江亚轮大海难、吴凇江邓鉴轮与新瑞安轮相撞事故等前车之鉴；太平轮沉没后5天，祥兴轮与一艘葡萄牙货船相撞，葡萄牙船沉没，只有23人幸存。

1951年，太平轮遇难旅客纪念碑在基隆港东16码头竖了起来，上面的碑名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每年的1月27日，都有幸存者、罹难者遗属等来到纪念碑下凭吊，抒发内心挥之不去的哀思。人们很希望到舟山群岛，到白节山海域，组织海祭活动。但在两岸隔绝的情况下，这一愿望无法得到满足。

正如文史学者谭端感叹的，“随着太平轮的沉没，同样沉没的还有集体记忆。两岸分治，对新中国来说，这批人是投向敌人怀抱的剥削阶级；对台湾几百万幸存的逃难者来说，太平轮只是他们不愿再回首的悲惨经历之一。这个民族总是不愿面对真相，总是闷头勇往直前没有时间回首，不肯停下来舔一舔伤口，想想下一步，该如何才不会在到达目的地的同时也撞得头破血流。事实上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有太多灵魂需要安慰，所以伤痕书写对我们极为重要。”

直到2010年5月25日，通过张典婉与太平轮纪念协会同仁们的呼吁、奔走，终于成行。当天，天蓝海碧，水波不兴，嵊运1318号渔船载着两岸三地30多名幸存者、罹难者遗属，停泊在东经122度、北纬30度附近的太平轮沉没海区，举行了以“离散的记忆，团圆的拼图”为主旨的太平轮海祭活动。

幸存者代表叶伦明、王兆兰老人，是旧地重游。

叶伦明年届90，须发皆白，他一直认为，是“穿白衣服的女子，像观音菩萨一样在召唤我”，所以才侥幸获救。面对生还之地，他百感交集，喃喃自语：“我要乘太平轮，太平轮，结果呢？太平，我们都叫它太平，结果这样子不太平。”

王兆兰已经77岁了。她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当年的生离死别，——61年前的那个黑夜，船正在下沉。甲板上，她和3个妹妹弟弟紧紧依偎着妈妈。黑暗中，看不见妈妈的面容。只记得妈妈把大妹的手交给她，说了句“牵好妹妹”。自己则一手抱起弟弟，一手抱住最小的妹妹。慌乱之中，不容她再看妈妈一眼，一家人就坠入海中，一个浪头打来，等王兆兰从水里挣扎着冒出脑袋，大妹妹不见了，妈妈和小弟弟、小妹妹也不见了。王兆兰跪向沧海，大声哭喊道：“妈妈，我没有保护好弟弟和妹妹，我没有拉住他们的手，妈妈你原谅我吧！”

黄似兰、张昭雄、李梦华、吴瑞樱等5家遇难者家属依次宣读祭文，然后，将随身带来的白**、马蹄莲和千纸鹤撒进海面，寄托自己的哀思。黄似兰说：“这次来，是为还一个心愿。看到生还者我也在想，这个人是我妈妈多好啊！”张昭雄表示：“这是我们两岸的记忆，共同的记忆。希望通过这段记忆，让人们永远知道和平的珍贵。远离苦难与战争。”

据报载，吴宇森的《生死恋》也将像《泰坦尼克号》一样，走的是情感路线。

说实话，对于《生死恋》，我的心里捏着一把汗。

吴宇森虽然也属于著名导演，但把他与詹姆斯·卡梅隆摆在一起，视力再弱的人也会看得出来，不是一个重量级。《泰坦尼克号》电影在先，而且，已经获得了艺术和票房的“双丰收”，《生死恋》顺着她的路子走，要想超越前者，很难；要想打个平手，也不容易。

也许，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理由对《生死恋》报有期待，期待她早日问世，并后来居上，为华人电影创造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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