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60年，张典婉为什么要打捞这一陈年旧事呢？

细究起来，张典婉与太平轮，既有关系，又好象关系并不是怎么大。

说到有关系，只是因为，在沉船一个月之前，她的继母司马秀媛就是挤上太平轮，一路颠簸来到台湾的。

司马秀媛，是一位上海富裕糖商的女儿。据说是宋朝大文人司马光的后代。1948年12月，由于战局朝着不利于国民党的方向迅速演变，她也不得不加入到逃亡台湾的行列，拎了一个随身箱、抱着两条狗上了船。箱子里装得是一些细软：几件上好的丝绒旗袍，父亲留下的怀表，母亲赠送的几件手饰，一些绣花的桌巾，几只精致的咖啡杯，一打结婚时打造的银器……

来到台湾以后，司马秀媛随乡入俗，跟着丈夫来到偏僻的苗栗客家庄，褪去上海大小姐的光环，在荒芜的果园里从头学起：种树、剪枝、施肥、锄草、摘果实……她还主动地把身份证户籍栏改成了“台湾苗栗”，成了一位台湾地道的客家妇女、乡间农妇。

但是，有些东西可以改变，而骨子里的东西是很难改变的。比如说，上海小姐的生活方式：她喜欢穿旗袍，坚持自己做吐司、泡红茶；煮咖啡时，没有现成的过滤纸，她就用白纱布代替。她把那两条宠物狗称作“太平狗”，整天行影不离；她还坚持与上海中西女校的校友们组织聚会活动，一帮老太太穿着旗袍，用轻柔的声音唱着《夜上海》……

太平轮挂在她的口中，成了她的口头禅。

在乡下简陋的厨房里，每当司马秀媛摆好刀叉，总会喃喃自语“这是坐太平轮带过来的哟”，并把渡海的经过重复一遍，末尾，总是以侥幸的口吻补充一句：“太平轮沉没了。还好，我没坐那班船，我才能坐在这里！”

小时候，张典婉总是对继母的唠叨不理解，私下里嘀咕“不知道她为什么老是讲这个”。成人以后，2000年10月，张典婉在整理她的遗物时，才猛然醒悟。

在一个上锁的书柜里，她翻出继母用布袋包着的三根金条、一张上海身份证、一份上海地契、一个老式的“一二0”照相机，还有一本记事本：记满了刚到台湾的通讯录，娟秀的字体细心记下身在上海的每位朋友联络方式，而这些电话号码都是1949年之前的，永远也拨不通了……

是啊，“从上海到台湾，终老于客家村落，母亲在人生的下半场丝毫没有忘情上海旧事，但她却最终都没有再回去看上海一眼，从登上太平轮的那一刻起，母亲就永别了上海。”张典婉跪在养母遗像前嚎啕大哭：“所有的感觉瞬间都涌上来，我决定要写家族史，写客家父亲和上海母亲的故事，故事里有一艘太平轮。”

从此，张典婉的命运开始与太平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张典婉毕业于台北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今世新大学），曾是《台湾日报》的记者和台湾广播文学频道主持人。职业的敏感，使她意识到太平轮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不应该被集体遗忘。于是，她开始了艰辛的探索之旅。由于时间不饶人，50多年过去了，绝大多数幸存者、知情者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而硕果仅存的几个人，又云散四方，难觅踪影。

工夫不负有心人。2004年，张典婉从当时的《中央日报》、《新生报》刊载大量的寻人启事着手，在两岸三地遍访幸存者和遗属，陆续完成了对大约一百多人的采访，这些人，有的是生还者，有的是见证人，更多的则是罹难者的后代。在此基础上，她与团队一起，摄制、完成了两集电视纪录片《寻找太平轮》，在凤凰卫视播出后，引发了观众的浓厚兴趣，并获得了台湾中华发展基金会主办的两岸新闻报道奖。

随后，她有补充、完善，创作了《太平轮一九四九》，并于2009年10月在台湾出版；2011年6月，又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中文简体字增订版，受到大陆读者的好评。长城网读书频道评论道：“当年泰坦尼克号由于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演绎得举世皆知，而太平轮和它引发的生离死别却渐渐被人遗忘。时隔60年，台湾资深媒体人张典婉，通过多年采访太平轮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结合大量珍贵历史资料和照片，写成了这部《太平轮一九四九》，向我们讲述了太平轮的生离死别，再现了父辈集体流亡的辛酸往事。本书填补了历史来不及陈述的一段空白。期望炎黄子孙记取历史教训，抛弃对抗与猜忌，朝着和解共生迈进。”

而岳麓书社编辑向敬之则认为，“她要用镜头、用文字、用散失在沿海各地档案馆的卷宗、证词、诉讼书、报道及回忆文章，打捞那艘60多年前的失事沉船，打捞渐渐遗失在人们记忆里的中国故事，让时代重新审视那一段苦痛的历史、那一千多个无辜的生命，以及那价值无法估量的风云见证。也许她无意于去评说历史的谁是谁非，也不去谴责执事者的玩忽职守，更不会嘲笑那群为了逃命而不怕冒险的死难者，而是让我们惊醒，两岸同根同脉同血缘，缘何在团圆路上，总是那般的艰难、那般的痛苦、那般的茫然和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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