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国民党政治纲领。
3月4日
胡适等为维护教育经费独立反对安徽军阀马联甲联名通电。
3月
朱德进入盖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专修社会学。担任哥廷根中国留学生会的负责人。
春
刘希平在南京筹建新民中学，屡次催促高语罕回来一起办学。高语罕因学无所成，没有回国。
夏
蒋光慈回国，任教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6月22日
在德国佛兰克佛（即法兰克福）为蒋光慈诗集《新梦》作序。“《新梦》作者光赤，是我数年前一个共学的朋友。那时，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后来，他留学苏俄共和国，受了赤光的洗礼，竟变成红旗下一个热勃勃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光赤本富于情感，在研究社会科学之余，高歌革命，我劝他结集出版，特作序。”“苟活的中国人，眯着睡眼，得过且过。少年的中国人，绝不在黑暗之后忍耐，我们自己要前进！我们要鼓动革命！这是第一层意思。”“现在流行的新诗人，脑子里是资产阶级的出产品，绝不替无产阶级打抱不平。我们绝不姑息，绝不苟且，绝不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妥协，中国现代青年的诗人里具有这种态度的，光赤同志要算‘首屈一指’，这是第二层意思。”现在国内青年界流行的一种文艺，不是‘甜哥哥’‘蜜姐姐’的‘我爱’‘你爱’的闹个不休，便是什么‘婚姻自由’‘婚姻痛苦’‘自由恋爱’的连篇累牍。从中国社会的腐败制度上说起来，这种现象是一种解放的运动。然而爱国的青年，应当把“男女的爱”扩充到国家社会，扩充到全体被压迫的阶级。或是以男女的爱情做那为人类牺牲的精神的调和和最后的安慰，如《夜未央》剧中的主人翁华西礼。‘革命的爱情，爱情的革命’，这是第三层意思。“革命的理想社会是什么样子呢？蒋光赤在《昨夜里梦人天国》里说：男的，女的，老的，幼的，没有贵贱；我，你，他，我们，你们，他们，打成一片；什么悲哀哪，怨恨哪，斗争哪……在此邦连点影儿也不见。也没都市，也没乡村，都是花园，人们群住在广大美丽的自然间。要听音乐罢，这工作房外便是音乐馆；要去歌舞罢，那住室前面便是演剧院。这便是共产主义完满成功时的极乐国。读了这首诗，一般人对于共产主义的误解，或视之为洪水猛兽或强盗世界的怀疑和恐惧，皆可涣然冰释。这是第四层意思。”“这个理想国不是乌托邦，不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是《镜花缘》里的君子国，而是一步一步可以达到的，是有方法的。不但要把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打碎，并且要把一切反革命的文化所寄托的东西一哲学、美术以及传播这种思想的机关都要消灭。破坏旧的，新的就昂起了；打碎锁环，自由就来到了。抛去那一切旧的，——不中用的，残忍的，我们的精神就畅快了。（《暴动》）这是第六层意思。”“革命以后，大家都跑到权力的地位，忘了自己的阶级。革命性一消失，共产主义仍是漂浮在云雾中，无从实现，无从巩固。放下枪头，拿起锄头；从枪头上夺得了自由，从锄头上要栽培这自由。啊！自由！自由！昨日的枪头，今日的锄头。革命要以农人根本觉悟做柱石的；这种革命，不但要战争胜利，还要农业生产丰富，才可以永保胜利；这种革命，只是无产阶级争自由，不是做官、发财，营求个人优越地位的勾当，所以‘放下枪头，拿起锄头’，实多去争取政权、压服反革命以后一个唯一的口号。这是第七层意思。”
8月17日
刘希平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后由生前友好捐资葬于芜湖赭山之巅，高一涵为其撰写碑文。高语罕后来在《平生师友录》中专门记载和刘希平的交往。“希平对于学生一片至诚，视学生如子弟，嘘寒问暖，视学生之痛苦如己之痛苦，俨然慈母。学生畏语罕之威而感希平之爱，皆彬彬有礼，自尊自爱。语罕与希平同居‘怀爽楼’（皖人纪念袁爽秋先生之楼）多年，雨雪之夜，风月之夕，二人杯酒互酌，佐以花生米或家乡腊味一二事，各倾衷曲。”
10月12日
在德国佛兰克佛为程浩《节制生育问题》作序，序前半部分自述婚姻和家庭生活状况：“行年今年三十有八。”
11月23日
为《百花亭畔》作序。“这个时代的我们都是在革命的氛围气与革命的战场中生长出来的，我们所亲见亲闻同亲自参加的革命演剧，实有许多可泣可歌的伟大的悲剧；也有许多可笑可恶可恨并且笑得你肚子痛恶得你心里作呕恨得你‘眼中流血心内成灰’的悲剧与滑稽剧。这剧中的脚色，有许多成了英雄，有许多作了烈士，也有许多成了伟人。”“我因是发愿把二十年前所亲见亲闻及亲身参与的革命中的逸事，叙述出来，名曰《如此这般录》，共分三集：第一集：《百花亭畔》，以徐锡麟刺杀恩铭的革命阴谋的事实为主要材料，即本书。第二集：《病中》，以熊成基炮兵营起义事实为主要材料。第三集：《青年军始末记》，以辛亥革命后的安徽独立运动为主要资料，而叙述则以青年军之产生、发展和消灭为线索。”“这三本小册子所叙述的三件革命史实，也就是高语罕个人在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上所经过的思想上行动上的变化。我不是什么伟人，我也不是什么思想家，更不是什么革命文学家，我只是在这二十年的革命的大潮中滚来滚去的一点一滴，而且是极平凡的一点一滴。但是惟其一点一滴，惟其是极平凡的一点一滴，他所亲见亲闻与亲自参加的事实或许于一切极平凡的普遍的社会更较为亲切。那么，这种小册子，谓之为‘革命逸事’也可，谓之为‘我的生活’之片影也可。”
是年
父亲病逝。“我在德国留学时，我父亲死在老家里。”
是年
国共合作后，高语罕同留学德国的国民党人有了密切的接触。有一位国民党高官（署名遂子）回忆，他与语罕虽然信仰不同，但在德国留学时两人多有交往：“……自民国十年至十七年间，与我同时住在这一角的有王光祈，连瑞琦，叶枚，高语罕，潘怀素，傅斯年，罗家伦，梅恕曾，熊保颐，黄鸣驹，鸣龙昆仲夫妇，汪信臣及其弟元臣夫妇等。其中有的兼是同志，有的是好朋友，有的则是普通同学，但一时我记不起多少来，俟以后遇机再述。高语罕常于清晨到我家来看我，多为党务。彼时（民十三国民党改组后）国共合作，并为一家，海外与广东相呼应，故不因其C.P.而远之，但我素来反共，而它中毒已深，所以表面上虽亲热，实则貌合神离。老高年近四十，发已微白，近视眼，十足地学者风度，稍有酸气。同志们也叫它‘高老头子’，浑名又叫做‘五姑娘’。它有一天对我说：‘××（它总是只呼我名，不带姓）昨夜实在熬不住，又**一次。’虽可发笑，但不失其为老实话，并证明它无桃色事件。此老性亢直，火气甚盛，名为语罕，而言多善辩，恰得其反。凭良心说，它是一个苦干的脚色，苟非为马克思所惑，倒是革命队伍里的一员勇将哩……”