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民是个大商人，据说，在老家江苏如皋，一半的田产都是他的；而且，他还做石油等生意，用腰缠万贯来形容他的财富，似乎小看了他。在自传中，李昌钰描述说，家中常有食客上百人进进出出。太平轮失事后，母亲李王岸佛曾专门雇了一架飞机，前往出事水域上空反复搜寻，但“仅见黑色燃油漂浮水面，其他毫无漂流物或遇难乘客踪迹可寻”。李浩民遇难，犹如大厦断了顶梁柱，声名显赫的如皋李氏随即坍塌，食客们“树倒猢狲散”“飞鸟各投林”，李王岸佛身旁仅留下了12个孩子，4个刚成年，8个还没未成年，李昌钰最小。为了张罗儿女的学费、生活费，年过半百的李王氏被迫放下身段，脱掉凌罗绸缎，换到粗布衣服，到处奔波，从太阳露头到星星漫天，独自抚养儿女。在李昌钰的记忆中，为了省钱，全家兄弟姐妹都是在一张圆桌子上做功课，时间一到，一起关灯，绝不浪费一度电。从记事起，李昌钰很久都没有穿过新鞋子，后来，母亲省吃俭用，给他买了一双新鞋，小昌钰珍惜得不得了。为了保护它，上学时，他几乎是一路提着鞋子走路；到了校门口，才把鞋子穿在脚上，走进教室。高考时，他的学习好，本来考上了海洋大学，却发现中央警官学校在招生，学费全免，每个月还发津贴，而且毕业后工作有保障。为了减轻母亲的辛劳，他临时改变了主意，又报考了中央警官学校，成为该校第一批对外招生的24名学员之一。回首往事，李昌钰的内心依然充满了遗憾：“如果不是‘太平轮事件’，父亲过世，我后来就不会去念警校，也不会走上刑事鉴识这条路，也许就与父亲一样，选择当一名商人吧！”否则，他极有可能根据爱好，成为一名银行家或经济学者。
澳门文化艺术协会会长黄似兰，已是古稀之年，但1947年底，母亲陆淑影送她上船赴台之前，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她还记得真真切切：“囡囡，冷噢！绒线裤子弗好脱！”那一年，她才7岁。
刚到台湾，黄似兰与阿姨、姨丈住在信义路一带，念东门国小，开心地等着母亲陆淑影从上海来团聚；她记忆中的母亲，曾经是青年军一员，当年的她年轻漂亮，精明能干，是东南贸易公司负责人，也是上海市议员，全家住在上海富人社区马当路。即使很忙，女儿睡觉前，她一定会弹着钢琴陪伴她入眠。黄似兰记得，身上的毛衣都是母亲亲手织的。白天她常打扮成小公主，美丽的蓬蓬裙、卷卷的长发、甜美的笑容里，都是母亲的爱心！在母亲工作的地方，大家都抢着抱她、哄她，买糖给她吃。
太平轮出事的那天，姨丈到基隆等船；下午回来后，期待中的母亲并没有出现，姨丈只说：“你妈妈的船，被风浪漂到菲律宾了。”她没说话，空气似乎结了冰霜。不久，她被带到一间庙里，去寻找母亲与继父的牌位。“好多层牌位，我们一层一层地找。”
没娘的孩子像根草。失去母亲的庇护，似乎是一夜之间，黄似兰就由小公主变成了台北灰姑娘：洗尿片、做家事、睡走廊、挨巴掌、罚下跪……
“大人们考虑到我父母留在上海的遗产，由于我才有继承权，大人们哄着骗着把我从台北弄回了大陆。我回去遗产没拿到，人又出不来……我被人歧视，被人遗忘，被人轻薄，被人打骂，被人把头按在地上磕碰，被人忽然地从梦中掀起被子打翻在地上拳脚相向。”有一幕情景，黄似兰刻骨铭心，终生难以忘怀：有一次，全家正在吃饭，姨丈毫无来由，上来就是一巴掌，打得她把口中的饭喷了一地，“把饭吞回去！”姨丈恶狠狠地命令道。小似兰满眼热泪，望着地上的饭粒，连哭都不敢哭出声来。
不久，亲戚们为了争夺黄似兰母亲的遗产，决定将她接回大陆。而后，财产被别人霸占。舅舅在广东山区的火车站，谋得一个站务员工作，月薪29元人民币，就带着她与外公外婆一起迁居上任。舅舅在山区的小火车站卖票、看铁路信号灯，她则负责到江边挑水煮饭，到小山岗捡柴火……
中学毕业，她选择念护理学校。名义上，是响应“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伟大号召，内心深处，却与母亲有关。“我常想死是什么滋味？停止呼吸的刹那，她在想什么？我一手捏着鼻子一面想。”痛苦的时候，黄似兰常常独自一人，偷偷想象母亲死去的那一刻，借以安慰自己：“也许她是龙女吧！海龙王找她回家了。”
母亲给她极大的安慰，也给她带来无尽的痛苦。工作以后，由于出生不好，她文革中屡遭批斗，饱尝了人间冷暖。一天，她去上班，医院斗大的大字报从四楼挂到一楼，用黑色毛笔写“黄似兰叛国投敌”，看得她心惊肉跳；她被造反派揪着头发，站在广场、大院里交代思想，或是穿着裙子，被罚匍匐前进……
“我被人歧视，被人遗忘，被人轻薄，被人打骂，被人把头按在地上磕碰，被人忽然地从梦中掀起被子，打翻在地上，拳脚相向……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奔跑着，大声呐喊着，我捶肝裂肺地哭，我在孤寂中想念我的亲人，思念我的父亲、母亲……如果我的母亲还在，她一定会在我跌倒的时候把我扶起来；如果我的母亲还在，她一定会在人生的道路上陪伴着我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我捶胸顿足哭喊着问苍天，别的孩子此刻都做着豆芽梦，倒在母亲的怀里尽享人间的爱，人皆有父母，为何我独无？”每当回忆起那个扭曲人性的时代，她唏嘘不已。
1979年，改革开放的脚步近了。因为她有海外关系，父兄在台湾，她可以申请离开中国。第一步踩到澳门的土地，她深深地吸了口气，深深地、深深地，身边人车杂沓，阳光在微笑……经过一番奋斗，终于事业有成，并发起成立了澳门文化艺术协会。有一次，她路过一家婚纱店，看见礼服拍卖，一件50元。她一口气买了30件，希望能够弥补青年时代美的缺憾。
晚年，她才有闲暇写自己的自传。可是，每每提笔回忆失去母亲以后，自己所遭遇的人生苦难，她就情不自禁，眼泪像山中的泉水，无法停歇，儿子看到后，就劝她不要再写了，“再写下去，你会把眼睛哭瞎！”
而对于获救者来说，生还是幸运的；不幸的则是，一辈子都活在海难的阴影中，难以自拔。
叶伦明与妻子失去联系后，不知道妻子的生死，再也未娶。1980年代，经过亲友帮忙，他移居香港，并恢复了与台湾兄弟的通信，才知道，妻子早在太平轮事件次年就改嫁了。
定居香港，叶伦明坚持靠贩售自己缝制的被单、蚊帐、枕头套、床单等谋生，有时，他还会卖几张手绘的油画给观光客。住的地方只有10多个平方米，就像个胶囊公寓。社区人员见他孤苦伶仃，生活艰辛，就想帮他一把，但生性倔强的叶伦明却不愿意接受，他说：“我在海难中都没死，你们去照顾别人吧！”
闲来无事，一个人怎么打发内心的孤单呢？一次，他在路上看见马拉松长跑比赛，有年轻人，也有白法老者。他眼睛一亮，决定恢复年轻时长跑的习惯。这一跑，就是30年，而且无论是春夏秋冬，也无论是顶风冒雨。他说，每回慢跑，都是一次活下去的勇气。60年前一起在太平轮上的朋友，来不及到达台湾，而他幸运地活着，他要努力留住呼吸与生命的感觉。只要跑步，就觉得肉体、心灵都满足，也从不感觉孤独。只要有马拉松比赛，他就会去参赛。他因此成为香港知名的“马拉松老人”，获奖无数。
1966年，在台北召开的“世界反共联盟大会”上，谷正纲被推选为理事会主席，后来担任了“终身荣誉主席”。直到1993年12月病逝之前，只要谁提及太平轮，他都为自己帮忙导致老友全家葬身大海，而深为遗憾。
幸存者、遇难者遗属们活得不开心，船东们也难以派遣心中的愧疚，太平轮海难成为他们不愿触及的一块伤疤。
作为台湾著名主持人、作家，蔡康永生于1962年3月，毕业于再兴中学、东海大学外文系，留学于美国。名人访谈节目《真情指数》和青老年人沟通节目《两代电力公司》、综访谈节目《康熙来了》，都是他主持的，他还连续4届主持金马奖颁奖典礼，出版过多本散文著作，包括《痛快日记》、《LA流浪记》和《那些男孩教我的事》等畅销书。蔡康永自称“不乖小王子”，知性与感性兼具的搞怪才子，在岛内名气很大。在《我家的泰坦尼克号》，蔡康永写道：
爸爸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太平轮沉没的原因。只提过当时他们公司所拥有的每一艘轮船，一律都向英国著名的保险公司投保。唯独太平轮例外，因为当时爸爸一位相识在上海开了保险公司，为了捧捧人场，就把手上这艘刚要开始在上海和台湾之间航行的太平轮，给这家上海人自营的保险公司承保。
太平轮一出事，这家保险公司，立刻宣布倒闭。
所有赔偿，由轮船公司自己负担。
在太平轮上遭难的乘客，人数之多、牵连之广，无论再怎么样的赔偿都不可能让家属满意。
……唯一一次，爸爸跟我说起太平轮的事，是在我念初中的时候，读到报纸上在讲“船王”董浩云的消息。爸爸就提到太平轮航行一段时间后，董浩云的船公司才渐渐拥有他们自己的轮船。
于是我放下报纸，问了一个很无聊的问题——
“爸，如果太平轮没有沉的话，我有的时候就可以坐在轮船上，看着海吃早餐了，对不对？”
“对呀。”爸爸笑嘻嘻的回答我，没有说别的话。
……一个时代，大火烧天的烧去了。我身边的，是烧剩下的，东一处、西一处的，明明灭灭的余烬。
我的童年，常常笼罩在这余烬隐隐约约的红光里。
有时候，我伸出手去借一点这余烬的温暖。有时候，我用眼睛见证这余烬覆盖的繁华。
蔡天铎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到了台湾，他重操旧业，成为岛内著名的大律师，2000年逝世时，享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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