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

王丽立带着侄女王立人从上海到香港。在海船上邂逅金龙灵。王立人到香港教会学校读书，与金龙灵常常来往。

夏天

时局的变动，影响了高语罕的文字生涯。高语罕的文章既被人弄得驴唇不对马嘴，有时简直弄得不通。而且选择题目、布置内容，完全要听命于主人，于是高语罕的文字工作完全便变成一种奴隶生活，机械般地活动着。高语罕非常痛苦，因为不能用自己的灵魂说话。高语罕每次替陈彬和做社论时，便象上法场似的，精神恍惚，良心的谴责太难受了。于是就向他坦白地说：“我今年五十多岁的人了！但我的革命的源泉还没有完全枯竭，少年时代的一段波浪的历史的回忆还没有完全忘却！我的许多老朋友大半都为革命而牺牲了，有一些现在还关在牢监里。惭愧得很！十年以来，偷生海隅，实在对不起我那些或死或囚的老友们！只有一点政治的人格与良心，还没有出卖。现在要我出卖我的良心与人格，那就无异于戕害我的生命。请你原谅！我此后不能给你再做社论。”高语罕毅然辞掉文字工作。

7月上旬

《宇宙风》杂志主编陶亢德托汪孟邹约陈独秀写自传，陈独秀只写到五四运动。

7月

卢沟桥事变发生，高语罕久已澄静的心情又激动起来。同王丽立商量决计归国。

△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高语罕的《读者顾问集》第二集，署名王灵均。

8月

上海战事起来，高语罕打了一个电报给张治中：“南京探投京沪警备司令张文伯将军麾鉴：抗战既起，举国兴奋。弟十年伏处，偷生海隅，际兹时会，已不愿再事苟活，决计回国驱驰军前，觅一死所，不识政治环境，其许我乎？束装待命。弟语罕。”

△又向上海给张治中打一个电报，还是没有回电。高语罕心情很急躁，决计和王丽立马上就走。临行前吟诗：“地暗天昏浩劫初，偷生已是十年余。请缨无路惟孤愤，报国有心敢索居？漫卷诗书束高阁，忍将血泪付蠢鱼。此身只合沙场死，化作精禽满太虚。”

△母亲和家中妇孺大半避难六安。因其时高语罕的一些朋友大致都在六安主持动员计划，到六安靠他们照应。

8月23日

陈独秀由潘兰珍和三儿子陈松年迎接出狱，先在国立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家中暂住。

8月24日

同《前导》书局老板商量，将汪孟邹所经营的亚东图书馆卖给《前导》的书钱，借了两百块，邀着《港报》特派从军记者潘朗，一同踏上了回国请缨的征途。临别香港，高语罕默默地说：“别了，别了！再见，再见！实则我憎恶你到了极点，我不愿再和你相见！你不但有那丑恶的外观，你并且包容着一切的黑暗！假使再和你相见，除非把你洗心涤面！”下午，乘广九车到广州。广州一片战时的景象：各马路的灯光都熄灭了，两旁的店铺都老早关门闭户，街上的行人无几，车马之声很稀。到粤汉车战，站里面的人和行李真是如山似海。当晚即乘粤汉车北上。

8月25日

大家洗过脸，吃好早点后，坐着无聊，王立人便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慰劳歌》。同车的香港九龙救灾服务团有二十多人同车，听到歌声，也过来邀王立人去参加他们临时组织的歌咏团。他们唱歌，高语罕也跟着唱，唱过之后，他们邀请高语罕演讲，高语罕不愿推辞，就打开十多年未曾开过的话匣子，告诉他们自己回国的意旨，及对这次抗战的政治意见。“我们的队伍是广大强壮，全世界被压迫兄弟的斗争，是朝着一个方向！”在车中没事总和几位留日学生和九龙服务团员往来谈天。大家看高语罕头发白了，都称呼为“老先生”。

8月26日

下午抵武汉。车过汀泗桥时，高语罕特别感触：“北伐时的独立团，一团打败五六团，在此地留下了一个难磨灭的纪念！桥畔柳青青，桥下水潺潺，问当年壮士何处？而今剩得几人还？剩得几人还？重理旧征袍，抖擞精神，再干！再干！为民族自由解放而作战！”

8月27日

写了一封信给两湖监察使高一涵，托王丽立亲自送去。一是会会多年老友，二是向高一涵讨几个盘缠。王丽立从武昌回来后，说没有会见高一涵，信已托他的号房转交了。高语罕带大家上黄鹤楼，游蛇山公园。登黄鹤楼赋诗道：“十载重登黄鹤楼，哪堪回首诉离愁？江流石转千年恨，物换星移几度秋。北国开门纵狼虎，南朝抗战起吴头。人人自有兴亡感，忍说予先天下忧。”下山后到汉阳门一家四川馆子吃了一顿午饭，又匆匆过江返回汉口。晚上到广东馆子吃饭，顺便到马路上逛逛，买了一点必需的物品：电筒、防毒药水、纱布、棉花等物。晚上七点，汉口放映“抗战特辑”的影片，丽立和立人都要看，高语罕就陪她们一起去看。出了戏院，高语罕感到十分兴奋，十分满意，提议去吃宵夜，大家赞成，遂跑进一家设备奇异的点心馆子，吃了点心，饮了咖啡，慢慢地踱了回去。

8月28日

等到中午，不见高一涵来找，中午出去吃饭时把下午的船票订了。下午三点钟，高一涵来访，头发虽未大白，精神却委顿得很。高语罕谈到，此次只是为了单纯的抗战热情所驱使，一切自身的利害都没有思虑过。到南京打算先找上海大学同事于右任，向南京最高当局说明来意。自己已预备好了一篇上蒋介石的信稿，若果会不见于右任或其他朋友对蒋先生转致一切，便把此信径寄蒋介石。高一涵答应先打电报给于右任，起身告辞时送五十元钱给高语罕。高一涵走后，又有一位朋友来看高语罕，谈起武汉的汉奸真多。

8月29日

下午六时到芜湖。高语罕和王丽立访故人刘希平之墓。墓地所在之赭山，已划为军事要塞区，禁止闲人入内。高语罕只得遥为瞻拜，赋诗两首：“烽火归来献此身，同舟未卜况同心？白门哭罢将军邓，又向江中吊故人！怀爽楼中十几春，墓门遥望泪沾巾。山头日出红如血，依旧年年照眼明。”“山头日出红如血”，为高语罕代五中初级诸生送别前两期，即甲乙两班毕业所作歌词中语。

8月31日

半夜开船，早八时到南京。暂住学生谢云皋寓所，见到学生王陆一。谢云皋告诉高语罕，包惠僧、李石璋、徐光英诸人都在京。包惠僧和董彬如晚上来看高语罕。

9月1日

从李石璋那里得知陈独秀的住所，下午和王丽立、潘朗一起去陈独秀家。陈独秀笑嘻嘻地说：“怎么！大个子，你们怎么也来了！从哪里来的！”随后陈独秀接受潘朗的采访。

9月2日

在第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十年不见的老友叶剑英。高语罕觉得叶剑英比十年以前更深沉了，说话更持重了，额角上面和眉宇之间蕴蓄着一些皱纹，隐隐地表现出他十年来万里长征，艰难苦斗的经历。他们的政治意见在某些地方虽不能一致，但高语罕从心眼里面承认他是一个具有政治头脑、而又不热衷于荣名的革命军人——一个极有希望的革命军人。

9月上旬

高语罕到于右任家。于右任招待高语罕吃午饭，正合北方人口味，馒头、饼、红米粥，样样都是高语罕十年亡命所日日梦想而不会尝到的。

9月9日

陈独秀乘轮船迁往武汉。抵汉后，暂寓旅社，不日即移居武昌城内双柏庙后街二十六号。

9月中旬

“这是因为十年的政治逃亡生活，各方面的朋友都不能会面，此次到京，许多旧友来谈，天天忙着去看这些旧朋友，不觉得过了一天又一天。”

9月下旬

拜访马相伯。高语罕教小侄女王立人站在老人跟前大声高唱救亡歌曲，为老人祝寿，老人乐不可支地对立人笑道：“恭喜你！恭喜你！因为你有一个好父亲！”老人又复大声道：“你看！我们有了这样出色的小孩子，中国怎会亡国呢？但是转而一想，若是国家被我们这些老年人弄亡了，那又怎样对得起她呢？她们这样可爱的孩子们呢？”高语罕怕老人伤心，连忙含泪辞别老人，并安慰他道：“老先生，话说得太多了，休息休息吧！我们改日再来看老先生！”

10月某日

到常府街十八号陈立夫寓所谈话。高语罕说，这两年来，因为所译的书籍大半被禁止出版，文字生涯已是末路，除了在报上替人写点不必要的东西，没有什么较有系统的著述。从广州到长沙沿粤汉路各处只看见军队的调动，丝毫没有看见民众热烈的参加，恰恰相反，民众对于这次战争的态度非常冷淡，除了各车站张挂着极稀有的白布写黑字的懒洋洋的标语外，什么也不见！武汉三镇也没有例外。从武汉到南京沿江几个码头，如九江、安庆、大通、芜湖，自然也是一样。因此，这次战争只是单纯的军队在和日本动员了全国的军队作战。但是为什么那时的中国农民那样热烈的参加反军阀的内战，而现在对于对外抗战，却反这样冷淡和旁观呢？民国十一年以后，在孙中山的领导之下，经过国民党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划时代的革命宣言与适合工农大众之政治的经济的要求的政纲。全国工农大众都相信这个政纲是于他们有利的，并且是马上可以实行的，所以他们拼死命地来拥护国名革命的北伐。但十余年来，演成自相残杀之局，农民对国家只感到痛苦和憎恶，无以聊生；就是日本人来了，也不过是无以聊生。假使前方战事失利，军警特务队失却镇压的力量，公务员一逃，政府动摇，汉奸伙着流氓便出来统治南京，这是多么危险啊！陈立夫问：“语罕先生要见委员长吗？”高语罕庄重而严肃地答道：“我曾在黄埔任职，本是委员长的旧部，中更多故，十年暌违，论理应当见见，慰此饥渴。但是我现在是一个草茅下士，蒋先生担负国家重任，一日万机，实不敢以闲散之身纷扰他的宵旰忧勤，现在郑重地请先生在蒋先生面前代达微忱，敬祝蒋先生的健康！”陈立夫又问：“语罕先生愿否担任什么工作？”高语罕又郑重而诚恳地答道：“我很知道我自己。我在教育界或所谓文化界，就是以平民的资格做社会的活动，还可以相当有点作用。所以我打香港动身的时候，便拿定主意，愿以平民的资格，用某一点一滴的力量，在社会方面参加抗战的活动。在坚决抗战的条件之下，绝对拥护现当局的领导。自然，我的政治信仰，并没有改变，而数年以来，并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此后一切言行，都集中于抗战。”

10月6日

张治中电报：“（前略）前曾电复，闻到京，甚喜。请即来前方倾谈。先在苏州下车，到留园本部留守处。弟已另电盛主任接待，并派车护送矣。弟张治中叩。鱼。”

10月中旬

语罕和潘朗历尽艰辛，找到张治中指挥所。十余年来虽然没有通信，但张治中时常对上海的朋友表示记挂着高语罕。高语罕表示愿意帮忙，什么名义都不要。张治中建议先找蒋介石。出门时碰见黄琪翔副总司令，高语罕又跟他到秘书处高谈阔论了半天。第二天晚上，语罕又同张治中谈了一次话后告辞。

10月15日

追述同陈独秀、叶剑英的谈话。

△致张发奎信：“向华总司令：内战把我们离隔了十多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却有把我们打成了一片。中国人老话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西方革命家也说，革命须待反革命的鞭策，都可说明我们这次抗战是翻开伟大历史新页的一个破题儿。先生适在这个战场上任了一员开路的先锋，我们这些以前的战友，自然都很引以为荣幸！并对抗战前途增加了不少的信任。”

10月23日

张发奎回信：“（上略）袁处长企止兄译转高语罕兄鉴：手书奉悉。多年阔别，结想为劳。现驾抵京，并拟莅此，喜极欲狂。即盼命驾。经路请询企止兄为荷。张发奎。梗。”

11月5日

从南京到上海，一路上苦不堪言。到了上海，茶馆、酒肆、旅社、歌场，还在那儿拼命地享乐，尤其旅馆中“叉麻雀”的声音四面袭来，终夜不停。这种声音刺人高语罕的耳鼓，真比敌人的炮弹打在心坎上还要惨痛。高语罕认为，大凡一个极黑暗的地方，也就是极接近光明的地方；再进一步说，极光明的现象，就是从极黑暗的现象中发展出来的。物理的现象和社会的现象，都往往如是，这便是矛盾的法则。

11月

高语罕去上海前线见张发奎的时候，张发奎已奉命退却，于是高语罕随着张发奎的军队，一直退到青浦昆山，经苏州镇江而返南京。

△回来后，除了和从前许多青年朋友纵谈外，还去找过八路军驻京代表叶剑英。高语罕觉得他虽然很客气，很多外交辞令，但始终觉得他是个可爱的军人。

△去陈诚家里拜访老友严立三。

△王丽立带着王立人和高语罕的两个学生胡浩川、吴葆萼乘车赴芜湖，行时谆谆嘱咐高语罕同潘朗快点离开南京。

△在上车去芜之前，石蘅卿先生要包惠僧约高语罕去谈，高语罕因久已心慕其为人，百忙中过去一谈。石蘅卿非常直爽，无话不谈，与严立三、张难先为湖北三杰。

△当时高语罕还不想离开南京，一来和几个老朋友对于抗战问题还有许多话要说；二来内心里仿佛有什么很沉重的东西压在上面，放不下似的。但无官无职，遂同潘朗决计离京。车上处处是人，连车顶上都坐满了。刚刚走了半个钟头，遇到警报，搭客大都跳下车，躲在铁路旁树林里头。过了半天，解除警报，上车再走，不久又遇警报，又下车，等了半天，再解除，再上车，一直到下午五点多钟，才奔到芜湖。

△到芜湖后，王丽立、胡浩川和王立人已乘轮赴安庆，留下吴保萼守候。上驶轮船均被政府征用，商轮已全部停驶，眼见得轮船无望，幸从前五中学生、时任工务局长余凌云代他们找到一个上水轮船，一夜一天，到了安庆。

△高语罕会合王丽立、王立人她们，胡浩川留安庆，谭天君随同。到了九江，船又发生问题。托熟人乘坐中央党部运输档案的小轮船到汉口。

△到了汉口，会见了许多朋友：陈独秀、朱代杰、李侠公、朱士龙等。住了几天，旅馆的开销太大，听说湖南生活比较便宜，王丽立原籍又是湖南，遂决计到湖南去。

△到湖南是深夜，找不到一个旅馆，最后找到了救济难民的青年会，在大厅里过夜。次日找到一家旅馆，每人每日房钱五角，伙食是大锅饭、大锅菜。

△陈公培的至戚周凤九也是留德学生，时任川湘公路局局长，家住长沙对岸岳麓山下，桃子湖边，风景佳胜。王丽立、王立人先搬过去住，高语罕则移居青年会，盖此时他还一心一意欲对于抗战致其绵力也。

12月24日

张云逸在华南工作报告中提到各党派的活动情况：“D、香港有托派的中央高语罕在此，第三党及革命大同盟（已散）主要机关均在此，现多星散，托派所出刊物还是以我们为主要攻击对象。”其实，此时高语罕早已离开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