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台湾新生报》对太平轮遇难家属善后会头天下午的活动进行了报道,并发布了“中联公司传将宣告破产”的信息。
2月1日,上海《申报》、《大公报》等对太平轮大海难进行了报道。《申报》披露:“建元轮为益祥公司所属,74名船员仅2人获救。”并刊登了获救者名单;《大公报》称:“被难旅客家属交涉办理善后,中联公司曾被捣毁。”并透露:建元轮“自基隆来沪,装载煤炭、木头及2000多人,为中新纱厂总经理荣鸿元所有”。
2月2日,《大公报》第四版刊登了太平轮失事的详细报道,刊登了遇难者名单,并在社评《海上又出惨剧》中,就事故原因提出三点推断:“1.驾驶人能力;2.太平轮逾龄、救生设备不全;3.轮船超重。”
2月4日,《大公报》再次对太平轮失事原因提出批评:胜利后,轮船大量增加,船员素质低,仅持准考证就可驾船;船公司不注重救生设备,(中联公司所属的)华联轮十个救生艇九个漏水。
2月5日,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广州。
2月7日出版的《台湾新生报》总结了民间的三个原因,首先是太平轮抄小路,走错了航线,然后是太平轮装载了600吨钢材严重超载,最后是两船相撞时船员正在喝酒。
2月10日出版的《轮机月刊》,还发表评论,毫不客气地指出:“太平轮连桅杆上的信号灯也未燃点,以至成直角(与建元轮)互撞。一句话,真是太疏忽了。轮船航行时,驾驶台上应有指挥人员(指太平轮),如果他们还在执行职务,无论如何,总不致迎面来了一艘灯火通明的船都看不到。”
2月12日,《中华日报》报道,中联公司对太平轮遇难家属善后会提出了6条要求,答复了3条:登报道歉;没家属每人1000万元(金元券),以利工作;交出账簿。
针对社会上的各种议论和质疑,国民政府也不能无动于衷,交通部责成上海市航政局派出专家,进行了一番调查,得出了三条结论。一是失事原因为碰撞所致;二是责任问题因双方驾驶员均死于海难,一时无法就技术上进行查究;三是善后事宜由太平轮船东——中联公司统一办理。
中联公司是由周曹裔、龚圣治、蔡天铎、马世燧、周庆云等5位宁波籍股东合资组建的股份制企业,1944年3月23日在浙江龙泉县注册成立,1946年5月1日迁址上海四川中路549号。总经理是周曹裔,原来是个茶叶商人,曾担任过杭州巴士的董事长。刚开始,中联公司有两艘商船往返于上海、基隆之间,一艘是澳洲制造的华联轮,另一艘是加拿大制造的安联轮。1948年,这条航线客流大增,中联公司看准商机,经过谈判,以每月7000美元的代价,从太平船坞公司又租赁了太平轮,并于同年7月15日,投入航运。除了9月间,曾北航葫芦岛,一度为辽沈战场上的国军输送补给和撤运伤兵外,其余时间,全部奔波于基沪之间,沉没之前,已开行了34个班次。
太平轮曾在华泰产物保险公司和鸿福产物保险公司投保。沉船事件发生后,这两家保险公司负责人自感到赔偿不起,索性一走了之,逃离上海。因为中联投保的公司恶意潜逃,中联公司必须全部负起赔偿金额。而中联公司的其他股东也是见势不妙,逃之夭夭。公司旗下的华联轮和安联轮,也被政府扣押在高雄港,无法出售、变现。中联公司被迫倒闭。这一下,可苦了大股东、总经理周曹裔。一天晚上,300多支火把包围了周家,愤怒的遗属争先恐后冲进楼房,将屋子内的所有家具统统砸碎,还把公司的大门、办公设备、玻璃窗,全部砸毁,以解心中不平之气。好在周家的人提前听到风声,躲了出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公司员工也是火上浇油。员工代表周淑孝、杨元臣、孙凯之、施炳南、陈明等,联名向上海市参议会吁请:“在难属悲愤之下虽被毁物殴人受尽折磨,但均副以同情,一本忍辱负重从未有所怨言。嗣后难属百端需索,公司当局委曲求全,有求必应,致将员工薪津一再欠发……如此,公司业务停顿,收入既无,则员工眷口近万之生计将何以维持……”
可是,当时解放军百万雄师即将南下,“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南京、上海等地的国民党部队,军无斗志,各级官员都在考虑着自己的退路,谁还有心思去管什么太平轮大海难的善后事宜?市参议会无计可施,只能久拖不决……
5月12日,上海战役拉开帷幕。汤恩伯集团负责守卫上海,8个军24个师20余万人,分别在上海外围和市区设立据点和阵地。一番激战之后,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第十两个兵团犹如猛虎下山,一鼓作气,将汤恩伯集团赶到了苏州河以北地区。23日夜里,解放大军发起总攻。各攻击部队采取快速勇猛的动作,多路直插市区和宝山、吴淞。为减轻对市区建筑物的破坏,尽量不使用重武器。至27日,完全攻占上海。汤恩伯集团被歼灭15万多人,只有约5万人经吴淞口登舰逃往舟山等地。
改朝换代以后,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太平轮上的罹难者和幸存者,都作为溃逃者,再也不敢有人站出来主张合法权益,太平轮惨案审理不了了之,所有证词、文件,一大多半保存在上海档案馆,成为经年往事,渐渐被世人遗忘。
叶伦明劫后余生,回到了上海鸭绿江路老家,与老父亲相依为命。他对乘船远行产生了恐惧之感,就写信到台北,向妻子倾诉思念之情,可是,所有信件都被原封退回。再后来,两岸呈敌对状态,他与妻子失去了联系,皮毛生意做不成了,好在他手巧,又肯吃苦,就靠缝被单、蚊帐、衣服等小买卖,勉强糊口。虽然生活很清贫,但因为身处社会最底层,意外地躲避了历次政治运动。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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